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王齐洲教授的《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奇书论文,大众论文,中国论文,教授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及《金瓶梅》等四部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由于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及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而得到广泛流传，这不仅在我国民间家传户诵，而且在国外被译成多种文字，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基于这个原因，这四部古典文学名著被称为四大奇书。王齐洲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其所撰的《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一书，试图从四大奇书与大众文化的发展关系、文化意义、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政治思想、宗教意识、审美理想、生活态度、思想方法及新文化建设等角度来剖示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化意识，从而使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更为透显，更为大众化。这是作者撰写本书的用意所在。
全书除绪论外共分为九章，在第一章中，作者为了寻绎出大众文化的基本面貌及发展轨迹，首先对四大奇书的成书过程作出了翔实的描述与考证，归结出四大奇书并非某个作家在某个时期独立完成的作品，而是在长期的民间创作的基础上由文人整理加工而成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值得注意的是，除《金瓶梅》外，前述的三部小说为文人的长期集体创作这个观点一向为研究古典小说的学者普遍接受，而本书作者在探讨《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涉及到它的作者问题时特别指出该书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世代累积型”的民间集体创作，经文人一点一滴地加工修订而成。并举出冯沅君、潘开沛、赵景深、徐辉、徐朔方等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理论依据。与现有资料进行分析比较，断定《金瓶梅》在成书之前已在民间广泛的被讲说及演说着，最后才被缀集成书。
由于四大奇书是长期的民间集体创作，故可以说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其本身所蕴涵的意识应具体反映在人民大众对生活的理解与评价上。因此，作者主张透过典籍文化（即通过传统典籍的学习和礼仪的熏陶而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生存式样，建立符合统治者要求的风俗习惯，它通常以正统文化的姿态出现）与大众文化（广大人民群众从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出发，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去生活）的比较才能领会到俗文学中所蕴涵的文化意识。如此，典籍文化的理论形式和理想化色彩给大众文化以启发，大众文化的活泼内容和世俗化倾向又给典籍文化以冲击。由是两种文化产生对立，渗透与融汇不但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文化形式，而且更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更生。
此外，作者特别指出版本在四大奇书的文化意识上的重要性。据笔者所知，一般研究版本目录学的专家学者大都集中在版本种类、源流、藏书印记、版式行款及装潢式样等方面的研究。而本书作者却能以一个崭新的角度来审视版本问题与作品本身的复杂关系，由于作品版本往往决定了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因此可以说四大奇书的版本是一种文化现象。作者认为若要深刻地剖示四大奇书的思想内容及基本特点，必须先选择接近原作的版本，并要考虑到作品在群众中的普及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掌握大众文化的发展脉胳。
第二章，作者谈到了四大奇书的价值取向问题，他认为四大奇书的价值取向是要透过塑造作品的主要人物以及通过作者本人对这些人物的评价来表现的。在《三国演义》里，作者指出真正统摄全书反映作品价值取向的人物为诸葛亮，诸葛亮在实现道德人格的同时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意味着书中诸葛亮形象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实涵具了他为实现理想不屈不挠的精神，强调人献身于社会事业的崇高责任及在社会规范内所发挥一己聪明才智等原素。这种含有丰富道德情感的传统价值取向在诸葛亮的事功及人格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水浒传》里，作者特别提出宋江及梁山英雄招安一事作为他们对理想政治秩序的积极追求表现，这种表现，在宋江身上尤为明显。而事亲至孝，为官清廉，乐善好施，济困扶危等特点促使宋江用行动来实践他所预设的良好社会秩序理想，实现清明政治。而争取招安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最有效途径。宋江等人受招安后，处处受权奸掣肘，不但无法实现清明政治的理想，反之受到惨痛的迫害，作者在阐明宋江等人追求理想政治秩序的坚毅不屈精神的同时，不无惋惜地揭示了这种价值取向已日薄崦嵫，宋江等人的悲惨结局便成了必然的结果。
