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与宏观经济绩效——财政分权的宏观收益与成本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论文,宏观经济论文,绩效论文,收益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78年是中国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它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的转折点。它宣告了中国告别低效的计划经济，而开始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此以后，中国经济高速的启动的了。在过去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过程当中，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的GDP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增长并非很平稳的，它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剧烈的波动。因此，仅仅用经济增长来表现中国的宏观经济绩效显然是不全面的。为了全面的考察中国的改革前后的经济绩效的表现，必须同时考虑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
North[1]曾经说过，要素的增长仅仅是经济增长本身，而非经济增长的原因。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制度因素对于一国的经济绩效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要素的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背后是制度的改善和变迁，而这才是更本质的。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根源到底是什么?
同样的道理，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和投资的过度也仅仅是通货膨胀本身，而非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的文献很多，对于通货膨胀成因的判断主要集中在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和投资的过度。这些文献的观点都是基于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参考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得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所有的上述观点都存在一个相同的缺点，即都仅仅停留在研究通货膨胀的表层，而没有深入到更深的制度层面。
本文就将探讨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共同的制度根源，即财政分权。所谓财政分权，是指上级政府将征税权和支出权向下级政府的下放，使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
财政分权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制度变迁。它给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强烈的激励，使中国经济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飞速的发展起来了。但是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也随着财政分权改革的深入而加剧。在1978年以前，由于中国处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银行信贷和投资的权利都牢牢的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因此，虽然当时由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短缺是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但这种隐性的通货膨胀却因为高度的集权被控制住了，使得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间的通货膨胀率水平极低，并且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但是，1978年之后，随着财政分权的改革，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不仅极大的加剧了，同时其波动也更加剧烈。笔者首先计算了1953-1977年之间和1978-2005年之间的经济增长率，结果是：1953-1978年之间的经济增长率为6.78％，而1978-2005年之间为15.77％，财政分权前后经济增长率增加了133％；同时又计算了1953-1977年之间和1978-2005年之间的通货膨胀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结果是：1953-1978年之间通货膨胀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是0.009和0.039，而在1978-2005年之间这两个数值变为0.059和0.070，即财政分权前后通货膨胀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提高了556％和79.5％。
由此可见，中国的财政分权和通货膨胀具有很强的时间上的先后性和相关性。本文试图从中国式的财政分权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和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首先回顾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理论文献，然后将阐述中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特有机制；第三部分是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主要结论。
二、文献回顾与本文的理论机制
(一)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
1.关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理论文献
国外主流关于财政分权的基本理论，Oates[2]和Tiebout[3]认为“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这两种机制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刺激地方政府不断主动采取措施来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从而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上升。
但是，上述关于财政分权的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因为以上关于财政分权的作用机制在中国都不成立：
首先，“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并不成立。相对于西方国家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的财政分权实践，中国财政分权制度是建立在中央与下级政府委任制的框架基础上的。换句话说，西方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是分权的，在政治上也是分权的。而中国则仅仅是在经济上分权，在政治上仍是高度集权的，其直接表现是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民主选举，即对下负责，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则是由上级政府选拔，即对上负责，西方的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并不成立。
其次，“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也不成立。“用脚投票”机制起作用的前提是人口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但中国至今还存在着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这样，政府的行为并不受到居民流动的约束，传统的“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也不起作用。
2.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
