言中山而伸政见：近百年中国共产党纪念孙中山的政治意蕴变迁
张卫明
（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纪念孙中山，在持续塑造孙中山政治符号的同时进行切合时局的政治动员。不同时期的孙中山纪念承载着旨趣迥异的政治诉求：大革命时期推进国共合作、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土地革命时期抨击国民党背叛革命、形塑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革命合法性；抗日解放时期广泛动员全民抗日、力促民权民生改革；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反对霸权主义、共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后凝聚现代化建设共识、共圆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孙中山纪念的政治意蕴变迁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孙中山符号凝聚政党认同、国家认同、信仰认同的持续张力。伴随着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革命精神、建设梦想的继承和超越，中国共产党推行一系列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政策、理论和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前进。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纪念；政治符号；政治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1世纪以来，随着新文化史的崛起，复兴中的政治史研究在“宏大架构”和“宏大叙述”之外涉猎节日、象征、仪式、修辞、心理等文化符号，关注文化符号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权力运作。相对于国民党的孙中山纪念研究而言，有关中国共产党纪念孙中山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①。就时段而言，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孙中山纪念活动，而对大革命至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纪念相对缺少深入的观测，实有局部研究和碎片研究之憾。就内容而言，相当部分成果着力于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纪念的史实重建，尽管近两年研究开始探究纪念活动背后的政治认同，却鲜见孙中山纪念背后更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述。由此看来，这一研究课题在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上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正如杨凤城先生所言，“学界把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作为历史对象来研究主要是在21世纪才开始的”[1]，包括孙中山纪念和“七一”纪念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都是新兴研究领域。自孙中山逝世迄今，中国共产党一直通过纪念活动、领导讲话、党报社论、中央文件等方式，实现对孙中山的纪念与阐发。孙中山纪念话语不仅主要集中于孙中山纪念活动，还常与辛亥革命、建党、建国等重大纪念话语相互交织。在不同时期权势转换中，中国共产党纪念孙中山的政治意蕴不断推陈出新。从长时段观测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纪念，梳理不同历史阶段纪念话语所指和政治诉求的变迁，以及由此导致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关联的变化，或可展现中国共产党纪念孙中山的整体样貌。
一、建构革命话语推进革命事业：国民革命时期的孙中山纪念
清末民初，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以推翻封建帝制和肇建共和之丰功伟业，奠定了其在海内外华人世界崇高的地位和威望。早在孙中山去世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维护并塑造孙中山革命形象，凝聚国民革命认同。1925年2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发表蔡和森《孙中山病后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阴谋》，揭露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策动陈炯明进攻广州革命政府、操纵善后会议、故意传播孙中山死耗以达到剿灭中国革命解放运动的阴谋，要求广州革命政府“信任工农武装工农”[2]，共同打倒叛贼陈炯明。28日，《向导》刊载《中山病危与国民党》，称赞孙中山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劝勉全国革命党人于孙中山先生病危之时“不可失望或悲观”[3]，尤须团结革命民众推进方兴未艾的国民革命运动。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中国共产党迅速在纪念中建构革命话语，褒扬孙中山的革命地位。
我国煤炭出口流向主要是销往韩国、日本、台湾等煤炭资源稀缺的亚洲国家。从2013年开始韩国超越日本，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煤炭出口国。2017年，中国出口韩国煤炭343.6万吨，约占中国出口总量的42%，出口日本煤炭318.1万吨，约占中国出口总量的38.9%，出口台湾煤炭76.5万吨，约占中国出口总量的9.4%。
李大钊高度评价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在反帝革命话语中追溯孙中山早年的革命经历，将孙中山塑造成中华民族的反帝先驱，梳理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历史，凸显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和将孙中山生前领导的国民革命继续下去的正当性。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4]（第5卷，P125）。李大钊盛赞孙先生的主义是“指导革命进路的南针”[4]（第5卷，P198）。恽代英称孙中山“是中国的伟大的革命导师”[5]（下卷，P645）。张太雷称赞孙中山是中国国民革命“伟大的领袖”[6]。蔡和森认为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标帜”[7]（P729）。瞿秋白提出孙中山将广大劳苦民众聚集于“民族解放和平民政权的旗帜之下”[8]（第3卷，P126），称得上是中国平民革命运动的最早领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指导工人运动的报刊《工人之路》称孙中山为国民革命“最重要的救星”、“最伟大的领袖”[9]。另有“中华民国之慈父”“无产阶级的慈父”之誉称见诸于中国共产党人著述当中。
对孙中山革命精神和伟大功勋的纪念，既是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象征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革命话语不断聚焦革命对象和鼓动革命力量的过程。孙中山曾经教导国民不但要反对列强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这些列强所用的“军阀和买办阶级，及其政党，研究系，安福系等等”[8]（第3卷，P131）。3月14日，陈独秀在悼文中称中山去世暂时使国民革命失去伟大的革命领袖，却不能阻止革命步伐，一切革命分子“更应该加紧奋斗”，团结在国民党之下“继续中山先生革命事业”[10]（第2卷，P854），进一步明确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表达了团结革命力量和推动革命进程的政治诉求。15日，中共中央在向国民党发出的唁电中对孙中山革命事业表达了极深的敬意，希望国民党“仍为中山的革命主义所统一”[11]，并引导一切革命分子更加团结一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阶级愿与国民党协力推进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伟大事业。21日，《向导》第107期设立“孙中山特刊”，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和《中国共产党致唁中国国民党》以及蔡和森《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提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群众协助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继续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瞿秋白《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功绩》、陈独秀《评中山先生死后之各方面》和瞿秋白《孙中山之死与孙中山之敌》三篇文章，不仅剑指国民党稳健派、买办阶级研究系、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等反革命力量，还痛批伦敦《泰晤士报》、巴黎各晚报、日本报纸以及上海《大陆报》、《字林西报》和《时事新报》对孙中山的嘲笑、辱骂、诽谤和诋毁，号召革命分子团结集中到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传扬孙中山的革命意志、主义及理想。《孙中山逝世与广东战况》在纪念孙中山之中号召继续发展革命力量，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使更广大的工农阶级加入国民革命，扫除一切反革命。《政治生活》报则在3月15日连续刊发《中山先生逝世》、《孙中山主义与其遗命》、《中山逝世后反革命派之论调》、《孙中山先生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等文章纪念孙中山，号召继承孙中山主义和遗嘱，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恽代英劝勉广大革命青年铭记与传承孙中山精神，孙中山矢志于民族解放伟业之精神“是永远不磨灭的”[5]（下卷，P652），呼吁他们迅速加入国民党，投身民族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走狗。4月4日，团中央在以“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为题的通告中提出当前紧要工作是在追悼会中“根据中山遗言”推广反帝及废约宣传[12]（第1册，P404-405），以反帝民族主义口号动员和争取左派力量。5月17日《向导》发表《孙中山死后国民党之前途》，要求国民党断然开除反对国民革命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右派而使自身成为“真正劳农平民群众的政党”[13]。10月31日国共合作共同领导下的中华全国青年总会的机关报《中国学生》号召全国国民“应一致秉承孙中山先生之革命遗教努力从事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反抗帝国主义之运动”[14]，反对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媚外残民的军阀。12月13日《政治周报》刊登毛泽东以笔名“子任”发表的《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一文，阐明孙中山与苏联一直存在友好关系，提出中苏之间还将继续互助合作，“共同打倒帝国主义”[15]。1926年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士兵“为中山主义而奋斗”[16]，打倒帝国主义及走狗军阀，造就中国之自由平等。《向导》发表《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17]，针对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分裂和反动势力的反赤运动，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及反动的知识阶级，号召国民党左派和全中国的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破坏中国民族革命的反赤运动。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和工农运动持续深入，阶级分化加剧反映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当中。1927年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中，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怎样纪念孙中山》，明确提出“团结革命的左派”、“反军阀”、“反帝国主义”、“打倒买办官僚地主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反对一切与敌人妥协及反对民众利益的右倾势力”等口号[18]。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纪念中不断动员包括国民党左派、工农商学兵在内的一切革命分子，打倒包括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官僚地主劣绅在内的一切反革命势力。
