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防战略的嬗变历程、制约因素及其启示

李强华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上海 201306)

摘 要： 晚清海防战略是清廷抵御列强由海而来入侵时，而在沿海或海上对各种防御措施综合运用的守势战略。晚清海防战略以维护政治稳定和本土安全为目的，采用的是被动应对危机的“冲击-反应”应急防御模式，经历了“以守为战”“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水陆兼防”“以水为主”“争夺制海权”的嬗变历程，逐步从海岸防御过渡到海上防御。晚清海防战略嬗变在抵御外来侵略、加快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及促进海军近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近代中国体制僵化、财政危机、装备落伍及观念束缚等因素使得晚清海防建设始终在矛盾交织中缓慢前进，呈现出盲目性、片面性及非连续性特点，进而制约了海防战略选择的可能性。晚清海防战略的经验教训对当今我国海洋强国建设过程中如何提升海洋意识、发展海权及建设海军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晚清；海权战略：嬗变历程；制约因素

晚清海防战略是清廷抵御列强由海而来入侵时，而在沿海或海上对各种防御措施综合运用的守势战略。晚清海防战略以维护政治稳定和本土安全为目的，采用的是被动应对危机的“冲击-反应”应急防御模式，一旦海疆发生危机就开始重视海防，危机解除后则注意力就被其他政策所吸引。国内学界对晚清海防战略研究集中于海防思想与制度、典型人物海防思想、海军建设及甲午战争等方面，相关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把海防战略研究理解为对历史人物海防思想的阐释，缺乏对海防战略嬗变内在理路的梳理；忽略历史境况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对晚清海防战略制定的影响；缺乏彰显晚清海防战略对当今海洋强国建设的启示意义。(1) 国内关于晚清海防研究代表性著作：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刘中民《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论》、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戚海莹《北洋海军与晚清海防建设》，代表性论文：戚其章《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刘传标《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再探》、施渡桥《论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变化》、皮明勇《海权论与清末海军建设理论》、李强华《历史与现实：中日海权战略之比较》。 对晚清海防战略研究需在晚清从陆权向海权战略文化转型、从天下朝贡体系向现代外交关系转型、从君主官僚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从木制风帆战舰向铁甲舰船转型的背景之下来加以审视，探求其演变历程，分析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文化观念等因素对战略选择的影响，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为我国加快海洋强国建设提供启示意义。

