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的价值论转向——科学进步模式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科学论文,哲学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O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1)01-0052-09
科学是不是一项不断进步的事业？尽管一些极端的相对主义论者如费耶阿本德(Paul.k.Feyerabend,1924-)否认科学进步的合理性，但科学正在向着其合理性的目标前进，已经为科学界普遍认同。从科学哲学的历史来看，20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从70年代起，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及其标准问题成了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及其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而科学进步与真理的关系以及科学进步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曾先后成为科学哲学探索的核心。
何为科学进步？简单地说，就是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向着合理性目标的不断接近。我们用T表示科学理论，用M表示合理性目标，则科学进步可用T→M（科学→目标）来表示。具体地说，在科学理论从T[,1]发展到T[,2]的过程中，如果T[,2]比T[,1]更接近于目标M，那么就可以说T[,2]比T[,1]进步，即科学取得了进步。英国著名科学家、科学社会学英国学派奠基人之一贝尔纳(J.D.Bernal,1901-1971)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的科学观和现实主义的科学观。在第一种观点看来，科学仅仅同发现真理、关照真理有关，它的功能在于建立一种中立的、同经验事实相吻合的世界图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功利是最主要的东西，真理似乎是有用的行动的手段，而且也只能根据这种有用的行动来加以检验”[1](p.37)。科学进步中的重要环节在于目标，应当说正是由于目标的不同才形成了不同的科学进步观。本文将在剖析这两种科学进步观以及发掘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为目标的新的科学进步模式。
一、以真理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
大多数科学家和相当一部分哲学家及历史学家都认为，科学是以“科学→真理”的模式进步的，科学的合理性目标乃是真理。科学史之父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的话很有代表性，“科学追求真，伦理追求善，艺术追求美”。换句话说，科学与其他社会文化，诸如伦理、艺术等相比，其关注的中心主要是有关事实真假问题的判断，而不涉及求善的价值判断或求美的审美判断。科学进步表现为原有的旧理论不断被融入内容更加丰富的新理论体系之中；新理论由于比旧理论提供了更加精确的说明和预言，从而日益朝着真理的方向前进。当代著名学者米勒(David miller)更明确地强调了这种进步观，她说：“科学的目标就是真理，不是种种在认识论上可以区分的真理，而就是真理本身”[2]。科学既然是寻求真理的活动，那么科学的进步也就主要体现在向真理的接近上。
“科学→真理”进步模式，具体地说还可以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就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的知识”，科学进步就是科学不断地转化为真理的过程。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其理论中的不真实内容逐渐被代之以真的内容，科学进而发展并完善成为真理。但科学进步是一个不断积累、扩展和完善的过程，科学知识的大厦不断添加着新的理论内容和事实内容，它与客观世界越来越相符，因此人类的科学认识最终会客观化。但现代物理学对经典物理学的革命，使这种“科学即真理”的观点受到挑战。
