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文化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文化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的文化思想来自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理论体系。
一、对新时期文艺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一)论述了文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同志指出：文艺工作“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1] (P209)文学艺术对于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在搞好社会风气，培养“四有”新人方面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因此，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1] (P209-210)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真正使文艺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因此，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使人民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献给人民。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艺术精品，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1] (P209)
(二)阐明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根据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了文艺工作发展的总方针，科学地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著名论段，但建国以后，他又提出了“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观点，使文艺创作出现了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特别是在“文革”期间被“四人帮”所利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问题，总结了几十年来“文艺从属于政治”这种提法的历史经验教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和阐述。邓小平明确指出：“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1] (P213)“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1] (P255)从本质上看，文艺虽然不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但却不能脱离长远的、全局的、根本的政治。邓小平同志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高度，以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突破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局限性，科学地阐明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纠正了长期以来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理论偏差，为制定新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文艺问题的光辉典范。
(三)提出文艺的人民性思想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文艺的首要和根本问题，是决定文艺的性质和方向的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问题。列宁曾经提出文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论断。毛泽东同志也曾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论断。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阐明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突出强调了文艺的人民性。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当然不是指文艺作品在法律上的所有权归属，而是着眼于文艺的根本性质。他进一步提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1] (P211)这就是说，我们的文艺来自人民，表现人民，服务人民，并最终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也是文艺的主人。我们的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要求，他说：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1] (P211-212)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邓小平文艺思想的理论核心，他的一系列精辟论断，深入地阐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科学地论证了文艺只有与人民相结合才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出路。这不仅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兴旺指明了光辉的前景。
(四)提出了党对文艺领导的新思路
文艺工作历来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及特点，提出了一系列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新思路、新方法。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 (P213)他还从文学艺术创作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遵循艺术规律，不能横加干涉。他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 (P213)“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物的反面。”[1] (P213)他还强调指出，改善党的领导并不是要削弱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而是希望通过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使之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
二、提出“三个面向”的文化发展方针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邓小平针对教育改革和发展而言的，但实际上却是新时期整个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在文化上的前瞻性战略眼光和创新上的远见卓识。
“三个面向”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高度、从世界的广阔范围、从未来发展的长远角度，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走向，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党的十五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括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概括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邓小平“三个面向”的文化发展方针，不仅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先进文化和怎样建设先进文化的问题，也为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坚持文化上的“三个面向”，必须首先强调立足于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弘扬优良的革命传统。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然要以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基础，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这是发展先进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强调人的精神力量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他号召全党要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五种精神，即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就是靠着这些精神取得了伟大胜利。今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需要发扬这些精神，不但共产党员要有这些精神，还要“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民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1] (P368)显然，这些精神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弘扬和升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是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同时也为解决西方文化危机提供了极好的精神食粮和思想养料。
坚持文化上的“三个面向”，必须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邓小平认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方针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必须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1] (P91)“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 (P111)他还强调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借鉴和批判”。[2] (P44)他批评那种对于西方各种学术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一窝蜂地盲目崇拜的错误倾向。
三、提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文化发展原则
在社会主义新的发展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地提出文化工作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价值观。他强调指出：“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某些经济活动中损害人们精神领域的现象，提出了文化工作的价值准则。他说：“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2] (P145)针对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和侵蚀，邓小平同志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鉴别和批判。他说：“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2] (P44)同时，对东西方文化互相转化过程中的文化侵蚀要保持高度警觉，对资本主义腐蚀性影响所造成的不良社会效果，要采取坚决抵制和斗争的态度，坚决摈弃资产阶级损人利己、惟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造成的影响，“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了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2] (P44)因而邓小平提出，反对精神污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同时，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使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把商业利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而我们的文化，则把社会效益作为评判的准则，这是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当然，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不要经济效益、商业利益，相反，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也要取得较好的经济、商业利益，而且这两者之间是可以实现统一的。一部作品、一项艺术品、一部电影、一台戏，如果没有观众、没有读者，那就算不上是优秀的文艺作品，就不会有社会效益，更谈不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因此，他殷切希望思想文化战线的同志发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用，他要求“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2] (P40)邓小平同志这些精辟论述，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标准和文化工作者的社会使命，而且也为所有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四、提出培养“四有”新人的文化发展目标
培养“四有”新人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和反复强调的一个战略任务。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四有”。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也就是说，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邓小平一贯认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接班人，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2] (P380)这里的“人”首先是指符合“四有”标准的接班人、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干部首先要做到“四有”，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2] (P28)
“四有”是对人的素质的整体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在“四有”标准中，邓小平特别强调理想和纪律。他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2] (P111)理想是在观念形态上对现实和自我的某种超越，是一种对价值目标的确认和追求。理想使我们的思想一致，纪律巩固，并使之统一行动，从而形成所向无敌的物质力量。所以，邓小平同志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2] (P110)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因此要在人民中间，首先在青年中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教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发展上来，表现为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人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前提。人的素质、能力、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建设的进程，经济现代化只有最终体现为人的现代化，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邓小平指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 (P88)同时，他特别强调要致力于社会大众、普通人素质的整体提高和全面发展，只有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成为“四有”新人，我们的社会才能获得持续稳定发展的力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底蕴就在于此。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因此，这个问题将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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