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经济的矛盾问题——为建立经济学一哲学联盟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而作论文,经济学论文,矛盾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经济学革命
当前，正在进行一场影响人类命运的经济学革命，它根本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所说的那两场革命：一场是十九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它用效用价值论代替劳动价值论，用边际分析代替劳动价值分析，从此开始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另一场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只涉及充分就业均衡状态，这是特例，而实际情况经常是小于充分主业均衡，这是通例，因此，他用国家干涉来弥补自由竞争之不足，用总量分析来代替个量分析，从此开始建立了与微观经济学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学体系。
本文所说的经济学革命，是从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地开始的，这场革命具有它本质的特点，这就是：它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出点、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为核心，以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为导向，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目标进行的。
90年代初，转变的时刻到来了，它明确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对与此有关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了进一步的、具体的探索。
毫我疑问，这是一场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从而对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必将产生深远影响的经济学革命。它和新技术革命一道，交织成为一股推动我国前进的伟大力量，并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
回首往事，本世纪30年代。在关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上，曾经发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的大论战，不过是目前这场伟大的经济学革命的预演！从那以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以苏联的解体为契机，中国共产党总结四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在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随后又围绕这个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这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方针与政策的提出，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转折！
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结合了几百年，现在突然来一个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这确是一个新鲜事物！不仅是新鲜，而且似乎是矛盾啦！认识它，采取正确的行动，迫切需要从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上对这场经济学革命的性质、任务与前途作出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宣称，他们的哲学是辩证哲学，辩证哲学的一贯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支持从事物的矛盾运动中去观察事物。现在，我们就从历史上与逻辑上，分析市场经济的矛盾问题吧。
市场经济的共性、个性和两重性
市场经济是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商品生产以及由此必然发生的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①当代两种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有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都发展商品经济，也就必然要发展市场经济，这是合乎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丝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问题是：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的市场经济的共性是什么？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它们的市场经济各自具有哪些特点，哪些个性？
市场经济的共性来源于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来源于商品经济，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都具有以下的共性：1、存在社会分工；2、产品必然通过交换；3、有法定的产权制度；4、各个经济单位的经营决策是分散的；5、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之间是非线性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6受竞争法则支配，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
市场经济的个性来源于它所结合的生产方式的不同，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主要标志第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它具体表现为由国家法律规定的产权制度，因为，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决定人们在社会的生产组织和分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私有制，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占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公有制，而在它发展的初级阶段上，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其它经济成分为补充。第二是生产力的状况，即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发展要求。它决定市场结构的复杂程度、市场范围的大小和市场作用的强弱。市场经济的个性不同，矛盾的性质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它是我们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基础的东西。
辩证哲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般的市场经济，其共性中就存在着两重性：1、由决策的分散性所产生的微观单位有序与宏观系统无序的矛盾；2、由竞争法则的优胜劣汰所产生的生产效率与分配公平的矛盾、由市场的非线性关系所产生的平衡发展与不平衡发展的矛盾，等等。
上述矛盾，在个性不同的市场经济中，其表现形式不同，解决的方式也不同。西方的市场经济出现最早，也最发达，就先从它开始分析吧。
自由市场经济的矛盾问题