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改革是在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可以说，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改革的最大的特点是经济上的分权和政治上的集权并存。单纯的经济分权并不能形成对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因为在实行经济分权后，由于地方政府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地方政府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产生不利于整体经济的行为，出现所谓的激励不相容。为了约束地方政府的上述行为，同时更是为了让地方政府有激励去发展地方经济，中央就必须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加以监督并且需要设计出一个易测量的指标对其绩效加以衡量。可以认为，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整个经济当作一个大的政治组织来对待，中央政府试图在这个大的组织内部通过财政分权模拟出一个类似企业组织的激励机制出来。由于经济增长相对易于衡量，中央就将相对经济增长指标作为衡量地方政府的绩效的关键性指标。如此，中央就创造了一套针对地方政府绩效的激励机制：在高度集权的垂直政治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通过相对经济增长指标来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然后利用自身在政治上的权威来对地方政府进行奖励和惩罚，即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和其相对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挂钩。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各自的政治升迁而努力的围绕地方的经济增长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就是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的逻辑。张晏[4]认为中国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这与西方国家的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是截然不同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西方的财政分权的基本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但是，中国所特有的高度集权的垂直政治管理体制和经济上的分权这一组合造成了对于地方政府特殊的激励机制，从而成就了中国所特有的经济增长。
关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实证文献已有很多，但是存在两种相反的结果。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经过实证分析，得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例如：Tao Zhang，Heng-fu Zou[5]选取中国28个省份在1980年到1992年间的数据，利用panel data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认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且稳健的负相关关系；Danyang Xie，Heng-fu Zou[6]对美国1948到1994年间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进行OLS分析。分析结果为，分权将会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选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作为样本，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Nobuo Akai，Masayo Sakata[7]以美国为研究对象，使用的是1992年到1996年的平均数据，结果发现，在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显著且稳健的正相关关系；Kerk，Gary[8]选取了40个国家作为样本，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他们发现在发达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尽管小但显著的负的关系。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他们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任何关系；林毅夫、刘志强[9]利用了省级数据估算了中国1970年到1993年的财政分权在经济增长上所产生的作用，发现在控制了同时期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的影响后，财政分权提高了省级人均GDP的增长率；付文林[10]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分权制度演化与省际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将使用中国1980-2005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财政分权和通货膨胀
1.关于财政分权和通货膨胀的理论文献
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上述财政分权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般认为，财政分权是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Damiel[11]认为稳定的物价可以看成是一种公共品，在财政分权的基础上，由于地方居民都是不喜欢通货膨胀的，地方政府在居民“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约束和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将为降低地方的通货膨胀而努力。因此，财政分权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第二、Barro and Gordon[12]认为中央政策制定者一般都有激励去违背自己的稳定货币供给的承诺，因为非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对实际经济有着正向的效应。但是，若中央将财政和货币的一部分权力转移给下级地方政府，而后者为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投资，就会较少违背稳定货币供给的承诺。在这个机制中，投资实际上起了“以脚投票”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财政分权也是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
但是，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和通货膨胀的理论在中国也不成立。原因是：
(1)第一种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理论成立的前提是：“用手投票”机制和“用脚投票”机制，而这两种机制在中国均不成立，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
(2)以上第二种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理论成立的前提是：投资所充当的“用脚投票”机制能够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很大的约束，而投资环境，特别是稳定的物价水平对于吸引投资具有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点在中国并不成立。因为，在中国，优惠的土地、资金和税收政策对于吸引投资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稳定的物价水平。事实上，在国外，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是吸引投资的前提，而中国则相反，中国的高水平的通货膨胀是投资过度的结果。
由此可见，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机制在中国都不成立。
2.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
前面指出：将地方政府的相对经济增长绩效和政治升迁相挂钩的激励机制虽然客观上促进了地方政府为了增长而竞争，但是这种激励机制在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的加剧就是其中之一。可以从通货膨胀的两个层面的表现来研究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
(1)货币层面
Qian and Weingast[13]、Weingast[14]从软预算约束的视角，认为财政分权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场化激励，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即所谓的维持市场化的联邦主义。随着市场化的进程的加速，非国有经济快速的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并不存在任何的预算软约束，并且其产权也更为清晰，能够完全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从而其效率要远远高于国有经济。在这种情况下，非国有经济不断的发展壮大，其产出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额也不断的变大，而国有经济的份额在不断地缩小。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借助国有经济去继续推行国家的“赶超战略”(林毅夫[15])，就必须仍然维持国有经济的就业和投资的份额。在国有经济的产出的份额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要维持其就业和投资的份额就必须有资源不断地从外面注入国有经济中。中央政府有三种方式为国有经济注入资源：第一、财政补贴；第二、通过银行系统的低成本的信贷资金注入；第三、直接发行货币。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并且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大大降低，因此通过财政补贴来帮助国有经济的方式效果不大。对于第二种方式，即通过银行系统的低成本的信贷资金注入的方式实际上也并不可行，因为韩朝华[16]认为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地方的国有银行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并且地方的国有银行的领导大都是由地方政府任命的，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对于地方国有银行的信贷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中央政府。但是，在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不会有激励向面临破产或经济绩效不佳的国有企业提供援助，因为Qian and Roland[17]认为这种援助会削弱分散的地方政府对流动要素的竞争优势。结果是，地方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国有银行的低成本信贷资金更多的流入了非国有经济，而不是国有经济。最终，中央政府只得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补贴国有经济，而这就导致了通货膨胀。
