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要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要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转变带动，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走科学发展道路的重要方向。按照这个发展要求，当前需要尽快校正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投资、消费、出口比例关系不合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释放，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流动性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各种经济关系的剧烈变动，经济运行的波动性特征也明显增强，在经济运行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和下行阶段，投资、消费和净出口需求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并导致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动。
一、改革开放以来三大需求比例关系变化的特点
近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六次大的周期性波动，分别是：1979-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1992-1995年、1996-2000年和2001年至今。在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的过程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总的情况是，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投资率上升、消费率降低；在经济增长减缓阶段，投资率下降、消费率提升。
对近30年投资率、消费率和经济增长率曲线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消费率则与经济增长率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总的来看，各项需求比例关系变化呈现以下一些特点。
图1 投资率、消费率与GDP增速(%)
投资率明显提高、存货增加率明显下降。通常所说的投资率，在统计上称为资本形成率，包括固定资本形成率和存货增加率。1978年以来，我国投资需求持续扩张，投资率特别是固定资本形成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且呈现上升趋势（在周期性波动低谷阶段投资率也有低于35%以下的情况，但大多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1978年，我国的投资率为38.2%，2006年上升到42.7%，年均为39.4%。特别是2004-2006年三年间，固定资本形成率都超过了40%。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产销衔接状况不断改善，存货增加率不断降低，“九五”以来降低尤为明显。统计显示，“六五”至“八五”时期，存货增加率年均为7.1%，“九五”时期和“十五”时期分别降至3.4%和1.9%，2006年仅为1.8%。这也进一步说明，当前投资率提高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扩张、土建和设备投资增加，更多地表现为生产能力的扩张。
消费率明显降低。与投资率相比，消费率则处于较低水平，并呈现下降趋势。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62.1%，2006年降至50%，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2000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期，消费率下降更为明显，6年时间下降了12.3个百分点。消费率下降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率下降，且这种下降趋势仍未遏止。统计显示，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到了2006年却下降到36.4%。分时期看，“六五”期间居民消费率为51.7%、“七五”期间下降到50.2%，“九五”期间下降到45.8%，“十五”期间进一步下降到41.1%。数据说明，投资率的不断上升是以大量挤占消费特别是挤占居民消费为代价的，也说明我国投资消费关系不合理更多的是反映在投资与居民消费关系不合理上面。
净出口率明显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净出口率（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支出法GDP的比重）一直不高。1978-2006年，平均净出口率为1.4%。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持续实现贸易顺差，且顺差水平呈逐渐加大趋势，净出口率一直保持在2%以上。特别是2005、2006年，随着贸易顺差的迅猛增长，净出口率也不断上升，分别为5.5%和7.3%。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1979-2006年，投资贡献率为35.2%，消费贡献率为56.8%，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高于投资。但随着近年来投资占经济总量比重的逐步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增强，2003年以来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明显超过消费需求，年均贡献率达到49.4%，而消费需求的年均贡献率只有37.8%。与此同时，净出口的贡献率也逐年提高，2006年达到20.4%。
二、我国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国际比较
投资率及投资贡献率与国际水平相比高出很多。1978-2005年全球年均投资率为22.1%。总体上投资率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24.2%下降到2005年的21%；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投资率分别为18.8%、27.4%、21.1%和17.6%；发展中国家中，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投资率分别为21.2%、23.2%、26.4%和22.6%，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亚洲国家的年均投资率为27.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同一时期，我国的年均投资率为38.9%，不论是与发达国家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比，我国都高出许多，比亚洲国家也高出不少。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1979-2005年，全球的投资贡献率为23.5%；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20%、18.6%、10.9%和26%；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13.9%、24%、20.1%和27.5%。与之相比，我国的投资贡献率为35%，明显高于世界水平。
消费率及消费贡献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78-2005年，全球年均消费率为77.6%，且呈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75.6%上升到2005年的78.8%；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83.9%、71%、78.5%和84.1%；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78.2%、78.7%、70.9%和84.1%；亚洲国家的年均消费率为70.3%。我国的年均消费率为58.5%，明显低于其他国家水平。从消费贡献率来看，全球的消费贡献率为77.4%。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消费贡献率分别为89.7%、73.6%、69.2%和91.8%；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13.9%、24%、20.1%和27.5%，消费贡献率分别为82.6%、75%、70.3%和69.1%。而我国只有57.4%，明显低于世界水平。
