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晓东[1]2003年在《美国调整西太平洋地区军事部署及其对台湾问题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为了维护美国单极霸权，布什政府对美国全球军事战略进行了调整，战略重心有逐渐向亚太地区倾斜的趋势。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保持10万规模的驻军，主要有驻韩美军、驻日美军、美国第七舰队以及分布在太平洋岛屿和东南亚各国的美军人员和设施。美国调整西太平洋地区军事部署的主要动向包括：一是加强关岛海空军基地建设，提高关岛基地对战略轰炸机、战略核潜艇和航空母舰编队的保障能力；二是调整驻韩美军部署，采取更加灵活机动的部署，扩大战略纵深；叁是利用反恐战争，加强对东南亚的军事渗透；四是继续巩固美日军事同盟，提高日本军事地位；五是逐步提高美台军事合作层级，建立美台准军事同盟关系。此次调整是在美国“先发制人”战略和“震慑”作战理论等新军事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提高了美军对台湾海峡军事冲突的干涉能力；台湾岛内“台独”势力在美国的“安全承诺”下，挑衅性和冒险性进一步上升，增加了引发台海军事冲突的危险。
刘雨辰[2]2017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叁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叁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叁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叁,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叁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谭世坪[3]2005年在《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美台关系》文中研究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之所在,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的演变及其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对于处理中美关系和台海两岸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大决策参考意义。在本研究中,笔者特别关注最近几年来台湾岛内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的变迁,促使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也加快了两岸关系的互动,从而使本研究更具时代感与应用性。 本研究除导论和结论以外,主要由第一到第五章构成。围绕中心主题展开论述。第一章首先探讨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变化,主要论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表现及其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影响;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以及目前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在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对其全球战略作了相应的调整,提出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构想。 第二章主要探讨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与制约因素。其主要内容包括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实施其美国全球战略中所推行的东亚政策与策略,详细介绍了美国在东亚建立的战略军事同盟体系和中国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进而分析研究冷战后台湾在美国全球与地区战略中的地位以及美国维持台美关系的政治底线。 第叁章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方面分析研究冷战后美台关系的变化。 第四章主要研究冷战后美国对外决策体制的变化及其对美台关系的影响。文中着重探讨了冷战后美国“两党政治”、“府院之争”以及台湾的院外游说活动对美国对台决策体制变化,从而对美台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其中特别以李登辉访美事件和1995—1996年台海风波作为具体案例进行深入的剖析。 第五章在分析研究美台关系发展趋势与两岸关系走向的基础上,对大陆的因应对策提出笔者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看法。
付瑞红[4]2010年在《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1989-2008）》文中研究表明国际体系转型之际,东亚地区秩序面临重构的压力和动力。从地缘政治学意义上,中美是东亚主要大国,两国的战略互动是地区秩序重构的动力。美国通过联盟体系和前沿军事存在主导安全局势的演变;崛起的中国是东亚秩序重构的变量。分析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对于深化中美双边关系、谋划中国地区战略和重构未来东亚秩序都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美国的东亚战略以不同形式影响着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本文主要运用系统方法分析中美在地区层次的战略互动,用相互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梳理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中国因素是研究的重点和主线,主要从叁个层次界定:中美双边关系的地区意义,对美国制定地区内其他国家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其次是中国在美国地区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指美国在地区层面实施的间接对华战略和战略实施过程中所打的“中国牌”;第叁是中国东亚战略对美国地区战略的影响。美国在地区层次意在牵制和防范中国是中美之间无法达成互信的根源。然而,碰撞的利益并不必然引发冲突,中美两国的正向战略互动越来越明显。从行文逻辑而言,全文共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的背景,具体包括美国东亚战略结构和地区政策的演变;第二部分是全文的核心,定义中国因素并阐述中国因素与美国东亚战略相关联的方式,中国东亚战略的理念、实践对美国东亚战略的影响;第叁部分是论述的主体:以美国台海政策、对朝政策、美日关系和东南亚政策为案例分析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探寻美国霸权秩序的限度和中国崛起的地区影响。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美国东亚战略的相关背景。冷战后,东亚地区局势复杂,交织着中美日俄大国权力和利益。