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与中国近代浪漫主义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梁实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6年，梁实秋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的长篇论文，对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浪漫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他指责新文学推崇情感而贬低理性，使“情感的推崇”导向一种“悲伤的虚幻”。另外，他还指责新文学的创作不注重构思和布局，文学题材也过于狭窄，只局限于作者自我的经验之内。梁实秋是站在浪漫主义的对立面，以古典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新文学运动中的浪漫主义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但他的一些论述和指责又的确抓住了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一些致命弱点，因此值得我们的重视。这些弱点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暴露出来，最终导致了浪漫主义审美结构的解构。
一、客体普遍性与主体普遍性
梁实秋早年也曾是浪漫主义的鼓吹者，他认同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和放纵情感，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底心情就这样疯狂的驰骤，／理智的缰失了他的统驭的力。”（注：梁实秋：《荷花池畔》，载《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1924年秋，梁实秋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年，他在哈佛大学选修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文学批评课。（注：关于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的关系，可参见温儒敏《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与偏离》，《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四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据他自己声称，他是带着挑战的心情去听白璧德的课的，但从此却为白氏的新人文主义所吸引，完全服膺于白氏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和对古典主义的重建，“从极端的浪漫主义，我转到了多少接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注：参见《梁实秋论文学·序》及《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此文也收入《梁实秋论文学》一书），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
对于现在大多数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来说，梁实秋是被当作受到鲁迅抨击的“人性论”的代表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的，尤其是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被选入中学课本之后，梁实秋的形象显然被极大地漫画化了，更不要说他的思想不能够被人很好地理解了。其实他的“人性论”是有着特定的含义的，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人性论”实在有着很大的差距。
一般所说的“人性论”大都是人道主义“人性论”，即肯定人的感情欲求与自然本性的合理，这就是所谓的自然人性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呼唤人的觉醒、个性解放，当时普遍理解和接受的人性论就是由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也就是自然人性论。可是梁实秋对于这种人性论是极其反感的。他指出：“其实人性常态究竟是相同的，浪漫主义者专要寻出个人不同处，势必将自己的怪癖的变态极力扩展，以为光荣，实则脱离了人性的中心。”（注：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23～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下同）他将浪漫主义者所标榜的独特的个性意识看成是“怪癖的变态”，对于浪漫主义的“独创”精神也大加责难，认为浪漫主义者一方面要求回归自然，一方面又要求独创，这是自相矛盾的，梁实秋说：“我们可以赞成‘皈依自然’，但我们是说以人性为中心的自然，不是浪漫主义者所谓的自然。浪漫主义者所谓的自然，是与艺术立于相反的地位。我们也可以赞成独创，但我们是说在理性指导之下去独创，不是浪漫主义者所谓叛离人性中心的个性活动。”