孙中山不断吸收世界进步思想，提出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内的新三民主义，积极融通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由此深得中国共产党的推崇。《工人之路》刊文《纪念孙中山的意义》指出，纪念孙中山唯一的意义在于铭记和践行孙中山解决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方法，尤其是“联合苏俄和共产党合作及拥护工农群众”的政策[9]。李大钊认为将国民革命运动立足于本国工农民众的同时通达于世界革命，是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伟大功绩”[4]（第5卷，P131）。中国国民革命有了孙中山的指导才进入了世界革命的正轨。三民主义作为代表被压迫阶级向压迫阶级实行阶级斗争的一种主义，“是包含了阶级斗争的”[19]。孙中山不仅是领导中国的民族，并且领导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促成全世界革命的实现和成功”[20]。基于革命性趋同，“列宁主义者可说就是中山主义者；中山主义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4]（第5卷，P122）将孙中山与马克思、列宁并举，足见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推崇备至。后起之省港大罢工、湘赣鄂民众援助北伐、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世界工人拥护中国革命的行动皆是“由于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和扶植工农的革命政策实际应用之结果”[18]。自孙中山逝世后的连续三年纪念中，中国共产党相继发表的《纪念孙中山的意义》、《怎样纪念孙中山》、《怎样才能获得工农》等文章，不断拥护和巩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保革命道途不因反革命势力内外夹击而中道夭折。
纪念孙中山的宗旨在于弘扬孙中山革命精神推进中国革命事业。早期共产党人韩麟符坦承：“我们哀悼中山先生多是为了革命工作之前途”[21]。中国共产党主动从孙中山纪念中不断诠释继续革命的合理性和紧迫性。赵世炎号召中国革命的民众应聚集在孙中山民族革命标识四围“为民族革命而工作”[22]。瞿秋白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中国平民应当“集中到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8]（第3卷，P135），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卖国卖民的民贼。李硕勋认为，纪念孙中山，就必须遵守孙中山遗言，依照孙中山的“主张与方略”，努力颠覆帝国主义与军阀武人的统治[23]。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对立面继续存在，孙中山精神和国民革命运动就长期具有天经地义的正义性和正当性。蔡和森为此专门做出理论上的阐释：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不会因孙中山的去世而终止，“只有打倒了帝国主义与军阀，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才会终止”[7]（P720）。
选取我院2017年3月-2018年3月期间收治的急性阑尾炎患者60例为研究对象,均分为两组,每组30例,其中,对照组男17例,女13例,年龄在22-75岁,平均年龄为(37.21±1.25)岁;观察组男18例,女12例,年龄在23-76岁,平均年龄为(37.26±1.24)岁。两组在(年龄、性别)等方面,统计学无意义(P>0.05)。纳入标准:依据WHO中关于急性阑尾炎的诊断标准[2],确诊为急性阑尾炎患者;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不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精神疾病者。
在三民主义论说的深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继承和超越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不仅认定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之所必需，而且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中发展革命的三民主义[37]。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正式阐释新民主主义理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性质、地位、任务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理论内容进行了科学论述，系统批判了反动观念或左倾思想，科学阐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与区别，提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趋势是社会主义。1940年“七一”纪念中，中国共产党不仅重申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且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38]，同时也强调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共产主义以及自己的组织。1941年4月30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根据孙中山三民主义、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提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39]，提出团结抗战之总方针，规定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群众团体按照“三三制”组织抗日民主政权，保证抗日民众的自由民主权利以及一系列保障民生政策，将新民主主义对三民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落实于民族民主革命实践当中。
二、抨击国民党叛变革命形塑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革命合法性：土地革命时期的孙中山纪念
国民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在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中，明确表达对国民党妥协软化的不满，要求继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执行孙中山的遗嘱遗言。陈独秀在孙中山逝世二周年之际，指出国民革命迅猛强盛“是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结果”。自“四一二清党”后国民党右派公开彻底与中共决裂，凡是革命分子都“应该坚决的继续遵守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遗嘱与遗言”[10]（第2卷，P1220-1223），继续革命才是真正纪念孙中山。即便在策划一系列武装暴动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仍要求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打倒反革命的三民主义。恽代英声称中国共产党纪念孙中山先生，就是要攻击“对于三民主义中东方文化、阶级妥协的理论”，打倒“利用孙中山先生的偶像以厉行反革命的中国国民党”[5]（下卷，P1009）。瞿秋白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转入新的时期即土地革命，可以说是“革命进一步的实现三民主义要求的时候”[24]，而国民党右派却背叛三民主义、反对国民革命。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强调：革命逐步得着胜利的原因在于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领导下革命联盟勇猛前进，中国共产党严厉揭发国民党右派以孙中山名义出卖革命的行径，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合作为“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25]。中国共产党仍然积极评价和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把批判矛头指向国民党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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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民党篡改三民主义，将孙中山的招牌变成了反对劳动群众的工具，还假三民主义之名，驱逐共产党员，屠杀工农，实施反革命政变。中共揭露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宁可出卖党的主义，污辱孙中山先生的遗嘱”[12]（第3册，P41-42）的反革命真面目。10月，瞿秋白在《“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中断言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事实上是屠杀和欺骗民众的主义”[8]（第5卷，P44-53），国民党帮着豪绅资产阶级在全国大施屠杀，推行反民族反民权反民生的三反主义，成了中国革命失败的罪魁。中国共产党必须发动工农民众，向地主资本家实行阶级斗争的革命方法，组织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以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为核心的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模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与支持，也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支持，因此积极改革高校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与方法、实验室的利用、实习基地的建设等，这些改革成果对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仍然有很多企业和单位反映，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仍然是薄弱的地方。本文研究“3+1”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找出其中的问题所在，提出建议，为今后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提供借鉴和参考。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们隔山隔水，但却觉得没有距离，有时候，我们亲昵缠绵，却发现相距万里。