一、晚清海防战略的嬗变历程

中国海防事业从明朝开始，“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2) 茅元仪：《武备志》(卷209)，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08页。 明朝初年至鸦片战争前，统治者采取的海防对策主要有海禁、招抚和清野徙海等。自鸦片战争始，海防对象从倭寇、反政府武装力量转变为拥有坚船利炮的列强，出现了“形势一变，海防益重”(3) 赵尔巽编：《清史稿》(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095页。 的局面。自1840年至1895年，这十五年内晚清政府遭受了五次大规模的海上入侵，从此开启了晚清政府海防战略的嬗变历程。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以守为战”战略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对中英双方军事优劣进行了研判。英方优势是舰船先进、擅长海战，劣势是后勤供给困难和不善陆战。清军的优势是士兵众多且能以逸待劳，劣势是武器落后。林则徐在此研判基础上作出了放弃海洋“以守为战”的战略主张。道光皇帝认可了林则徐的战略主张，遂谕令清军不可在海洋与之接仗，可以诱之登岸后再奋击痛剿。(4) 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12页。 于是“弃大洋，守内河，以守为战”成为御敌方略。防守的失利暴露了这一战略的错误，一是对英军的陆战能力估计不足，英军“其陆路凶悍情形, 与洋面横行无异”(5) 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三)，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250页。 ；二是对清军的作战能力又估计过高。清廷官员把失败原因归结为武器落后、将帅指挥无能和士兵素质低下、战略战术错误。道光皇帝基本认同敌我双方的舰船和武器悬殊是战争失利的主要原因，遂谕令：“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适用为贵”(6)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47)，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6页。 ，此后要因敌情变化而变通武器的使用方法，同时要制造出精良的武器应敌。总之，从武器装备来看，晚清政府第一次碰上强有力的新敌，在缺乏思想准备和对敌方深入认知的情况下，只能沿用传统武器和战术仓促御敌。(7)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74页。 从战略战术运用看，由于对英国的战略战术无知导致误判其陆战能力，清军以炮台对英国舰船的“以守为战”防御方式无法应对英军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双重攻击。对内不能正确用人，对外不能明了大势，以致于在毫无方略的情况下应战，(8) 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17)，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73页。 只能以失败而告终。随着英军退出长江，道光皇帝认为天下太平了，下令沿海各省撤军以节省军费，加上畏英如虎，顾虑重重，原来准备造船制炮的计划成为一纸空文，(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作为路由算法重要的衡量指标，在不同的场景下，分别比较了包的递交率，端到端的平均延时时间以及包的平均跳数.根据以上的3个指标，比较了所提出的路由算法以及GPSR和SLBF路由算法.这3个算法都是基于地理位置的端到端的路由算法.唯一不同的是，SLBF是一种基于广播方式的路由算法，利用定时器来找出下一跳的路由节点.而提出的算法和GPSR路由算法类似，也是通过间隔一段时间去广播hello数据包或者是根据hello数据包来更新自己的邻居表.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战略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虽自虎门向内以至广州沿江要地均设有炮台，但陈旧的火炮均不堪一击，水师也无作战能力。西方“船坚炮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让晚清政府震惊，清廷缺乏与之匹敌的巨舰水师，出现来者不能拒、去者不能追的局面，再一次证明了问题关键在于装备落后，而不仅仅是“以战为守”战略选择的恰当与否上。(10) 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092页。 列强在帮助清廷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斗中也充分显示了新式武器的好处。师法外国利器才能抵御外侮基本成为共识，曾国藩指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才能达到永远之利。(11)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卷2)，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705页。 李鸿章认为，中国要想实现自强以御侮，除了学习外国利器别无他法。(12) 李书源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三)，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089页。 “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因此成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海防战略的关键所在，这一战略促成了洋务运动，创建了一些军工企业，形成了“四局两坞”的基本格局，为海防建设提供了近代化武器装备。总之，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并未让清廷抓住机遇以发奋图强，道光下诏的练兵设防和整顿吏治财政的政令与战前无异，显示不出由战败而获得新的启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及魏源提出的师夷方略并未实施，而正是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二十年里，西方列强的海军完成了从帆船向蒸汽船的改变。失去买船造船机遇的清廷恰似一只原形毕露的纸老虎，激起了西方列强的入侵之心。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廷才真切感受到了造船制炮是有效抵御外侮的关键，海防战略从“以守为战”的防守战略转变为造炮制船的军备战略，自强以图御侮开始成为自觉意识，比起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做着天朝旧梦来说的确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3)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7页。

争夺制海权是衡量海军战略和作战能力的标尺，需要先进的舰船巨炮和正确的战略决策。甲午海战的失败纵然有多种缘由，但是与清军放弃制海权的战略错误不无关系。李鸿章在丰岛海战后作出的“保船制敌”和在黄海海战后让北洋海军退缩到威海的决策，表明李鸿章在获取制海权与依据炮台、陆军进行陆基作战之间没有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使得日本控制了黄海制海权，最后导致北洋海军覆没。甲午战败使得清廷认识到当务之急必须广购战舰巨炮、联合南北洋力量及特派总管海军大臣才能提升海军实力。(21)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加上甲午战后的三年内列强把中国沿海主要港口都霸占为自己的军事基地，使得“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成为共识。关于海军重建应以何方针为指导的问题，姚锡光指出当下面临海权竞争剧烈的世界形势，海军如果不能长驱远海就不可能控遏近洋，也就无法掌控制海权，所以海军重建要以能掌控制海权为指导方针。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在中国的传播使得晚清有识之士认识到了海权关乎到国家盛衰、立国之道及经济发展，“凡一国之盛衰，在乎制海权之得失”(22) 海涛：《海军军人进级及教育之统系》，《海军杂志》1910年第2期。 ，晚清海军学术界运用海权论反省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海防屡防屡败的原因与缺乏制海权意识不无关系，于是清廷在西方海权理论的指引下开展了以争夺制海权为目标的近代化海军重建。其举措包括：机构与制度建设方面，健全了各级海军指挥机构的设置，设立海军部统一海军指挥，开始对海军军官授衔；舰船购置方面，从西方国家购置多艘舰船并完成了从江、海混编到江、海分组编制，增加制海权获取能力；海军基地建设方面，开始象山军港的建设，又在烟台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警卫队；海军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先后建立了天津北洋医学堂等海军学校、烟台海军学校以及湖北海军学校，培养了一千多名海军专业人才，并向日本派出300多名留学生学习海军。总之，甲午中日战争后，清廷在西方海权论的指导下开启了近代化海军的建设，从器物、制度再到人才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建设目标已聚焦于实现“争夺制海权”的战略目标。