西方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以行会手工业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济，出现了集市；2、以工场手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成了市场；3、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发展为市场经济；4、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这就是在经济生活中起基础作用的现代市场经济，本文主要以它为分析的对象，它是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的。
早在1776年，以亚当·斯密《国富论》发表为开端，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其经济思想是自由放任主义：主张政府的职责在于维护秩序和安全，尽量不要去干预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所具有的主动性；在自由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
十九世纪70年代以后，经过瓦尔拉和马歇尔等人的发展，在哲学与科学的“均衡”概念指引下，他们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引入了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形成了一整套经济学一哲学观点，可以将之概括如下：
1、人的主要动机是个人私利；
2、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迫使企业以最有效的方法生产消费者所需的东西，从而把个人的自利行为转化为对公众有利；
3、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是：经济活动主体的选择的自由，其中包括在投资、就业与消费等领域中的选择的自由；
4、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是由于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或者是由于自然和人类的本性有缺陷的缘故；政府除了保证竞争法规的实施和提供其它部门无力生产的产品外，不应对企业进行干涉；
5、市场经济的价格制度与竞争制度，是一部有效的调节器，它可以保持经济和谐、协调与稳定的发展。
从上述的经济哲学思想可以看出，正统经济学家们在市场经济的两重性中，极力推崇赞美的是市场力量创造性的一面，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市场力量破坏性的一面。这个片面性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有其存在的客观原因。
十九世纪末，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的破坏性的一面，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西方现代经济学，就是在试图消除市场经济破坏性的一面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一、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30年代
（一）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福利经济学的提出。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这是道德哲学的一个主题。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759)中讲同情和利他，而在《国富论》中却讲自私和利己。利己与利他如何统一呢？他从市场交换的角度作出论证，认为，由于存在社会分工，人们必须通过市场交换产品，才能满足各自的需要。在市场交换中，利己心是驱动个人行为的主观上的动机；而互通有无，互利互助，却是交换行为的客观上的社会效果，这样，利己与利他，就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统一起来了。
到了本世纪20年代，垄断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财富愈来愈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经济生活从总体上看，确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从个人收入分配上看，却出现了极端不平等的现象。以美国处于繁荣高峰的七十年代中期而论，按照萨缪尔森的统计数据，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极端，是很穷的人，生活困难；在另一极端，是很富的人。大多数的人居于其间。”②与此同时，由于资本高度集中，生产愈来愈社会化，社会生产力空前高涨，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社会财富，这就使资产阶级有可能从巨额利润中，拿出一个微小的部分来举办社会福利设施，以缓和阶级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庇古(1877-1959)出版了《福利经济学》(1920)一书，从理论上反映了为解决这个矛盾而作出的努力，它标志着福利经济学的正式诞生。
庇古是马歇尔忠实的弟子，在哲学观点上深受边沁功利主义的熏陶，在方法论上坚持新古典派的边际分析法。他认为，人们的利益首先是物质利益，经济利益，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利益是以货币来计量的。所以，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要研究的，主要就是能以货币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也就是他所说的“经济福利”。庇古首先从福利最大化原则出发，对自由竞争市场中的社会经济福利作出总体的评价；其次他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上，提出两个基本的社会经济福利命题：(1)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2)国民收入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从第一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庇古提出社会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他认为，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边际纯产品，从社会的角度衡量和从个人的角度衡量，二者并不是相等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有必要采取税收等调控手段进行干预，才能达到社会生产资源最优配置；从第二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庇古提出收入均等化的问题。他认为，要增大社会经济福利，必须实现收入均等化。为此，他把边际效用递减律推广应用到货币上来，断言高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于低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因此，国家可以采取累进所得税等政策，把向富人征得的税款用来举办社会福利设施，通过这一途径实现“把富人的一部分钱转移给穷人”以达到“收入均等化”；从而使社会经济福利极大化。
由上述可见，庇古在哲学上是从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一“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出发的；在经济学上则是发挥了新古典派建立在欲望饱和律基础上的边际效用学说，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质，正如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的：在一个存在着对抗利益的社会里，有产者与无产者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在分配上的不均等。当然，庇古应用的经济分析方法，他建议的政府调节措施，对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是有用的，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二）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的矛盾，创新经济学的突破。