（注：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下同。）如此可见他所认同的“人性”便是与浪漫主义所推崇的自然人性不同的古典主义的人性论，即所谓“常态的普遍的人性”。他指出：“人性是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所包括的是几样成分？）唯因其复杂，所以才是有条理可说，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性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注：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122页。）
我们知道，对人或主体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这是美学进入近现代以后的一个基本的思想理论倾向。在中国近代美学的开端上，王国维以哲理思辨的方式表达了对人的空前密切的关注，他曾以感性意欲作为人性的根本，排斥了古代伦理理性对于人性的钳制。周作人又从灵肉统一的观点出发，批判了古代人性二元论的思想，将近代人性结构建立在意欲感性（肉）与目的理性（灵）相统一的基础上：一方面，使人的理性目的摆脱了伦理理性的钳制，成为本于感性意欲的主体理性；另一方面，人的感性意欲则得到理性目的的积极提升，成为为目的理性所积极导引的主体感性。可以看出，无论是王国维还是周作人，他们所主张的人性论都是以人的感性欲望为基础的，即属于近代浪漫主义所推崇的自然人性论的范畴，这一点也就是他们与梁实秋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虽然，梁实秋的古典主义理论同样表达了对于人的问题的强烈关注，他甚至提出“人为宇宙中心”这一接近于浪漫主义的观点，但在总体理论倾向上他始终未能超出古代美学的框架。这就是因为他所推崇的人性是超绝的、非个人的，在根本上是排斥人的感性欲望的。
梁实秋推崇古典主义的模仿论，他指出：“所谓模仿者，其对象乃普遍的永久的自然与人生，乃超于现象之真实；其方法乃创造的，想象的，默会的；一方面不同于写实主义，因其所模仿者乃理想而非现实，乃普遍之真理而非特殊之事迹；一方面复不同于浪漫主义，因其想象乃重理智的而非情感的，乃有约束的而非扩展的。故模仿论者，实古典主义之中心，希腊主义之精髓。”（注：梁实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64页）这样，梁实秋所推崇的普遍人性论便成为他古典主义诗学理论的基石。从这一点出发，他基本准确地把握了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本质区别。正像他所指出的，古典主义的中心是模仿论，它与现实主义的再现论、浪漫主义的表现论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古典主义所模仿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它排斥主体的感性体认（即“特殊之事迹”），而追求脱离现象的抽象本质（“超于现象之真实”）；它所表现的也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而不是本于主体的情感。这样梁实秋所主张的文学的普遍性便成为脱离主体的客体普遍性，而决不是浪漫主义个性主体的普遍性。对于后者，梁实秋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只看到个性与普遍性对立的一面，却否认两者对立的统一的可能性。他说：“古典艺术的对象是普遍的，浪漫艺术的对象是个人的。所谓普遍的，即是常态的中心的；所谓个人的，即是例外的怪异的。所以说个性与普遍性是两件背道而驰的东西。”（注：梁实秋：《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148页。）
浪漫主义虽然推崇个性自我，推崇个性主体，但却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浪漫主义的主体自我是空泛的，所追求的是一种本于自我的普遍的人类之爱。这样在浪漫主义主体性结构中，个性与普遍性既是对立的，更是统一的。褊狭的古典主义立场阻挡了梁实秋敏锐的目光，造成了他对这一事实的盲视。因而他所主张的人性，只能是客体性的，而非主体性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脱离现象的本质，脱离情感的理智，只能是远离主体的客体。
推崇客体普遍性的结果，在审美理想方面即表现为对于近代崇高的叛离和对古典和谐美的皈依。因为古典主义和谐美是建立在客体性原则基础上的，而近代崇高美则必须建立在主体性基础上。这倒绝不是说，古典主义丝毫不承认主体的价值，而是说，在古典主义那里，主体的意志是处于被伦理理性牵制的境地，即所谓的“以礼制欲”、“以理制情”，这样造成的结果实际上是排斥了主体的感性意欲；主体的认识也被一种宇宙理性（“理念”）所限制，即限制主体个人对于外在世界现象的大胆探索，排斥经验现象对于认识的重要性。
梁实秋说：“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最重礼法。从前圣贤以礼乐治天下，几千年来，‘乐’失传了，余下的只是郑卫之音，‘礼’也失掉了原来的意义，变为形式的仪节。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在情感方面似乎有偏枯的趋势。”（注：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下同。）这就是说，人的意欲情感必须受“礼乐”的牵制，如果失掉了礼乐，情感便会偏枯。这是梁实秋从主体意志方面对主体性的消解。因为“礼乐”、社会伦理说到底毕竟是外在于主体的客体性的东西。