(2)实体经济层面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展开了基于相对经济增长绩效的竞争。并且，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中央也给予了地方政府很大的权利。中央不仅给予了地方政府配置本地的剩余财政收入的权利，还将各种投资项目的审批权和各种资源配置的权力一起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通过追求本地经济的更快增长来获取更好的政绩，就极大限度的充分利用中央给予的上述权限来吸引投资以发展本地经济：由于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资源，就利用土地优惠政策、甚至免费赠送土地的方式进行引资；另外，由于地方的国有银行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就利用这种权利通过压低银行信贷资金的成本去引资，而企业由于只要通过向政府寻租就可以得到低于市场价格的资金，所以也乐此不疲；为了吸引外资，地方政府大量的实行税收优惠，甚至给予外资远低于国内企业的税率，即所谓的“超国民待遇”。除了采用正常的权力范围内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甚至采取非法的或者变通的方法进行财政竞争，这些措施包括：擅自减免税、变相的税收先征后返以及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等。在上述各种优惠的资金、土地和税收政策下，企业必然产生了对各种要素的超额需求，结果是投资过度，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关于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的文献目前还很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国外。例如：Daniel(2000)利用跨国横截面数据来分析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最后得出两者负相关。而关于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的中文文献目前还没有，因此，研究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机制和实证影响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将对以下假说进行验证：
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制度根源，所以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均呈正相关关系。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为了检验上一节提出的假说，将建立以下的实证检验模型：
这里：lnRGDP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的自然对数，lnFD为财政分权的自然对数，lnPOPU为城乡就业的增长率的自然对数，D1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的虚拟变量，INF表示通货膨胀率。
我们在模型(1)中加入城乡就业的增长率(lnPOPU)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城乡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和财政分权同时相关：一方面，罗默[18]认为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就业的增长率是影响稳态的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集权的背景下，财政分权会使地方政府出于相对经济增长绩效而竞争。而由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城市部门，因此地方政府具有实行城市倾向政策的激励，从而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阻碍了城乡就业的增长率的提高。由于城乡就业的增长率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率同时相关，如果不将城乡就业的增长率加以控制而直接回归，就有可能出现伪回归。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必须将城乡就业的增长率加以控制。
根据假说即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我们预期有：a[,2]＞0且b[,2]＞0。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是从1980年到2005年的年度时间数据①。这是因为对于通货膨胀这一变量，Young[19]、Poncet[20]和周黎安[21]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中国目前的一体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但是中国的各省之间的联系仍然要远远大于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政治和文化方面。因此，中国省级之间价格指数由于地区之间的套利机制(地区间贸易)而极大的消除，从而各地区之间的通货膨胀率也将趋同。所以，研究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就不能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而最好使用年度时间序列数据。
本文用到的各种指标如下：
财政分权指标(FD)。目前文献中关于财政分权主要有两种方式度量：第一、Oates(1985)所用的财政支出指标，他用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份额来刻画财政分权程度；第二、用自主收入的边际增量来刻画，林毅夫、刘志强(2000)使用了这一指标。张晏(2005)认为不同的指标各有利弊。而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采用第一种指标，所以本文也沿用这种指标。并且，由于财政收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配的复杂性，不同级政府真正拥有的财政资源显得较为模糊，所以我们选择财政支出水平来衡量财政分权状况。因此，本文把财政分权定义为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份额。
为了克服异方差，同时也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取值为正的变量都取对数。本文将财政分权取对数，计为lnFD。
经济增长率(RGDP)所采用的指标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1978年为基年)的增长率，它是以1978年的定基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得来，并取对数为lnRGDP。
通货膨胀率所采用的指标是用GDP平减指数(以2000年为基年)计算得来的，记为INF，由于该指标在有些年份为负值，故不应该取对数。其中，GDP平减指数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IFS数据库。
劳动力增长率(POPU)根据城乡就业人员总数计算得到，并取自然对数记为lnNPOPU。
由于1994年我国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是财政分权改革过程当中的重大的制度变革，为了反映这种变革，本文用D1表示1994年财政改革的虚拟变量，1994年前取0，1994年后取1。由于分税制改革实质上加强了财政集权，所以我们预期D1的系数为负。
四、实证结果
(一)单位根检验
现代计量经济学指出当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时，将会造成虚假回归，而且当变量存在着单位根即非平稳时，传统的统计量，如F值、DW值以及R-squared将出现偏差。为防止“伪回归”的产生，我们首先对指标lnRGDP、INF、lnFD、D1进行平稳性分析。常用的检验方法有Dickey-fuller检验(简称DF检验)和扩展的Dickey-fuller(简称ADF检验)。DF检验适用于变量时间序列为一阶自回归的情形，对于高阶自回归的变量时间序列应该用ADF检验。
在这里，我们使用增项的迪基-富勒方法(ADF)进行序列的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5.1。检验结果见下表1。