发展观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均衡发展与不均衡发展的矛盾。新古典派从哲学与科学中引进了系统运动过程中的“均衡”概念，作为它的一个基本概念。从辩证哲学看来，均衡（平衡）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本条件，平衡和运动是分不开的：系统中个别分子的运动趋向于平衡，而整个系统的运动又破坏平衡，因而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在经济学中，均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均衡是指静态的瓦尔拉均衡，它撇开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时间调整过程；广义的均衡是指动态的非瓦尔拉均衡，这就是，当构成经济系统的相互作用的变量的值，经过调整，使该系统不再存在继续变动的倾向，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在经济系统的运动问题上，存在着两种考虑动态的非瓦尔拉均衡的角度：
一种是从交换的角度，这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研究途径，它可以追溯到凯恩斯和古典派经济学的争论，而在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1939)和兰格的《价格灵活性与就业》(1944)中达到了顶点，其目的是为了解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一研究领域被称为非均衡经济学。
另一种是从生产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认为它必然是非均衡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周期性的振动，熊彼特开创了这一方向的研究，它打破了新古典派固有的“均衡传统”。熊彼特建立的新领域现在发展为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创新经济学。这里所说的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的矛盾，主要是指熊彼特研究的方向。
熊彼特受到马克思的辩证发展观很深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上，他认为，生产过程的“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强调，生产技术的创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熊彼特就是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其要点如下：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是“创新”，“创新”和“循环流转”不同，后者是一种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过程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而创新则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生产方法和生产组织，创造出新的生产方法和生产组织的过程，是“产业突变”。创新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内容：(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新组织。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均衡和不均衡的交替，它经历了周期性的振荡。因为，新技术的革新、新资源的利用以及新领域的开发是破坏均衡发展，造成经济周期并决定周期长短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一般的经济发展过程总是从静态的均衡状态开始，由于“创新”使企业家获得利润，形成了“创新浪潮”，导致了企业家们的投资活动，这就大大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较多企业，盈利机会消失，企业家们的投资活动减少，经济开始衰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样处在繁荣与衰退的循环交替之中。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生产方法和生产组织的创新从来都是不连续的、多种多样的，它们当中有大有小，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有大小、久暂之不同，于是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周期：长周期、中周期与短周期，这三种周期是相互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
第三，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是自动进入“社会主义”。熊彼特进一步在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他的“社会过渡理论”。他认为，通过不断“创新”，资本主义经济给自己造成了两个局限性：一是经济领域越来越广泛，生产越来越复杂，企业家无法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二是技术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益代替个人活动，企业家无用武之地，人的作用丧失了。于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即告结束，中央计划结构将取代私人组织，技术与管理人员将取代企业家，资本主义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
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均衡论”的哲学基础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按照拉普拉斯的机械决定论，在市场机制的运行中，经济主体通过商品交换追求利润极大或效用极大化的行为，会使每一商品市场的供求相等，从而均衡价格把交换中的无序变为有序。因此，在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
上述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均衡论”，没有涉及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变革，因而，熊彼特的非均衡论（从“创新”，即从生产方法和生产组织的变革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在他们看来自然是非正统的，属于异端学说。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非均衡论提出后，经历了半个世纪，未被经济学家们所接受；而从交换过程方面考虑动态非均衡问题的“（市场）非均衡经济学”，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以帕廷金、克洛沃、菜荣霍夫德、巴罗和格罗斯曼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由于是为了建立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且采用了新古典学派的观点与方法进行分析。因而（市场）非均衡经济学，被他们推崇为人类思维在经济学取得的丰硕成果，可以同物理学中相对论对古典力学的突破相比美。它在短短30多年内，已发展成为一门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
（三）数量分析与制度分析的矛盾，制度经济学的挑战。