(三)日本侵台事件后的“水陆兼防”战略

1.对在香港、澳门进一步实施“一国两制”进行了重要论述。报告指出：“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1］“深化内地与香港、澳门经贸关系，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促进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的大团结，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1］

(四)中法战争后的“以水为主”战略

到了中法战争爆发前后，左宗棠、王韬、李鸿章等认识到“以水为主”防御战略会更加有效。李鸿章认为如能用舰船扼守旅顺、烟台海面较狭窄之处，就能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其发挥的作用也将远胜于十倍陆军，“北洋果有铁舰四只，……不敢径入辽海，此上策也。”(16) 吴汝伦编：《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29页。 薛福成同样主张以铁甲及大兵轮船分排横亘于旅顺、北隍城岛之间以扼截敌船不使北上，“化门户为堂奥，莫善于此。”(17)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64页。 郑观应主张把中国水军分为两队，一个船队作为正军用于防守海口，另一个船队作为奇军出洋游弋，“今若不守外洋，则为敌人封口，水路不通。若不守海口，为敌人所拒。”(18)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531页。 尽管“以水为主”是对过往“以战为守”“水陆兼防”防御战略的超越，但由于晚清海军实力难以实现这一目标，最终难逃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的厄运。光绪帝认为法国就是凭借船坚炮利而肆无忌惮的，如果水师得力且能够互相应援，不可能处处受到牵制，因此从此以后必须集中力量大治水师。(19)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942页。 总之，中法战争一方面是对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建船造炮的质量检验，再一次暴露了敌我双方舰炮悬殊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近海缺乏足以与敌方相抗衡的舰船；另一方面暴露了清军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与法军存在差距，水师各自为政互不统属问题十分严重。中法战争影响了清政府“海陆军对外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海军建设。”(20) 崔志海：《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81页。 随后海军衙门及作为近代化海军舰队的北洋海军的成立说明清廷开始着眼于“大治水师”，海防战略开启了从“水陆兼防”向“以水为主”的转变。

(五)甲午战争后的“争夺制海权”战略

四是突出“策划”。为让主题党日富有成效，让广大党员有收获、受教化，党支部在开展活动前，既要紧盯中央，准确把握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同时又着眼支部，从全体党员及身边群众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接党员群众需求，做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让群众感到支部在身边、党员在行动。策划主题党日活动，只有以严的态度、以高的标准，从问题出发、从需求入手，将工作落细落实，提前制定具体活动方案，做好过程统筹协调服务，确保每次活动准备充分、推进有序，方能为广大党员呈上一道别具一格的主题党日“精神大餐”，既契合党员的内在需求，也富有教育引导之效。

晚清海防战略是海防建设的依据，海防建设程度反之会影响海防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近代中国体制僵化、财政危机、装备落伍及观念束缚等因素使得晚清海防建设始终在矛盾交织中缓慢嬗变，呈现出盲目性、片面性及非连续性特点，进而制约了海防战略选择。

