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在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和巨大进步的同时，中国经济学也逐步完成了多次转型和成为显学的发展历程。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亟须实现扎根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和构建。为了总结探讨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经验与未来走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于2019年3月23日召开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大会暨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此，将会议上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以笔谈形式呈现，以期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与争鸣，助力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与发展”笔谈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导向
刘 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回顾过去40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更多的是对研究范式的学习。主要体现为系统地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包括宏观和微观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近30年来，国内的学者，包括从海外求学或工作一段时间回来的学者，已经比较习惯运用这些研究范式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个过程中的进步是非常显著的。目前，我们看到一些主要的经济学刊物所刊发的文章，不论是所研究的问题还是研究方法，水平都在不断地提升，基本上形成了运用科学理性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或者是一般性经济问题的风格。
当前经济学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及预测能力不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遭受的质疑和批评明显增多。无论是各国对经济学的诸多批评，或者经济学界内部对整个经济学的反思，焦点都集中在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全球性的经济问题、涉及几乎全球所有大的经济体的问题，为什么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没有能力预测到以及解决它？对经济学的质疑在国内反映出的形态有所差异，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现实中有许多问题难以用现有经济范式来解释，比如中国发展模式到底如何放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框架里进行阐释。还有很多重大的问题，缺乏系统的实证数据支持和研究总结，很容易让外界对经济学研究产生质疑。
（2）止水片的安装必须将止水片预先敲打至贴合后再涂刷底胶后固定，止水片的两端埋入砼槽内，并妥善按照图示处理好细节，固定完毕后再其面上浇筑钢筋细石砼。
在进行质疑、批评或者反思的时候，不能用二元对立的思路。仅因为经济学研究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就换一种研究范式，或者换一种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想法让人担忧。因为我们用了将近30年到40年的时间，才慢慢培养出了一大批比较熟练运用国际通行的研究语言和研究方法的学者，才形成了科学理性的研究风格，如果遇到问题或是质疑就轻易上升到对研究范式的挑战，对研究方法的挑战，对我们来讲有点可惜。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范式选择的问题，因为现有范式可以突破，如果我们基于大量的研究成果，到了关键节点发现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能更好地理解经济的发展，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突破研究范式。经济学研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科学理性的研究严重不足，缺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很多重要问题的系统研究。这里有许多原因，比如研究者自身对重大问题认知不足；也有发表导向的问题，为了论文发表，很容易选择一些从期刊文献中来到期刊文献中去的问题。研究这样做就流于表面了。
我们应对挑战，要坚持国际通行的研究方法，坚持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理念，更多地去研究对中国经济社会有积极意义的关键问题和重大问题。一定要有问题导向，把问题研究透。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会带来很多启示，另一方面也可以回复和应对那些对经济学研究价值的质疑。