辩证哲学认为，一切事物都有质和量，二者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而质的规定性则是认识事物的基础。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边际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日益朝着“数学化”方向发展，边际主义的两位创始人杰文斯和瓦尔拉，他们同时也是经济学“数学化”方向的推动者。问题是，不同事物只有在质相同的基础上，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就经济学而论，商品价值的量的分析，要建立在价值的质的规定性的基础上。新古典派的“均衡价格”（价值）是以边际效用中所表达的商品稀缺性为其质的规定性的，他们由此作出的数学分析，为市场交换中呈现出来的复杂多变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力的工具。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作为价值是社会的量，因而，和它们作为“物”的“属性”是绝对不同的”，③商品的价值“只是代表人们在其生产活动中的关系。”④
制度学派反对边际学派把个人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抽象出来，在分析满足个人欲望的程度时，单纯地使用数学方法的作法；制度学派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是和社会制度紧密相联的，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局限于经济活动的范围内，还应研究经济活动赖以进行的各种制度，分析“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此相适应，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历史的、进化的方法。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学化”方向就是由此发端的。
制度学派所说的“制度”，含义极广；权力、财产、价格、市场、货币、风俗习惯、政策、法律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属于“制度”的范畴。这里我们着重介绍其中一个流派──法律学派康芒斯的观点。康芒斯认为，正统经济学的市场交易是“物品的交换”⑤是“商品的实际移交”，⑥这是物资经济；而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市场上的交易“是所有权的移转，而不是实物的交换”⑦所以，制度经济学是“关于所有权的经济学”；⑧物质的东西是正统经济学的基础，而所有权则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所有权问题是法律问题，因此，康芒斯特别强调法律对于经济制度变化所起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中，他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法律基础的发展、进化过程，并批评了正统经济学主张的个人优先于集体的观点；认为，个人是制度的产物，是集体中的一员，个人的活动必须受集体行动的支配，因而是集体优先于个人。所以他把“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⑨并批评正统经济学长期以来忽视了法律在社会生活的作用。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有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三种利益协调方式，或三种制裁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律制度的作用，他把法律制度作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法制决定论的观点出发，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归功于它的法制破坏了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归于法制的作用。
60年代，以科斯的《厂商的性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为基础，开始把产权纳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按照科斯的看法，西方经济学在《国富论》出版以来的两个世纪里，主要是填补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空白，校正他的错误，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缺陷是，缺乏关于市场的制度安排。科斯认为：“如果没有一些恰当的制度，任何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起来。”⑩关于这个问题，早在他年青时代就已经提出，当时，他疑问：“如果自由市场中的价格制度象斯密所设想的那样，能提供必需的所有的协调和有效地指导资源的配置，为什么还需要企业或厂商的协调呢？他的《厂商的性质》一文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明确地把市场交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学的分析。他的基本论点是，在市场经济中，交易成本是大于零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谈判、订立合同、监督执行等费用，因而，制度安排，特别是法律制度的安排至关重要。他的这个基本论点，在产权学派的推动下，形成了一门新的经济学──产权经济学。
产权经济学和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都认为，在市场交易中，交换的不是物品和服务，而是由法律制度确立的一组权利的交换。不过，科斯是从市场交易过程需要当事人注入精力和时间，支付信息费用和其他一切开支出发的，就是说，从交易费用大于零这一基本前提出发的。他认为，制度安排除价格制度外，还包括政府的法律制度，企业的组织制度以及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其核心则是界定和保障产权，保证产权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保证人的才能和知识的运用和发展，从而减少交换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所以，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有着本质的联系，科斯认为，经济学家如果不具体说明进行交易的制度环境，讨论交换过程就没有多大意义。
把市场经济放在社会制度的大框架下考虑，必然涉及社会历史观，新旧制度经济学家们，由于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其哲学基础不能不是“阶级利益调和论”。例如，康芒斯虽然承认，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交易中，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着“利益的冲突”，但是，借助于各种措施，首先是国家法制，可以协调各种冲突。在他提出的“交易论”中，他对市场交换活动中存在的三种社会关系一冲突、依存在秩序，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这三种社会关系是结合在一起的，缺一不可，因此，只有可以调和的冲突，而没有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冲突可以通过公正的仲裁人进行调节，这个仲裁人就是国家，首先是它的代表法院。康芒斯的哲学虽然承认，“马克思在他的唯物史观以及自由竞争和个人自由的最后消灭的理论上是正确的，可是在他对阶级斗争的解说上却不正确”(11)尽管康芒斯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但是，他离开了正统经济学从人对物的关系，从个人欲望的满足这两个基本的出发点，主张从所有权、从法律制度上来研究经济学，因而，他的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处于“异端”地位。与此相反，科斯等人的产权经济学，虽然也从产权关系，从法律制度出发，但是其学说的基本前提─ ─交换成本，是以新古典学派对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分析为依据的，所以，被确认为是西方经济学发展中一个新的分支。
二、从二十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
