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青年马克思的研究：阿尔都塞如是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如是说论文,阿尔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象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在青年马克思的研究问题上，阿尔都塞也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本文以阿尔都塞的有关著作为基础，叙述和分析了他的一些观点，在指出其利弊得失的同时，也透视出他如此思考问题的经验教训。最后，本文以阿尔都塞思想的实质为根据，提出了更符合阿尔都塞思想实际的新观点：阿尔都塞不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列宁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结构主义 青年马克思 阿尔都塞
本世纪30年代初，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代表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整理出版。此后，研究这部著作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致于到本世纪50、60年代，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得不仓促上阵，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信守“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见阿尔都塞著，顾良译，杜章智校《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58页）的阿尔都塞看来，“关于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辩论，首先是一场政治辩论”，（同上，第31页）是“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一场政治攻击”，（同上，第33页）正是因为如此，“辩论的结果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死存亡”。（同上，第32页）
面对如此状况，阿尔都塞于1965年发表了《保卫马克思》一书，目的在于：“保护马克思主义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真实威胁”。（同上，第218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阿尔都塞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观点。这些观点，受到了法共中央的批评，引起了法共党内、英共党内、甚至国际性的激烈辩论，但它们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一 对旧方法的批判
不管我国还是前苏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问题上，有一个已成定论的说法，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其典型表现之一是，马克思把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加以唯物主义的颠倒，使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阿尔都塞认为，“无论以什么名目出现，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同上，第54页），因为，“所谓把黑格尔的哲学（或辩证法）‘颠倒过来’，使之‘重新用脚立地’这个著名论题实际上就贯穿着这种逻辑；因为，说到底，如果问题的确仅仅是把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那么事物的颠倒显然并不会因简单的位置移动而改变本质和内容！用头着地的人，转过来用脚走路，总是同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颠倒无非是位置的颠倒，是一种理论比喻：事实上，哲学的结构、问题、问题的意义，始终由同一个总问题贯穿着”。（同上，第53—54页）
事实上，阿尔都塞对颠倒论提出挑战，还有更根本的东西作为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就是借用他的朋友雅克·马丁的概念、由他自己加以扩充和完善的总问题理论。他说：“一种思想的最后意识形态本质与其说取决于思考对象的直接内容，还不如说取决于提出问题的方式”。（同上，第49页）具体说，“确立思想的特征和本质的不是思想的素材，而是思想的方式，是思想同它的对象所保持的真实关系，也就是作为这一真实关系出发点的总问题”。（同上，第48页）正是因为如此，考察各种思想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问题，“一切都取决于总问题的性质，因为总问题是组成成分的前提，只有从总问题出发，组成成分才能在特定的文章里被思考。”（同上，第48页）
阿尔都塞认为，之所以颠倒论不能正确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历史，就在于它忽略了这个历史过程中发生的“认识论断裂”，“断裂”点出现在1845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断裂”前，马克思的思想属意识形态时期，“断裂”后，马克思的思想属科学时期。例如，《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其思想中的总问题是康德和费希特式的，即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1842—1844年，马克思思想中的总问题则是费尔巴哈式的，即人本学或“共同体”的人道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1845年前的马克思，其思想中没有自己的总问题。只是在1845年发生了“认识论断裂”以后，马克思才有了自己的总问题，这个总问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同上，第198—199页）
在阿尔都塞看来，人道主义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同上，第201页）而意识形态就是虚妄和荒谬，（同上，第230页）所以，1845年前的马克思，由于思想中的总问题是人道主义，因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不可取的。其不可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道主义这个词语被一种意识形态用来对抗，也就是打击另一个正确的词语，而且是对无产阶级生命攸关的词语：阶级斗争”。（阿尔都塞著，杜章智译《列宁和哲学》，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8页）
阿尔都塞如此看重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认识论断裂”，又在政治上上纲上线到如此高度，那么，他的根据是什么？阿尔都塞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地方和语言环境中，尽其所能地加以界说。