日本从中国在鸦片战争遭受的屈辱中汲取了经验，开始加强海军建设，在购置舰船和海军人才培养方面比中国起步要早，其最初目的是为自卫，在中国面临内外危机之际遂产生侵华野心。于是在1874年入侵台湾，结果是清廷以赔款50万两白银并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日军侵台事件既显露出日本海上力量的崛起，也进一步暴露了晚清海上力量的薄弱。虽然明知日本无理，但苦于中方海防力量的虚弱，也毫无办法。(14) 李书源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十)，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951页。 由于海防意见不一、经费不足以及对外认知欠缺等原因，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自强新政并未取得实际成效。海防危机迫使清廷围绕练兵、简器等六大关键问题开展海防大讨论。首先，关于“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以丁宝桢为代表的“塞防”派认为俄罗斯的威胁要大于日本，因此应以塞防为主。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则认为从利害关系来看，一方面，中国历代边防的重点都在西北，陆防相对成熟，但海防遇到的却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且海防基础却又异常薄弱；另一方面，新疆不收复无伤大局，而海疆不防则会是腹心之大患。(15) 吴汝伦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0-11页。 海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都大于塞防，当务之急是加强海防。左宗棠认为，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京师亦将无宴眠之日，因此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清廷最终选择了塞防和陆防并重的防御战略，试图达到维护新疆领土完整和东南沿海安全的双重目的。其次，关于岸防与水防的争论。李鸿章、杨昌浚、英翰等普遍同意总理衙门提出的“水陆兼防”战略，认为陆师应坚持“守定不动之法”以守护炮台和掌控险隘，水师要坚持“那移泛应之法”以通过机动作战守住海口，所以陆军与水军都要加大力度建设。再次，关于重点布防和机动作战的战略选择。李鸿章等人受到德国海军军官希理哈撰写的《防海新论》影响，认为封锁敌国海口和全面防守都办不到，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加以防御，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于是提出了重点布防和机动作战的战略方针，抛弃了传统星罗棋布的布防方针。总之，在日本侵台事件的刺激下，就塞防和陆防的战略选择来看，实现了从传统重陆防向陆防与海防并重的重大转折。单就海防的战略选择来看，又实现了从传统“岸防为主”向“水陆兼防”的战略转变，据此提出了建立南北洋海军的方案，采用了海岸陆军的重点布防原则，加快了购置舰船并利用西方军工技术改造武器装备的步伐。

二、 晚清海防战略的制约因素

教学查房是临床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医学生培养的必经过程。通过教学查房，留学生开始进入医生角色，深入临床实践。在肿瘤学教学查房中，教师应不断提升自身教学水平，应用适应于留学生特点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思考，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促进师生协作交流，完善教学中的不足，最终提高留学生教学质量。

(一)体制僵化使得晚清海军建设缺乏制度化保障

晚清时期正处于各国战船从木制风帆战舰向铁甲舰船转型时期，尽管晚清的舰船、火炮等装备上在规模上不断提升，但与各列强的海军实力相比，在航速、火力、装甲防护等方面依然存在着巨大差距。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已处于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兵器混用的时代，武器装备要落后于英国200多年。(28)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经历了蒸汽铁舰代替木质帆舰的更新换代，而晚清并未开启“师夷”行动，与西方的武器装备差距变得更大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以蒸汽铁舰对清军的木制帆船，以新式的火炮对清军的土炮，以步枪对清军的鸟枪、弓箭、刀矛等。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才将“师夷”付诸行动。据1887年世界海军战斗舰艇吨位统计来看，中国排位居第10，日本仅次中国，位居第11。西方列强对日本的入侵刺激其迅速作出反应，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并积极效法西方，“到19世纪90年代，日本在许多方面就与西方相似了。”(29) [美]石约翰：《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王国良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46页。 日本在甲午战前的几年内以平均每年置舰两艘的速度加快海军建设，日本海军的吨位、速度及火力都要略胜于清朝海军。清朝“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30)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2001年，第319页。 快炮不足并且军械劣质，战时甚至出现“子弹巨细，多与跑径不符”的窘境。(31)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322页。 甲午战败再次验证了清廷并未真正抓住第二次鸦片战争以降海军发展的机遇，从未把海军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对待，其根本原因在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社会本质上并不需要拥有将利用海洋和保卫国家利益综合于一体的海上力量。(32) 姜鸣：《龙旗飘飘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二) 财政危机使得晚清海防缺乏足够的经费支撑