市场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矛盾，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自由竞争市场的经济─ ─哲学思想，渊源于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斯密认为，追逐私利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努力，在改善个人物质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实现。经济自由主义是政治哲学天赋自由学说的引伸和发挥，因此他明确表示对政府干预的反对态度。自由放任政策是他的经济哲学思想的必然结论，它包括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以及经济活动中的各行其是，斯密认为，只有实行自由竞争政策，才能体现经济自由主义，才能促进社会资源最合理的使用，才能刺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反之，政府干预，“禁止人民大众制造他们所能制造的全部产品，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资财与劳动，投在自己认为最有利的用途上，这显然是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12)这只会使社会陷人贫穷和混乱，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矛盾日益暴露，前面已经指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就是揭示和试图解决它的矛盾的过程。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把自由市场经济的矛盾极其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自由市场经济能自我调节、自我稳定和自我支撑的信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凯恩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一书，就是在上述形势下产生的。他不得不承认，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必须把它纳入国家干预，即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轨道，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
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在重商主义时代就已经产生，从本质上说，它是强调政治统治经济，强调集权控制分权的经济哲学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反映。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的竞争更趋激烈，带来的影响更深刻，造成的后果更严重，这就迫切要求国家出面，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以仲裁和解决个人和团体所不能解决的矛盾。它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求生存、求发展的需要。
以“凯恩斯革命”为契机，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了一次体制的变革，这就是把政府的调控职能引入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之中，市场经济体制出现了从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的转变：
市场—企业┃ 价格—供求
国家—市场—企业 ┃ 调控参数—价格—供求
从此正式开始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三、从本世纪70年代起到现在
从70年代起，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矛盾，自由主义的复兴）出现经济衰退，高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即出现了“停滞膨胀”的局面，这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的。于是兴起了一股以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向经济自由主义“复归”的思潮。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经济家们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严重的局面，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而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因而，他们主张：恢复无调节的自由企业、自由市场、消费者个人主权和和作为公共政策检验尺度的个人选择。其经济—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保留自由市场，限制政府行为，强化个人主义刺激。
从表面上看，市场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似乎是互相排斥的，实际上，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看，自由放任政策和国家干预政策始终是互相补充的两种手段，只是在不同的形势下，重点不同，结合的方式不同吧了。斯密在《国富论》中注意到国家的作用，凯恩斯在《通论》并不抹杀自由放任的优点，二者始终是资本主义国家根据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实际需要来作出的选择。从经济哲学的观点看来，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分散经营，强调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有助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有助于提高效率；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调控和集中管理，强调国民经济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动态性，有助于缓和或消除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不协调与不平衡，有助于缓和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两种经济哲学的观点、理论及其政策体系，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作出的，它不会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也就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现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问题
市场经济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式也不同吧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两重性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考虑：
