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美国分化中苏同盟的核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同盟论文,中苏论文,年代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5-0016-07 尽管对于中苏同盟分裂的原因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楔子战略是促成中苏同盟分裂的重要原因①。楔子战略是联盟(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或次国家行为体基于阻止潜在的敌对联盟形成或分化、破坏、瓦解已经形成的敌对联盟的目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采取对抗或调适等战略手段来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艺术与科学②。楔子战略的目标主要包括联盟重组(Realignment)、联盟解除(Dealignment)、联盟预阻(Prealignment)和联盟分化(Disalignment)四种目标③。中苏同盟是冷战时期美国的重要对手，分化削弱中苏同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事实上，从中苏同盟建立前夕到瓦解，美国一直密切注视着中苏同盟并采取了楔子战略进行联盟预阻和联盟分化，对于中苏同盟的瓦解起到了加速作用。为此，本文主要探讨核武器在美国分化中苏同盟中发挥何种作用。 一、冷战、核武器与联盟 核武器是影响冷战的重要因素，在美苏互动、联盟关系等方面，核武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冷战才没有发展为热战，也正是因为核武器，美苏都与各自盟友出现了分歧，进而令人吃惊地改变了冷战进程。 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形式，也对战略研究形成了巨大冲击。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曾在一段时期内处于核垄断地位。核战略是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核战略的演变是冷战时期美苏争霸态势的重要表征④。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总体趋势是随着核优势的逐渐减少，经历了核讹诈、大规模报复、相互确保摧毁等阶段。美国的核战略、美苏之间的核战略互动都对中国发展核武器产生了重要影响。 冷战时期核战略的使用主要通过威慑战略实现，包括核威慑和延伸威慑。在对手之间通常推行核威慑，而盟友之间则更多地是延伸威慑。围绕美国对华核威慑问题，不仅存在美国对视为敌人的大陆中国的核威慑，还涉及美国对盟友台湾等的延伸威慑。对于苏联而言，则主要是对盟友的延伸威慑效果如何。回顾冷战历史，美苏双方的延伸威慑都曾遭到盟友的质疑。英法对美国核保护伞表示怀疑，进而发展独立的核力量，美法关系还因此深受重创。由于联盟信任有限，中苏同盟同样未能在延伸威慑上达成一致。由此可以尝试得出一般性结论：大国在自身安全威胁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时，对盟友的核延伸威慑的信任程度较低，更倾向于拥有独立的核力量而非依靠核保护伞。对于大国而言，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核门槛并不算高，发展核武器也相对容易。发展核武器以及逐渐拥有一定的核威慑能力，能够促进大国安全能力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大国更加独立自主，核武器在此意义上是大国的实力、地位与身份的象征。不过鉴于核武器的巨大威力，美苏都想独自垄断并控制核武器，不愿盟友拥有独立核力量。因为盟友拥有独立的核力量不仅会削弱其对美苏的依赖，也会削弱美苏对盟友的限制能力，进而加剧联盟困境，给联盟造成负面影响。有研究发现，在战略分歧较大的情况下，自助能力的增强会进一步加剧联盟内部的分歧⑤，而拥有独立的核力量无疑会增强盟国自助能力，这对联盟的影响极为敏感。 核武器对同盟关系具有重要影响，无论是联盟形成还是联盟管理，有关核武器的管理与分配等都影响着联盟信任⑥。在拥核问题上，大国同盟的分歧更是难以弥合，会对联盟信任产生深远影响，容易成为引发联盟矛盾的隐患所在⑦。冷战最为显著的特点表现为美苏为首的两大联盟体系的持续对抗，核武器成为引发大国联盟矛盾的重要来源，这一点在中苏同盟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美国的对华核威慑更是成为中苏同盟核矛盾的重要诱因。中苏同盟既是大国同盟又存在战略分歧，因而围绕着中国发展核武器，中美苏之间实际上演出三国演义，成为冷战时期影响中苏同盟、中美苏关系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原因 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核武器?这是一个苏联方面也比较困惑的问题。俄罗斯学者谢·冈察连柯认为：“中国获取核武器的动机是什么?苏联领导集团似乎最终也未弄清楚中国为什么需要核武器?”⑧毫无疑问，美国对华核威慑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重要动因。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多次对华实施核威慑，导致中国对核武器的兴趣增强，并试探性地向苏联提出中国要发展核武器的愿望。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动用核威慑干涉中国内政更进一步地触动了中国寻求核武器的需求。总体而言，中国发展核武器主要基于四点考虑： 一是通过发展核武器并取得一定的核威慑能力，能够更好地应对美国的安全施压⑨。一般而言，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声誉；二是国家安全。一些官僚政治因素比如国内政治、科技发展等被认为是次要因素。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安全考虑⑩。建国初期，中国始终面临着美国的安全威胁，国防压力较大，面对美国频频对华进行核威慑，中国领导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核武器的巨大威力，也想拥有一定的核武器作为反制手段，增强限制美国核威慑的能力(11)。在中苏关系出现重大分歧后，中国面临着更大的安全威胁，更需积累一定的实力，从而打破被封锁遏制的瓶颈。 