晚清处于从天下朝贡体系向现代外交关系转型时期，在此转型过程中，传统“夷夏之辩”观念对海防战略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对夷夏观念理解的变化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提供了依据，促使了近代军事工业的近代化以及海防战略的演变；二是夷夏观念的封闭性制约了向西方学习的彻底性。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政府惯用固有的夷夏观念来面对这场战争，理喻与威服并行，清廷这时“不求明了世界大势，成其夜郎自大之局。……是鸦片战争仅将中国天朝思想打破而已。”(33) 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17)，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99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师夷以制夷”变得更加紧迫，“夷夏之辩”成为洋务派学习西方的理论资源。对于洋务派的“自强”主张，以徐桐、李鸿澡为代表的顽固势力认为西方的军事与科技只是“奇技淫巧”，向西方学习就是“用夷变夏”。为了批驳顽固派言论，洋务派在文化层面用“西学中源”说重新诠释了“夷夏之辩”，为走出向西方学习为耻的思想误区提供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政治层面开始突破夏尊夷卑鄙的思维模式，以平等观念看待其他国家，提出“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3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96页。 随着《万国公法》的翻译传播，洋务派逐渐按照国际公法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尽管洋务派的对传统的“夷夏之辩”有一定的突破，但是并不彻底，学习西方的范围基本停留在器物和科技上，在制度文化上还是严守“夷夏之大防”，直到中法战争与中日战争后，中国的朝贡体系彻底破裂，传统的夷夏观念被西方主权国家平等观念所瓦解。为传统文化所缚的近代中国在奋起御侮过程中终究心有余而力不足，导致屡战屡败的结果，强弱遂成是非。

(三)装备落伍使得晚清无法形成足以匹敌的海上力量

晚清处于从君主官僚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期，君主官僚制体制下的海军管理体制与海军建设所需的近代化国家体制之间存在冲突。近代海军建设始终存在重“器物”、轻制度，以及旧军事制度和新军种之间矛盾不断的问题。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海军缺乏统一领导的制度化保障。晚清政府统治体制的分散性使得海军缺乏统一领导，而与传统水师不同，近代海军需要具备高度的机动性作战能力，因此统一指挥显得尤为重要。就水师之间的关系协调来看，为了实现南北水师“联为一气”的目标，尽管实施了“会哨”制度，但也只是流于形式，没有解决统一指挥权归属问题。中法战争中各水师战时未能同舟共济促使了海军衙门成立。但是海军衙门并未完全掌握海军大权，其权限只是限制在军政方面，于是出现了军令权掌握在皇帝和军机大臣手里，舰队指挥权掌握在前陆军将领手里的混乱局面，在其二者之间还夹着带有利益集团倾向的封疆大吏。(23) 姜鸣：《龙旗飘飘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220页。 海军衙门不能像西方海军部那样发挥其统一指挥与调度功能。另外，南北洋大臣节制水师提督的体制既削弱了提督的权力又增添了很多掣肘和扯皮，也不利于南北洋海军自身的管理和战时协调。由于缺乏一套与近代海军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其结果是导致地方各洋水师各自为政，相互掣肘，互不协调，新装备由于缺乏新体制与之配合而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观其外是西法而察其内无一西法”的现象，海军的战斗力也就难以保证了。相比而言，日本近代海军建设始终是在明治政府统一领导和管理下进行的，并且对海军体制不断进行完善。比如，兵部省在1872年就组建了陆、海军两省，使得海军建设具备了统一领导机制。(24) [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龚建国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8页。 到了甲午战争前夕，形成了在天皇统率之下的海军省和海军军令部。中日海军体制差异的结果在甲午战争中也显露无疑，正如美国人何天爵所认为的晚清海军体制问题是“致命弱点”(25)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75页。 。