第一，宇观层次，即全球经济学。在现代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不外是两种基本能源──非再生的化石燃料与核原料，和可再生的太阳能、风能、水能、潮汐能、海洋热能、生物质能等；所进行的是三种方式的能量变换──工业中的工业技术变换、农业中的农业技术（包括畜牧业、饲养业、林业、渔业、与农业）变换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变换（如海关、森林、草原等在物质、空气、水等循环中的能量流动）。在市场经济中，前两种能量变换所耗费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是计算成本的，是花钱的；最后一种能量流动是大自然的赋予，是自然力的作用，属于“外部影响”，它并不计算在企业的生产成本内，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它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这一传统的信念，提出了有力的反证。本世纪20年代伊始，庇古就已经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家们为了追逐一已的私利，不惜污染无代价的水资源与空气资源，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唯一手段，必须有政府的调节措施。到了60至70年代，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生态学家、经济学家，纷纷对自由竞争市场经济造成的严重的环境问题，表示十分忧虑，并提出他们认为是有效的对策，例如，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在《技术社会》(1967)，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1973)中，都对只考虑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提出尖锐的批评。在他们的努力下兴起了一门科学，叫全球经济学，它力图把经常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和环境的发展结合起来。
全球经济学中的“全球”，是包括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人类圈这五个圈层的大系统。其中的人类圈，由于经济活动非常频繁，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十分活跃，因而大大加速了全球系统中的生物地化循环，影响地球的演化，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人口膨胀、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全球经济学以全球系统为研究的对象，它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全球系统运行中的动态平衡问题；当前，就是要解决工业革命以来，在人类征服自然而不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错误观点引导下，造成的人类与自然之间不断扩大与加深的鸿沟。这是关系到人类子孙后代在地球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从全人类长远的利益出发，要求我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不仅要产出最大（生产效率），而且要物耗、能耗最小、产品周期最长（生态效率）。
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学中，必须考虑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地理环境，特别是存在着南北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首先都必须树立全球观念，都必须认识到人类的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基本单位已从国家、民族这一层次上升到全球的水平，这就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资源分配体系，用和平、发展与合作代替战争、停滞与对抗，才能解决全球危机。其次，对全球系统要用长期的、多层次的和综合的方法进行分析与研究，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可行的和有效的全球预测和调整程序和机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生态环境大国，理所当然地要把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把全球经济学的研究，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宏观层次，即国家经济学。市场经济的共性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与分散决策，它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矛盾，如：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平等与效率，等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1776年《国富论》发表算起，二百多年来西方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基本上走了一条“之”字路：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可以说是否定之否定。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的二重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这个矛盾表现为企业自主经营和国家宏观调控的矛盾。我搞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基本上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在短短的十五年内，我们也走过了一条“之”字路：宏观管理──微观搞活──宏观调控。由于过去近30年排斥商品经济，采用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方式，这条路的具体形式表现为：国家宏观管理──扩大企业自主权──国家宏观调控。总的看来，这个矛盾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城市则从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入手。在1981年到1983年期间，很多地区都试行了承包制，但是，国有企业基本上仍然处于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控制之下，企业的生产、投资和经营活动仍由指令性计划安排，当时的承包只是上级政府主管部门为落实其财政上缴任务的一种手段。2、1984年10月到1988年9月。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一方面注意了对企业扩权让利，微观放活；另一方面，却放松了宏观控制，没有建立起以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为手段的宏观控制体系，产生了新的比例长失调。3、从1988年9月到现在，经过3年治理整顿后，从1992年春天起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模式的提出，由于市场经济的二重性，在微观方面放宽放活的同时，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外贸四大体制改革方面加大力度，要建立它们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以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由此可见，社会制度不同，企业自由经营和政府宏观调控之间的矛盾，其表现方式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第三，微观层次，即企业经济学（经营经济学）。如前所述，西方的现代市场经刘，从凯恩斯革命以后，已经不是纯自发性的，而是转向一定程度的自觉性，表现为：市场经济运行和市场经济的作用受到政府的调控，从而使面向市场的企业行为受到政府的引导和影响。这意味着“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结合，它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向调控的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我国，在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下，现代市场经济的三维结构：
国家←→市场←→企业
和与此适应的政府调控经济的组织机构和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能：
调控参数←→价格←→供求