二是核武器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常规武力建设，虽短期耗费巨大，但长期却受益匪浅。经过朝鲜战争和两次台海危机，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面对美国海空军先进技术兵器和战术核武器的威胁，中国要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必须尽快实现国防现代化。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制订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并决定裁减军队，以便节省经费，用于发展技术兵器，包括核武器(12)。应对安全压力，中国不仅需要大力发展军事力量，更需要掌握对美的杀手锏，而核武器无疑是最具杀伤力、威慑力的杀手锏。中国节衣缩食、重点支持核武器发展，谋求最低核威慑能力，进而能够在长期上减少军事开支的压力。 三是发展核武器是中国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需要，也是大国身份诉求的需要之一。“在毛泽东看来，拥有核武器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他认为帝国主义看不起中国是因为中国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因此中国应该有原子弹并尽快发展氢弹。”(13)“发展核武器实际上被认为是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尊严的重大利益，而这直接涉及到毛泽东独特的国家利益观。”(14)事实上，核武器是中国通过发展高科技寻求国际地位提升的一个方面，包括早期的中国空间事业也是如此，可以改善中国在亚非拉国家中的地位(15)。美国学者则认为中国发展核武器是想提升自身国际地位，成为亚洲霸主，尽管中国不愿说出这一目的(16)。中国对国际地位提升的诉求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情感，中国急切拥核的愿望和苏联对华核援助的限制形成了冲突，加剧了中苏同盟的矛盾。 四是中国并不相信苏联的核保护伞作用(17)。面对美国的核威慑，中国如果相信苏联的核保护，或许不会如此迫切地想发展核武器，可事实并非如此。作为盟友，尽管苏联宣称愿意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但中国领导人对此并不大相信，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中共领导人，不愿将自己的安全托付他人。事实上，苏联也并未给中国提供有效核保护。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华进行核威慑，苏联并未表态提供核保护。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苏联虽被迫愿意给中国提供核保护，但也存在许多变数(18)。事实上，赫鲁晓夫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并未给中国提供核保护(19)。 此外，在中苏同盟分裂后，中国决定继续独立发展核武器还有两点考虑：一是发展核武器可以增强中国与苏联竞争社会主义阵营领导地位的能力；二是有利于中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拥有核武器是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鼓舞，但中国不会将核武器直接运用到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当中(20)。综上所述，中国发展核武器存在多方面原因，不过最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安全考虑，美国对华核威慑给中国施加了巨大的安全压力，是中国发展核武器最为重要的诱因。也正因为如此，核武器在中美苏之间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推动三国关系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美国对华核威慑的安全施压 中苏同盟形成后，美国并未放弃分裂中苏同盟的楔子战略，而是确定了“以压促变”的对抗性楔子战略，通过向中国不断施压来加剧中苏同盟内部的矛盾，具体而言是安全施压和经济施压两条路径，核威慑是安全施压的重要手段。 冷战初期，由于美国拥有核垄断地位或巨大的核优势，加之对核武器的恐怖性认识不够，核禁忌在政策界并未形成共识，导致美国大肆利用核武器进行核讹诈，在柏林危机、朝鲜战争中都有过尝试。美国也曾多次对中国进行核威慑(21)，这是美国通过安全施压分化中苏同盟的重要手段。其中朝鲜战争期间比较明显的有两次，一次是朝鲜战争激烈交锋时期，为了尽快打败中国志愿军，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不排除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一次是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期间，艾森豪威尔总统为迫使中朝在谈判中让步、推动停战协定达成，扬言要使用核武器。在危机中对华实施核威慑也是美国的一贯做法。两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都对中国进行了核威慑。“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宣称美国可以使用战术核武器。”(22)1958-1959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又故技重施，试图通过核威慑迫使中国让步。并且美国方面认为在第二次、第三次对华核威慑上，美国基本上取得了效果(23)，这也使得美国认为核威慑是对华施压屡试不爽的战略手段。 面对美国的核威慑，中国表面上虽宣称并不惧怕，实则有所顾忌，也增强了拥核意愿。面对美国的第一次核威慑，“中国领导人曾经因此命令在大城市准备防空洞，并计划迁移在沿海地区的工厂。两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动用核威慑干涉中国内政更是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推动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产生了迅速获得核武器的迫切愿望，将建立有限的核打击力量列为中国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4)。