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决策行为中的理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决策心理学中，理性决策是指，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为了达成某个特定的目标，使用适当而合理的手段所做出的决策。定义理性决策并不难，但是要真正操作化地检测这种决策理性的程度却并非易事。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往往难以清楚地区分出决策的手段与决策的目的。在一项决策中的表面的某个决策目的往往只是为达成某些其它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决策心理学家把这种由手段与目的共同构成的系列称之为手段目的链或手段目的层次结构。著名的决策心理学家西蒙曾指出，这种手段目的层次结构本身并不是十分完整而清楚地相联系着的链状结构，在实际情况中，一个组织和活动与其最终目的之间的联系往往是十分模糊的，有时这些最终目的本身也还没有十分完整地提出来，或者在最终目的以及为达成这些最终目的而选用的那些手段之间存在着某些内在的冲突或者相互矛盾之处。
研究者们已经提出了许多有关人类理性决策过程的理论模型，并在理论上说明决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性的。其中主要有经济学模型、有限理性模型、良好管理模型以及社会模型。这四种模型并不是完全互相对立的，它们构成一个关于理性决策的完整的行为模式。虽然每一种理论模式都有其合理与不合理之处，都无法很好地对决策者的理性决策过程做出解释，但是，若把这些模式结合在一起则可以对决策者的理性决策做出更充分的说明。
一、经济学模型
理性决策的经济学模型最初来源于经典的关于决策的微观经济学模型。这种模型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决策应该是完全理性的。该模型认为：
1、在手段目的意义上而言，任何决策都应该是完全理性化的行为。
2、在决策者头脑中存在着一个一致性选择系统以供决策者在进行备择方案的选用时从中选择出最适当的备择方案。
3、决策者能够意识到并找出所有可能的备择方案。
4、决策者在对备择方案进行选择时做出复杂比较与运算的能力是无限的。
5、任何的决策者都能够进行正确概率运算。
这种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命题是决策理性最大化或决策方案最佳化。在这种理论看来，在决策时，在决策者面前已经事先摆好了所有可供选择的方案，决策者可以完全不必关心这些方案是怎样得来的，他要做的就是从中选出最佳方案。这就意味着在决策开始时在决策者头脑中就事先存在着一个效用函数或优先选择的次序，即决策者具有能够评价每种备择方案后果的某种价值体系，以致于他能够对所有的备择方案的后果加以排列，然后选出能够带给他最佳后果的那种方案。因此，在进行这种完全理性化的决策时，决策者必须具有一整套能够对所有备择方案进行比较的标准。而在实际决策过程中，这种完全理性的决策过程是很少存在的。经济学模型把人类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完全看成是经济行为，只有在假定决策者对每一项备择方案的后果都完全清楚了解、确定无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而且，在决策时，还必须假定所有备择方案都是已知的，每项方案可以产生的一切后果也是已知的或者完全确定好了的，更重要的是决策者还必须能把所有的决策后果按照其效用值排列成完整的效用数列。而这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往往是不太可能的。即便是可能的，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明。
二、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
西蒙认为在真正的决策过程中，基本上是不存在象经济学模型所提出的那些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的。决策者往往很难对每一项备择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完全正确的预测，往往是在不是十分了解的基础上就要做出最后的决策，这就不可避免做出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主观判断。而决策者也很难考虑到所有可能的决策方案。况且，对于一项决策是否正确认知或知觉往往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决策者本人的价值观、对决策目标的认识程度、有关的知识广度与深度以及决策资料的了解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而言，所有的决策都应当是在有限的理性状态下进行的。决策者要寻求的不是经济学模型主张的所谓最佳方案，而只是符合某个预先设定好的最低限度规定的标准。决策者需要的是一套说明这些最低限度具体要求的操作性的标准。决策也就是选定那些符合或超过该标准的备择方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决策者是在寻求符合要求的方案或满意方案而并不是最佳方案。那种按照效用函数计算出来的最佳方案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有时并不一定就会被决策者看做是他心目中最佳的方案。由此，西蒙认为，绝大多数的人类决策方案，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机构作出的，一般都属于这种有限理性的决策，西蒙的这一思想应用到现代企业的各项决策中，取得了十分惊人的效果，成为现代企业经济学与管理理论的奠基石。
三、良好管理模型
皮特森与沃特曼在对一些管理良好的企业组织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指出，在这些组织内部的决策过程往往与理性决策模型并不一致。尤其重要的是，皮特森和沃特曼的研究发现，决策的理性模型及其强调的对于决策过程的定量分析，存在着以下弊端：
1、 不管是经济学模型提出的理性模式还是西蒙所提出的有限理性模式，都存在着一种偏见，即认定决策者在进行备择方案的选择时必须首先考虑以最小的成本去获得最大的收益。在皮特森和沃特曼所研究的那些管理良好组织中并不总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企业组织的决策层为承担某种社会义务而付出的代价或者成本有时远远超出了一般决策者眼中所应该获得的收益。这些决策者认为，决策不能够仅仅以成本收益作为选择备择方案的唯一理性标准。有些在纯粹的经济学观点或者有限理性模式看来并不一定是最佳方案或者合理方案，但在这些良好管理的企业组织的发展中却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方案。这正是这些良好企业组织成功的关键，也正是使其在而后的管理与经营活动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获得最大收益的真正原因所在。