面对国民党利用孙中山三民主义推行意识形态宣传，中国共产党人高举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旗帜，从理论上批评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以便在思想上、理论上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划清界限，表现出超脱三民主义的趋势。12月，瞿秋白在《三民主义倒还没什么?》中指出，工农群众依然认可“民族解放、民众政权、民生改善”的革命任务和革命主张，还要求加以清晰的阶级的内容，并以实际的斗争来求其实现，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治和土地革命实行劳动法”，以隐晦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三民主义的认同。之所以不能公开承认三民主义，是因为国民党公开地使三民主义反革命化，实施卖国屈辱的政策，建立新军阀专政，以三民主义屠杀压迫工农群众，导致三民主义“已经不能当做革命的口号看待”。工农认可孙中山三民主义指出的三大任务，但绝对不能再要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进行苏维埃革命，树立新的“真正革命”的旗帜，即“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旗帜”[8]（第5卷，P137-138）。随后，瞿秋白陆续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民权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等文章对三民主义展开全面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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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后，中国共产党深入开展三民主义批判工作，宣扬无产阶级革命思想。12月31日，《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对国民党的工作》严重命令各级党部“根据中央的策略和布报的文章在理论上批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国民党一切反革命的决议和宣传”[12]（第3册，P589），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及其军队，向群众提出反国民党的口号。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中要求党应当同三民主义“作坚强理论上的斗争”[12]（第4册，P417）。10月《中央宣传部双十宣传纲要》进一步扩大宣传“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新的革命任务是既“驱逐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地主”又“反对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建设真正民主共和的苏维埃中国”等内容[26]。1929年6月，《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的宣传工作任务是“扩大党的政纲的宣传特别要注意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武装暴动与土地政纲”，“加紧反军阀战争及争取群众政治自由的宣传”，“加紧国际的宣传特别是要宣传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注意从事实与理论上反三民主义与反改良主义的宣传”，“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并且要宣传到工人群众中去”，“特别要注意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等内容[12]（第5册，P252-262）。反三民主义和反改良主义成为土地革命时期既定的革命宣传内容之一。
随着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共产党敏锐意识到革命任务和对象的变化，开始恢复对孙中山的正面评价，展开动员全民抗日的宣传。1936年6月，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中号召继承孙中山先生“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12]（第11册，P46），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中国民族解放神圣事业共同奋斗。8月，中国共产党致函国民党，号召在“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及三大政策之下结成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27]（第1卷，P431）。再次以孙中山为民族主义符号动员各党派各阶层联合抗日。
三、广泛动员全民抗日力促民权民生改革：抗日解放时期的孙中山纪念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最初针对国民党背叛三民主义而引发反对三民主义的理论斗争。随着三民主义成为反革命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必须迅速对三民主义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27]（第3卷，P275），以批判斗争而非正面纪念的非常方式，实现对三民主义的继承和超越。尽管这一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在革命任务中增加了反对国民党统治、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土地革命的革命内容和社会主义革命前途，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依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三民主义斗争中延续下来，如反帝联苏，以工农为革命力量展开工农暴动、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以至于后来毛泽东强调土地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实践着新三民主义，“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就是彻底的民生主义。”[28]（第2卷，P368）虽然对三民主义进行猛烈轰击，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所开辟的革命道路上继续开拓，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联合工农、建立苏维埃政权，实现“耕者有其田”，积极塑造革命领导者的形象，不断动员民众的政治认同，形塑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领导工农革命的合法性。
他是最会讲“段子”的科普达人，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明星专家。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并承担了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的编写工作；
中国共产党申明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致性，在孙中山生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即科学共产主义帮助三民主义革命化，在孙中山死后切实执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3月8日，延安的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刊登《纪念马克思与孙中山》一文，指出中国现实的历史规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为三民主义的贯澈实现而奋斗”[33]。13日，《新中华报》发表《纪念孙中山和马克思》，阐释二者在指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一致性，号召“马克思主义者与三民主义者精诚友爱的合作”，特别强调巩固和扩大国共“长期合作”[34]。同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中山先生与三大政策》，在阐释革命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引申出抗战时期必须坚持的原则：苏联是中国的“良友及与国”[35]，国共合作仍是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的根本保证，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参加抗战。1940年3月12日纪念孙中山去世十五周年，《新中华报》在社论《纪念两个伟人孙中山和马克思》中提出，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上“密切的合作起来”，共同成为中国人民奋斗的“指针和旗帜”[36]。
在抗战前期的孙中山纪念中，中国共产党倡导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扩大抗日话语权。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宣传大纲中申明，革命的三民主义是“与共产党的主张相容的”，中国共产党主张“恢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弘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精神”[12]（第11册，P172），将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在革命的三民主义基础之上。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强调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之于抗战救国的重要性，号召全国同胞为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和人民幸福努力奋斗。9月25日，党中央指出国共初步合作后的努力方向是：“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29]。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举行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纪念大会上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革命功绩，指出纪念孙中山要特别注意三民主义、统一战线和艰苦奋斗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号召在“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领导下”齐心抗日[27]（第2卷，P111-115）。同日，周恩来在纪念文章《怎样纪念孙先生的伟大》中提出，纪念孙中山先生，应该学习他的百折不屈的革命精神，将三民主义的政纲作为全国各党各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纲领”[30]。边区各界召开纪念孙中山逝世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广泛动员以孙中山为政治象征的民族主义认同，拥护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拥护统一的国民政府，加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31]，共同抗日。1939年2月25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在《关于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的通知》中号召学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坚持统一战线，拥护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32]，为三民主义在新中国的实现而奋斗到底。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孙中山积极建构革命话语，在塑造孙中山集体记忆中不仅将孙中山奉为国民革命象征，而且不断强化革命事业的正义与伟大，力图在新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的政治基础上联合国民党和广大革命分子，共同完成中国国民革命事业。
