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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0)05-0001-06
一、“对立统一”，发展环境贸易来迎战TBT
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更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一方面对中国产品开放市场，一方面却高筑贸易的技术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简称：TBT），试图以苛刻的技术标准来限制中国产品出口，环保标准就是其中严厉措施之一。TBT的标准几乎使环境与贸易成为两个对立的概念，但是，将两者统一起来，发展环境贸易，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具体的战略措施有以下几点：
1.以“环境标准”作为竞争力要素，大力发展环保产品。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产品的价格、质量和技术含量作为出口竞争力的要素，很少考虑其它标准问题。随着环境保护问题全球化，进出口产品的环保标准越来越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热点。1995年，WTO一经成立就提出了国际贸易“绿色化”的新概念，旨在使国际贸易与全球环境保护取得协调发展。在实践中，各国不约而同地利用贸易措施来达到环保目标，而发达国家则以环保为借口，高筑贸易保护的“绿色壁垒”。
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日本、美国、欧盟、加拿大、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他们大多数是WTO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成员，也是绿色保护主义最为盛行的地区。他们一方面不惜投入巨资发展环保产品，并实施补贴政策；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法规、环境标志、绿色标准等制度，为其产品树立良好的形象。这些政策和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修改后的国际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环保产品的这类补贴属于不可申诉的补贴范围。因此，我国既可以名正言顺地对环保产品提供专项补贴、低息贷款，又可以进一步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大大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这样，那些长期困扰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问题，将在环保产品的出口方面烟消云散。
然而，要真正使我国的环保产品具有出口竞争力，还必须作好两方面的努力：一要以内需促外贸，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二要严格执行“环保标准”。
一般来说，企业总是先根据国内市场需求来决定生产，再根据技术性能优越或者成本低廉等比较利益将产品出口。这种“内需——外贸”的发展模式往往被一些人曲解，认为产品不外销就不能促进外贸发展。在外经贸比较发达的地区，一些企业专注于提高传统产品的技术含量，或是以急功近利为目标来推动企业创新，一般不愿冒风险去开发比较陌生的环保产品。因此，在引导我国企业迎接WTO挑战、发展环保产业时，不仅要让企业家明晰TBT及其“绿色壁垒”问题，还必须帮助他们辨识高增长中的潜在危机和巨大的内需市场。据世界银行1997年一份报告说，中国每年空气和水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为此，我国在21世纪初计划的环保总投资将超过5000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内需市场，我国企业如果无动于衷，就会坐失发展的良机。
从国际贸易的实质面来分析，内需和外贸只是一种产品发展的两个阶段，出口终究是内需市场扩大的结果。美国、欧盟、日本等国掀起的环保品消费热，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环保品出口，并占去国际环保品市场的半壁江山，他们也看中了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必将以我国“入世”为契机大举推进，这场激烈竞争的焦点之一，就是产品的环境标准问题。
目前，国际通行的环境标准ISO14000，只是一项环境管理体系的标准。所谓产品的环境标志，则是各国有关部门根据自愿申请者的要求按一定标准颁发的，标志的名称不尽相同，如美国的"EPA"，欧盟的“EV制度”，日本的“生态标准制度”等等，这些标志都是形象标准。我国加入WTO后，便有更大的自主权为国产品确定自己的环境标志，并且将它推向世界。只要我们严格的执行环保标准，我国的环保产品必定会产生强大的出口竞争力。
2.发展环保产业，建立环境贸易基地。环境贸易是指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贸易，主要包括环保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以及环保领域内的经济和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环境贸易是随着国际环保运动的发展而出现的。现在，国际上的环境贸易额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其中多半为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所占有，连东南亚国家也达到500多亿美元，而我国每年仅有0.2亿美元的环保品出口，发展差距相当大。中国加入WTO后，如果不大力发展环境贸易，在这方面的出口差距不仅要拉大，而且国内环保市场还要被发达国家占领。