2.最优滞后阶数的选择基于使得AIC统计量最小的阶数，选取时允许的最大滞后阶数6。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以上所有变量的水平值都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所有变量的水平值都是非平稳序列。而所有变量的差分值都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即都是平稳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上述所有变量都具有单位根，且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检验
协整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由恩格尔和格兰杰提出的。协整理论是在两个或多个非平稳变量间寻找长期的均衡关系。恩格尔(Engle)和格兰杰(Granger)提出两步法估计协整向量，即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向量进行协整回归，然后再把协整回归所得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EG两步法得到的协整参数估计量具有超一致性和强有效性，但在有限样本条件下，这种估计量是有偏差的。而且样本容量越小，偏差越大。为了克服小样本条件下EG两步法参数估计的不足，约翰森(Johnsen)提出了动态分布滞后模型(VAR)来估计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无偏估计。朱什利斯研究了单变量协整模型与多变量协整模型，结果显示：相对于单变量的协整模型，多变量协整模型的残差更小，解释力更强。本文用多变量约翰森(Joh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各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分析。
1.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
为了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我们对lnRGDP和lnFD、lnPOPU、D1作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注：1.上述检验允许数据有线性决定趋势，在协整分析中有截距项无趋势项。
2.此次协整检验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2，选择标准为使不受限VAR模型AIC统计量最小的阶数-1(因为协整检验中的滞后设定是一阶差分的滞后项)。由于样本的限制，选取时允许VAR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
3.r表示基于Johansen方法的协整向量数。
4.*、**、***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5.下面所有协整检验表格的注释，除了协整检验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外，都与表2相同。
根据表2，我们可以得出：在1980-2005年的样本区间内，lnRGDP和lnFD、lnPOPU、D1这四个变量之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其协整方程为：
注：1.上述协整方程下面的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各系数的t统计量。
2.*、**、***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下同。
以上协整方程显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率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其符号与预期相符，这表示：在长期，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即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其他的结论是：(1)分税制改革的虚拟变量D1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的为正，且其符号与预期不相符，对此的解释是：分税制改革虽然在表面上加强了财政集权，但是各地方政府迫于地方经济增长的压力，采取了预算外和体制外的财政收支手段，使得分税制改革在实质上演变为财政分权的进一步加剧。(2)城乡就业的增长率也与经济增长率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论是不一致的，对此的解释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与发达国家为研究背景的，其隐含的前提是就业是充分的。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业是充分的假设显然是不合理的，相反，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和城市的下岗人员。因此，当中国的城乡就业增长率提高时，意味着劳动力要素被利用的程度提高，这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2.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效应
为了研究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我们对INF和lnFD、D1进行协整检验，结果为表3。
根据表2，我们可以得出：在1980-2005年的样本区间内，INF和lnFD、D1这三个变量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其协整方程为：
以上协整方程显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率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其符号与预期相符，这表示：在长期，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率呈正相关关系，即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显著加剧了中国的通货膨胀。
而分税制改革的虚拟变量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在分税制改革之后，通货膨胀减轻了，这与我们前面认为分税制改革实质上演变为财政分权的加剧的分析不一致，对此的解释是：(1)在1994年之后，特别是199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中国陷入了通货紧缩；(2)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政府加强了对于银行信贷的控制，从而减轻了通货膨胀发生的程度；(3)1995年实行的银行业的改革使得中央银行调控经济的手段从原来的行政手段演变为经济手段，这有利于及时地对经济进行微调，从而控制通货膨胀发生的程度。
五、结论
本文首先指出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在中国不适用的基础，然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独特的作用机制，并且用协整检验的方法研究了1980-2005年间中国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一)对于中国的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二)对于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的协整分析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分权程度的加大显著的加剧了通货膨胀，即财政分权是通货膨胀的制度根源。
(三)分税制改革虽然在表面上加强了财政集权，但实质上由于地方政府的体制外的掠夺而最终演变成财政分权的加剧，从而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但是由于1998年的金融危机的原因，虽然在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政分权实质上是加剧的，但是通货膨胀却有所减轻。
(四)我们从本文可以得到的启示是：由于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通货膨胀的制度性根源，为了消除这一根源，可以有两方面的改革方向：一是保持现有的政治集权的框架下改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为了获得效率就必须进行财政分权，而事实上，财政分权确实给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激励，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起飞。因此，中国这样的大国实行财政分权本身并没有错，错的地方在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方式：即过于强调经济增长，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的一系列的扭曲。因此，为了有效地减轻通货膨胀压力，我们必须要改变目前对于地方政府过于单一的经济增长评价指标，而应引入更为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低水平的通货膨胀)，以防止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这样就可以消除通货膨胀产生的制度根源。二是彻底的改变现有的集权的政府体制，实现政治上的民主选举。这样，就可以使得在西方国家成立的“用手投票”的机制在中国也产生同样的效果。
注释：
①本文的分析数据均来自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下所有用到的数据除非特别指出，都出自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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