梁实秋又说：“我们平常以为真实与理想是判然两事，但亚里斯多德以为唯有理想才得称为真实，二者乃一物之异名”，“艺术的模仿乃超于现象界的羁绊而直接为最后的真实之写照”，因此“模仿是想象的，而非写实的”。（注：梁实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62～63页。）“人生是拖泥带水的，自然也是拖泥带水的，惟独艺术品才是至美无上的完善。从拖泥带水之自然与人生中间要想产生出完善的艺术品，这便需要一个严厉的剪裁的步骤，这剪裁便是选择。”（注：梁实秋：《“艺术就是选择”说》，《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157页。）梁实秋的观点包含着合理的成分， 艺术如果仅仅是被动地简单地模仿生活现象，那么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是艺术对现实深层的开掘和探寻却不能离开生动的现象形态，它必须在真实的现象形态中显示深蕴。而这一点正是近代现实主义的再现艺术与古典主义的模仿艺术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古典主义用“本质的真实”来排斥“现象的真实”，其结果必然是对主体感性体认的排斥，而所谓“本质真实”、“宇宙大理”如果不是本于主体的感性体认，那么它也就必然成为外在于主体认识的客体性的东西。这是梁实秋从主体认识方面对主体性的消解。与此相反，近代现实主义再现艺术对现象原生形态的真实的呈现，不仅不能排除主体的能动的干预，相反却需要审美主体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强大的承受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艺术的客观再现接受和容纳更加多样复杂的现象形态。由此可见，梁实秋由提倡“客体普遍性”，进而要求艺术模仿超现象的真实及表现超意欲感性的人性普遍性，从而达到否认主体的目的，这具有理论的相承性和逻辑的必然性。那么在此基础上，他指责与否认以主体性为显著特征的五四浪漫主义文学，便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对五四新文学的指责与反思
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写于1926年2月15 日美国纽约，发表于北京《晨报副镌》。当时已是五四新文学退潮，中国文学面临新的转型时期。这也许给远在美国纽约的梁实秋反思五四文学提供了某种契机，使他有可能成为当时文坛的一匹“黑马”。另外，中国国内的“国学热”也正在逐渐升温（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正式招生），在经历了对西学的绝望之后，回归传统的新保守主义也在学界渐得青睐，所有这些，都是梁实秋这篇论文一发表便受到广泛注意的客观原因。
当然，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的指责与反思，决不同于五四时期林纾等人出于“保守”立场对新文学运动的责难和敌视。他有着新的视角，所采用的也仍是西方的理论，在他看来，由于当时中国的新文学是外国式的文学，因而“以外国文学批评的方法衡量外国式的中国文学，在理论上似乎也是可通的”（注：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27页，下文凡不注明引文出处的都引自这篇文章。）
梁实秋为这篇文章定的主旨是证明五四新文学运动全都是趋向于“浪漫主义”的，他的理论立场显然是以古典主义来矫正这种“浪漫趋向”的。
首先，梁实秋认为“新文学运动的根本是受外国影响”的。而“凡是极端的承受外国影响，即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浪漫主义者所最企求者即‘新颖’，‘奇异’”。在他看来，“文学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旧文学即是本国特有的文学，新文学即是受外国影响后的文学”。
将新文学的产生完全归结于外国的影响，这是比较早的“传统文学断裂论”，这与周作人文学历史发展的循环论的观点比起来，还要片面得多。不过，梁实秋并不是绝对地反对外来的影响，这一点跟目前学术界盛行的“保守主义”倒有些区别。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兴盛之后，“盛极必衰”，往往“陷于矫揉造作”，而要打破这种现状，其中一个较有效的办法，便是“引入外国势力”。他所反对的是在接受外来影响之后所造成的浪漫主义式的“混乱”，他批评的锋芒是针对浪漫主义的；他要求外来影响所造成的漫无秩序，“仍要回复于稳固的基础之上”。虽然在此梁实秋并没有明确说明这“稳固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不过联系他的整体思路，则可以看出，他所指的肯定是他一贯主张的所谓的“常态的人性”。他说：“外国文学侵入中国之最大的结果，在现今这个时代，便是给中国文学添加了一个标准，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外国的。浪漫主义的步骤，第一步不是达到中国的固有的标准，实在不曾打倒；第二步是建设新标准，实在所谓新标准即是外国标准，并且即此标准亦不曾建设。浪漫主义者的唯一的标准，即是‘无标准’。所以新文学，就全部看，是‘浪漫的混乱’。混乱状态亦事实之所不能免，但究非常态则可断言。至于谁能把一个常态的标准从混乱中清理出来，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一定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也就是说，外来影响所带来的混乱虽不可避免，但决不能使这种现象长久存在下去，文学必须用一个常态的标准从混乱中清理出来，使之从无序走向有序，而这一点，是浪漫主义者所绝对不能胜任的。