发展环境贸易的核心是发展环保产业。我国的环保产业近几年来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长，产业实体已有8000多家，但是年产值却不到40亿元。究其原因，主要是乡镇和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很大，生产规模小，管理水平低，工艺技术落后，产品和工程质量不高，难以大规模地形成系统的技术和产品体系。当务之急，一是要努力寻找主导项目，引进高科技内容，以科技为动力，以项目为纽带，建立产业集团，尽快地形成产品系列和工业体系，实现规模经营。二是要积极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转产、改制，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和龙头作用，以此来实行对环保产业的政策扶持，增加投资，降低成本。只有这样，我国的环保产业才能产生由粗放式向集约化方式的转变，真正获得大发展。
发展环保产业的关键是找准主导项目。我国建设部的有关资料指出：“我国近几年内将增设673个城市，至少要建设500多个污水处理厂，仅污水处理一项，国家就将投资1860亿元，其中的设备投资将达600亿元左右。”[1]另外，我国正在大力发展“膜分离”的研究和应用技术，将此项高技术移植到污水处理设备的制造和应用上，一个拥有巨大市场和强大竞争力的主导项目不就出现了吗？
环保产业发展的主导项目确立后，还必须根据市场条件建立环境贸易基地，以便进一步实现集约化经营，向国内外推进环境贸易。环境贸易基地应具有带动周边经济、辐射国内外市场的功能，它是在原有外经贸发达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如果没有产品市场，环境贸易便无法开展。从产业基础与外经贸辐射作用等综合要素来看，我国的上海、厦门、大连等口岸城市或特区更利于创建环境贸易基地。
环境贸易基地可以相对集中一些工业实体形成环保产业的核心内容，有利于实现“产业绿化”，即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生产环保产品。同时，环境贸易基地也有利于吸引和集中众多的优秀人才，有利于直接对外招商引资，有利于国家实行扶持政策，有利于通过市场大规模地筹措资金。……很显然，能够集中许多有利条件的环境贸易基地，必然会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一举多得地为环境贸易创造大发展的良机。
二、运筹“多极化”，遏制国际金融霸权
众所周知，中国就加入WTO问题与美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美方一直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美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现在，“入世”后的中国将如何面对来自这方面的冲击和挑战呢？认清美方“金融自由化”的实质，分析国际经贸的发展形势，我们就能避其锋芒、直指要害，找出积极进取的对策。
1.金融自由化的实质是为了实施金融霸权。所谓金融霸权，就是一个国家或集团利用其业已建立起来的霸权地位，通过强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打开别国金融市场，进而利用其货币的特权地位、攻击性的金融投机和国际资本流动来剥削其它国家。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投机资本、衍生金融工具、政治霸权以及高科技力量，已经确立了金融霸权地位，实现了对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剖析金融霸权的主要形式，便不难发现其剥削和掠夺的本质：(1)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获取巨额铸币税、白占境外持币者的资源、分享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成果以及转嫁危机；(2)利用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制造国际金融运作的“怪圈”，从金融自由化中渔利；(3)制造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实行攻击性的金融投机。
美国已拥有1万多家各种各样的“基金”组织，其中的对冲基金有3000家，掌握着近4000亿美元的资产，近几年来到处兴风作浪的索罗斯及其量子基金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看穿其中的实质并发出抗议之声，但是游戏规则没有改变，人家照样可以我行我素，为所欲为。
2.运筹“多极化”，遏止“金融自由化”。从以上分析可知，金融霸权国要达到金融侵略和剥削的目的，必须掌握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拥有巨额的国际投机资本，二是利用金融市场自由化，三是操纵金融游戏规则。中国加入WTO后，绝不能像“入世”前那样被动性地只能执行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而应该积极参与制定或修改有关规则。常言道：“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多极化”格局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制定以下有利于主动进攻的对策：
(1)以“多极平衡体系”化解“以霸权掠取比较利益”的倾向。传统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几乎都是建立在2×2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是从双方的比较利益出发来研究发展问题。这些理论是利用“不对称”的原则指导着利益的分配，支持现行维护霸权利益的金融市场游戏规则，强调不平衡发展的合理性。但是，实践却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不平衡必须与平衡相对而存在，正是平衡与不对称这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力，推动着国际经贸不断地呈螺旋式上升和发展。
我们应该承认，在双边关系中存在不对称的比较利益，如果就此再求对称或平衡，那就必然会形成利益的冲突。因此，我们所说的平衡是在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形成的，即在该系统中存在的多个双边的比较利益，由此构成了平衡与不对称的发展关系。我们可以具体地从国际经贸“大三角”的发展来作出解析。