从地理、经济和战略上而言,东亚与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紧密相关,也关乎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美国的东亚战略目标是维护地区领导地位,减少地区大国的挑战意图和能力。主要通过叁种战略选择实现目标:维持地区秩序应对威胁的优势战略;对中国的选择性接触战略;对东亚沿海国家实施依托联盟的合作安全战略。虽然美国的东亚战略在延续中有所变化,但其战略目标始终是要维持其优势地位,阻止挑战其地位的大国崛起。第二部分界定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美国东亚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接触中国,谋划中国以外的东亚战略也离不开中国因素。确定对中国的政策是美国思考东亚战略的第一步。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因双边关系的跌宕起伏而更加复杂。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互动中,中国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美国东亚战略中针对中国的意图——接触中带有防范性的“遏制”,美国是施动者,中国是受动者,同时中国也是美国在后冷战时期调整联盟战略和平衡国内政治的“一张牌”;二是中国地区战略的理念和效应对美国东亚战略的影响。后冷战时期,为国内发展塑造和维护一个有利的战略环境是中国的战略目标。东亚是中国国家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东亚的稳定关系到中国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中国地区外交理念和实践产生了一定的战略效应,对美国的地区战略产生某种影响。美国学界和政界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估正在对美国的战略理念和实践产生某种借鉴意义,尤其体现于东南亚地区。第叁部分以四个案例分析美国东亚战略中的中国因素。以美国的台海政策、朝鲜半岛政策、美日同盟调整和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为案例分析美国东亚战略的中国因素。台海和平与两岸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的台海政策针对中国的意图最明显——以台制华。台湾是中美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大陆对美国台海政策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国际局势和中美双边关系的演变。东北亚地区主要涉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联盟战略和以朝核危机为爆发点的朝鲜半岛问题。冷战后,美日同盟调整与中美关系的演变有一定相关性,在意图上也有针对中国的一面。然而美日同盟调整的关键因素不是中国,主要由历史背景和美国战略文化所规定,中美日叁边协调机制有利于增强互信。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发挥了积极的协调角色,中美围绕朝核问题的合作有利于朝鲜半岛的稳定,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对朝政策。中美软实力互动体现最充分的地区是东南亚,美国与东南亚的战略关系有牵制中国的一面,同时,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正通过美国战略界的反思而影响着美国的战略实践,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正向战略互动特征显现。东亚秩序的现状和未来是中美两国战略互动的结果。美国在东亚地区从来没有实现过完全的霸权,只是通过双边联盟体系主导沿海国家、通过打“中国牌”获取其他国家对美国不完全霸权优势的支持。作为地缘政治大国的中国在谋划地区战略时,目标不是寻求主导地位,更没有把美国赶出东亚的意愿,但是中国要抵制美国在地区谋划中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中美利益的碰撞不至于引发冲突是因为两国有相容性的利益空间,也因为中国的克制和包容。维护东亚和平、促进发展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目标,未来地区秩序的重构需要双方观念的转变。
龚雪[5]2016年在《中美海上互信机制：动因、成就和局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间是否能建立信任关系意见不一,但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和对和平的渴望,国家间建立信任措施以规避冲突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惯例。从冷战时的美苏海洋安全模式到欧安合作组织的成立,建立信任措施的实践不断被复制,且都发挥着良好的效用,中美自1998年起也致力于建立双边海上互信机制。近年来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以及中国与周边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的不断发酵,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军事部署针对中国的意图也愈加明显。美国多次以保护国家利益为借口,以单方面认同的国际法为依据,在海洋争议区进行抵近舰机侦察,与中方有过数次摩擦并险些酿成战祸,中美海上互信机制在效用上明显存在局限。
吕平[6]2013年在《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文中认为本论文着眼于对美国政府当前区域战略进行研究，即通过对2009——2013年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进行透视、剖析，评估其战略影响寻找中国对策。本文力图将新时期美国区域战略放在全球格局巨变时代背景下，寻找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的特点，在美国对中、朝、韩、日、俄、蒙战略中寻找内在联系，提取共性内容，实现宏观、微观分析的有机结合。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笔者尝试从战略高度解析美国各项战略举措，客观、全面地评析美国区域战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力求做到理论深刻、论述准确。本文主体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的环境剖析。奥巴马政府肩负着调整美国内外战略，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历史重任。以致于它既无法割舍主导东北亚地区欲望，又不得不谨慎介入域内事务。经典地理政治学的叁大学说揭示了东北亚在亚太地区的特殊地位，对理解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困境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居于东北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日本、韩国对美国巩固在东北亚优势具有重要的依托作用。陆海交错的朝鲜半岛、东海、台湾海峡是东北亚地缘矛盾集中所在，朝韩、中日、台海两岸叁大矛盾则成为奥巴马政府控制太平洋两岸实力变化的有力砝码。