前段时间做过的一个课题，梳理中国从现在到2035年的发展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构性挑战？研究过程中发现，学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很多第一性的重大问题缺乏系统研究。譬如缺乏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测算，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是什么？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产业、不同的地域里是什么样的分布？这些都是涉及中国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大问题，但连基本的事实都没有通过研究整理出来。再比如对金融发展的认知。在“十三五”期间大家觉得金融附加值的GDP占比越大越好。甚至，很多地方政府把金融的GDP占比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事实证明，金融不是越多越好，如果金融资产规模的急速上升源于债务驱动，这样的金融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风险。我们需要的是“好金融”，“好金融”越多越好。但是，如何找到比较好的方法把“好金融”跟“坏金融”分辨出来，把它们对经济的影响区隔开来？这样的重大问题需要研究。没有系统和高质量的数据分析，很容易形成错判，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政策效果。
再次，要加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强化数据库建设。现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一些基础性的大型数据库的建设也是中国经济学面临的紧迫任务。最近，对外经贸大学正在筹备建设一个数字经济实验室，由学校牵头来做，联合多个学院和学科一起来做，把基础数据库做好，为研究提供强力支撑。数字经济现在越来越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国际形势来看，都具有非常大的潜力，很有必要加强研究。同时，做好数据库也有利于智库和政策研究。
研究中国问题 讲好中国故事
李志军
(《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研究员)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是做好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还讲过,时代是出卷人,要把文章写在中国大地上。
高铁机车的电机，在300公里速度，风沙冲击损伤电机转子界面，造成绝缘下降，每3个月换一次电机。使用了硅谷公司有机硅抗冲击绝缘涂料，3年都不用换电机。
去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年。经济学研究要关注实际问题，研究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形成中国经济学的特色、中国经济学的风格和中国经济学的气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外没有的，我们讲的政府跟市场的关系跟国外的不一样。农村改革从大包干到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路走来，国外没有。中国大陆的学者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医学奖，再过一些年肯定会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并且，很有可能将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讲中国故事的学者。
采用传统教学法教学，由教师讲授新生儿窒息复苏知识点及操作要点，并进行操作演示；护生开展练习及展示，并由教师给予评价；教学完成后，护生针对操作练习书写实训报告。
我们要把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讲中国故事的好文章发表在国内的学术期刊上。现在有一个不好的导向，好文章都发到国外去。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我们每年给国外交的版面费是10多亿元，还有人说不止这个数。重要的成果发表在国外的期刊，优质的稿源壮大了国外期刊的士气，灭了我们国内杂志的威风，这是很不好的事情。相比在国内好的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等，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并不难，而且讲中国不好的事情更容易发表。所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与涉及话题具有普遍性的自然科学不同的，中国人对中国的问题更清楚，了解得更深入，研究中国问题的成果更应该发表在国内的期刊上，繁荣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科。
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张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经济学研究总是与经济发展现实紧密相关的。在过去70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主要经过了两次大的战略转换。与每一次重大转变紧密相连的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重点和研究范式的转变。
第一次转换发生在1978年前后。这个时间节点上整个经济体制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在此之前，中国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但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从1978、1979年开始，发展战略发生调整，更多地转向效率优先，经济发展成为中心任务，为此启动了一系列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举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一种趋势。尽管刚开始可能并没有这么设计，但是事实的效果就是这样，更多关注经济增长本身，以及由经济增长本身所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治理贫困问题、解决城乡发展问题等等。