其着力点自然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着力点放在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上；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大前提下，着力点则放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到目前为止，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经过了一段探索和实践的过程，学习和借鉴了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共识，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与企业产权关系的制度安排；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产权制度的确立，是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效益，从而影响我国经济实力、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我国在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产权制度的安排上，最主要和最有影响的是“承包制”和“股分制”两种形式，它们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因而有其自身不同的特点和作用。
(1)承包制。这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它的特点是：1、它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2、它的理论前提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3、它的运行机制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4、它的核心是责、权、利相结合。可以肯定，承包制是产权制度的创新，是政与企业的产权关系的一种组织形式。
在改革进程中，承包制暴露了本身的两重性。从它的优点来看，第一，它承认企业独立的经济利益，明确规定了，企业赚得的利润“交够国家的。剩下就是企业的”；第二，它在一定程度上，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一方面，国家的计划目标，通过签订承包合同的形式，落实到企业；另一方面，在承包合同中明确规定，国家作为义务主体，不得干预。不得侵犯企业的内部事务，使企业能够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独立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第三，它是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一种形式，在产权关系的改革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利益分配上，企业有经营利得权，全部利润在完成上缴任务后，留利归企业支配；在管理方式上，政府通过合同，规定企业的生产方向和留利使用方向。
但是，承包制也有它的缺陷，首先，它是高度集中的旧体制范围内进行的改革，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只是在理论上承认了，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因而也就没有根本改变政企合一的弊病。这主要表现在，承包指标实质上带有指令性计划的性质，只不过不是以产量、产值等物量指标为主，而是以实现利润、上交利润等价值指标为主。这样，在政府（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签订承包合同，出现讨价还价、不合理等主观性的弊病时，政府可以利用它手中的行政权力来强迫企业就范，因而，承包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依附于政权力的问题，反而演变成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方式。其次，在承包制中，不仅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没有落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并无自己的财产所权，企业留利及其形成的资产是属于国家所有的，这样，就必然产生企业只负盈不负亏，追求短期利益和扩大职工的消费收入的倾向。
(2)股份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承包制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向股份制过渡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股份制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产物，是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把这种形式应用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我国，这是制度创新。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股份制在产权关系的制度安排上，比起承包制来具有以下的优点：第一，它的“两权分离”更加彻底。首先，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实现所在权本身的分离，把原始财产所有权分离为法人所有权和股权；国家拥有原始财产所有权，企业作为法人获得了企业资产的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部分收益权。与此同时，企业资产的投资者的所有权转化为股权（它分别属于国家、集体和个人）；其次，在企业内部，它实现法人所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集中于企业董事会、董事会是由握有较大股权、因而对风险具有较大财产承受力的持股者组成，它集中代表全部所有者的利益进行决策。企业经营权集中于经理，经理由董事会委任或招聘，经理在董事会的授权下，执行和实施董事会决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不承担财产责任，只对经营的结果负责任。第二，它在企业内部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机制、动力机制和风险机制。法人所有权、股权和经营权互相分离，各有其人格化的主体，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的制约机制；这三种权利统一于一个企业中，这就使企业有独立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经营方式，干部任免，职工录用，工资奖励，股息分红及产品销售价格等方面都有较大的灵活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和动力；企业经营好坏直接关系到股东、董事会、经理乃至职工，他们之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增强他们对企业资产的保值与增值的关心。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股份制和承包制是可以同时并存、互相结合、互为补充的关系：第一，机制互补。承包制在改进企业经营机制中，借鉴了国外的管理经验与管理方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不少创造；股份制主要是明确界定产权关系；在改进国资产的运行机制上作出了重大的创新，二者可以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第二，同时并存。我国目前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在所有制方面，企业的产权关系呈现非常复杂的情况。因此，不可能只有一种财产组织形式。股份制、承包制还有租赁制可以并存。第三，继承与发展结合。承包制在我国推行了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其中有许多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的思想与方法，可以继承下来，在推行股份制时加以发挥。
马克思主义应有之义