伴随着现代逻辑经验主义、特别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兴起，科学哲学家在批判上述观点的同时，主张将“科学即真理”的命题修改为“科学逼向真理”。这正是“科学→真理”进步模式的第二种观点。正如这种观点的代表、批判理性主义大师波普尔(K.Popper,1902-1994)所说：“随着一门科学的进步，它的理论的逼真度也就不断的增长”[3](p.199)。
波普尔从他的证伪主义出发认为，进步是科学的本质特征，“惟独在科学领域中我们拥有一种进步的标准：甚至在一种理论受到检验之前，我们就可能说出它在受到某种检验时对于已知理论是否是一个进步”[3](p.177)。在真理观上，波普尔是主张客观真理论的。他早年曾经认为真理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符号，后来接受了塔尔斯基(A.Tarski)关于真理的界定：雪是白的符合事实，是真理，当且仅当雪的确是白的；或草是红的符合事实，是真理，当且仅当草的确是红的。这就是说，在他看来，真理就是符合事实，而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真理是客观的。
但波普尔又认为，人们远远不能真正达到真理。因为客观世界在人们的经验之外，它不可能为人们所真正认识，“作为符合事实的客观意义上的真理及其作为调节因素的作用，可以比做永远或差不多永远掩蔽于云雾缭绕之中的山峰。登山者不单是难以登上去——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登上去，因为在云雾缭绕之中他无法区分主峰和次峰”[3](p.189)。然而波普尔认为，这并不影响人们对真理的追求；科学正是在证伪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猜测和反驳而逼近真理。为此他还提出了一个知识增长模式：
P[,1]——TT[,i]—EE——P[,2]……
从这个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
(1)科学研究从问题(P[,1])开始，每一次科学进步都是从对于已有理论的怀疑（疑问、问题）开始。这些问题，有的是科学事实与科学理论之间的矛盾导致的，有的是科学事实与科学事实之间的矛盾导致的，也有的则是科学理论自身的逻辑矛盾导致的。
(2)针对一个科学问题，科学家将提出n个不同的试探性理论（TT[,i]，其中i:1～n）。波普尔认为，没有什么理论是可以称之为真理的理论，所有科学理论都是一种试探性的假说。我们认为，实际上也是如此。如果人们把任何理论当作科学，而不想断送它的发展，那么就不要把它置于神学的地位上。什么时候科学达到了绝对真理，那么探索就终止了，科学的生命也就终止了。看来，波普尔肯定了科学的合理性目标就是真理：“科学的任务是探求真理，即真的理论”[3](pp.193～194)。
(3)针对每一种假说TTi，都要进行批判性检验(EE)。其中包括：首先，对于每一种假说必须检验它在逻辑上是否自洽、无矛盾。检验的结果有两种：如果发现逻辑上不自洽，那么就可以判定：这一种假说（即试探性解释）为不真，从而扬弃它。这就是证伪或者叫做否证。如果试探性理论在逻辑上自洽，那么暂时保留下来，因为将来人们会发现它的逻辑矛盾。其次，对于每一种假说还必须用实验事实来检验。如果它们与实验事实不相符，那么这一种假说就为不真，应当予以否证；而如果与实验事实相符，那么暂时保留这一种假说，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它迟早会被否证。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真理观为科学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哲学根据。他不承认理论的永恒性，而坚持理论的变动、进步和发展。即使是经过批判性检验、在理论竞争中暂时取胜的理论，也不例外。
(4)经过批判性检验，不论是发现了试探性理论的逻辑矛盾，还是揭示出它与经验事实的矛盾，都可以启发科学家提出新的问题(P[,2])。科学进步于是开始了下一轮的循环。
为了确定科学进步的程度，波普尔进而提出了作为衡量科学进步标准的“逼真度”（即逼真性的程度）概念。科学理论越进步，就越符合事实，越接近于真理，其逼真度也就越高。波普尔认为，任何一个理论都是对客观世界的猜测，其内容是真实性与虚假性的统一，如果假设理论的内容以及其中真内容和假内容都是可以度量的，那么逼真度就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示：
Vs(a)=CtT(a)—CtF(a).