首先，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发展出来的理论应具有一般性。一个理论不能仅仅适用于中国，而应具有一般化，至少对同类的国家、地区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思想性比较强，新生代经济学家的技术性较强，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两者统一，不可偏废。但这比较艰难，需要一个过程。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学理论近几年发展比较慢，不仅是中国，国际上也是这样。原因是什么呢？理论进步取决于现实需求。一些新现象、新结果不能够被已有的理论解释，就产生了新的理论的需求。比如在国际贸易领域，原来讲相对优势、比较优势、资源禀赋，后来发展为新贸易理论和新型贸易理论，都是因为已有的理论解释不了新的现象之后，催生了新的理论。但是，不论理论如何发展，都必须具有一定的一般性才能称之为理论。
第二次转换发生在最近五六年中。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入世界第二，2013年经济结构进入城市化主导和服务业主导阶段，收入进入中上等水平，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最近几年，就发展经济学研究而言，我国正在经历一个比较大的转向，这个转向就是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取向。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个转向意味着：经济研究从原来仅仅只考虑经济方面，扩展到更多的视角，综合思考经济问题。这就对经济学家提出了挑战，挑战来源于既要做经济问题本身，也要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必须把经济本身的一些现象、变化和问题放在政治、社会、人口、环境、文化的大框架下综合考虑。在目标选择上，可能要更多关注福利。所以，经济学的研究既要有分工，更需要有一个综合的视野、综合的分析框架，否则就只能就事论事，就会出现研究的“碎片化”。“碎片化”的研究就是没有把问题本身弄清楚，没弄明白问题的大背景和意义，仅仅关注某一个小的细枝末节的东西，考虑某某变量和某某变量的影响，这属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其次，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和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中国有很多的事情比较特殊，中国既是发达国家价值链的一个枢纽核心，也是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的枢纽，这两个价值链互相联系又相互区别。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因为很少有国家既是发达国家价值链的枢纽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的枢纽，并且两个价值链是通过中国连在一起的。再如，中国有大量的约47万家中小型企业从事外贸，但是新兴贸易理论或者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因为中小企业往往是没有什么比较优势，生产效率也不高，怎么可能从事外贸呢？我们的研究发现，现在中国的外贸企业比较特殊，大多是通过综合贸易平台和跨境电商来展开贸易，这就很好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专业的第三方，尤其是贸易综合服务商，为中国企业国际贸易提供了强力支持。所以如何针对这些特殊性的东西，做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其实是我们国内经济学界面临的挑战。如果能够立足于中国现实提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创新，同时对中国的政策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总结过去70年发展，中国经济有五个比较大的现象，值得我们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去深入探讨。一个是工业化；二是城市化；三是市场化，就是市场体制改革；四是全球化；五是现代化。现代化已经超越了经济变革本身，把社会、政治、文化乃其相关的其他问题全部纳入这个框架。
纵观70年的演进，中国经济学未来的研究与发展，肩负着两重使命：第一，做好传承，因为学科发展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我们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继承发展。第二，引领未来。在新的时代，应有新的使命担当，更重要的还是做未来的引领。
以上五大现象不仅过去和现在正在发生，而且将来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因此，中国经济学在未来研究和教学中，还是要围绕着这些宏大的问题去思考，并寻找出路。现代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有两个：
第一个任务是，总结归纳提炼出一些基本的原理，并试图运用这些原理解释已经发生的一些现象，能够自圆其说，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或给予一个合理的逻辑推演，还原经济现象的真实面目。
第二个任务是，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实现经世济民的目标。这就要求经济学研究者，须有所作为，提出改革发展建议。当务之急在于要尽快彻底解决贫穷落后问题，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发展、谋求社会福利的增进，做穷人的保护者、社会的变革者，而不是“完全理性”的辩护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发展算是比较快的。回顾这个历程，尽管争议很多，但有一点大家的共识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派别、用什么方法来研究问题，其理论或者文章一定要有对问题的解释力。这样，理论才有生命力，才能不断繁荣、发展，发表的文章才比较有意义。在当前，有必要强调和突出一个问题，经验实证类的经济学学术论文写作时，如何将技术性分析与思想性更好地结合起来？