(四)“夷夏之辩”的传统观念束缚了师法西方的彻底性

鸦片战争以前，外国商品输入和鸦片走私导致清朝大量纹银外流，造成经济枯竭。鸦片战争以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原有的田赋和杂赋以外，新增了海关税、厘金等新的税种，而支出除了传统支出以外又新增了兴办洋务经费、外交经费、对内对外战费以及巨额赔款等，于是出现“漏卮益增”、“国库益窘”的局面。(26) 钱穆：《国史大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92页。 一方面，财政危机决定了海防建设经费投入的有限性，尤其是面临陆疆和海疆同时受到威胁时，有限的经费不得不分散使用，投入海防建设经费就更加有限了。另一方面，财政危机加剧了有限的海防经费遭到拖欠、挪用及截留。尽管中法战争爆发后总理衙门认识到海军建设成效不大的原因是海防经费经常被挪作他用，真正到手的经费不到三四成，但1889年海防经费还是被海军衙门挪用修建颐和园。相比而言，近代日本最高统治者极为重视对海军建设的经费投入，明治天皇获悉军港设施落后时，在1887年谕令从7月1日起从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予以资助，从而掀起了官员与民众为海防捐款的活动。日本海军从1868年到1894年总共获得明治政府约94,805,694日元的拨款。(27) 皮明勇：《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第302页。 总之，现代化的海防建设离不开巨额经费的支撑。晚清既面临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又面临由于各省督抚掌控地方财权而打乱朝廷饷银调配权造成的紊乱财政体系，经费筹集始终是晚清海防建设的难题。

三、晚清海防战略嬗变对海洋强国建设的启示

晚清海防战略的不断调整最终还是难逃屡防屡败的结局，海洋意识淡薄、缺乏制海权意识以及海军建设缺乏系统性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我国当前正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海洋意识提升、海权发展及海军建设依然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核心要素，必须汲取近代海防战略嬗变的经验教训以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启示。

(一)海洋强国建设离不开全民海洋意识的提升

海洋意识是人类对海洋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总体性认识。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重陆轻海的思想观念。自春秋战国以来，海洋的价值停留在获得“鱼盐之利，舟楫之便”。及至明清之际，为了应付海疆危机，实行了移民和海禁政策，海洋被视为抵御外敌的天然屏障而已。鸦片战争以降，晚清政府在海防压力之下被迫对海洋重新认知，海洋意识开始有所觉醒，海洋意识与海防战略嬗变相伴而生，彼此促进。随着西方海权论及国际公法的传入，近代有识之士开始运用海权理论指导海军建设，运用公法维护海洋权益，海洋意识逐渐走向成熟。然而由于受到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国人对海洋认知和实践依然是有限和被动的。海洋意识淡薄是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奴役的原因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也再不能重复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坚船利炮下被奴役被殖民的历史悲剧。”(35) 习近平：《习近平回应中国军费问题：不能重复鸦片战争悲剧》(2014年3月29日)， http:∥sc.people.com.cn/n/2014/0329/c345167-20885702-2.html. 为了不重蹈覆辙，必须认识到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的经验教训。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建设海洋强国既离不开经济、科技及军事的硬实力支撑，更离不开作为软实力的海洋意识的保障。意识永远是实践的先导，唯有增强全民关心、认识和经略海洋的意识才能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包括树立海洋的国土意识、经济意识、权益意识以及合作意识等。增强海洋意识需要通过继承中国传统海洋意识、建构具体的工作机制以及打造多种海洋精神文明的宣传平台来实现。

(二)海洋强国建设的关键内核是建设强大海权

近代海权内涵主要是指制海权以及由此而延伸出来的海上霸权。中国关于海权意识的觉醒来自近代海防历次失败的刺激。尽管姚锡光和孙中山等有识之士认识到争夺海权的重要性，“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36)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9页。 但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清廷没有认清海权的在海防中的重要意义，更罔论通过军事、经济及外交等多种手段去发展海权，甲午战后的海权发展也只是服务于有效防御的目的。晚清政府没能像俄国、日本那样将制海权的控制转化为国家意志。(37) 张文木：《论中国海权》，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由于缺乏对西方近代海权的深入了解，使得晚清海军的实战运用和外交威慑之间的权衡依然延续了中国传统战略思想中重守势、重伐谋伐交而轻实战的路径。(38) 师小琴：《论海权与中美关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17页。 在战略防御上丧失了对制海权的争夺，海军的功能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晚清海权意识淡薄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对中国当前建设海洋强国依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从发展海权的目标来看，海洋强国其根本在于一个国家“能在海洋政治上拥有强大的权力，海权是海洋强国的关键内核。”(39) 胡波：《2049年的中国海上权力：海洋强国崛起之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第5页。 如果说中国近代对海权认知和实践是为了通过掌握制海权以实现海防目标的话，那么当今中国发展海权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利用和控制海洋以维护国防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从而实现建设成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从发展海权途径来看，一国海权发展与国家战略目标、地理环境及海上力量相关联。中国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特点与和平发展战略目标决定了中国海权发展有别于西方，应当在陆海统筹与合作共赢观念指引下发展海权。