梁实秋的这种立论，建立在他对新文学的基本的估计上，认为新文学的根本是受了外国的影响。而他立论的目的是证明新文学趋于浪漫主义。可是接受外国的影响并不一定就是浪漫主义，五四新文学是多元化的，其趋向也并不都是浪漫主义的。因此梁实秋对于新文学的定性分析，是片面的，并不是很客观的。然而，他所指出的某些现象也确实是中国新文学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也是有事实根据的。例如他指出文学的翻译，“翻译者对于所翻译的外国作品并不是取理性的研究的态度……而是任性纵情，反投其所好者则尽量翻译，结果往往把外国第三第四流的作品运到中国，视为至宝，争相模拟”。这种盲目崇拜和生搬硬套的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这说明，如何将外来影响与中国固有的文学传统很好地结合，仍然是新文学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其次，梁实秋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到处都弥漫着抒情主义。”因此，“情感的推崇”便成为他指责新文学的第二个理由。他说：“按照古典主义者的理想，理性是应该站最高的位置。但是浪漫主义者最反对者就是常态，他们在心血沸腾的时候，如醉如梦，凭着感情的力量，想象到九霄云外，理性完全失了统驭的力量。”
梁实秋站在古典主义的立场上，判定浪漫主义文学是非“常态的”，不符合道德伦理的标准。对于刚从旧文学中诞生的新文学，不是从发展的角度去支持她、培育她，而是对其苛责，这明显暴露了梁实秋的保守思想。不过，他也并没有一味地反对文学的情感性。因为情感是任何文学类型所不可缺的，古典主义也决不能没有情感。但是古典主义讲求以理制情，要求用理智来限制情感，从而达到情感与理智的统一；而浪漫主义者则要打破这种统一，强调情感与理智的对立，反对理智的干扰与牵制。因此梁实秋实际上反对的是“情感的质地不加理性的选择”所造成的对于情感的“过分推崇”。
这应该说的确抓住了浪漫主义的一种主要特征。他指责当时文坛中的某些状况，的确也有事实依据。例如情诗太多太滥，几乎“没有报纸和杂志不有情诗”，有的诗集甚至每四首诗要接吻一次；许多作品常作不必要的伤感，离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写自己如何如何流浪；割破一只手指，便可叙述自己如何如何自杀未遂；晚饭迟到半个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绝食，等等。梁实秋所批评的这种文学创作的肤浅现象以及伤感主义泛滥现象，在新文学初期的确表现得很突出。
第三，梁实秋认为新文学还被“印象主义”所支配。他指出，“印象主义”是浪漫主义的末流，其人生观是建筑在“流动的哲学”基础上的，像柏格森所说的，全宇宙无时无处不在流动，文学家所能看到的自然与人生，只不过是一些片断的稍纵即逝的影子。他认为，“小诗”在中国的风行一时，韵文与散文、诗与小说的结合，“游记”的发达，等等，这些都是印象主义的具体表现，其缺陷在于零乱肤浅浮泛。他说：“现今中国小说，什九就没有故事可说，里面没有布局，也没有任何描写，只是一些零碎的感想和印象。”这类的小说，本认为可以表现自我，其实“只是表现自我的表面”，因为，在梁实秋看来，“要表现自我，必要经过理性活动的步骤，不能专靠感觉境界内的一些印象”。
尤其为梁实秋所不能容忍的是在文学批评中的“印象主义”的“灵魂的冒险”。他称这类的批评是“鉴赏的批评”，即批评者“于自己性情嗜好之外不承认有任何固定的标准”，“所以现今中国的批评，一方面是在谀颂，一方面是在谩骂”，很少有人“把文学批评当作一种学问去潜心的研究”。
我们说，文学是在发展变化的，正像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各种文学“类型”的借鉴和渗透，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梁实秋却对这种现象大加指责，要求任何文学都要遵循古典主义的纪律，这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在新文学的创作中，也确实存在着对现实生活挖掘不深、对人性灵魂较少探索的现象，因此造成五四新文学虽然空前热闹，却缺少史诗性里程碑式的文学经典出现。鲁迅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在文学批评中，也存在着宗派式的“党同伐异”、意气用事的现象，缺少真正客观公允的批评。从这一角度来说，梁实秋的指责也就决不是没有任何的道理。