唐僧取经是载诸典籍的历史事实。而孙悟空也是个信而可微的历史人物（据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载称孙悟空本性车，而非姓孙，唐京兆云阳后魏拓跋氏的胤裔，曾于天空十年(751)奉命随使西至罽宝国，但其目的不在取经，而在巡按，嗣后他因疾笃而滞留健陀罗国，于29岁那年在迦湿弥国受具足戒，并在北天竺等国学佛，取得梵本《十地》，《迥向轮》，《十力》三经，后历睹货罗等国，返回长安，前后达十年。取经故事的主角本属唐僧，但随着故事的流传，孙悟空却后来居上，取而代之，《西游记》不但以他的身世冠于全书之首，占了七回之多，其结构又自成一个生动而完足的单元。正由于孙悟空的造型特殊，在《西游记》故事中的地位终于凌驾了唐僧。本书作者摒弃了往昔研究《西游记》学者就儒道释三教的观点去将《西游记》当作一部微言大义的看法，为了突出孙悟空形象的文化意义，作者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待大闹天宫与取经路上降妖伏魔的内在联系。指出孙悟空在《西游记》中有十分明确的追求自我价值的强烈欲望。他在西天取经时既追求着社会价值，又追求着自我价值，即包括政治平等和人格独立等方面。正因为如此，孙悟空在《西游记》中扮演着一个个性倔强而傲物的人物。以我为本，不假他求，冲破了社会等级制度的限制，这正标示着他对传统价值观念有所取舍，而孙行者的见识广博，个性沉稳的形象亦因而在《西游记》中得到了肯定与赞羡。
在《金瓶梅》里，西门庆一生发迹的历程代表了我国古代社会里一般的土豪恶霸。表面上看来，《金瓶梅》似在描写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三位女性的一生，其实却是以西门庆的一生为全书的故事骨干。尽管西门庆是一个土豪、恶霸、淫棍，然而作者在本书中对他在价值追求上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肯定。西门庆虽以个人为核心，以财富的累积作为追求的价值目标，然而却善于经营，精于理财，为一典型的新兴商人。而他捐修庙宇，刻印佛经的善行说明他遗传有道德人格的基因和对现实目标的反省特点。总的来说，四大奇书的价值取向与产生它们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大奇书皆成书于明代并广泛流传。它们所反映的主要还是明代社会的价值倾向。
第三章，作者对四大奇书与大众道德观念作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他首先举出吕布在《三国演义》中所表现的见利忘义，反复无常的本性惹来读者对他的缺少道德而加以睥睨，甚至赋于“三姓家奴”的臭名。这说明了中国古典小说对道德提倡的重要性。此外，作者亦相应地举出曹操的阻险、狡诈、忌刻、残忍与刘备的屈身下士，恭己待人作一比较，从而说明道德行为与政治行为的内在动力及联系。“仁”为我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主要内容，刘备以仁德行仁政，故赢得广大读者的青睐，反之，曹操刻薄寡恩，更造成了群众扬刘抑曹的主因。
与此同时，四大奇书对孝亲的传统观念亦颇为重视，作者以《三国演义》及《水浒传》中的徐庶见母及李逵背娘两个典型的孝亲例证来揭示“孝”的道德意义。在谈过了“仁”、“孝”两个传统道德范畴后，作者认为在四大奇书中，“义”的观念亦十分浓厚。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刘备）、关（关云长）、张（张飞）三人结义桃园，《水浒传》中宋江与梁山英雄聚义故事足以说明“义”在我国大众道德观念上的价值取向。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指出“忠”与“义”两种道德观念通常串连在一起，“忠”是统治者用来规范上下关系，维护宗法制度的道德准则，“义”是统治者用来协调左右关系，加强内部团结的道德信条。“忠”与“义”的统一，在《水浒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水浒传》不仅歌颂了梁山英雄的义举，最重要的是揭示了“忠”、“义”思想的具体落实与发展。
再者，《四大奇书》对妇女道德问题有鲜明的反映，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妇女的地位受到明显的限制，而在《西游记》中，作者以殷温娇被迫改嫁的故事来说明守节应该视环境及条件有所取舍，由此可知《西游记》对传统的道德观念实有了崭新的看法。而真正在观念的纠葛上有明显的转变实从《金瓶梅》开始，孟玉楼改嫁给西门庆普遍为当时社会所接受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至于善恶观念问题，作者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都对善恶观念有所表述，而最能集中体现人民大众对善恶问题的独特理解的是《西游记》，唐僧上西天取经是为了“劝人为善”，孙悟空要修成正果亦是要达到“善”的境界，即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而《西游记》中所指涉的恶包括了“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遵佛道，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等。《西游记》刻意突出“善”的思想很明显是要读者对恶行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而达到“至善”之域。