(三)海洋强国建设必须有强大的海军作战略支撑

晚清海军建设终究是抵御外侮的产物。一方面，晚清海军建设作为一种防御手段保护的是传统社会和政治控制机制，不仅割裂了海军建设与国家战略的有机关联，更造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根本对立，既要向外学习现代科学和军事技术，又要防范“以夷变夏”，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过多集中在器物上的提升，而忽视政治、经济以及制度对海军建设的支撑作用，导致了海军建设成效不明显，海军战斗力不强。再一方面，海军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不准，海军发挥的作用单一，海军建设缺乏各种社会力量支撑。海军只是作为抵御外侮工具，晚清政府无需海军来保护海洋利益的实现，从而使得海军发展缺乏内在驱动动力。晚清海军建设完全由政治精英主导，缺乏来自工商业阶层为主体的社会持续支持，也就无法像日本那样集全国之力兴办海军。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离不开强大的海上力量作支撑。为了不再重蹈晚清海军建设目标不清、措施不力的覆辙，作为陆海复合型的中国在进行海军建设过程中必须明晰建设的意义、目标及对策三个基本问题。就海军建设意义而言，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战略支撑。(40) 习近平：《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2017年5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7-05/24/c_129617945.htm. 就海军建设目标而言，一支强大的海军必须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海洋权益的能力，能够履行新阶段历史使命。就建设对策而言，海军建设需要一系列制度体系的支撑，通过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等方针以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形成体系作战能力、加快海军转型以及在法治轨道上有力有序推进。(41) 胡波：《中国海权策：外交、海洋经济及海上力量》，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225页。

3.切实发挥好四个作用。党员领导干部在市场开拓中要发挥好“管理协调”作用，在经营创收中要发挥好“引领激励”作用，在安全稳定中要发挥好“控制防范”作用，在精细管理中要发挥好“执行表率”作用。切实引导全体干部员工把思想汇聚到打造一流上、智慧集聚到打造一流上、力量凝聚到打造一流上，切实为公司发展挑重担、负责任，为员工当先锋、作表率。

The Evolution Process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oastal Defense Strateg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 Qiang-hua

(College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China )

Abstract : The coast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a defensive strategy of the Qing regime to resist the invasion of foreign powers from the sea 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various defensive measures along the coast or at sea. In order to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local security, the Qing regime adopted as its coastal defense strategy the “impact-response” emergency defense mode of passive response to the crisis, which underwent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fighting for defense”, “learning foreign technology to manufacture ships and guns”, “defending both land and water” , “giving priority to water” and “contention for sea power”, etc., thus gradually transforming from coastal defense to maritime defense. The evolution of the coastal defense strateg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vy. Modern China’s institutional rigidity, financial crisis, outdated equipment and ideological constraints have made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defen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roceed slowly in the interweaving of contradictions, featuring blindness, one-sidedness and discontinuity, thus limiting the possibility of strategic choice of maritime defense.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coastal defense strateg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ve far-reaching enlightenment for enhancing the national marine consciousness, developing maritime power and building a navy in the process of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marine country in China.

Key words : the late Qing Dynasty; sea power strategi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restrictive factors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晚清海权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8YJAZH045)。

收稿日期： 2019-07-22

作者简介： 李强华(1975—)，男，安徽寿县人，博士，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海洋政策和海洋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10( 2019) 05-0075-08

(责任编辑：晏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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