第四，梁实秋指责新文学推崇“自然与独创”。他说，新文学推崇“自然”，是卢梭“皈返自然”的“回响”，是“浪漫的自然”。在他看来，蒲波所说的“皈依典籍”、“皈依常识”，才是真正的皈依自然。因此，浪漫主义的“自然”与古典主义的“自然”是根本不同的。“把自然人性化（to humanize nature）是古典主义者人本主义者的主张；把人自然化（to naturalize man）是浪漫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的主张。由前者则人为宇宙中心，自然界之森罗万象供吾人之享用；由后者则人与自然合一，使人与一草一木同列于平等地位。”（注：梁实秋：《“与自然同化”》，《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52～53页。）所谓“把自然人性化”，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说，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把自然的一草一木都看成是与人一样有生命的，都是人类情感生命的体现。这才是古典主义的主张。而梁实秋却把这种主张说成是“人为宇宙中心，自然界之森罗万象供吾人之享用”，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这种观念其实是近现代人的观念。所谓“把人自然化”，就是肯定人的自然欲求、感性欲望，它与把人作为宇宙的中心，都是近代浪漫主义的主张。然而，尽管梁实秋的解释是错误的，但他用“把自然人性化”和“把人自然化”来概括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则是可以接受的。
既然在梁实秋看来，“自然”就是常识常规，那么，浪漫主义所追求的“独创”便是极不自然的，是相互矛盾的。但梁实秋同时又指出：“这诚是矛盾，不过其出发点仍是一个，那便是——‘自由活动’。所谓自由活动者就是把一切的天然的和人为的纪律法则，都认为是阻遏天才的障碍，都一齐的打破。”也就是说，无论是“自然”还是“独创”，都是为了打破纪律法则，为了追求创作的自由。应该说，这一点也没有错，因为从根本上讲，文学创作必须要有“独创”，都应该给予作家“自由活动”以极大尊重，否则有太多的限制，或者是为了完成某种任务，实践证明是难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的。当然，文学创作也有着自身的规范，有着特殊的审美规律。如何实现文学创作的“独创性”与“规律性”的对立统一，这是任何作家都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既不能因为强调规律性而否认作家的创造性，也不能因为强调创造性而无视文学创造的规律性。如果梁实秋是从不尊重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这一角度来反对“独创”，还有情可原，而实际上，他是以古典主义所要求的伦理的普遍性去排斥与否定创作中的个性与独创性，这就有点褊狭了。
在他看来，“儿童文学的勃兴，与歌谣的搜集，都是我们现今中国文学趋于浪漫的凭据”，“浪漫的天才即是儿童的天真烂漫，同为不负责任的自然发生”，因而对于社会也不负担任何责任和义务。应该说，这种现象在五四新文学中的确存在，不过这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状况所决定的。五四新文学是从旧文学中突破出来的，她所具有的那种青春的天真、坦率、热情，正是对旧文学的反驳。尽管她还很不成熟，却自有她的可爱之处。梁实秋不顾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古典主义的标准模式去横加指责，就难免带有某种牵强的痕迹。这跟当前我国学术界对于五四文学的指责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梁实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首先，他是较早对于五四浪漫主义文学作出清醒判断的一个。这对于我们认识五四文学的多元化，打破过去现实主义一元论的局限，是有积极意义的。其次，五四新文学确实存在着许多缺陷和问题，存在着不成熟的情况。如果当时能够从发展的眼光来扶植她、帮助她，而不是对她横加指责，则五四文学运动肯定会有更加辉煌的成绩。但这种对历史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包括“创造社”，首先的出发点是想终结这次文学运动，使它向一种新型的文学形态转移。尽管梁实秋与郭沫若的立场不同，他们对于新文学的方向引导也有着质的差异，但他们的出发点则是相同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梁实秋对于五四新文学的指责与反思，的确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普遍趋势。其他的如新月派的徐志摩、京派作家沈从文、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等人，也都从自己不同的立场出发，否定新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倾向。（注：关于京派、现代派、新月派作家对浪漫主义的冲击，可参见罗成琰《现代中国的浪漫诗学》，《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 期。）这说明，在当时，浪漫主义确实已失去了时代的宠爱，那么它的分化与解体也就是势在必然了。
不过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浪漫主义审美意识虽然从整体上解体了，但浪漫主义并没有彻底消亡，在以后的发展中，它或者作为一种潜流独立发展，或者被现实主义同化于自身，成为现实主义审美结构中的一个构成因素，促使一种新型的浪漫主义（即现代“革命浪漫主义”）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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