人们普遍承认，当今世界存在着“三区三对成三角”的战略格局。所谓“三区”，就是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大东亚的经济发展区域；所谓：“三对”，就是每两个经济发展区域组成相互作用的一对：一对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东亚构成环太平洋的合作，即亚太经合组织APEC；一对是NAFTA与EU构成跨大西洋的合作，即拟议中的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区；一对是欧盟与东亚构建为一条边（或称一条经济链），就形成了全球性的国际经贸“大三角”。在这个大三角体系中，处于一级的美国，正凭借其霸权地位向各国推行他的金融霸权，从不对称的局部发展中攫取较多的利益；处于另一极的欧盟，则通过联合的欧洲努力与美国抗衡；中国处于东亚这个经济高增长的第三极中，一方面受到来自美国金融霸权的压力，另一方面却受到欧盟对亚洲新战略的鼓舞，欧盟在《走向亚洲新战略》的政策中明确地强调：要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加强投资与金融的方面的经济合作，并特别强调与中国发展全面的合作关系。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欧元已经启动，欧元和日元已经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战。我们注意到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日本，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经常被某些不确定因素搅得升降不定；我们也注意到欧元启动以来持续疲软，欧洲央行可能会继续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而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为4.75%，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美国经济现在不需降低利率。这样，欧美利率调整的趋势不同，有利于维持美元走强而使欧元失宠。”很显然，欧元、日元必将与美元长期地抗衡下去，其结果必然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而产生一种平衡关系。我们要以谨慎而又积极的姿态对待欧元、日元及其对美元的抗衡关系，注意把握机遇，适时适量地使用它们，以此促进我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吸收外资、调整外汇储备结构以及从债券市场上筹借资金等方面的经贸和技术合作，化解那种“以霸权掠取比较利益”的金融霸权倾向。
实际上，国际经贸“大三角”只是国际多极平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我们认清这个大格局的实质，把握它的发展方向，我们就不会被金融霸权者的声势所欺骗或压服。
(2)以“极坐标的市场体系”拨转开放金融市场的单方指向。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陷入危机的国家基本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结构的矛盾，而他们却将该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定位于以矛盾因素构成直角坐标系中。或者说，他们希望以出口导向战略来统一或缓解这些矛盾。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知，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由矛盾要素构成的金融市场最容易遭受国际金融投机的攻击，结果，原来矛盾不但得不到缓解或统一，反而被扭曲成金融动荡的怪圈。
我国在金融结构上也存在着矛盾问题，金融霸权国将开放金融市场作为我国“入世”的重要条件，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帮助我国调整金融结构的矛盾，而是为其实施金融霸权制造更有利的条件。现在，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入世”的条件，那么，我国将如何在处理好现有矛盾的同时对外经贸发展进行战略定位呢？我国应抛开那种以矛盾因素建立直角坐标系的定位法，可以用原点与一条射线构成的“极坐标”来定位。这就是以我国为原点，以中国大市场为外吸引力为“辐射线”，并具体地表现为进出口贸易链，形成外经贸的“三圈链环”市场来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场。
“三圈链环”只是从地理位置上对我国外经贸活动的形象描述，它的内圈是由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组成的中华经济圈；中国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圈；外圈则是中国与欧美等国家组成的贸易链。
极坐标定位取决于转动角度与矢量（有方向线段）的大小。以极坐标原点为轴的转角可以全方位任意扫瞄全球，处于内、中、外三圈上的国家，虽然空间距离上不等，但因具有相同的转角，表明具有同等的待遇。极坐标的矢量大小，既反映空间距离的长短，也反映原点对外吸引力的强弱。这样，处于外圈上的国家，如欧美、中东欧、非洲、南美等国家，如果受到我国市场的很强吸引力作用，也可能产生比内圈更强的经贸效应。因此，从静态的空间位置看，这三圈有内、中、外之分，从动态的经贸关系看，这三圈的经贸链却环环相扣，无远近距离之分。
以极坐标体系建立的“三圈链环”的经贸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市场关系，其中包括金融关系，但是侧重点在贸易，并且强调以开放的贸易市场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具体操作方式是：在贸易上，三圈上的国家毫无差别，在金融上三圈上的国家却内外有别。在内圈上，大陆、港、澳、台地区同属于中华经济圈，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地区，而香港又是贸易和金融开放度最大的地区，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通过互相学习来完善中国大陆的金融市场，没有必要请“远来的和尚”教我们如何念好“金融市场开放”的经；在内圈上，东亚的一些国家已经饱尝了金融霸权的苦果，索罗斯翻手之间卷走了千百万人辛苦积累的血汗钱，也教会了人们如何认识金融霸权和防范金融风险，所以，将东亚列为金融市场开放的中圈，更有利于我国吸取如何开放的经验教训，但对于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应该有所差别，因为，内圈在国家主权上是统一的，而外圈上不仅存在着主权的差异，还存在着金融霸权。除了警惕之外，对于外圈上的国家也要区别对待，我们要诊视同欧盟的金融关系，要进一步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要谨慎地与美国发展金融关系，从中吸收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益的东西。