其中Vs(a)表示理论a的逼真度，CtT(a)表示a的真内容，CtF(a)表示a的假内容。这样，科学进步程度就可以用逼真度来衡量了。当理论具有较高的逼真度时，它就愈益接近真理。如果有先后产生的两种理论T[,1]和T[,2]，当T[,2]的真内容而不是假内容超过T[,1]，T[,1]的假内容而不是真内容超过T[,2]时，那么T[,2]比T[,1]更接近于真理或更符合事实。具体地说，比较理论T[,2]、T[,1]时，还应注意：(1)T[,2]比T[,1]作出了更加精确的预言，并经受了更严格的检验。(2)T[,2]比T[,1]说明了更多的事实。(3)T[,2]说明的事实比T[,1]更详细。(4)T[,2]经历了T[,1]所没有经受过的检验。(5)T[,2]提出了T[,1]所没有考虑到的新实验的检验，并经受了这些检验。(6)T[,2]把以前T[,1]认为没有关系的许多问题统一或联系起来了[3](pp.197～198)。如果T[,2]满足了以上要求，那么T[,2]就将取代T[,1]，从而实现了科学进步。
波普尔的“科学→真理”进步模式告诉我们：第一，科学是求真的活动，其合理性目标乃是真理，所谓科学进步就是向真理的不断逼近。第二，前后理论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联系，并存在着合理性的评价标准，以比较理论向真理的逼近程度。通过“逼真度”人们就可以判断科学的进步程度。第三，新理论在经验上不仅能够解释原理论所能解释的那些已知事实，而且能预见和解释更多的新事实。波普尔的科学进步模式，基本上反映了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等科学实在论的特点。尽管逻辑经验主义主要从经验论出发理解科学，强调后继理论对原理论的涵括，旧理论是新理论的特例和极限情况，经验真理主要是一个积累过程；而批判理性主义则更多地强调猜测、反驳（即证伪、消错等等方法）在科学进步中的地位，但它们的进步模式基本上都是一种“趋向真理”观，它在超越了绝对真理观的同时，又客观地肯定了科学的本质在于对真理的追求。这反映了科学认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波普尔等人的探索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科学进步模式在理论上的完整性。
二、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
然而，“科学→真理”的进步模式尤其是“科学逼近真理”的模式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在许多问题上还难以令人信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1922-1996)、费耶阿本德等人从科学历史主义及非理性主义出发，对此进行了批判和反驳。
首先，他们对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表示怀疑。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实现了科学的进步，但科学不是一种不断接近于自然界某个预先安排好的目的——真理的事业。外界事物的刺激是经过感官进入人的意识的，但外界事物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只能局限于感官所提供的图案，而不能见其真面目。其实，波普尔虽然肯定了真理的客观性，但他本人也总是试图回避理论与客观实在及真理的关系。即使他提出了“逼真度”，也还认为真理犹如飘渺的山峰，可望不可及。而这种思想进一步彻底化，就很自然地会得出库恩等人的结论：“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的真理，他们也没有越来越接近真理”[4](p.284)。他认为，这种符合真理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蕴涵着一个超越人们认识的实在；它外在于人们的认识系统，并对应着一个无限开放的过程，因此它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是人们对真理观念的一种信仰。于是，“真理并不是科学的唯一目标，我们并不仅仅需要真理：我们所寻求的是人们关心的真理”[4](p.194)，库恩用生物进化与科学进步相类比，生物进化取决于生物群体的共同特征，其进化是盲目的，没有确定性的目标；而科学也是一种群体过程，其理论的选择也是生存竞争。库恩得出结论说，科学越来越接近于真理的信念，只是一种预设主义，因为它没有说服力。“必须放弃这种明确的或含蓄的观点，即范式的改变使科学家和向他们学习的那些人越来越接近真理”[4](p.284)。
其次，库恩等人提出：如果科学是不断趋向真理的，而真理又是难以捉摸的，人们又如何判断科学的进步呢？科学进步过程中两个相继理论T[,1]、T[,2]，由于其目标M（真理）事实上难于捉摸，又如何用T[,1]、T[,2]与M相比较以肯定T[,2]较之T[,1]进步呢？事实上“逼真度”概念也存在着困难，因为理论逼近真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这个概念简化或忽略了许多因素，何况“度”的计算实际上难于做到，不能实际用来衡量理论的进步程度。而施太格缪勒(W.Stegmüller)认为，“逼真性”只是一种目的论的形而上学，至于费耶阿本德则干脆称之为唯理智主义的怪物。事实上，逼真度概念已经受到人们甚至波普尔的学生的否证[5](pp.238～240)。