经典著作根据。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回忆到，1845年，为了“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与恩格斯合作，写下了《德意志意识形态》。
概念根据。在“认识论断裂”以前，马克思使用的是理性、自由、人、异化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认识论断裂”以后，使用的则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中立足生根的各社会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和被统治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等科学的概念。（同上，第221页）
事实根据。事实之一：“费尔巴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被描写为一位作出了非凡发现，即发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又发现了其原则的哲学家。但是一年以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是全面攻击的对象。以后他简直消失不见了”。（阿尔都塞等著，林泣明、许俊达译《自我批评论文集》〈补卷〉，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12页）事实之二：“普鲁东在《神圣家族》中被描写为‘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家’，但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他挨了一顿永远也恢复不了元气的棒喝。以后他简直消失不见了。”（同上，第112页）
正因为阿尔都塞自以为“认识论断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上处于这样举足轻重的位置，且有这样充足的根据，所以，当有人说他这是“凭空捏造”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如果我关于‘认识论断裂’所说的一切是‘彻头彻尾的神话’，那么我愿意被绞死”。（《自我批评文集》〈补卷〉第112页）
从阿尔都塞对颠倒论的拒绝和提出“认识论断裂”的情况看，他的看法不是毫无道理。但是，这其中也隐含了一个他必须回答的问题：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是什么关系？阿尔都塞确实没有忽略这个问题，其核心观点是：“根据我以上的论述而被称为‘断裂’的事件，它的确是作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而产生的，……”。（《保卫马克思》，第257页）具体说，“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与马克思以前的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继承关系”。（同上，第261页）他口出此言的根据是：“我们看到青年马克思既改变了思考对象（大体上说，他从法律转到国家，又从国家转到政治经济学），又改变了哲学立场（他从黑格尔转到费尔巴哈，再转到革命唯物主义）和政治立场（从资产阶级的激进自由主义转到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再转到共产主义）”。（同上，第265页）所以，“三种理论成分（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会合，只是在青年马克思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上来以后，才能够产生其效果（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没有政治转变，任何转变都不会发生；而没有哲学的转变，政治转变就不可能找到科学地认识其对象所不可缺少的理论表现”。（同上，第267页）
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阿尔都塞在拒绝颠倒论的同时，走得太远了，犯了绝对化的错误。例如，1845年的质变是怎么产生的？没有量变的准备，质变从何而来？马克思是如何从资产阶级的总问题忽然跳跃到无产阶级的总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三个理论来源仅有批判和“断裂”的关系而没有一点继承关系吗？至于“没有父亲的孩子”的比喻，更是让人摸不着底细，没有父亲，孩子从何而来？是从天而降吗？总而言之，虽然阿尔都塞这样干有其良苦用心（见《保卫马克思》，第218，254页），但是，他毕竟是在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革命性变革的同时，忘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理论来源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关系。
二 新方法的确立
阿尔都塞确实对旧的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方法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因为，他觉得不同旧的研究方法“一刀两断，就不能对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同上，第42页）这个事实本身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同旧的研究方法“一刀两断”之后，阿尔都塞提出了什么样的新的研究方法？
他确实提出了新的、且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方法：
“1、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并由其自己的总问题从内部统一起来，因而只要从中抽出一个成分，整体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
2、每个独特的思想体系（这里指的是某个具体个人的思想）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该思想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而取决于它同现有意识形态环境、以及同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每个思想独特整体的发展，其意义不取决于这一发展同被当作其真理的起点或终点的关系，而取决于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该思想的变化同整个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以及同构成意识形态环境基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的关系。
3、独特思想发展的动力不在该思想的内部，而在它的外部，在这种思想的彼岸，即作为具体个人出现的思想家，以及在这一个人发展中根据个人同历史的复杂联系而得到反映的真实历史。”（同上，第42—43页）