三、以“技术贸易服务”为重心，取代“金融自由化”倾向
发达国家积极推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质和侧重点，就是推行“金融自由化”。
技术贸易兼无形商品贸易和有形商品贸易两方面内容，其中，有关技术转让、技术经验和管理方法传授等方面的性质与特征，与服务贸易相同。技术贸易不仅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要素禀赋，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效益，而且能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方面的重要需求，从而，可以作为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重心，制约和取代“金融自由化”。在制定有关对策时，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阐明技术贸易作为服务贸易重心的“双赢”意义。
1.要强调技术贸易及其服务就是重要的服务贸易。美国是当今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它在许多服务行业中，特别是高技术服务行业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美国却将其中容易被我国吸收和替代的高技术称为“敏感技术”，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连卫星商业发射这类合作性的服务也受到种种刁难。说来说去，美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旨在强调其中的“金融服务自由化”，而限制高技术服务自由化。这种失之偏颇的做法，到头来也限制了美国自己的经贸发展。
然而，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技术封闭化、神秘化正在消失，技术外溢和技术差距的时间正在缩短。虽然美国有很多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的地位，但类似的技术同样可以在其它国家出现，就某一项高技术而言，欧盟、日本、俄罗斯乃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可能超过美国。……8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的西屋电器公司、通用电器公司签署协议，准备利用这两个公司的技术和服务分别建立秦山和大亚湾核电站，由于美国国会从中阻挠，中国不得不转与法国合作，致使这两家美国公司眼睁睁地丧失了上百亿美元的出口额。类似的情况仍在不断发生，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将技术性服务贸易的机会让给其它国家，有朝一日美国定会醒悟过来：技术贸易就包含着重要的服务贸易。
2.大力发展技术贸易的中介服务，真正实现“双赢”。中国是举世公认的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以市场换技术，全方位、有选择地发展技术贸易，但是，有关学者运用统计资料作出比较研究后指出：我国在利用FDA（外国直接投资）中，付出的市场代价是巨大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显然不尽如人意。现实与初衰的差距非常大，我们必须对“以市场换技术”这个引资的战略重新进行审视。通过对利用外资引进技术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观原因大致有：投资方与引资方动因差异，技术转让与技术消化、吸收的差异等等；客观原因大致有：引进技术不合理，我国企业与外国投资公司的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我国技术引进的社会、经济、技术的配套系统不完善，我国利用外资与技术的政策环境亟待改善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就在于进行技术贸易时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服务措施。
如何完善技术贸易中的服务措施呢？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大力发展这方面的中介组织，其功能包括：为外商投资提供市场以及生产环境等信息，为技术贸易提供项目投资分析以及经济效益评估，为引进技术提供法律、法规、政策咨询服务，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帮助双方弥合文化差异等等，以缩小投资与引资的主客观差距，促进技术的迅速转化和消化。
必须指出，我国这类与技术贸易相关的中介服务组织很少，亟待大力发展和完善其服务功能，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欢迎外资进入服务贸易市场。中国加入WTO后，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倾向虽然有所加强，但是，我们仍将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国情处理好这些事关发展大局的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们必然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循序渐进的方式对待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绝不可能让金融市场这块经济发展的基石听任别国摆布，但是，我们可以将技术贸易作为服务贸易发展的重心，一边积极招商引资，一边大力开展相应的中介服务，在双方获益中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新发展。
[收稿日期] 200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