我们应该着重关注一些规律性的经济问题，既要关注经济基础本身、也要把一些相关的元素在大的研究框架中综合考虑，这样就不至于就经济论经济、就现象论现象了。要大力推动建立这样一个思维框架，并运用它探讨一系列具体的现实问题，应对一系列的挑战。比如，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问题。围绕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多的争论，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经济增长本身，更要看经济模式转换背后如何有效处理经济和社会的不公平问题，要把这个问题放在整个社会经济转型的大框架来考虑，要考虑环境、人口、乃至政治等因素，综合考虑如何顺利推进经济发展才能跨越陷阱。在这个方面我们的确还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将技术性分析与思想性更好地结合
郑红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副主编，研究员)
从这两个任务来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研究者的使命还十分艰巨。对于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工作者而言，责任更为重大。因为经济学教育关系到下一代，我们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影响极其深远。
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学研究是在“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恢复性的。因为当时是不讲经济规律的，绝大部分经济学家也没有条件做研究。改革开放激发了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积极性，在恢复性工作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实践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发表了不少重要的经济学文章，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对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恢复性基础上的研究受制于传统“苏联范式”，从概念和原理出发来解释现实越来越暴露出弱点，有的理论甚至于变成了对进一步改革的阻碍。典型的例子如，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实行计划经济，而中国的现实恰恰是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理论与实践在这里就产生了矛盾！这时就亟须突破原有研究范式的局限。于是，就有经济学家如董辅礽教授等，提出了重视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的新思路，并得到了大批经济学家，尤其是中青年经济学者的积极响应，以分析实际经济运行机制见长的实证类分析文章开始增多，其对实际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明显增强，创新性思想比较明显。当时的一些期刊，像《经济研究》，就比较早地开始关注到这类文章并择优发表，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培养出了大批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大概到了90年代中期，又开始发现碰到了新的瓶颈，或者说路径依赖，这就是不少文章都存在如下一些问题，比如规范性不足(如没有参考文献)，选题虽然看起来宏大有意义但由于定量分析等工具的欠缺而使得文章显得比较空泛、不够深入等等。这时，正好有一批比较早的海归学成归来，他们既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又对中国问题了解深刻，他们的文章实际上发挥了引领中国经济学新发展的作用。其后，更多的“海归”回国，形成了与国际上的研究比较接轨的风格。这些研究大多数可能是选题相对比较小，但是研究比较深入、方法前沿、规范性强，相对于原来比较空泛的文章，这些研究给人以新的启发，发表的机会大增。同时改革开放也拓宽了本土成长的年轻学者的全球视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很快为大家所关注和运用。《经济研究》也顺应了这个潮流，这么多年来，一大批年轻的优秀作者逐步成长了起来。
只有进行进度管理和控制，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才能确保水利工程效益最大化。在实施前，水利工程项目要明确制定完成时间（工期）、目标和进度计划，并对建设进度控制进行风险评估分析，同时根据实施过程中实际建设情况进行风险修正，才能节省投资，确保水利工程的按时竣工，促进工程设施发挥最大效益。
回望上述历程，我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任何事物发展都是有一个过程，在经济学中，不可能小的问题没研究清楚，很综合、很系统科学的东西就一下子出来了。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一些文章太过分注重技术性分析，模型推导太多、太复杂，并且单独孤立地研究一些问题，没有把小问题放到大的背景里，使得大家现在经常说的所谓研究“碎片化”的问题确实比较突出。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可行办法是尽可能地将技术性分析更好地与思想性结合起来。当然，这种好的结合也被认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是大家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因此，现实当中发表的每一篇文章，用技术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统一去衡量则还有很大的距离。更多的情况是，有的文章在技术性分析和严谨性上有优势，也有一些新的发现，但可能思想性方面偏弱一点。因而对年轻作者来说，我们更希望他们写文章时要突出思想性和创新性，把自己要讲的经济学故事和经济机理讲清楚、讲充分，而不要过分依赖于定量化的技术性分析。这道理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的定量分析如何更好地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的问题。只不过现在提技术性分析和思想性更好地统一起来，可能是把核心性的问题进一步突出出来了。期待经济学界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难题，不断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针对部分职工重套种、轻管护的现象，2014年农场将职工林木分成比例调增到40%，并由管护职工承担购买树苗和植树用工等费用。这一措施使管护职工成了林地的“主人”，为集体的树木找到了贴心的“管家”，实现个人增收与集体长树相得益彰。