阿尔都塞提出这些方法的根本目的在于运用这些方法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研究，以便论证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他是如何运用这些方法的呢？
阿尔都塞认为，要科学和成功地透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主要的不是看马克思如何超越或颠倒黑格尔，而是要由黑格尔往后退，这种后退的限度，就是他的方法论第二点指明的，直接接触现实，在对现实的接触中，“重新发现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对象”。他还认为，“没有这一重新退回，马克思思想解放的历史就不能被理解；没有这一重新退回，马克思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特别是同黑格尔的关系，就不能被理解；没有向真实的历史的这一退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倒退），青年马克思同工人运动的关系依然是个谜”。（同上，第57页）
马克思在退回和接触现实中发现了什么？“他发现了法国和英国并不符合它们的神话，他发现了法国的现实和英国的现实，发现了统治阶级的谎言，阶级斗争，有血有肉的资本主义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同上，第61页）至于马克思发现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德国现实，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在1840年，相信历史的目标是要建立理性和自由的统治的青年黑格尔派，期待着王位继承人能实现他们的希望：结束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废除报刊检查制度，迫使教会就范，总之，建立一个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制度。可是，这位所谓开明的国王继承人在登上王位和成为费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以后，立刻变得专制起来。专制暴政得到了这种确认和加强”。（同上，第24页）
正是这些现实及对它们的真实反映，“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上，第61页）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现实的存在是一回事，思想家的存在是另一回事。现实的本质进入思想家的大脑，经过思想的逻辑加工转化为理论，这是一个极为艰难，并且也是极为富于个性和创造性的过程。与马克思同时存在，又面对同样现实的思想家还有许多，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创造出象马克思主义那样的理论体系呢？这就是阿尔都塞的方法论原则第三条所要解决的问题。说到家，在这里发挥关键作用的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动力不同于当时的其他思想家。首先说，马克思并不象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那样，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而是站在产业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其次，马克思不象其他的思想家，创立理论仅仅是为了说明世界，而是把改造世界放到更根本和更主要的位置上。正是由于这两点，使得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及本质，根本不同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体系。
由此看，阿尔都塞运用自己提出的方法研究青年马克思，在某些要害之处确实获得了成功。成功的表现之一是纠正了颠倒论从思想到思想，仅有量变准备，没有质变发生的简单化偏差；成功的表现之二是把马克思生活于其中并必须面对的现实作为马克思思想形成的核心和内在的因素，使人们能真切地感到，促使马克思思想形成的源头和基础是什么。当然我们还得承认，用颠倒论的方法研究青年马克思，并不是不讲马克思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但在颠倒论构筑的框架内，现实只不过是背景和陪衬，可它并不象阿尔都塞的方法那样，使现实成为内在的、本质的和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成功的表现之三是把思想家个人的特性纳入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之中，使其成为触发思想形成的一个因素，使人们在了解和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形成时，同时知道“此时此刻”马克思的精神世界及内在动力是什么。
不过，我们在看到阿尔都塞的方法的成功之处时，也不要忘记，他的方法构筑的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给人以共时性静态结构的印象，但历时性的因素，即马克思思想形成的过程性质，我们却看不到了。例如，阿尔都塞也讲到了《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是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即康德、费希特式的马克思；1842—1844年的马克思，是费尔巴哈式的马克思；而1845年以后（包括1845年）的马克思，则是真正的马克思。从共时性的静态看，这些马克思形象可能符合实际，但阿尔都塞并没有给我们解释：康德、费希特式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式的马克思是什么关系？费尔巴哈式的马克思与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是什么关系？处于思想演变过程中的马克思是如何由第一个形象演变为第二个形象，并由第二个形象转变为自己的真实形象的？这既是阿尔都塞方法论的缺陷，也是阿尔都塞整个思想体系的缺陷。
这些缺陷的造成，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其中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这也是阿尔都塞自己承认的：“我们同结构主义术语的‘调情’肯定超过了所能允许的限度，……”。（同上，第236页）
三 “我们毕竟不是结构主义者”
在对青年马克思的研究中，由于阿尔都塞有点过头地强调整体、结构、因素等内容，所以，给人以用结构主义改铸马克思的印象。从这种印象出发，国际国内的学者一致公认：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获得“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桂冠。由于这顶“桂冠”主要是在研究青年马克思的过程中获得的。因此，很有必要搞清：阿尔都塞到底是不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要搞清这个问题，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需要我们顾及，一是国际国内已成定论的看法，二是阿尔都塞自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三是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到底应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阿尔都塞承认，由于自己的早期思想中具有“理论先于实践，片面强调理论”和把“理性主义与思辩哲学结合”起来的理论主义错误，（同上，第234页）所以，结构主义“便象小狗一样，利用这个机会钻了我们的空子”。（同上，第235页）尽管如引，阿尔都塞还是大声疾呼：“我们毕竟不是结构主义者”。（同上，第240页）