而雄踞东北亚大陆纵深的中、俄则是制衡美国霸权构建的主要力量，两国战略实力的增加令美国如芒在背。总体而言，东北亚战略环境对美国既富于机遇又充满挑战，虽然在该地区构筑完全霸权秩序的难度有所增加，但美国对其他各方的战略优势并未动摇。第二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目标与实力分析。美国区域军事目标相对冗繁，囊括维持对中国海上优势、遏制朝鲜核威慑能力、淡化俄罗斯强化远东海上力量影响、如期完成部署调整、保证战略资源供给等内容。经济目标则更加简明，包括构建“开放”的跨太平洋区域经济整合框架、捍卫美国对东北亚各国制造业优势。政治目标由巩固同盟体系、协调传统、新兴伙伴系统两部分构成。通观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目标，其指向性明确，可实现性较强。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国家实力独占鳌头，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一定程度削弱了美国的实力优势，其领域影响并不均衡。在军事领域，美国军事财政开支受到限制，但奥巴马政府区域军事财政资源保障并未动摇。在经济领域，美国国家经济实力基础牢固，区域经济战略受制于财政危机，可供调动的战略资源有限。在政治领域，经济危机影响微弱，美国区域政治战略资源充裕。综上所述，奥巴马政府实现区域战略的资源瓶颈尚未出现。第叁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内容解析。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也可以延续战略目标分类，从军事、经济、政治领域着手审视其战略措施。美军一方面通过部署调整维持东北亚地区前沿威慑，部队任务更为明确，进攻性更趋明显；另一方面利用技、战术创新，提高对中国压制能力。通过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奥巴马政府得以迅速打开区域经济整合局面，利用缔结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抢占东北亚地缘经济合作的主动地位，从而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扶植制造业复苏争取时间。面对东北亚岛屿争端同时激化的复杂局面，奥巴马政府采用不同介入立场，引导地区力量走向。新时期美国区域战略注重依托信息时代背景，利用与中俄社会直接沟通机遇强化对彼意识形态渗透，削弱两国制衡美国的战略实力。纵观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内容，其格局更加宏大、议题更为广泛、领域更趋全面、手段更为多样、内容承接更为连贯，对其战略效果实现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第四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对东北亚各国战略的多维透视。新时期美国对日战略集中于压制鸠山外交挑战，引导菅直人、野田佳彦内阁外交路线，捍卫“美主日从”基本关系框架。奥巴马政府对韩战略则侧重于诱导韩国参与规制中国的区域战略，曲意迎合李明博当局强硬北方政策，诱导韩国将中国崛起与朝韩关系恶化相联系，参与防范中国战略。由于中美关系影响广泛，奥巴马政府刻意将对华战略区分为全球、地区两大层次。在全球层次，美国维护与中国基本合作关系，合作解决全球问题。在地区层次，借助邻国对中国疑惧心理，加强联盟合作维持对华优势。对朝战略中，奥巴马政府打破美国对多边对话机制依赖，利用全球安全机制、地区军事联盟加大对朝鲜压力，同时注意避免压力过大导致朝鲜崩溃。奥巴马政府对各国战略思维内核在于“分而治之”，压制与拉拢并存，提高了各国合作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的难度。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效能评估与中国的应对。奥巴马政府东北亚安全战略目标内正面效果居多，目标外负效果不足以抵消已取得成果，基本实现了预期效果。新时期美国区域战略效能有所提高，总体战略能耗获得较好控制。在战略影响方面，除在岛屿争端中偏袒日本遭到他国非议外，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获得域内多数国家肯定。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当局可能在既有区域战略基础上，在全球战略收缩与东北亚战略重点等矛盾之间微调，以期完善对东北亚地区战略。奥巴马政府区域战略的成功映射出中国崎岖的崛起之路，中国只有摆脱思维束缚，面向未来最大限度挖掘战略机遇期价值，以“自变”带动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改善，才能破解美国的规制之局。
朱中博[7]2014年在《涉台外交领域的若干前沿问题与思考》文中提出两岸及美国的学者2010年以来涉台外交的研究成果显示,随着美国相对衰落、中国日益崛起,以及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美国"以台制华"的能力下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大局的冲击和干扰也在减少。然而,从美国"重返亚太"、美台军事关系发展、美国国内围绕"弃台论"的政策辩论,以及台湾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来看,本文认为,美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台制华"的固有战略,不希望两岸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走得太近,美国仍然会在台湾"国际空间""国际经济空间"等问题上"搅局"。
李少丹[8]2013年在《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文中研究表明美国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域外大国,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同时中日关系也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21世纪的头叁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国仍将是中美日叁国关系组合中最关键的行为体,其对中日两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叁国关系的未来和东亚地区的未来。本文以二战后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叁个方面的问题：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及其演变的规律、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演变的影响因素、逻辑与重心的演变对美国对日与对华政策的影响。本文指出,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的决策认知——东亚地区观是确立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基础；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在实施东亚政策的过程中会伴随着新决策信息的输入而形成新的决策认知,从而导致东亚政策逻辑的转变或修正,相应的政策重心也会同步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日美关系是美国在这一地区诸多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但相对有限的美国外交资源在不同的地区政策逻辑推动下,会投向不同的政策重心,因此使美国的对华与对日政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和互动关系。