新民主主义对三民主义的继承和超越，源于纪念孙中山所激发的理论自觉，又通过孙中山纪念固定下来。194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之际，《解放日报》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认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型的民主政权——广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发展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表现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他所审订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并使理论与中国当前的实际有更好的联系，针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要继承并发扬“合理的精华”和“有益的传统”[40]。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完成从契合到超越的转折，直接反映在重新评价孙中山及三民主义。毛泽东强调要用历史辩证法的眼光来看待孙中山，既要继承孙中山思想中好的东西的同时，也要明白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区别，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41]。此后的“双十节”纪念中，中国共产党强调“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新民主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才是中国唯一的道路”等内容，扩大“新民主主义”宣传。
面对抗战中后期国民党革命性的退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孙中山纪念着重强调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反映出国共关系从“以团结求合作”到“以斗争求合作”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国民党“如果不执行三民主义中之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42]，依然压迫民众，依然限共反共，是断不可能推动抗战实现的。因此，批判国民党假宪政、真反共，要求人民作主的民主政治。边区政府纪念辛亥革命时提出“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实为当务之急[43]，反对取消中国共产党政权和军队。中国共产党人纷纷发表纪念辛亥革命、双十节和孙中山逝世的文章，如《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从旧的专制到新的民主——纪念辛亥革命三十二周年》《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纪念三十二届双十节》《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等，要求国民党切实实行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从民主途径解决国共关系，推行民主宪政和民生改善。1943年3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中山先生的民族解放事业还远未完成，“而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工作，更只在抗日根据地得到成绩。”[44]与大后方专制独裁和民生凋敝形成鲜明对比，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民众（除汉奸外）享有民权自由，组织“三三制”政府，实行革命民权，同时开展劳动互助，生产节约，救灾备荒，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普及教育，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减轻人民负担，改善工农生活等政策，“更无一不合乎民生主义的原则”[45]。1943年至1944年《解放日报》刊登《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创立廿三周年》、《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加强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等文章，申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成为抗战建国的实际推动者，其关键就是落实了民主政治和民生建设，坚持三民主义和团结抗战。194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解放日报》发表《纪念孙中山批判蒋介石》，在纪念孙中山革命主义精神中要求结束“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和失败主义的独裁统治”[46]，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可靠的团结，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成立联合政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到来，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纪念话语有了新的表达：孙中山革命先驱地位继续得到推崇的同时被不断赋予“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开拓者”和民族复兴先驱的新内涵[69]，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赋予孙中山纪念新的时代意义，纪念主题逐渐转向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孙中山建设梦想的巨大超越，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和对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担当。
同时中国共产党表明自身的政治立场，论证中国共产党才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者。正如徐特立在《从今日回忆辛亥革命》文中所说：自清党后，中国国民党名存实亡。真正继承辛亥革命精神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而非其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中国的解放历史任务，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51]。中国共产党既通过反美宣传张扬反帝、联合苏联的民族主义要求，又通过宣传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权建设以彰显民权主权、民生主义立场，使中国民主人士认识到解放区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基本根据地。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的进攻，被《人民日报》定性为“是消灭孙中山三民主义正义主张”[52]，使三民主义不能在中国全国实行。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纪念文章[53]，动员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发扬中山先生推翻满清的革命精神，共同打倒蒋介石，驱逐美帝国主义，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定期举行孙中山纪念活动。据张海鹏先生研究：除了每年例行纪念外，“每逢10年对孙中山的生辰和忌辰以及对辛亥革命都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55]。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不断申明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革命思想及事业继承和发展，将民主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远远超越孙中山的革命理想。纪念孙中山的话语表达及其政治诉求反映阶段性的政治任务，兼有宣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大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斗争等政策。
四、反对霸权主义共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孙中山纪念
抗日解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孙中山纪念，不断塑造革命导师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象征符号，借助阐发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表达广泛动员联合抗日和推进民权民生改革的政治诉求。面对抗战救亡的严峻形势，中共在纪念活动中提出“团结一致”、“拥护蒋委员长”、“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等内容。为了配合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和没收地主土地，将“彻底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民众生活的改善”视为巩固并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保证[54]，在陕甘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实施普选民主制度和民生改善政策，广泛争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政治认同。抗战后期直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纪念活动中持续伸张对“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诉求，最终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并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一系列政策的展开如坚持打胜日本强盗的民族政策；建设完全民选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减税、改善工人生活等民生政策，无不彰显“中国共产党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实最彻底的实行者”[28]（第3卷，P105-108）。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对革命的三民主义认同、诠释和创新，实现新民主主义对三民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双重超越。