2、完全按照理性模式所做出的决策， 有时会得出十分出乎决策者意料之外的甚至十分残忍的决策后果，比如美国所做出的越南战争的决策就是一个最为生动的例子。
3、 理性决策模式的决策方法不重视尝试与实验的重要作用及其对于决策正确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而以十分严厉的态度对待那些在决策实验过程中失败了或者犯了某些错误的决策者，以至于许多企业组织多年来只生产某一种单一产品，不敢在同一时期内做出决策，开发出更多的新产品。但是对于许多的成功企业组织（如3M公司、惠普公司、王安公司）而言，他们的目标就是不断地开发出新产品，他们的决策在一般人看来好象显得有些不合理性甚至有些模糊不清，他们往往在同一时期内开发出许多新产品，有时甚至在十种以上，但这正是他们勇于冒险、突破常规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出奇致胜的结果。
4、 理性决策模式所提倡的按理性化模式决策的反实验化倾向性导致了决策过程中的过分复杂化与机械呆板。比如许多国家在国防防御系统方面进行决策时，一般都会采用高精尖技术装备的高度复杂的现代化军事设施。而在皮特森与沃特曼看来，用大量的钱去制造那些内部原理与结构越来越复杂、一旦某一个环节被敌方击中则整个系统都会受到致命打击的武器装备与通讯设施，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在国防防御上浪费了大量钱财。在战争真正来临时，这些所谓的高度复杂的技术装备对战争起不了多么持久的作用。
此外，皮特森与沃特曼还指出理性模型所存在的一些其它的问题。例如，特别强调正式的组织方式而忽略了非正式组织方式的重要作用；过分强调决策备择方案之间的相互对立之处却忽视了这些备择方案之间的互补特性，等等。
皮特森与沃特曼发现，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那些管理良好的企业组织，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在那些良好管理的组织中， 决策往往是十分灵活的。他们往往会不计较某一特定时期内的纯经济上的收益而去参与多种社会事务。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决策更多地考虑到了诸如本公司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等更多的社会心理因素，而不是单纯从经济角度决策，表面上看起来是成本高了，但是公司在社会公众中的良好形象最终会给公司带来最大的收益。所以在决策上的灵活性是十分重要的，不能完全从理性的角度出发考虑一切决策问题，而必须从长远的角度出发考虑利弊得失才能最终获得最大的收益。
2、勇于尝试、不怕失败。在良好管理的组织中， 管理者总是勇于尝试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不惧怕失败。他们的信条是，不敢冒险的人才是在冒最大的风险。良好管理的组织也最懂得何时进入与何时退却，并且会以守为攻。
3、过于理性化的决策系统势必增加决策系统的封闭性， 从而给信息的相互沟通与及时交换并产生出新的、具有创意的思想造成不利的影响。在那些成功的企业组织中，管理决策的理性程度是相对而言的，决策者绝对不会为提高决策理性化程度而增加决策系统的封闭性，只会为了增加信息的沟通与交换而增加决策系统的开放性。
四、社会模型
相对于经济学模型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决策的社会模型。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是一种有着复杂情绪情感与本能的动物，人类的绝大部分行为都受到其潜意识的支配。很显然，如果这种理论正确的话，那么，人类就无法做出任何理性的决策，也就是说，人类的绝大部分的决策行为应该是非理性的。尽管大多数的当代心理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所异议，但是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家都会承认社会因素对于决策行为的重要的影响作用。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在社会压力、社会影响等因素的强烈作用下，管理者做出了某种非理性的决策。被著名的阿西实验所证实的从众效应的存在表明，人类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非理性行为。各种社会压力也会对决策者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我们看来，象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种绝对非理性的人类行为在决策中是不多见的。同时，在管理决策过程中，人类行为本身的因素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信息呈现方式的影响。
相对而言，在上述四种颇具代表性的有关人类决策行为的模式中，最新的就是皮特森与沃特曼所提出的良好管理模型。研究者们对决策中非理性行为高度重视，也就是更加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在决策过程当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人首先是社会的人，决策者也首先是社会情境中的决策者，不可能避开这一基本的决策前提，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理论上并不合乎理性的决策，其实这种决策正是在实际情况下最合乎理性的决策。所以理性的含义似乎应当更为广泛一些才是，比如，对于具体决策情境而言一切合乎社会心理情理因素的方案都是具有理性的方案。理性与非理性应当是相对而言的，完全的理性与完全的非理性都是很少见的，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绝大多数的人类行为特别是决策行为都是处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只是理性程度不同而已。那么到底应当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理性程度才是合理的，就应当视具体的决策任务和具体的决策情境而定，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做出该项决策的人的价值体系与人格特征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