最后，“科学→真理”进步模式还受到“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概念的挑战。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将“不可通约”或“不可比性”概念引入科学哲学领域。他们指出，科学家是按照一定的范式从事科学研究的，这些范式只是认识世界、解释问题的一种工具而已，它们作为工具并无真假之分。科学家常常是在不同世界里工作着，由于观察渗透着理论，不同理论都依照各自的标准、方法去寻求符合自己的观察陈述，因此，不同范式对某一特定问题可以做出不同的回答。即使偶尔使用同一术语，其意义也并不相同。例如物理学中的质量概念在经典力学中被认为是物质的属性，而在相对论中质量却与运动有关，它随运动速度的变化而变化。正因如此，不同范式之间、特别是新旧范式（即科学革命前与革命后的两种常规科学传统）之间是不可比的，即不可通约的。库恩认为，范式的更替类似于心理学中的格式塔转换。这就导致竞争着的不同范式的支持者之间在观点上难以完全沟通。“竞争着的规范（即范式——引者）的支持者对于任何候补规范必须解决的问题清单往往会不一致。他们关于科学的标准和定义是不同的”[6](p.122)。事实上，并没有超越诸理论之上的完全中立的判断标准，前后理论之间由于没有共同的语言，也不存在进行比较的元语言和理论，因而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既然前后理论之间属于不同语言、范式，没有可比性，那么科学的进步就是一种非积累（如库恩的“不断革命”）的方式。可见“不可通约”思想否定了关于科学不断积累的传统观点，这无疑是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巨大冲击。但是由于他们过分强调理论的不可比性，因而采取了否认科学进步的极端观点。正象费耶阿本德所说，科学无所谓进步与否，永远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海洋里”。科学的发展在原则上并不是一个进步过程，而是基本观念的转换，因此如海德格尔所说，如果“要理解现代科学之本质，我们就必须首先抛弃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按照进步的观点，仅仅在程度上把较新的科学与较旧的科学区分开来”[7](p.887)。后来，库恩本人也意识到这种观点的极端性和片面性，因此在《必要的张力》中，用“部分交流”(partial communication)替代了“不可通约”概念。不过库恩仍认为自己是一个“深信科学进步的人”，他只是否认科学在揭示自然界客观真理基础上的进步。为此，他援引普朗克的话：“一种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靠它的反对者信服、并且使他们同情而胜利的，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反对者终于死了，而在成长的新一代是熟悉它的”[6](p.125)。在工具主义意义上，科学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我并不怀疑”，“例如作为解决难题的方法，牛顿力学优于亚里士多德力学，爱因斯坦力学又优于牛顿力学，但可以看出，在它们的演替中，并不存在本体论发展的一贯性趋势”[4](P.318)。在这种意义上，库恩与劳丹的“解决问题”思想具有某种一致性。
看来以波普尔为代表的“科学→真理”进步模式在科学的合理性目标（真理）、逼真度的评价标准以及理论之间的一定逻辑性等三个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种科学进步模式显然有待于发展与完善。
针对“科学→真理”进步模式面临的问题，美国科学哲学家拉里·劳丹(Larry Laudan,1941—)另辟蹊径，他在1977年完成的《进步及其问题》(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自己有关科学进步的观点。他把科学的合理性目标改为“解决问题”，即用“科学→解决问题”进步模式取代了“科学→真理”进步模式，避免了传统真理观所带来的一系列难题。虽然劳丹并不完全否认真理，他也承认科学在原则上具有真理意义。但由于没有可用来确定理论真理或谬误的合理性标准，而波普尔等提出的逼真度理论的实际应用并不成功，因此他认为这种先验的预设主义原则并不可靠。这就是说，在他看来，真理问题即科学是不是反映客观规律和客观实在的问题，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
与以往哲学家不同，劳丹把科学的目标与评价标准合为一体，认为评价科学进步与否的标准是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劳丹指出，科学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其合理性目标并非真理。“如果人们认为，在谈论科学知识的认识地位时，不把这种知识与它的真理断称联系起来似乎是离奇古怪的话，只需要考虑一下促使这种处理问题方式产生的一些情况，从巴们尼德和柏拉图时代起，哲学家和科学家就一直试图证明科学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事业。这些努力毫无例外地都失败了，因为没有一个科学家和哲学家能够证明，一个象科学这样具有自己支配的方法的体系能够保证短期内和长期内达到真理”[8](p.129)。劳丹认为，所谓科学不断地逼近真理，实际上只是一个无法确定的、超验的目标，因为我们不可能用经验事实直接检验理论是否逼近真理。但科学作为一项合乎理性的事业总要为它设置一些目标，并通过判断来确定科学是否能够达到这些目标。劳丹提出，只有追求高度解决问题能力的理论，才可能接近于认识的真正道路。科学作为人类的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应当是解决问题的理论，其合理性目标应当是尽量扩大可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同时尽量减少“反常问题”的范围。一个理论解决问题越多、越重要，这个理论就越好；科学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就意味着科学的进步。这就是劳丹提出的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科学进步模式。