本文在对相关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关于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认知—决策分析框架。该框架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决策行为体的性格、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决定认知形成的首要因素,国际环境是影响认知形成的最重要外部条件；第二,国际环境、政策对象国的能动性和国际危机是推动美国东亚地区认知修正或转变的叁大关键因素。本文依据“何种关于政治现象的解读是‘主流’的争论”是总统决策过程的中心要素这一立场指出,总统外交决策团队的成员们“都致力于界定某一问题的本质并为其政策选择寻求认同和支持”。因此,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源自于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信息被共享和沟通、团队成员尝试着影响其他成员的认知等社会性互动过程中形成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政策对象国发挥能动性和国际危机的综合影响,原来决策团队中那些试图重塑政治辩论以有助于其观点主张的成员便通过宣传、历史类比、树立典型等途径来表达自身的认知意象,从而再次形成决策团队内部的争论。最后,随着足够新信息的输入,原有的集体认知逐步被修正或瓦解,形成新的认知意象,从而导致政策逻辑的修正或者转变。本文运用认知—决策分析框架对美国冷战开始前后的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政府,冷战中后期的尼克松、卡特和里根叁任政府,冷战结束后的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政府的东亚政策及对华、对日政策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从而解读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并验证本文观点和分析框架的可靠性。本文最后在对前述五章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政策前景做展望和判断,归纳了论文的理论贡献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刘瑞[9]2017年在《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定位与选择》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化时代,海洋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地理空间,滨海国家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中国周边海洋外交是中国崛起进程中海洋与外交合力共振的结晶,也是国际环境与中国国内形势相互作用的产物。大航海之后,民族国家开始“走向海洋”,人海关系逐步加强,海洋问题呈现出“外交化”趋势。全球海洋法律秩序的正负效应为海洋外交的兴起提供了规则基础和催化剂。海洋外交的兴起也是全球化时代外交向多元化、专业化和社会化转型的重要表现。中国周边海洋权力格局的嬗变、利益结构的调整以及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加,为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兴起提供了外在动力。中国海洋思想的历史变迁,由陆向海的战略转型以及周边外交战略的调整是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兴起的内在驱动。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应当以中国的利益诉求、资源基础和宏观战略为参照系,进行科学合理、灵活有限的目标定位。海洋维稳与维权,争取海洋合作与支持,和塑造周边海洋良好秩序是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主要目标。中国周边海洋外交以海洋友好外交、海洋合作外交和海洋预防性外交为主要实践形式,呈现出双边与多边并行、官方与民间并举、诱导与强制兼施的特征。近年来,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取得积极成效。中国海洋权益得到战略性止损,南海问题回归正确轨道,周边海洋合作“双轨”推进。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在权力结构、制度进程以及观念信任叁个维度均面临着现实难题。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权力困境来自于美国炮舰外交的制衡、东亚海权联盟体系的围堵以及西方海洋话语权的打压。海洋外交机制不足、海洋法律制度缺失以及海洋治理机制的“软法性”、复杂性和不可持续性在制度层面制约着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域外海洋大国与周边海洋国家对中国和平诚意的不信任、海军实力的担忧以及海洋外交意图的猜疑极易增加海洋外交互动中的误解与误判,扩大“敌人意象”,掣肘海洋合作进程,长期阻碍中国周边海洋外交。未来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应从能力建设、战略布局以及推进路径叁个层次着重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应注重统筹协调能力、议题设置能力、海洋强制能力以及海洋法律外交能力的建设;中国周边海洋外交需依据不同海域力量对比和分野,做出轻重缓急、优先顺序的科学布局,坚持陆海统筹、海海联动的原则,实施固黄海、和南海、争东海和拓日本海的周边海洋外交战略布局。海洋外交制度建构,中美新型海洋关系建设以及周边海洋共同体的打造应是未来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策略重心。
石志宏[10]2016年在《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国家海上安全理论及海权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主义、系统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在剖析影响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冷战结束以来的总体海上安全形势、来自印度洋地区内外的主要行为体所扮演角色的基础上,对于中美印“战略叁角形”各自现有的海上安全战略(或战略态势)及其双边与叁边海上安全互动进行聚焦式研究,进而剖析了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最后从陆海统筹、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建设与远程军力投射、海上安全双边关系与多边互动等不同的方面,探讨中国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的应有之义。