第四章四大奇书与大众政治思想，作者提出了六个问题。一、“乱自上作”是四大奇书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个共同认识（一致的看法），如《三国演义》描写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便是从桓、灵二帝废贤失政而引发，《水浒传》开首先写高俅发迹经过，后为其贪脏枉法，公报私仇，这些情节充分揭示出北宋社会政治的紊乱。《西游记》描述种种社会冲突常常与昏庸的国王及其身边的大臣有关。而《金瓶梅》则对社会政治生活有较全面的反映。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使西门庆横行于乡曲，他巴结太师蔡京，补得个正千户提刑官，进京后又与中央官僚勾结，植党营私，凡此种种，更显示了“乱自上作”的真实性及社会性。二、天下大势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概括出社会政治变迁和政权递嬗的轨迹。这种分合说在《三国演义》中表现得最为透彻，作者通过《三国演义》中集中描写的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东汉末年各个政治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关系阐明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循环论。由此对三国时期近百年历史作出了总结。三、作者指出《三国演义》的拥刘（刘备）反曹（曹操）倾向主要是体现了人民大众歌颂仁政反对暴政的政治态度及赞赏忠义鄙弃奸伪的道德观念。而《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思想反映出梁山英雄们企图将皇权理想化和实用化，因此，他们不必接受天子的旨令，即可参与政务，除暴安良，剔奸去邪，此与《三国演义》的拥刘反曹思想一样，都反映了人民大众要求参政的强烈愿望。四、四大奇书对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并通过社会等级成员之间的地位变化，表明了人民大众对社会等级的看法。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政治主张。《西游记》里孙悟空要求“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金瓶梅》里的西门庆用银子打破封建等级壁垒，《水浒传》里梁山英雄排座次等情节。五、作者认为《三国演义》所显示的治国策略是礼与法的统一及德与刑的结合。而《水浒传》描写梁山泊政权同样反映了这一理想。六、四大奇书亦表现出一种经济上的平等和互助。异姓一家，生死与共，财富共享的社会平衡原则。如《三国演义》的“桃园结义”及梁山英雄所追求的“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等情节反映出人民群众不满于封建社会的贫富悬殊和等级差别而要求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思想。
第五章，作者指出四大奇书里的宗教意识及宗教意蕴甚为浓厚，其中《三国演义》描写了关云长显灵杀退羌兵救出关兴，《水浒传》提及宋江显灵申诉冤情而终获昭雪等等，既表明了四大奇书有着十分浓厚的历史内涵，亦反映出灵魂不灭的宗教观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华民族文化的最核心内容。
由于四大奇书所反映的大众文化宗教意识甚浓，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意识浸润了整部《西游记》，孙悟空的神话式诞生及神仙境界、人间世界以及冥鬼世界的三度空间构想无疑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产物。此外，作者指出信仰善恶报应的思想、出世及入世精神、血缘宗法、生活态度，甚至身心修养等问题，无不受到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想的启迪与影响，这种专注于自我道德完善的信仰价值，在四大奇书中俯拾皆是。
第六章，作者指出四大奇书中反映的审美思想正是将儒道两家审美思想的结合物，儒家强调以德统美，以理节情，是一种德美合一，情理综合的美学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强调了理想的美应该合于自然的人性，故道家的审美观可以说是一种遵从自然规律没有人工斧凿的朴素之美。《水浒传》所塑造的一百零八个英雄人物各有不同的审美层次，而这些英雄人物，正集中反映了大众文化的审美理想。此外，作者认为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表现在外在的能力和本领上，而是潜藏于内在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人格，故作者特别举出“七擒孟获”及“三败高俅”两个情节实际上是内圣外王的审美思想。于此可以看出人民群众的人格理想模式。
敢作敢为，光明磊落是四大奇书赞扬英雄行为的基本尺度，其中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与武松杀嫂祭兄等故事情节可作为这类描写的典型代表。同时，四大奇书通过许多典型人物的行为描写，表明了一个人的行为要出于真率的感情，要顺应自然的发展的一种审美意向。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时所表现的自然真率，孙悟空在龙宫借宝时的任性而为，正反映出人民群众正视现实生活的一种审美理想。语言是思想的直接表达方式，诸葛亮舌战群儒是反映四大奇书著者的语言审美理想最突出的例子之一。从舌战群儒到智激孙权，务实而不滞于迂执，机辩而不伤于狡狯，可谓达到了语言美的极致。在三调芭蕉扇的过程中，孙悟空幽默风趣的语言使他的性格更加活泼可爱。其次，四大奇书对审美形式的追求更表现出共同的审美倾向。如梁山英雄们不同的个性大大活跃了山寨的枯燥生活，《西游记》中唐僧等师徒四人的性格特点各取所长，补其所短，保证了取经任务的完成等。都是四大奇书在刻画典型人物的性格时反映出他们典型性格复杂与丰富，驳杂与均衡统一审美理想的最好说明。
在实际生活中，社会个体成员的生活态度往往是千差万别的。从四大奇书所描写的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活态度中，人民群众如何对待生活，从而把握大众文化的基本倾向是一个重要课题。作者在第七章中，对于四大奇书与大众生活态度这个课题，有极细致的探讨。他首先举出蜀将魏延虽有万夫莫挡之勇，然而由于生活态度不合时宜，终因反叛而伏诛为例，说明一个人生活态度，往往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向与命运。而四大奇书所描写的猴王游学及诸葛亮躬耕南阳两个情节，正体现出孙悟空及诸葛亮对人生态度的价值取向，游学是为了提高自身素质，追求生存的意义，实现生命的价值，而躬耕是对生活态度与生命意义的执著追求，是充实自我、完善自我的一种形式。