投资率高于亚洲其他国家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投资率水平。(1)高于日本快速增长阶段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日本1960-1973年相似，这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1966年日本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在这一阶段，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都是二战以后最高的，而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则相对较低。这一时期，日本GDP年均增长9.6%，年均投资率为36.1%，1970年曾一度达到39%，年均投资贡献率为36.9%。此后，日本经济开始减速，投资率逐渐下降而消费率逐渐上升。(2)高于韩国快速增长阶段的水平。上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韩国也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1977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1971-1996年，韩国GDP年均增长7.9%，年均投资率为35.4%，1991年曾一度达到39.7%，年均投资贡献率为45.4%。此后韩国经济开始减速，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逐渐下降，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逐渐上升。
目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2006年超过2000美元。与日、韩两国所处的同等发展阶段对比，我国的高投资率情况与两国类似，但投资率明显高于日韩两国的水平，持续的时间也明显长于这两个国家，而投资贡献率则与两国大致相当。
净出口率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1978-2005年，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净出口率分别为-2.7%、1.6%、0.4%和-1.7%；发展中国家中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净出口率分别为0.6%、-2%、2.7%和-6.7%；亚洲国家总体为贸易顺差，年均净出口率为1.9%，其中韩国为2.1%。同一时期，我国的净出口率为2.6%，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从1978年的8.4%上升到2005年的67.2%，明显高于世界平均56.4%的水平，其中出口依存度超过37%，也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么高的贸易依存度是世界各大国历史上都不曾有过的，目前，德国的贸易依存度超过30%，日本最高时也仅为16%。
三、我国投资率高的原因分析
我国投资率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地分析，可能有以下一些原因。
1.投资率高是由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从世界不同国家GDP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情况看，投资率不断升高、消费率不断下降，是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演变的共同规律。而在工业化进程结束后，投资率会出现回落，消费率会逐渐上升，最终两者比例关系趋于稳定。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为满足居民对一般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第二产业发展最快，工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提升。第二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中间投入，投资增长较快，导致投资率不断上升。工业化进程结束后，经济发展进入发达阶段，居民消费结构由消费工业消费品为主转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中心的住房、医疗、教育、金融、保险、旅游等服务类商品消费为主，居民服务性消费增长较快，拉动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提高。第三产业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源的开发，导致投资增势减缓，投资率逐步稳定甚至出现下降。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又是以第二产业为依托，消费结构进一步提升客观上要求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同步发展。因此，经济发达阶段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较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变化趋势，符合工业化阶段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一阶段，投资需求比较大。无论是调整经济结构、加强节能环保，还是加强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和水利、交通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都需要较大的投资。据统计，2006年仅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的投资就占到全部城镇投资的43%。此外，存货增加率持续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用于存货的资金比例，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设备投资等。因此，投资增长较快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与我国具有类似情况的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曾经历过投资高速增长的情况。韩国在1961-1990年间固定资本形成增幅有15年超过30%，日本在1961-1988年间也有11年超过20%。此外，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增加就业人口、缓解就业压力也要求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投资增长速度。
2.过于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
应当看到，一些地方过于看重GDP增长速度，急于招商引资、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也是造成我国投资率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地方上比较普遍地互相攀比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普遍地采取上项目、特别是上工业项目、上重工业项目这一见效较快的增长方式。另一方面，这种情况的存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与目前的尚不健全不完善的财政体制有很大关系：一是各级政府事权财力不完全对应，存在支出责任下移和财权财力上移的倾向，导致基层政府主要依靠推动经济增长来获取财政收入；二是增值税的生产型特征和分享制，为地方政府通过投资上项目来增加财政收入提供了条件；三是财政预算制度改革滞后，政府财政支出得不到有效监督，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倾向于把大量财政收入投资于各类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以及建成后都可以创造出新的税收），而较少用于投入改善民生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3.大量的外资流入和国外需求也是导致投资率偏高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受我国廉价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的吸引，大量外资进入我国，并形成了东部沿海外向型经济的格局。初期，外资的大量流入，弥补了国内资金的不足，并带来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和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随着外向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产品的外部需求大量增加，对扩大国内基础设施供给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国内相当一部分的基础设施投资，如电力、公路、铁路、港口等方面的投资就是为出口生产配套而进行的投资，东亚国家在出口导向阶段投资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
4.投资效率不高、重复建设比较严重，既造成投资浪费也造成投资率偏高
在我国投资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投资浪费、效率偏低的问题有不少，尤其是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现象比较明显。例如，有关法规规定，普通房屋和建筑物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但实际上很多建筑远远达不到这一使用年限就被提前拆除。有资料显示，每年我国旧建筑拆除率占新建筑面积的40%左右，这种大拆大建在统计上增加了投资的数值，但并未增加实际有效的资本存量。此外，各地区追求本地供需自我平衡，形成在投资项目上的“大而全、小而全”，导致许多工业项目低水平扩张和重复建设比较严重。这些都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5.投资统计上有一定的高估因素