建国后至三大改造前，有关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的叙述突出了孙中山的反帝爱国思想，发出联苏反美、保家卫国、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等政治动员。1949年11月举行建国后第一次孙中山诞辰纪念。粟裕指出，孙中山在十月革命后决意“以俄为师”，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人民，按照孙中山遗嘱对于中苏“两国同盟者必须手携手的走向胜利”的革命理想建立了新中国，纪念孙中山就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放全中国，巩固人民胜利的成果”[56]。1950年李济深在孙中山先生诞辰八十四周年纪念大会号召学习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贯彻中山先生反帝救国的革命主张，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57]。1951年南京各界代表在孙中山逝世二十六周年纪念会上号召人民继续发扬孙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并在实际工作中支持农民完成土地改革，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粉碎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匪帮破坏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阴谋”[58]。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日，李济深强调纪念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精神”[59]，就该更深切领会毛主席“一边倒”的政策，继续推动反帝爱国事业，反对美帝国主义攻打邻邦朝鲜和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1952年11月12日，孙中山八十六周年诞辰纪念会要求传扬孙中山“以俄为师”的革命精神，“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伟大友谊”[60]，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953年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十八周年大会要求遵循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遗教，“进一步向苏联学习”[61]，为彻底完成一九五三年的国家三大任务而努力。1954年孙中山逝世二十九周年纪念会号召发扬“孙中山‘以俄为师’和不断求进步的精神”[62]，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以及各级党政的统一领导下，为贯彻实施总路线、努力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1955年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十周年时的董必武讲话、《人民日报》社论和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时的林伯渠讲话、《解放日报》社论，一再重申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号召效法孙中山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和解放台湾、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贡献一切的力量。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的孙中山纪念，不仅继续强调“反美联苏”，而且突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两大主题。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缅怀孙中山“领导推翻封建帝制、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贡献[63]，重申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要求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统一台湾。1956年孙中山先生九十诞辰纪念和1958年孙中山诞辰九十二周年纪念，都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三方面揭示社会主义及三大改造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超越”[64]，宣扬了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抗美援朝、民族平等、人民代表大会、土地改革、三大改造等政策。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领导中国的革命，由民主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65]。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进一步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更伟大的胜利，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最后统一而奋斗”[66]。
60年代初期中苏交恶，苏共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引起中国民族主义反弹。反对“美帝国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迅速成为孙中山纪念话语的核心语汇。1965年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九年大会提出，纪念孙中山先生，就要发扬孙中山先生“敢于革命，敢于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67]，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坚决反对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的现代修正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做贡献。同年11月，刘少奇高度评价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贡献和新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要求继承孙中山“敢于革命，敢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同时把反帝反修斗争进行到底，为彻底实现孙先生的“打倒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理想”而奋斗[68]。
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中重新阐释孙中山革命精神、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强调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遗志，领导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对外宣传“反美联苏”以及“反美反修”的意识形态，对内共襄革命建设。孙中山纪念强调对孙中山革命理想的超越，同时动员全民发扬孙中山革命和爱国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积极拥护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斗争等。
五、凝聚现代化建设共识共圆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改革开放以来的孙中山纪念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拒绝按双十协定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执意武力一统中国。在孙中山纪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揭露国民党卖国独裁统治，号召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的统治。1945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三十四周年纪念和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解放日报》分别发表《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和平建设——纪念辛亥革命三十四周年》[47]和《纪念孙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48]，阐发孙中山革命精神及其遗志，抨击蒋介石政权对解放区的进攻，揭露其发动反民主反人民的内战，提出“和平、团结、民主”三大政治口号和建立独立、自由、富强新中国的目标。194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二十一周年，中国共产党批判国民党法西斯派“革新运动”是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的“反苏、反共、反工农、反一切民主党”改革，要求实行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协议[49]。齐野在《不能污辱中山先生》中怒斥国民党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假借孙中山的名义，“残酷的压迫人民”[50]，随意肢解孙中山的主张与学说。国民党内法西斯派完全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背离孙中山精神。
1980年3月12日，屈武在纪念孙中山逝世五十五周年文章中指出，现在我国革命事业的成就，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孙中山先生原有的理想，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就是要实现孙中山当年所提“中国建设一定会出现大跃进局面的预言”[70]和中国迎头赶上世界最发达国家的梦想。1981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社论中肯定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未竟的革命事业，在辛亥革命后70年间实现并大大超过孙中山先生和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革命理想，现在朝着社会主义强国宏伟目标奋斗就是要“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71]。198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彭真在大会讲话中肯定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正在实现和超越孙中山设想，“孙中山在九十年前提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现在已经含有新的意义”[72]，全国一切爱国力量更应当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人民日报》社论在叙述孙中山革命斗争历程中赞扬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的革命主张，孙中山建设中国构想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中都已成为现实甚至被极大的超越，矢志“振兴中华”的孙中山实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最伟大的先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就是“为了实现复兴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宏伟目标，共同奋斗”[73]。1996年11月12日，江泽民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称，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孙中山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合作者和继承者”，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甚至进化为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孙中山“振兴中华”的目标和现代化中国愿景“正在一步步地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甚至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了他的设想”[74]。2006年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称颂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强调作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应当铭记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夙愿，继续把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75]。2016年，习近平在《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了孙中山未竞事业，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转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践充分说明，只要道路正确、理论正确、制度正确、文化正确，就能实现“中国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共同富裕”[76]，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这一时期，有关“祖国统一”的话语一直出现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纪念活动之中，作为完成孙中山统一中国遗志和实现“国富民强”、“振兴中华”梦想的内在要求而提出。