此外，四大奇书对饮食男女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应，它不仅肯定人对饮食的需求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且对于人们的物质欲望采取了十分宽容的现实主义态度。《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招亲，曹丕纳甄氏等，都得到创作者的肯定，《水浒传》对潘金莲及潘巧云的贬斥，主要是反对纵欲而并非排斥男女性爱。而王英与扈三娘成亲的故事更反映出古代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性爱的宽容。同时，四大奇书亦十分重视人的发展和运用，《三国演义》热情歌颂诸葛亮大大反映出大众文化对人的智力发展和智力运用的基本态度。《水浒传》对吴用的刻意描写都说明了古代思想家对智力发展的重视及创作者爱憎分明的立场。
在对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所应采取的态度的理解上，作者指出《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水浒传》所描写的宋徽宗的腐败政治，《金瓶梅》借宋徽宗影射明后期的黑暗现实，而《西游记》则描写诸天神佛的愚钝蛮干。四大奇书除通过描写众多典型人物的社会经历及反映创作者们对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一般态度外，还鼓励人们以虔诚的态度去迎接生活中的困难，要有排除万难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唐僧取经及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描写则表现了追求理想目标锲而不舍的精神及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亦为人民群众文化性格的重要内容。
第八章，作者谈及有关四大奇书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一些最基本的人生问题及社会问题进行思考的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不仅决定着人民大众的社会行为，并寻绎出人民大众的思维习惯。孙悟空在五行山下经过五百年的思考，终于悔过自新，并愿意皈依神佛。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无疑是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的转移，即与现实生活妥协以求自存。此外，四大奇书亦热情地歌颂了人的主观努力对抗命运的艰苦奋斗精神，唐僧经过万难而得成正果，诸葛亮渡泸安定了南方，建立了蜀汉政权，最后死于五丈原军中，未能完成“还于旧都”的心愿，然而他的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精神，是受到创作者所首肯的，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更为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的一股原动力。由此可知，注重人事，不为天命所囿实为四大奇书的主要思想特色之一。
对于社会上普遍关注的名实问题，四大奇书亦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孙悟空的修成正果正好说明他重视名份，梁山英雄的“替天行道”正反映出人民大众对名实问题的基本思路。在反映物质生活方面，四大奇书不谋而合地肯定人物对物质生活资料的基本要求，并在满足这种要求的前提下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的精神领域，宋江的仗义疏财及西门庆厚葬李瓶儿的两则故事情节反映了人民大众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所持态度。同时，四大奇书亦反映了人民大众对理想的积极追求。唐僧四师徒历尽险阻是为了实现取经的理想；梁山英雄接受朝延招安目的是把封妻荫子作为人生理想；诸葛亮鞠躬尽瘁是为了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无论如何，四大奇书形象地展示了一定历史时期内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式样，概括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正因如此，作者在末章建议人们应从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方面去研究四大奇书，发掘四大奇书的文化价值，探讨民族兴衰的内在原因，从而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最后，作者更强调建设现代大众文化必须注意吸收传统大众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及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加以融铸改造，如此，才能振兴落后的民族，僵化的民族文化。这是本书作者王齐洲教授选择文化角度来论述四大奇书的原因。
编者附记：《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初版，1993年4月再版；台湾晓园出版社1993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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