如何评价劳丹的科学进步模式？我们认为，科学的根本目标在于追求真理，在于努力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在科学不断向真理接近的过程中，它带来了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的客观效果，科学正是通过不断解决实际问题而向真理方向前进的。在这点上，科学的真理性和有用性是相通的，真理带来了有用的客观效果，而有用性也证明着科学的真理性内容。但是在两者的关系上，一方面，解决问题不能代替真理，否则对科学的理解就过于狭隘地停留在工具主义的意义上。在这个意义上，真理是在科学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方面，它关系着科学自身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能够解决问题的理论不一定都是真理知识。因为，科学史上一些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如燃素说、地心说、以太说等，也都解决过许多问题，并且促进了正确理论的诞生。但是从总体和根本上说，当科学理论中的真理内容不断增加时，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必然会随之提高。
应当说，尽管“科学→解决问题”模式主张以理论解决问题能力的增强作为科学进步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科学→真理”模式遇到的一些难题，但是这个模式同样存在很大困难，其困难程度甚至丝毫不亚于“科学→真理”模式。
首先，“解决问题”本身并不一定会真正促进科学的进步，有时它还会起到障碍科学发展的作用。因此，以“解决问题”作为进步标准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例如在科学史上，古希腊地心说在解释了大量人们熟悉的日常天文现象的同时，遇到了许多“反常”天文问题（例如卫星逆行现象）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人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辅助性理论（例如希帕克提出了本轮、均轮与偏心圆假设），托勒密吸收和发展了这些理论，利用80多个本轮与均轮解决了卫星逆行等反常问题。然而这些进步是以牺牲更大的科学进步为代价的，它掩盖了地心说的根本错误，阻碍了日心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并最终走入了死胡同。与此相反，哥白尼提出的日心理论与托勒密的地心理论相比，虽不能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甚至在细节和精确性上与托勒密体系有很大差距，但是它毕竟在根本的重大问题上更接近于客观事实，其进步性是不可否认的。可以说，只有以真理为目标，才能更有效地克服“解决问题”所带来的近利性、短视性，保证科学进步的健康方向。
其次，劳丹的科学进步模式显然受到实用主义有关真理问题观点的影响。把实用主义哲学用于科学哲学，难免会得出：科学“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理；或者说它是真理，因为它是有用的”[9](p.104)的结论。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观点。因为，如果科学真的象劳丹所定义的那样仅仅是“解决问题的理论”，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迷信、巫术、图腾崇拜、神话、占星术、炼金术等在人类认识史上的某种场合虽然也能解决一些问题，却从来不可能象科学那样处于一种崇高的地位。如果用“解决问题”作为科学进步的目标，必然会在科学划界问题上带来无法解决的巨大难题。
后来，劳丹在《科学与价值》一书中引入了以“网状结构模式”为核心的有关价值论思想，并试图对真理观念进行变革。劳丹在解决真理问题时引入价值论以求问题的解决，并且借用真理与价值相通的合理观点，其积积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可惜，他对于“价值”概念的理解还没有真正超出认识论的范围，而进入实践论与价值论的领域。
三、历史呼唤以终极关怀为目标的新的科学进步模式
综观现代科学哲学的历史，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真理”模式到劳丹的“科学→解决问题”模式，尽管反映了对于科学进步问题的认识发展，但均未超出认识论领域，并且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由于它们忽视科学作为人类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性与实践性，因而无法根本解决科学进步的合理性问题。
探讨科学进步模式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必须看到：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它与社会诸因素有着复杂的联系。科学的目标并非是超越社会、超越文化的，它必然带有社会性、文化性的特点。因此，作为科学哲学的难题之一的判断科学进步的标准问题，必须考虑到评价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其中包括科学认识与科学实践的关系、科学的认识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关系、特别是在科学知识创新与社会应用过程中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以便克服以往科学进步模式问题探讨中由于无视社会因素的作用所带来的困难。