在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孙中山诞辰纪念中，孙中山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奋斗精神、国家统一观念、振兴中华梦想和世界责任意识等等进步思想，作为积极因素被持续“唤醒”，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重大问题的反思逐渐成熟，纪念活动话语将孙中山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紧密联结起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实践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孙中山思想的巨大超越。199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提出纪念孙中山先生，要学习和发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高举振兴中华的伟大旗帜，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77]，为中华民族的富强、民主、文明而努力奋斗！2001年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活动强调：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78]，认真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200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提出，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辈振兴中华的夙愿、将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75]。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比孙中山振兴中华梦想更为宏大的“中国梦”目标。“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理想已经融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叙述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79]，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除了读语文课本和教参，还要“读课”。我从小学语文资深教研员那里，刻录了全国小学语文著名特级教师的教学光碟，以及全国小学语文赛课一等奖获得者的教学录像，每天都看，每天都琢磨。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是支玉恒老师的《第一场雪》《太阳》，靳家彦老师的《一个这样的小村庄》，贾志敏老师的《贾老师教作文》系列等，这些名师教学风格各异、自成一体，或睿智大气，或循循善诱，或娓娓道来，无不令人神往。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孙中山革命思想、革命事业的不断叙述和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一再重申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合作、继承和发展。同时，在发掘孙中山“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开拓者”形象的过程中，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对孙中山救国救民、振兴中华、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建设思想的继承、实现与超越。由此塑造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无论革命事业抑或建设理想的全面继承和超越的共识。也正是在此共识之下，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及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凝聚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认同和信仰认同。为了适应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纪念中深入挖掘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统一中国、奋斗进取、天下为公、复兴民族等精神遗产并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
本想有一番作为的“黄金时期”被荒废，其家人也受到牵连。汤甲真虽身心俱惫，但坚信终有一天会“重见天日”。
六、结 语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延续着对孙中山的纪念，逐渐形成思想丰富和诉求多元的孙中山纪念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不断传颂孙中山精神，持续性地唤起民众对孙中山反帝反封革命事业的历史记忆。纪念孙中山的活动，既是建构中国民主政治象征的过程，同时也是强化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包括苦难史、屈辱史和抗争史）的过程。政要发言、领袖文稿和党报评论不断叙述着由“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专制—民主”、“内忧外患—国泰民安”、“落后—进步”、“汉奸—英雄”、“卖国—爱国”、“反动—革命”、“侵略—抗争”、“衰败—复兴”、“分裂—统一”、“贫弱—富强”等一系列蕴含强烈对比的政治启蒙语汇交织构建起来的近代中华民族奋斗史；通过政治规训下的集体追忆，将个体命运整合进民族动员的宏大叙事中，引导民众对以孙中山为源头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的认可与接纳。
纪念孙中山，不仅在于形塑“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的意义[80]，更重要还在于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81]，即联合工农推翻封建专制并且开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事业的进路。中国共产党一再重申领导民众革命的正确性，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故而对孙中山的评价，总能置于民族和革命的高度加以定位，出现如“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之类的赞誉。
但据《明英宗实录》卷四，宣德十年(1435)“初，尧民同清等督兵造漕舟于松花江，并捕海青”。这是刘清第四次来船厂，之所以这次没有刻石记功，是因为这次来船厂时间很短就在任上被捕而未来得及像以往那样刻字留念。
正可谓言中山而伸政见。由于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对象和任务各有歧异，中国共产党纪念孙中山的话语表达与政治诉求随之与时俱进。通过对孙中山思想的持续性“局部唤醒”和延展性阐释，不同时期孙中山纪念的政治意蕴各有所指：大革命时期，借助新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主动建构革命话语，积极推进革命事业；土地革命时期通过抨击国民党三民主义，抨击国民党叛变革命，形塑中国共产党革命合法性；抗日解放时期宣扬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表达广泛动员全民抗日、力促民权民生改革的政治主张；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间，再度重新解释新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共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后，全面唤醒孙中山思想的积极因素，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新三民主义的巨大超越，发出凝聚建设共识、共圆复兴梦想的召唤。通过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阐释及创新，不断表达顺应时代的政治主张，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孙中山符号凝聚政党认同、国家认同、信仰认同的持续张力。孙中山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长期被中国共产党推崇，并以之集聚海内外各方力量，推动中国革命建设进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基于对时局、民心的把握、引导，中国共产党透过孙中山纪念表达出的政治诉求持续地获得正当性，起着政治动员、政治整合的作用。
近百年孙中山纪念及其政治意蕴变迁承载着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的历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载体。在孙中山纪念话语中，有关先行者孙中山和继承者中国共产党的追述，一直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存在极大关联，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渊源有自。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和共产国际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确立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帮助三民主义实现革命化。继而于孙中山逝世后将孙中山塑造为国民革命象征，视中山主义为马列主义，巩固和扩大三民主义旗帜下的统一战线，号召继续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事业。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三民主义的退化，中国共产党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用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学说批判国民党三民主义，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进行反帝联苏、领导工农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践行着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在抗日解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导下，克服了对三民主义基本否定的错误倾向，视孙中山为民族民主革命象征，在理论上将新三民主义纳入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下实现融合与超越，在实践中要求在革命的三民主义基础上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立为走向抗战建国道路的行动方针，持续表达民主政治和民生改善的政治诉求，于时局变化中实现由联蒋抗日到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的转捩。