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印度洋的“深层次结构”包括地形、季风等自然地理因素,揭示海洋及印度洋与人类的基本关系；在此基础上,简要叙述了印度洋从有史以来直至冷战结束前的各个时期里对于人类出行与迁徙、贸易和征服、文化传播的影响,评述了从“达伽马时代”直至冷战结束前印度洋海上安全秩序演变的历史。关于冷战结束以来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总体形势,通过分析各种地缘因素尤其是海洋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认为印度洋地区已经决定性地处于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前列,但它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危险的区域之一。该地区在资源、人口、经济和环境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普遍地汇聚于海洋领域,海洋也是沿岸国家和外来大国集体利益和交叉利益的焦点之所在。众多的地区内外重要国家行为体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都想获得波斯湾石油和印度洋战略性海上交通线的进入权,一个美中印“战略叁角形”正在印度洋上呈现,而且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塑造性力量。关于印度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本文揭示了印度海上安全战略观的演变、印度海上力量的发展、印度全方位的海上安全对外关系,认为印度所怀有的“印度之洋”的战略抱负面临内外的众多限制性因素。关于中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涉及印度洋及印度洋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对于国外尤其是美印盛行的所谓的中国“珍珠链战略”进行辨析,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行动对于中国远洋军力投射的启示、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印度洋战略的思考等方面,认为中国走向印度洋是一种战略上的势在必行之事；所谓的中国印度洋“珍珠链战略”在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由美国首先杜撰并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关注甚至恶意炒作的话题,其对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尤其是中印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而国外专家依据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实际存在和中国海军地区外部署的经历所作的解读,对于中国思考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不无裨益。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中国在维护自身在印度洋地区正当的海上安全利益和集体利益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美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指出美国为首的列强冷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在该地区的重大政治与军事活动,导致了其在印度洋海上安全变迁动力中的战略性支配地位。但美国对于整个印度洋地区并无一致的视角,其政治与军事资源分配是破碎的,难以对整个地区的安全作出可信的承诺。美国目前围绕印度洋海上安全大战略所展开的深入讨论及提出的各种方案,揭示了美国的印度洋大战略可能的演变方向。关于中美印双边及叁边互动,本文揭示了中国的重大利益、印度的强烈抱负与美国在印度洋的确定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叁者在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反恐、反海盗等方面存在合作空间,以及由于力量格局变迁与政策理念分歧而可能激化潜在矛盾导致冲突,叁方在印度洋既合作又对抗,从而呈现“非盟非敌”的叁边互动态势,叁方应当通过大国协调、机制建设与功能性合作等构建有序竞争的博弈关系。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秩序的构建,本文分析了印度洋地区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构想。本文认为环印度洋联盟、印度洋研究集团、印度洋海军论坛具有成为一轨、二轨和技术层面的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平台的潜质。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具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面临着众多的具体挑战。如果要创立一种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印度洋国家面临的主要困境就是它究竟应当是排它性的还是包容性的。从地区的长期稳定来看,一种围绕能源利益攸关者(能源进口依赖国、能源专营经济体和能源安全咽喉要道国)而构建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更具有前景。本文最后对中国的印度洋战略的内涵进行了探讨,着重思考印度洋战略及其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的相互关系及其统筹协调问题、中国在探索陆海统筹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方面所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及“支柱国家”、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能力建设、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及多边海上安全合作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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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涉台外交领域的若干前沿问题与思考[J]. 朱中博. 国际政治研究. 2014
[8]. 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D]. 李少丹. 复旦大学. 2013
[9]. 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定位与选择[D]. 刘瑞. 吉林大学. 2017
[10]. 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D]. 石志宏. 南京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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