从统计上看，投资率也有高估的可能。一是计入了一些不应计入投资的费用。例如在投资过程中出现的转化为消费的投资资金、重复计算投资工程量、商业贿赂（如给发包方的回扣等）等，这些因素均与实际资本形成过程无关，导致投资额虚增。二是一些地方存在虚报投资的现象。个别地方出于追求政绩和地方间的攀比，虚报投资规模甚至投资项目。2006年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清理检查过程中，就发现这种情况较为普遍地存在。三是一些投资扣减项的低估导致投资总额高估。例如在计算资本形成时，需将土地购置费用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扣除，但目前这一费用统计上来的数据明显偏低，从而导致高估实际资本形成的水平。
四、高投资率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分析
高投资率对经济活动具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等等，都离不开高投资率的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波动较大、资源约束越来越强，环境破坏和污染严重、收入分配不平衡加剧等新老问题的形成，也与高投资率带来的粗放发展方式直接相关。
(1)高投资率带来高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增强。索洛和斯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罗默和卢卡斯德的内生增长模型，都认为高投资率能够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实践也证明，在一定时期内，扩大投资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高投资率对应高经济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和波动因素，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稳定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务方面的经济供给能力不断提高，并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一些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这一切都离不开大量的投入，也是高投资率的一种贡献。
(2)高投资率带来产品竞争力的提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口产品数量有限，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弱，外贸进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很低。随着国际经济交流的开展，国际产业转移加快，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外资金大量进入，设备投资的增加，我国产品的质量和档次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资源要素禀赋的优势也得到了充分发挥，许多产品甚至一些产业都具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推动了外贸出口迅猛增长。2006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176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84倍。其中出口额超过9690亿美元，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97倍。
(3)高投资率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发展。近年来，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度增加，公路、铁路、航空、电力、水利、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供给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公路通车里程已经达到34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4.5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7.7万公里；电力装机6.22亿千瓦。城市供水、供热、供气、城市交通、污水处理等公共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农村居民水、电、路等方面的生产生活条件也有明显改善。
但是，高投资率在带来高经济增长等收益的同时，由其所导致的粗放发展方式，也带来了很多矛盾和问题。
(1)由投资主导的经济必然会带来较大的增长波动性。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的实践都证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波动因素。在高投资率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而投资本身波动又比较大。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规模不断加大，对钢材、水泥、电力、炼油、煤化工等相关产品需求大量增加，导致这些产品价格迅速上升，收益大幅提高，刺激了这些行业的投资大幅增加，这些投资又对这些产品形成了新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封闭的内部需求循环。这种循环作用，在投资增长阶段，有连锁放大效应。一旦投资收益率降低，在投资的回落阶段，又会形成另一种连锁的放大效应。因此，投资的快速增长会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投资的加速回落也会导致经济的迅速回落，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
(2)高投资率带来对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的巨大压力。在高投资率特别是工业投资倾向明显的情况下，企业发展过多地看重数量增长和外延扩张，一些地方政府也比较注意看重局部和眼前利益。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能够产生较高利税的一些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违反产业政策和环保准入条件新上项目的现象普遍存在。经过多年的长期积累，过度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一些地方过度开发、不计代价发展的恶果不断暴露，近期太湖、巢湖等一系列水污染事件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环境污染正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不安定因素。
(3)高投资率加剧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在高投资率的情况下，投资需求是总需求的主导力量。投资品生产利润高，引致相关投资大量增加，在国内市场需求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新增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为出口产品生产服务的，所获取的利润主要在投资品生产部门和外贸生产部门进行分配。因此，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资本收益的比例相对于劳动力有明显提高；而且劳动力内部的分配差距也在扩大，与资源性产品相关和外贸出口相关的经营管理人员收入提高很多，工人工资却没有明显提高。从投入产出表数据看，2002年在以收入法核算的增加值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为46.2%，反映资本收益的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所占比例为38.8%，前者比1997年下降了8.7个百分点，后者则提高了7.3个百分点。2003年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从居民收入数据看，2006年城镇高收入户的年均收入是低收入户的5.6倍，而2000年这一比例只有3.6倍。这种情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五、适度投资率问题和逐步降低投资率的政策措施
我国投资率偏高虽然有其客观原因，但必须看到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是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平稳和谐发展的。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逐步调整投资消费比例关系，从抑制投资冲动、降低投资率，扩大消费、提高消费率两个方面下力气解决。
1.关于适度投资率问题
我国投资率是否过高，国内不少专家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我国40%左右的投资率是比较合适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未来几十年较高的投资率还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甚至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真实情况是很高的投资回报率和较低的利率，照这个标准，中国的投资率不是过高，而是太低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投资增长太快，目前过高的投资率无论对于哪个经济体而言都是不可持续的。还有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但不能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必须要扩大消费降低投资。