毛泽东表示：“解放军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25)由此可见，发展核武器在毛泽东看来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 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历程来看，美国的核威慑是巨大的刺激因素。中国相信美国的实力，并认为其存在核打击的意愿，因而美国的核威慑可以认为是成功的。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由于美国在这次危机中对中国进行核威慑，最后促使中国下决心研制核武器。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式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26)。美国对华核威慑也推动了中国高层领导人对核武器的认知和军事战略的调整。1955年初，核武器曾在军事圈引发思考，引发军事和战略思想方面的变革。当然，1955年的讨论还与台海危机有关。中国担心美国使用核武器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并且对中国承受核攻击时的脆弱性表示担忧，这也表明中国开始从现实主义的立场思考核武器(27)。 美国不断对华实施核威慑，导致中国对核武器的认识不断加深，拥核的意愿逐渐增强。美国对华核威慑是其针对中苏同盟“以压促变”的对抗型楔子战略的一部分。在常规威慑和核威慑之间，美国更倾向于选择核威慑。因为就常规武力而言，中美在朝鲜半岛已有交锋，中国并不惧怕美国的常规军力。同时美国方面也意识到仅仅依靠常规武力也难以威慑中国。美国对华核威慑也与当时美国的总体战略密切相关。美国对华核威慑主要发生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艾森豪威尔主政期间，主张控制国防开支，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这种不对称战略特别倚重核威慑，导致美国在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中频频使用核威慑，对华核威慑亦是如此。1953年10月，由艾森豪威尔批准的NSC162/2号文件——新面貌战略的绝密文件规定：如果与苏联人和中国人开战，美国就将把核武器当做和其他军需品一样可供使用的东西来考虑。1955年年初，艾森豪威尔授权将这一方针同样延用于有限战争，即使在一场局部战争中，美国也不排除使用核武器(28)。 回顾美国对华核威慑的历程，美国基于分化中苏同盟的考虑，将核威慑视为对华安全施压的重要手段，而中国在多次面临核威慑的情况下，拥核意愿不断增强。不过中国当时发展核武器只能依靠苏联的援助，这也使得核武器开始成为中国同盟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成为影响中苏同盟演变的重要因素。 四、中苏同盟的核矛盾 中苏核合作对中苏同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9)，中苏核合作不仅可以增强中国应对美国威胁的力量，也加剧了两国关系的恶化(30)。由于美国不断对华进行核威慑，在巨大的安全压力下，中国开始寻求发展核武器，但鉴于中国的实力，发展核武器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争取苏联援助。事实表明，正是发展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等问题，成为中苏关系紧张的重要诱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双方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苏联方面对中国迫切发展先进武器、特别是发展核武器的态度，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应(31)。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表现出一种既要给予援助又要进行限制的复杂心态：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决定了苏联需要在核武器方面帮助中国，提供核保护或者核技术，况且苏联支持中国发展核武器也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由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共，苏联不断提高对中国核援助的层次和力度，这也是中国能在短短十年内制造出原子弹的重要原因之一。赫鲁晓夫在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不信任，特别是中苏在核战略和核政策以及处理国际事务等方面的分歧不断显露，构成了苏联核援助的限度和制约条件(32)。中苏同盟在核武器方面的需求与限制构成了同盟的矛盾之一，也在随后的同盟恶化中持续发酵。 就同盟关系而言，苏联从维护同盟团结出发，可能会对中国提供核保护，并且这种核延伸威慑如果成功，能够对美国产生一定的威慑效果。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之所以不敢动用核武器，担心苏联的核报复也是重要原因(33)。不过苏联并不愿意一直为中国提供核保护，如第二次台海危机中，苏联的核保护十分勉强。一是苏联不愿为了中国而与美国陷入一场核战争当中，从而有损美苏缓和；二是苏联不想中国因为有了核保护而恣意妄为。第二次台海危机也显露了中苏分歧(34)。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想失去自己的核垄断地位。中国对核武器的模糊态度和对核武器使用的不够谨慎的宣传(如毛的核战争言论)使得苏联领导人对将核武器技术转让给北京持否定态度(35)。“苏联对中国冒进主义的担忧，害怕中国引发一场苏联与西方国家都不愿意参加的核战争，对核战争的分歧深刻地影响着中苏同盟。”(36)不过赫鲁晓夫出于国内政治斗争寻求中国支持的需要，被迫同意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这也就意味着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本身就是权宜之计，并且对于苏联而言，中苏军事合作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37)。核武器研发耗资巨大，苏联并不愿意为中国分担这一成本。