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强调自身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合作者、继承者和发扬者，在孙中山纪念中不断提及共和国初期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一再证明社会主义之于三民主义的优越性，动员拥护毛泽东思想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政策。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通过对孙中山“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开拓者”身份的重新发掘及以新三民主义为核心的进步思想的全面唤醒，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对孙中山有关建设中国的理想、目标、蓝图的继承、实现和超越，号召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奋斗、统一、建设等等进步思想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孙中山纪念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纪念孙中山的过程，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契机和重要历程。孙中山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以及孙中山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亲疏离合，为中国共产党继承和超越孙中山思想提供了可能性。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努力，融入于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进步思想的持续唤醒和延伸超越当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与时俱进。
注：
①张海鹏《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与评价》（《党的文献》2001年第5期）和《中国大陆如何纪念孙中山？》（《中国经营报》2016年12月12日）梳理建国以来每十年一次的孙中山纪念活动，较早关注不同年代纪念和评价的变化；朱进芳《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评价及启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3期）着重探讨建国以来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历代领导人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评价话语；罗国辉、邵雍《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孙中山纪念活动》（《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研究抗战时期孙中山纪念活动的类型、形式、特点及战时动员作用；王连生《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建构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历史记忆》（《南都学坛》2011年第11期）考察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所作的基本评价，揭示中国共产党建构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历史记忆的政治目标；靳燕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纪念与评价》（（《湘潮》2015年第2期））、《延安时期中共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纪念的主题研究》（《湘潮》2015年第8期）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举办孙中山纪念活动、形式、主题及评价；靳燕凌、王进《抗战时期国共双方辛亥革命及孙中山纪念活动比较》（《改革与开放》2016年第13期）比较抗战时期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举行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纪念活动的异同；潘大礼、黄兆《建国前中共党人对孙中山的纪念》（《南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探讨建国前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孙中山的内容和意义；王楠《论民国时期中共对孙中山符号的界定与阐释》（《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5期）分析民国时期中共对孙中山符号态度和解释的变迁，对孙中山符号超越党派的民族主义象征功能有独到理解；刘芳、张义成《评析<新华日报>纪念孙中山的文章》(《新闻战线》2016年第4期)通过分析研究《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纪念孙中山文章，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在追溯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和革命思想的同时传达政治理念和政治诉求；熊秋良《新中国成立以来孙中山诞辰“逢十”纪念活动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逢十”诞辰纪念的组织规格和表达形式，探讨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与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熊秋良《论大众传媒对历史记忆的表达——以建国后孙中山“逢十”诞辰纪念活动为考察对象》（《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以新中国成立后大众传媒对孙中山“逢十”诞辰纪念活动的参与和策划为样本，从实证角度探讨大众传媒对孙中山记忆的唤醒和再现，强化孙中山记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契合；仝华、岳从欣《对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重要文章和讲话的历史考察——以1956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文章和讲话为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年第1期）探讨 1956年至 2016年间中国共产党领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话语表达；周晓辉《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对孙中山的纪念与评价》（《红广角·党史与文献研究》2017年第1、2期）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孙中山的程序和仪式，从中表达政治主张、传递政治信息、凝聚历史共识；杨柠聪《党和国家领导人纪念孙中山诞辰讲话的三个特点》（《南方论刊》2017年第11期）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历史评价、精神传扬和继承超越；郭辉《新中国成立以来纪念活动中的“孙中山”叙述》（《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孙中山纪念话语的时代演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1期）和《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从政治、国家、民族的诉求表达揭示共和国时期孙中山纪念话语内涵主旨的变迁。此外，部分记忆史专著亦有涉猎，如童小彪著《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魏建克著《文本话语与历史记忆：1921—1951年中国共产党的“七一”纪念》（人民出版社 2012年）；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可谓中国共产党纪念史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个案研究涉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纪念、十月革命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辛亥革命纪念、抗日战争纪念、建党纪念、新中国国庆纪念，但未将跨时较长的孙中山纪念列为专章阐述。国外学者则在研究孙中山、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问题时有部分涉及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纪念活动，如（日）池田诚《孫文と中国革命——孫文とその革命運動の史的研究》（京都：法律文化社1983年）探讨两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及三民主义之认识、评价与意义。
参考文献：
[1]魏建克.文本话语与历史记忆：1921—1951年中国共产党的“七一”纪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
[2]孙中山病后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阴谋[N].向导，1925-02-07.
[3]中山病危与国民党[N].向导，1925-02-28.
[4]李大钊.李大钊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恽代英.恽代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张太雷.张太雷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09.
[7]蔡和森.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9]纪念孙中山的意义[N].工人之路，1926-03-12.
[10]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1]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资料[C].韶关：新丰县印刷厂，1984.175.
[1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3]孙中山死后国民党之前途[N].向导，1925-05-17.
[14]此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使命[N].中国学生,1925-10-31.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725-726.
[16]孙先生逝世一周纪念与省港罢工[N].工人之路，1926-03-12.
[17]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N].向导，1926-03-17.
[18]怎样纪念孙中山[N].中国青年,1927-03-12.
[19]三民主义与阶级斗争[N].工人之路，1926-03-12.
[20]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工农阶级[N].工人之路，1926-03-13.
[21]中山逝世后反革命派之论调[N].政治生活,1925-03-15.
[22]孙中山主义与其遗命[N].政治生活,1925-03-15.
[23]纪念孙中山[N].中国学生,1926-03-12.
[24]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N].向导，1927-05-08.
[2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N].向导，1927-07-18.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44-651.
[2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9]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43-44.
[30]怎样纪念孙先生的伟大[N].新华日报,1938-03-12.