我们分析认为，从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以及这种运行情况引发出来的矛盾来看，当前我国投资确实偏高，它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尤其是产业结构失衡，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很不利。因此，必须适当降低投资率水平。但是，我国的高投资率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投资总体增长明显快于消费的基础上累积而成的，降低投资率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当前我国居民储蓄率在30%左右，但由于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偏高，导致总储蓄率在40%以上，加上大量外资流入投资领域，出现了投资率居高不下的局面。可以看到，当前我国居民储蓄率并不是很高，关键是要通过适当降低企业和政府储蓄率的方式，将总储蓄率大体降至40%以下。而对于投资率，也需要采取措施逐步降低至40%左右。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以及经济周期波动的情况，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消费、价格、就业以及货币运行等经济关系的协调性，及其内在联系及制约关系，我们认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个经济增长周期中，2000-2002年是相对比较好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是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8.5%左右，这三年的投资率水平分别为35.3%、36.5%和37.9%。这三年中能源资源消耗较少，物价水平较低，劳动就业和居民收入形势较好，国际收支顺差规模适当，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也较快。因此，从中国现阶段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情况出发，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经济发展中各种经济变量内在关联的协调性等因素考虑，我国投资率大体保持在35%-38%之间是比较合适的。相对应地，消费率应该恢复到60%及以上。
2.关于适当降低投资率的政策措施考虑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当前尤其是要加快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1)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当前我国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和投资规模，重点是要优化投资结构，把建设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一方面，要加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重点支持农业、服务业、社会事业、节能环保、自主创新和欠发达地区等薄弱环节。管好用好政府投资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充分发挥对社会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继续严格控制产能过剩和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投资，严把土地、信贷闸门和市场准入门槛，适当提高并切实执行建设项目在土地、环保、节能、技术、安全等方面的准入标准，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避免低水平扩张和重复建设。此外，也要加强对建设项目的稽查和监督检查，切实保障资金安全，提高工程质量。
(2)调整财税制度，转变发展观念。目前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不够顺畅，财权事权不对称是一些地方政府大搞投资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实施有利于抑制投资需求过度扩张的财税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理顺政府间财权事权关系。一是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财源划分，健全各级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建立事权与财力相对应的分级财税体制，减少地方政府通过投资上项目增加财政收入的压力。二是调整税种结构和税收收入划分关系，逐步由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转向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税制，并可考虑取消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改为以平衡地区间财力为目标的纵向转移支付，从源头上削弱地方政府通过推动投资获取财政收入的动力。在流转税中，应考虑建立以营业税为主的税种结构，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三是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加强民主监督，促使各级政府将更多的财力用于民生和促进消费方面，减少投资性支出。四是实施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规范国有企业将留存利润用于投资的行为。五是调整土地出让等非税收入的管理体制，抑制地方政府通过推动投资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的行为模式。
(3)完善分配关系，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主要是居民收入相对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比重偏低，这既造成我国消费率偏低，也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因此有必要对收入分配结构进行调整，使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首先，要不断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建立完善全国统一的就业市场，建立完善国有单位工薪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的机制，国家要根据国家投资或股本比例，参加国有资本收益分配，重点专项用于社会保障方面。其次，采取措施努力缩小收入差距。通过财税、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规范高收入群体收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最后，要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规范教育收费，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4)提高要素成本，理顺价格机制。要素价格长期偏低是我国投资和出口增长过快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打破行政性垄断，引入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一是要继续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改革，使资源性产品价格真正反映资源的市场供求状况和稀缺程度，促进资源节约和合理有效利用。二是要严格环境监管和执法，大幅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切实将企业污染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在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中，可考虑增加环境指标考核的权重，取消招商引资考核指标。三是要加强劳动用工监督检查，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协商机制，保证企业职工工资收入与企业效益和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切实提高劳动力要素收入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四是要继续采取措施回收银行体系过剩流动性，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适当提高资金成本，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促进外贸出口产品结构调整，改变简单地追求以低附加价值、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为特征的数量型扩张的外贸出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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