做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经济学
洪俊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要努力构建齐抓共管的监督体系。监督是全方位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规定要建立“党委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但很多时候却把纪检部门专责监督看作监督工作的全部，而基层纪委受自身力量偏弱、职责边界不够清晰和认识上的偏差等诸多因素影响，加之问题线索的获取手段单一，可运用的监督工具少，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少，不能聚焦主业等因素并存，开展工作往往“有苦难言”。
张满春几乎是空手套白狼就把沈老七的那方养人的河沙田盘到了手。从那时起，他一方面要尽心尽职地为和祥轩打理生意，另外他还要抽出一些精力料理那方田产。他靠了在商号里的方便，居然把那方河沙田统统改成了桑园。那些年茧花也好，价格也还适中，张满春年年都有大的进项。
君主为巩固自己的权威，使臣子之间相互牵制以达到制衡的目的，这种君臣之间、臣子之间微妙的关系正是当时士人为官庸庸碌碌心态的来源。在上下相互疑忌的政治氛围中，士人早已不敢奢想行忠君之事，更遑论独仕一君、为君守节，甚者已沦为只知悦上取宠。冯道将官场的生存之道说得很直白：“下以直为美，上以媚为忠。直而无媚，上疑也；媚而无直，下弃也……求名者莫仕，位非名也。求官者莫名，德非荣也。 ”〔5〕（P33）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一句话，经济学研究现在遇到的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应该警惕二元对立的思维。不要轻易去推翻科学理性的研究范式，我们缺的是问题导向性。如果能够增加对关键问题和重大问题具有导向性的研究投入，未来经济学科本身会有长足的发展。
当下中国经济学的出路
姚 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走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代，那时候我们作为学生，既学西方经济学，也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只学了点皮毛。到研究生阶段还达不到中级宏观的水平，更别说应用。但那个时候以“发展所”“体改所”、北大、人大的一些年轻的学者为代表，他们的的确确在研究中国，他们做的研究非常接地气，从现实中发现理论，也能和当时的改革紧密相连，总结出来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
1990年代之后变化非常大，很多人下海了，“发展所”和“体改所”萎缩了，学校里很多人也走了。1994年CCE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开始引进现代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在1990年代，我们引进了研究生阶段的完整教学体系，中国的现代经济学处于引进阶段。
2004年之后中国经济学的面貌变化非常大，很多人从海外回来，国内那些在1990年代受过训练的人也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这一阶段我们在方法上还是在模仿国外，议题更不用说，基本上是国外给我们定议题。如研究高铁，大多是高铁跟这、跟那关系的研究，我做《经济学季刊》主编十几年，很多这样的文章，拿到就想吐，难道不能找点新的问题吗？不能因为国外有人发表了，我们就用中文的数据再跑一遍，这是浪费时间。新时代给我们提出新问题，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我们不能对当下中国，对中国过去70年，甚至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或者更长的历史，做出一个解释的话，我们真的是在浪费生命。
在新阶段，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中国经济学应该往哪里走。在中国的人文、社会学科里，经济学和国际接轨最为深入。正因为接轨最深入，我们的研究往往被英美的学术导向所引导，用“绑架”这个词不太合适，但是我们的研究方向肯定受到了引导。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当我们说主流经济学，都是在说美国的经济学。但是美国有多少经济学家真正在关注现实世界？我到威斯康星大学去访问，听哥伦比亚大学搞国际贸易的一个学者讲一个理论模型，但那个模型的预测跟现实完全相反。出来之后另外一个老师说，他应该付我们钱，听他讲完全是在浪费生命。我的感受是，在美国只有少数顶尖的经济学家在关注现实世界，其他绝大多数人纯粹把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因为中国有伟大的抱负，在中国做学术，如何把经济学研究与中国的现实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需要我们好好思考。这件事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很多学者是看着指标做研究，指标怎么定，就朝哪个方向走。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最后还是要回归到标准，升迁的标准、奖励的标准，这个问题不解决，说什么都没有用。
但是，我们的标准也是同样的导向，文章发表在世界前五的期刊给12分，发表在中国最好的杂志给4分，二者相差3倍，大家都会算账，该怎么做很清楚。其实也不一定要把国内发表和国外的发表严格区分开来，好的研究主题应该既在国内发表，也在国外发表，我绝大多数的研究在国外发。
并且，有很多研究虽然发到了很好的杂志，但没多大意义。在亚太地区，香港科技大学的经济学排名最高。但是香港科技大学有哪位学者有影响力？好像没有，他们在中国没有影响力，在西方也没有影响力。香港科技大学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个别学者做得很好了，就离开了。如果我们照着这条路走下去，文章发得非常好，但跟中国脱节，跟现实脱节，在国际学术界没任何影响，这有什么意义？