[31]边区各界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宣言[N].新华日报,1938-04-02.
[32]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C].西安：西安新华印刷厂，1994.204-206.
[33]纪念马克思与孙中山[N].解放,1939-03-08.
[34]纪念孙中山和马克思[N].新中华报,1939-03-13.
[35]中山先生与三大政策[N].新华日报,1939-03-13.
[36]纪念两个伟人孙中山和马克思[N].新中华报,1940-03-12.
[37]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N].新中华报,1939-06-30.
[38]光荣奋斗的十九年[N].新中华报,1940-07-05.
[39]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年-1941年）[M].西安：西安新华印刷厂，1994.353-356.
[40]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N].解放日报,1941-07-01.
[4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第48 辑）[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21.
[42]抗战胜利的唯一保证[N].新中华报,1940-07-05.
[43]边区政府筹备热烈庆祝国庆节[N].解放日报,1944-10-04.
[44]孙中山先生逝世十八周年纪念[N].解放日报,1943-03-12.
[45]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N].解放日报,1944-03-14.
[46]纪念孙中山批判蒋介石[N].解放日报,1945-03-12.
[47]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和平建设——纪念辛亥革命三十四周年[N].解放日报,1945-10-10.
[48]纪念孙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N].解放日报,1945-11-12.
[49]国民党改革问题的两个道路——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廿一年[N].解放日报,1946-03-12.
[50]不能污辱中山先生[N].新华日报,1946-03-12.
[51]从今日回忆辛亥革命[N].人民日报,1947-10-15.
[52]马西努谈话：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是进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N].人民日报,1946-08-09.
[53]林伯渠同志双十节号召发扬辛亥革命精神打倒卖国贼蒋介石[N].人民日报,1947-10-12；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杂志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专号所写的论文）[N].人民日报,1948-11-07.
[54]非常时期和非常的任务[N].新中华报,1937-04-06.
[55]张海鹏.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对孙中山的纪念与评价[J].党的文献,2001，（5）：62.
[56]纪念孙中山诞辰 南京各界代表昨谒陵 粟裕将军献花后作简短演说[N].人民日报,1949-11-13.
[57]民革中央集会 纪念孙中山诞辰 民革华南工委亦集会纪念[N].人民日报,1950-11-13.
[58]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集会纪念孙中山忌辰 饶漱石等瞻仰孙中山先生上海故居 南京各界及各民主党派代表谒中山陵[N].人民日报,1951-03-13.
[59]纪念孙中山先生要为贯彻今天的中心任务而奋斗[N].人民日报,1951-11-12.
[60]民革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南京各界代表谒中山陵上海各界代表瞻仰孙先生故居[N].人民日报,1952-11-14.
[61]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十八周年纪念日 宋庆龄等前往中山先生故居献花 民革举行纪念会 南京各界谒中山陵致敬[N].人民日报,1953-03-13.
[62]民革举行孙中山逝世二十九周年纪念会[N].人民日报,1954-03-15.
[63]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的开会词[N].人民日报,1956-11-12.
[64]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实现了——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诞辰并告在台湾的军政人员们[N].人民日报,1956-11-02；纪念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N].人民日报,1956-11-11；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万岁——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二周年[N].人民日报,1958-11-12.
[65]纪念伟大的革命领导者孙中山先生[N].人民日报,1956-11-10.
[66]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开会词[N].光明日报,1961-10-10.
[67]民革中央委员会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九周年[N].人民日报,1965-11-12.
[68]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刘少奇主席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1965-11-01.
[69]熊秋良.新中国成立以来孙中山诞辰“逢十”纪念活动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5)：137.
[70]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十五周年[N].人民日报,1980-03-12.
[71]统一祖国 振兴中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N].人民日报，1981-10-09.
[72]彭真在首都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大会上讲话 发扬孙中山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共同奋斗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繁荣昌盛[N].人民日报,1986-11-13.
[73]复兴中国文明的伟大先驱——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N].人民日报,1986-11-12.
[74]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6-11-13.
[75]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6-11-13.
[76]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1-12.
[77]更高举起振兴中华的伟大旗帜——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N].人民日报,1996-11-12.
[78]致公党在京举行座谈会 缅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10-02.
[79]指引方向坚定信心克难前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洪秀柱重要讲话的体会[N].人民日报,2016-11-03.
[80]孙中山之死与孙中山之敌[N].向导，1925-03-21.ө
[81]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86-11-12.
Pushing Political Agenda in Name of SUN Yet-sen: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CPC’s Commemoration of SUN Yat-sen in the Past 100 Years
ZHANG Wei-ming
(College of Marxism,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ZheJiang 310023)
Abstract: In modern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 has constantly commemorated SUN Yat-sen and continued to use SUN Yat-sen as a political symbol to push political agenda in different political situations.The commemoration of SUN Yat-sen in different periods carries different political appeals.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period,it served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National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overthrow imperialism and feudal warlords.During Agrarian Revolution,it served to attack the Kuomintang for betraying the revolution and legitimate CPC’s leadership of the revolution of workers and farmers.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War of Liberation,it served to mobilize people all across China to fight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and promote the reform in civil rights and people’s livelihood.In the 30 years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it served to oppose hegemonism and encourage cooperation in building a new China.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it has served to seek common ground and cooperation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commemoration of SUN Yat-sen highlight the constant effor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strengthening party identity,national identity and belief identity through the symbol of SUN Yat-sen.With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SUN Yat-sen’s new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revolutionary spirit,and construction dream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arried a series of policies,theories and practices that combine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reform,and modernization,pushing forwar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CPC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ommemoration of SUN Yat-sen;political symbol;political identification;sinicization of Marxism
中图分类号： K 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19）02-0146-15
收稿日期： 2019-02-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外交中的国际法本土化运用研究”（16BZS093）
作者简介： 张卫明，史学博士，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周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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