造成以往科学进步模式的探索局限于认识论内部的主要原因在于，科学界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是理想主义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主张：科学的目的仅仅是追求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性，科学家的职责只是提出科学问题，提出并验证假说，预见和发现科学事实，以及不断发展科学中的数学理性、实验理性、逻辑理性和技术理性等等。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对于科学家，只有‘存在’，而没有什么价值”[10](p.280)。虽然这种理想主义科学观的积极价值在于它强调了人类理性在科学认识中的巨大作用，强调了科学的认识功能及其所反映规律的价值中立性，但是，这种科学观却完全忽略了科学作为人类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活动的特征与功能。实际上，在理想主义统治科学界的同时，另外一种思潮即功利主义和技术理性至上的思潮则在技术应用领域日益占主导地位。功利主义科学观继承了近代哲学大师笛卡儿(1596～1650)提出的主客二分思想以及近代哲学倡导的人类征服自然的传统观点，把客体（自然界）仅仅看成是与主体（人类）对立的纯粹外物，看成是人从外部进行实验操作并使之“招供”的对象，而科学不过是人类把握自然以至征服自然的手段或工具。尽管这种观点确认了主体认识并改造客体的能力，并且使人类“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11](p.576)，但是在它的影响下，人们仅仅强调科学的物质价值和经济价值，完全忽视它们本来应有的人文价值。由此导致技术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而成为科学理性结构中决定性的、甚至似乎是唯一的要素。
在这里，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科学观仅仅关心科学内部的认识论问题，另一方面是功利主义的科学观仅仅关心科学应用的可能性和效用性问题。这两种观念都把科学的相对独立性及其所反映规律的价值中立性绝对化，都忘记了科学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乃是对于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从而表现出科学家社会责任感的日益淡化。其结果造成了技术理性的日益膨胀，以及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的迅速分离。从此，科学的创造主体和应用主体为了求“真”或求“效用”而不顾其余。没有谁去关心科学创新与应用的社会后果问题，也没有谁去思考科学的人文价值问题。
正当人类欢呼自己成为自然界主人的时候，一种在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危机，伴随着技术理性的巨大成功一同来临了！这种危机不仅表现在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锐减、核战争威胁、生态平衡破坏、环境日趋恶化、基因重组技术和克隆技术的潜在生物危害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它的深层表现则是科学的异化所导致的主体性的失落、人的失落。对此，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曾经进行了长期而有成效的探索[12](pp.46～49)。尽管其中有某些悲观的色彩，但是，理性启蒙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科学也没有象当初许诺的那样给人类带来期望已久的自由与解放，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说工业革命曾经使人成为轮盘系统的奴隶，那么如今人的体力和智力则不得不依附于越来越复杂的机器，而“将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13](p.370)。现代技术还把人引向高消费的享乐生活，特别是它大规模地传播和复制低俗的文化工业产品来满足人们感官上的需要，这不仅否定了以创造性和批判性为特征的高雅的文化艺术，而且造成有限资源的不必要消耗，甚至导致一系列反价值现象的产生。看来，技术理性“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异化了”[14](p.24)。在发达国家，它已经形成一种全面地统治人的总体力量，导致对个性的扼杀以及自我与主体地位的丧失，使人们产生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
历史的发展竟是这样的“滑稽”：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中诞生的近代科学曾经使得人类从封建神道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且的确在解放人的劳动、改善人类生活状况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科学以少数人的献身而谋求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这个初衷，当今已被人们遗忘、甚至被严重地亵渎了。这正是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担心的问题。在经历了无数的灾难性惩罚之后，人们才又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原点。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科学仅仅看作一种知识体系或者是充当人类与自然中介的工具体系，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科学之最根本的属性乃是它的社会性。19世纪以来把科学仅仅理解为“人类知识体系”的观点已经过时。历史表明，科学发展不但受人与自然关系的制约，而且还受人与社会关系的制约，并反映着这种关系。