由此可见，中苏核合作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旦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出现风吹草动，必然殃及中苏核合作，反过来，中苏在核合作上龃龉不断，也进一步加剧了中苏同盟的矛盾。核武器威力巨大、十分敏感，在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中充当了助推因素。由于核武器所具有的重大国际战略意义，使其成为中苏同盟现实利益中最为敏感的部分之一。中国对核武器的急切需求和苏联对核援助的谨慎限制的巨大反差成为中苏同盟的重要矛盾，也导致中苏关系出现恶化。在中苏关系出现恶化的情况下，由于担心中国利用核武器进行核讹诈，担忧中国核武器对苏联及其卫星国进行伤害，苏联中断了与中国的核合作(38)。苏联单方面中断中苏核合作被中国视为背信弃义，也成为中苏争吵的重要话题和助燃剂，进一步加剧了中苏同盟的矛盾。 对于中国而言，苏联的核保护并不能令人信服(38)，发展核武器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既定方针。苏联在对华核援助上的保留与限制容易刺激中国的民族感情，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良好的情况下，这种分歧尚能保持克制，但却成为同盟矛盾的根源之一。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对中国的核武器发展采取了限制甚至打压态度，激起了中国强烈的不满情绪，加深了中苏关系的裂痕。“苏联威胁将中国从其核保护伞中移除，这将导致中国在军事上更加孤立，并采取对抗性行为。”(39)另外，中国对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表示失望和不满(40)。因此在危机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正式成立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发展和拥有核武器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最为重要的国家利益(41)。美苏推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也引起了中国的不满，认为这是美苏联合打压中国。1963年7月2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中国发表《中国政府声明》表示抗议，中苏矛盾公开化。该条约签署之后，中苏矛盾更加激化，在1963年后几个月和1964年，苏联和中共之间发生了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有、最为尖锐的争论。由此可见，中苏同盟破裂后，中苏在核武器方面的矛盾并未消除，反而成为中苏关系进一步破裂的助推因素。 核武器在冷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大国战略互动的主要动因之一。中苏同盟在冷战期间被美国视为重大威胁，采取楔子战略阻止中苏结盟、分化中苏同盟是冷战期间美国针对中苏同盟的主要战略。考虑到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以及争取中国的难度和代价，美国主要采取“以压促变”的对抗性楔子战略，经济施压与安全施压是两条主要路径。核威慑是美国对华安全施压的重要手段。美国多次对华进行核威慑是促使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也促进了中苏同盟的分裂。核武器具有巨大杀伤力和高度敏感性，对于联盟关系的影响深刻而复杂。国家在自身安全威胁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时，对盟友的核延伸威慑的信任程度较低，更倾向于拥有独立的核力量而非依靠核保护伞。因此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同盟之间会矛盾不断，不仅中苏同盟因核武器而矛盾加剧，导致中美苏围绕核武器上演了三国演义，英法美关系也因核武器间隙不断。时至今日，核武器对同盟的影响依然存在，无论是美日、美韩同盟，还是中朝同盟，核武器都是影响同盟关系的重要因素。对中国外交的一点启示便是，美国在朝核问题上不断对朝鲜施加压力，中国需要担心这对于中朝关系的负面影响。 注释： ①Thomas J.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Shu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conomic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Washington D.C.and Stanford: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页。 ②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 ③Timothy W.Crawford,“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No.4,2011,pp.165-166. ④关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战略可参见潘锐《从“大规模报复”到“星球大战”——论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演变》，《美国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张静怡、宋久光《从“纯威慑”到“实战威慑”——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核战略的演变》，《美国研究》1988年第4期。 ⑤周建仁：《战略分歧、自助能力与同盟解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期。 ⑥张景全：《核武器对同盟的影响——以朝核问题与日美同盟的互动为例》，《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 ⑦Thomas W.Robinson,“A National Interest Analysis of Sino-Soviet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1,No.2,1967,pp.173-175. ⑧[俄]谢·冈察连柯：《中苏分裂的军事因素》，张丽华译，载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⑨荣予、洪源：《从反核威慑战略到最低核威慑战略：中国核战略演进之路》，《当代亚太》2009年第3期。 ⑩P.R.Chari,“China's Nuclear Posture:An Evaluation”,Asian Survey,Vol.18,No.8,1978,pp.817-828. (11)(16)Morton H.Halperin,“Chinese Nuclear Strategy”,The China Quarterly,Vol.6,No.21,1965,p.74. (12)贾启玉主编：《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2页。 (13)Traey D.Strong and Helene Keyssar,“Annal-Louise Strong:Three Interviews with Chairman Mao Zedong”,China Quarterly,Vol.6,No.2,1955,p.503. (14)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 (15)张杨：《美国对中国早期空间发展评估及其影响》，载于群主编《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63页。 (17)毛泽东就曾明确表示苏联的核大伞罩不住中国，参见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 (18)[美]雷蒙特·加特霍夫：《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伍牛、王薇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19)[美]张少书：《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顾宁、刘凡、李皓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页。 (20)Morton H.Halperin,“Chinese Nuclear Strategy”,The China Quarterly,Vol.6,No.21,1965,p.74. (21)(22)郑治仁：《共和国的五次核危机》，《文史博览》2004年第8期。 (23)John Lewis Gaddis,“Dividing Adversaries: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1945-1958”,in 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47-194. (24)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 (2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页。 (26)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 (27)Alice Langley Hsieh,“Communist China and Nuclear Warfare”,The China Quarterly,Vol.6,No.2,1960,pp.1-15. (28)[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29)Allen S.Whiting,“Dynamics of the Moscow-Peking Axi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321,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Chinese,1959,p.102. (30)牛军主编：《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31)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 (32)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页。 (33)[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受命变革(一)》，静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10-213页。 (34)Alexander Dallin,“Russia and China View the United State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349,1963,p.152. (35)(37)(38)[俄]谢·冈察连柯：《中苏分裂的军事因素》，张丽华译，载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68、268、268页。 (36)Robert C.North,“The Sino-Soviet Alliance”,The China Quarterly,Vol.1,No.1,1960,p.51. (39)[英]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魏海平、艾平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7页。 (40)Alice Langley Hsieh,“The Sino-Soviet Nuclear Dialogue:1963”,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8,No.2,1964,p.114. (41)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24页。 (42)戴超武：《关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研究的若干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4期。标签：军事论文; 台海危机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中苏关系论文; 朝鲜核武器论文;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同盟论文; 核武器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