由于阿尔都塞拒绝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因此，他对人们称他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恼火：“人们显然为了图省事，就硬说我们是‘结构主义者’，各国的和各种名目的社会民主党人纷纷用‘结构主义’这口棺材把我们庄严地送进土里，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当然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把我们埋葬起来”。（同上，第237页）由此看，“人云亦云地叫喊结构主义，这是何等的容易！结构主义这玩意儿是街谈巷议中的话题，又没有专门的书对此作出解释，任何人当然都能信口胡扯”。（同上，第241页）
阿尔都塞为什么如此恼火？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对结构主义有自己的特定看法，二是他认为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
阿尔都塞对结构主义的看法并不好：“结构主义这个法国的特产不是一种‘哲学家的哲学’。任何哲学家没有在结构主义上签字盖章，任何哲学家没有接过它的飘浮不定的命题而赋于它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它有一种“唯理性的，机械的，尤其是形式主义的倾向。说到底，结构主义（……）趋向于认为，真实是由要素随意混合而成的产物（……）”。正是因为如此，“结构主义并不是一门完成了的哲学，而是由一些散乱的命题组成的混合体，它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表现出它的倾向的范围”。（同上，第238—239页）
从阿尔都塞对结构主义的这些看法中，我们可以体悟出他为什么拒绝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以及为什么对人们称他为结构主义者表现的如此恼火。与此密切相关，他认为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区别：
1、“马克思确实谈到过要素在某种生产方式的结构中的‘结合’，但这种结合不是一种形式的‘混合’。……确实，最重要的分界线就在这里”。
2、“不能借口马克思用了结构、要素、地位、职能、承受者、关系、由关系决定、形式、转化了的形式、转移等概念，就说他是结构主义者，因为他不是形式主义者”。
3、“的确，马克思使用概念时都把它们限定在确切的范围内，这些概念都服从于规定着它们有效范围的另一些概念，即关于过程、矛盾、倾向、限度、为主、为从等等概念”。（同上，第239页）
现在，我们该解决最后一个问题了。别人称阿尔都塞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拒不承认，阿尔都塞到底是不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以笔者之见，阿尔都塞不能算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起码，不能算是自觉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如下：
第一，据1977年《大英百科全书》给的定义，结构主义“研究的重点是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现象之间的性质”。（见奚广庆、王谨、梁树发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阿尔都塞追求和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追求和强调的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击败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并一再告诫人们：“在哲学中，离开无产阶级立场就将一事无成”。（《列宁和哲学》，第29页）更具体地说，“马列主义哲学，或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论中展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上，第26页）结构主义强调关系，阿尔都塞强调性质，这二者不是已严格和本质地区别开来了吗？
第二，阿尔都塞确实在不少地方运用了结构等概念，但结构等概念，在结构主义产生以前就早已存在，如果我们把结构主义产生以后运用结构等概念的人都称作为结构主义者，那么，结构主义产生以前运用结构等概念的人岂不早已是结构主义者了吗？由此可以证明，结构概念与结构主义不能完全等同，运用结构等概念的人与结构主义者，也不能完全等同，这是任人皆知的常识。
第三，阿尔都塞爱咬文嚼字，这有点类似于结构主义者，但是，结构主义者试图通过咬文嚼字，发现词语背后的微言大义，即词语背后的先验结构，阿尔都塞却与此相反，他试图通过词语，透视出其中的阶级斗争事实。所以说，阿尔都塞自有他咬文嚼字的道理：“为什么哲学为词语而斗争呢？阶级的现实是通过思想‘展现的’，思想则是通过词语‘展现的’。在科学和哲学的推理中，词语（概念、范畴）是知识的‘工具’。而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哲学的斗争中，记号语也是武器、炸药或者镇静剂和毒药。有时，全部阶级斗争在斗争中可以概括为支持一个词语反对另一个词语。某些词语彼此之间象敌人一样进行斗争”。（同上，第28页）
由这三条根据可以看出，根据表面现象就把阿尔都塞判定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既然如此，那么，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性质呢？从他的作品表露出来的思想看，他是一个列宁的热烈崇拜者和追随者，是一个列宁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他对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的推崇，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一往情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突显和钟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仇视，通过比较恩格斯与列宁得出恩格斯不如列宁的结论，等等。（见《哲学是革命的武器》、《列宁和哲学》、《列宁在黑格尔面前》这三篇文章。载阿尔都塞著，杜章智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的《列宁和哲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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