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我们应当在深刻反思科学哲学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既可以囊括以往科学进步模式的合理内核、又可从根本上解决科学的人文价值定位问题的新的科学进步模式。我们认为，历史所呼唤的这种新的科学进步模式，应当是：“科学→价值”进步模式。
所谓“科学→价值”模式，从根本上说是指衡量科学是否进步的标准，在于科学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就是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这里的所谓“全部价值”，是指科学发展或进步对于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所有现实的和潜在的肯定性价值；而这里所谓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是指科学的每一次进步，每一种新理论、新学科的产生、发展及其应用，不仅能够使科学的认识价值增值（包括不断向绝对真理逼近，或者至少是能够部分地解决自身遇到的理论问题和事实问题），从而使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得到客观世界的“认可”，而且应当使科学的认识价值、创造性价值、物质价值、经济价值、人文价值、社会价值等彼此和谐不悖、共同发展（增值），从而使科学能够给人类以最大限度的终极关怀。
“科学→价值”进步模式相对以往科学进步模式的优越性在于：
首先，这种模式主张从科学进步的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统一的角度，阐明科学及其价值的创造活动发生与发展的机制以及方法论原则[15](pp.25～28)。显然，它已经超越了单纯认识论的领域，而进入实践论和价值论的领域。由于科学进步问题不仅涉及科学受自然规律制约的问题，而且涉及它受社会经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制度、集团利益等因素制约的问题，这就要求人们建立一种融认识论原则和价值论原则于一体的科学活动方法论体系。这种方法论体系不仅包括获得新的科学成果的认识程序、机制与规则，而且包括在设计、创造和运用科学成果的全过程中的价值预测与价值评价的程序、机制和原则。
其次，“科学→价值”模式使得对科学进步的认识评价与价值评价相统一[16](pp.309～316)。新的科学进步模式同以往科学进步模式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不仅注重科学进步的认识评价，即对它的真理价值和一般认识价值的评价；而且注重科学进步的价值评价，即对它的创造性价值、社会价值、人文价值等等的评价。实际上在“科学→价值”模式中，对于科学进步的认识评价是对其进行价值评价的一部分。这是因为，人类科学活动的任务和宗旨从来都不只是认识世界，科学活动是人类特殊的智力创造活动和特殊的社会活动，而且，科学创造及其产物的社会应用既可能对人类产生肯定性后果（即人文价值），也会产生否定性的（反人文的）、甚至是反人类的后果。因此，必须突破以往科学哲学关于科学评价的认识论界限，对科学活动及其产物进行全面的价值评价，才能正确地做出它是否进步的判断。
第三，“科学→价值”模式十分注重科学知识创新的人文价值定位。对科学的人文价值定位是指：面对现代科学发展中价值理性的缺失和人文精神的失落，必须汲取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和技术批判理论的合理内核，确立价值理性在科学理性结构中主导的和决定性的地位；同时，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为最高准则，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种种新兴的科学发现及其应用后果进行超前预测研究并加以合理而适度的社会控制，不仅在科学创新与应用活动的开始阶段、而且在活动的全过程中始终关注它的全部效应及其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的与潜在的、直接的与间接的、近期的与长远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科学知识创新与社会应用活动的健康发展，防止科学自身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异化。
应当说“科学→价值”进步模式在法兰克福学派开创的全新的科学哲学研究中已初见端倪，但是对于这个模式的探讨仅仅是开始。人们有必要对整个20世纪的科学观和科学进步模式进行系统和深刻的反思，努力寻求把科学的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结合起来的途径，着手建立能够为全体进步人类共同接受的新价值观。这是摆在一切哲学家、科学家、伦理学家和世界上一切有识之士面前的艰巨而急迫的任务。
收稿日期：2000-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