经济学──哲学联盟是马克思主义应有之义，本来，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哲学、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就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13)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内容。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就是运用辩证法这个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关系，从中揭示出这个社会的一切矛盾的根源，这就是商品的二重性中包含着的劳动的二重性；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明了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始至终的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的总和。因此，列宁认为，《资本论》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14)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15)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现代自然科学发生急剧的变革，向哲学提出种种新的问题时，列宁高瞻远瞩地建议：必须建立自然科学──哲学联盟，以迎接新的时代面临的挑战。为此，他认为，自然科学家十分有必要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对由黑格尔创立的辩证哲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就是说，要“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16)因为，“现代自然科学家从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黑格尔辩证法中，可以找到（只要他们善于去找，只要我们能学会帮助他们）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解答”。(17)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经济学革命：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事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在占世界人口1/5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大地上诞生的。这就向我们提出种种深层次的哲学问题，要求建立经济学──哲学联盟，从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作出科学的回答。
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热点问题是：市场经济向何处去？是继续它二百多年来走过的自由竞争市场的道路，还是探索一条新路，象中国那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问题上，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威尔伯和詹姆森的著作《经济学的贫困》（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3年）值得一读。它从哲学的观点与方法上批判地分析了自由市场经济，一开始就抓住市场经济的二重性：“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既具有创新力，也具有破坏力”，并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相当深刻的和有价值的论点，它们贯彻在作者的论述中，这些论点如下：
1、关于市场经济的共性与个性。传统经济学相信存在着超越不同社会的历史、文化和制度差异的一般规律，因此，只强调市场的共性，而撤开了由于特定的文化和制度给市场带来的个性；
2、关于从发展去观看待市场经济。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是在不断发展中的制度结构。从封建社会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市场从来都只是经济生活的附属品，它服从于国家搞度集权的管理制度。市场经济是随同工业革命一起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3、关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本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是只由市场来控制、调节和指导的经济。商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完全托付给市场这个自动调节机制；自调节市场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结构中一个重大的转变，它要求社会分为经济的和政治的领域，而在以前的社会中，经济是嵌于社会体系中的；
4、关于对自由市场经济评价。自由市场经济就自动调节体系意义上来说，属经济学家乌托邦幻想，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暂时的畸变。事实上没有人愿意生活在纯自由市场体系中，没有人愿意接受每件事和每个人的价值都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来衡量，这样一种市场的价值观念同人的价值观念是相抵触的；市场经济必须嵌入整个社会体系，由社会控制；
5、关于市场的哲学观点。传统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行为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原子状态式的和享乐主义类型的；并且把以这种观点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看作是社会本身的组织原则。这种经济哲学认为，社会不过是个人的集合。实际上，社会是比它的个人的总和强大得多的一个有机整体。
由上述可见，这部著作的名称似应叫《经济学中哲学的贫困》为好，因为，全书以美国经济制度发展的历史为背景，批评了西方市场经济中两种统治地位的经济哲学观点──自由放任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指出了，这两种经济哲学，在理论上是从一个过分简化的模型出发的，离现实世界相去甚远，在方法上，它们都以预测能力的经验检验为选择理论的唯一标准，但是，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的基本前提却是可疑的。这就是传统经济学的贫困所在，这里所说的贫困，是指它的哲学的观点与方法的贫困。
对比之下，我们关于市场经济的著作、刊物和论文，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以来，如澎水般涌现，真可渭汗牛充栋。但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哲学问题的分析，却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必须携起手来，把新生事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建立在辩证哲学的基础上。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呼唤着经济学──哲学联盟！
注：
①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3页、第26卷(3)第139页、139页。
②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上册，第116页。
⑤⑥⑦⑧⑨康芒斯：《制度经济学》第74页、第70页、70页、第15页、第87页。
⑩(11)李兴耕主编：《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第563页。
(1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第15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6页。
(14)(15)(16)《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第357页、第4卷第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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