所以经济学研究重要的不是在哪儿发表，而是建立找到研究议题的能力，这才是最关键的。中国有很多好问题，大家如何去抓住这些问题，深挖下去，只要文章写出来了，无论在国内发表还是国外发表都没有问题。
她讲自己的倒霉事，还把自己给逗乐了。这个女生也太呆萌了。他突然很想保护她，想让她的运气配得上她的乐观。
我们应该跟1980年代的经济学研究对接起来，1980年代做的主要是经验研究，那是非常务实的研究，当然他们那时候的理论功底还不够。现在大家的理论功底都上去了，这时候我们能不能有螺旋式的上升，就看能不能以1980年代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导向，用严谨的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是当下我们该做的事。
这当然很难，如何做我也不知道，但我们要尽量去做。《经济学季刊》从2001年创办至今18年了，我们想做一个尝试，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出，这样既在国内有影响，在国际上也可以把我们的研究推广出去。
以往对产教融合的研究，往往是以企业为主体，忽视了职业院校这一主体。通过创新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解决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中国经济研究要解释和解决重大经济问题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经济研究到了出好成果的时候。好的经济研究有几个标准，首先，它一定是关注中国的重大问题；第二，它必须找到中国经济的独特性，对经济学的约束条件和基本假定做出改变；第三，研究一定是规范的，是可以交流的。
大家事实上对目前的经济研究现状都不满意，我们不能只为发表而发表，我们很多人把时间花在没有太多含义的跑数据、找相关性上，这很难做出好的研究。
好的经济研究一定是能够找到中国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再通过规范化的研究，获得突破性成果。有这个要求，我们做经济学研究的才能带着理想继续奔跑。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做好的研究，一是中国确实有丰富的、独特的故事，二是我们经济学的人才队伍到今天可以干这件事了，加上一点理想，就有成功的可能。
其次，我关心的是中国经济研究的阶段定位。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不可能做不规范的研究，然后关起门来说自己最好。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也不容你用纯范式和概念性的东西来讨论中国经济问题。1980年代，有一次我们和世行一起做报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的人只能跟人家讲范式、讲规律，世行跟我们讨论的是如何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体制的运行，双方完全对接不上。到我离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我们和世行做中国2030和城市化课题时，我发现有点倒过来了，技术性的问题世行的专家还能帮助我们，但是对于中国特殊性问题的把握，得主要靠我们自己了。
对于中国经济学的阶段性目标，我个人认为定位于中国经济研究主流化比较恰当，我不同意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冲诺贝尔奖的说法。在座的大家比我更清楚，中国经济研究短期内很难改变主流经济学的格局和评价体系。但是，我们以中国经济事实为基础，利用现代经济方法，摆脱中国研究仅仅作为国别对象或案例的局面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使中国经济研究进入主流研究领域是有可能的。
综上所述，阴道试生产应用于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产妇时能改善产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新生儿情况也较好，临床可根据产妇健康情况和阴道分娩指征进行分娩方式选择。
第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现代经济学分析不可偏废。中国经济学家还面临大量的基本问题要回答、要解释。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基本是政治经济问题，很难通过技术性分析来实现，政治经济研究十分重要。但是，我们经济运行中的大量问题仅仅用定性方法难以回答，需要利用现代经济方法予以客观分析，对公共政策给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中国的基本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也不排斥用规范的研究方法。
可以看出，区内外高校的认识最大区别在于“预算安排不合理，预算执行进度”，主要原因是区外部分高校的预算改革已取得比较明显的进步，预算安排、预算执行信息化程度远高于区内高校，“预算安排不合理，预算执行进度慢”已不成为主流。
第四，中国经济研究要保持观照现实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个民族从近代以来一代代人谋图强，经济学家一直走在前列，新中国建立前的一代经济学家到农村一线调查，探讨中国社会的性质；1980年代的一代学人直接推动中国改革；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的经济学家更是直接参与体制设计与建构。这是中国经济学家非常好的品质。
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理论没有奢侈到只是为了发文章，理论如果奢侈到只是发文章，只是拿它作为考评体系，这个学科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中国经济学的未来也必须要观照现实，要解决问题，要回应发展道路上的矛盾。
收稿日期： 2019-03-25
[责任编辑：郝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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