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话语表达
王仕民 陈继雯
摘 要： 共同体是历史上形成的由社会联系而结合起来的人们的总合。话语由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指涉特定社会情境中人们交往沟通的语言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协调自身发展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兼容，表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共在、共享、共意。在现实性上，以“善”为根本的道德性意义、以关系范式为根本的群体性意义、以治理方式为根本的联合性意义，构成了包容性话语的共同体表达；“伙伴关系”对话协商、“安全格局”共建共享、“发展前景”合作共赢、“文明交流”互鉴并蓄、“生态发展”道法自然的话语表达，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价值意涵；由话语对象、陈述方式、概念范畴、理论选择体现再生产能力的话语构成，由媒介场景、文化情境体现话语阐释力的表达语境，由叙述性话语、表意性话语、调节性话语体现话语张力的言说形式，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表达结构。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话语 表达
共同体是“历史上形成的由社会联系而结合起来的人们的总合”[1]。作为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共同体的本位性规定指向了“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的价值阐释[2]。话语是一种“具有真实涵义的言语交际的单位”[3]，作为由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的社会形态，话语指涉了特定社会情境中人们交往沟通的语言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提出，以并蓄自身的利益追求和兼顾他者的合理关切、协调自身发展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话语表达，对“在政治光谱的每一面，我们都能看到对社会破裂的担忧，以及对复兴共同体的召唤”[4]进行了再诠释。包容性话语的共同体表达与命运与共思想的价值意蕴，更是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话语构成、表达情景和话语形式的投射，指谓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共在、共享、共意的共生关系。
一、包容性话语的共同体表达
包容，内蕴宽容与容纳的意义衔接，其主体间性交往的多元链接，表征为一种互动关系，既有内部各要素的容和，亦有双向场域转化的融通；话语，外衍表意过程的符号系统，不仅指涉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表达要素运用的方式，而且指向权力、机制、力量、效果等制约要素作用的基质。在现实性上，包容性话语的共同体表达以表达要素和制约要素相互建构的交互性、差异性和多质共通性，诠释了话语选择包容性空间和话语使用兼容性场域双重律动的话语融合。
从共同体词源的历史审视，聚焦作为概念的多方协作、利益共享联合组织的共同体内涵，无论是伦理学范畴下“善”的达致、社会学视域内社群关系的同构，还是政治学视角下国家治理的特殊范式，共同体的话语阐释均包含了包容性的价值意旨。“共同体”即Gemeinshaft，在希腊语中为koinonia，在拉丁语中为communitas，具有团体联盟以及关联结合之义，其基本特征是有机的联合或统一。communitas以common（共同）为词根，其原意是“分享”，即通过分享行为使成员结为整体。共同体描绘了一种群体生活，在其现实性上，源于“共餐制”，即要求城邦成员在公共餐桌上一同进餐，“在共餐者之间建立一起存在的认同和一种亲如手足的关系”[5]。共同体概念阐释语境中的话语表达指涉各异，既体现为不同情境中共时态叙述的宽容性，亦体现为共同体意义抽象历时态嬗变的容纳性。
伦理学语境下包容性话语对共同体意涵的投射，表征了以“善”为根本的道德性意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语境中把“共同体”阐述为一种通过群体的“共同活动（to koinon ergon）”、以“达致某种善”（to koinon agathon）和“共同利益”（to koinon sumphéron）目的而结成的关系体。这样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生活方式”[6]，借助不同语词表达了其追求至善的生存境界。但丁以人类的终极幸福为话语指向，话设了一个世界性共同体。康德在“世界公民”话语框架下创设了原则性“伦理的共同体”，并在现实性层面以“海牙国际大会”来具象化“各民族的永久性的联合大会”。黑格尔将共同体指谓为伦理精神的实体化，以“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作为共同体的话语表达形式，认为只有在伦理理念中才能“具有显现的形态和现实性”[7]，体现了共同体话语选择的灵活可塑。此外，泰勒把伦理置于共同体表达的最高位置，指出“共同体是精神的体现，是比个体更充分、更实质性的体现”[8]，将其看做一个生活和主体性的场所。在伦理学话语框架下，共同体话语表述多变，不论是城邦共同体、世界共同体还是伦理共同体指称，都是共同体善之诉求的分涉表达，这也是共同体话语表达的起点。
社会学语境下包容性话语对共同体意涵的投射，表征了以关系范式为根本的群体性意义。斐迪南·滕尼斯以“关系本身即结合”为话语核心指向共同体关系本质，表述为“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9]。鲍曼用团体、组织的名义将这种关系泛述为“共同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等）”[10]。马克斯·韦伯借助社会关系和主观整体感觉来述义共同体概念。阿格尼斯·舍勒以“在其中获得相对同质的价值体系”[11]来描述共同体特质。涂尔干以“机械团结”和“有机团体”来区别传统和现代的差异，意指以差别为基础、以功能为链接的现代共同体。安东尼·吉登斯通过“类似家庭或家园的亲密关系”的表达来刻画共同体社会模式，将“社会团结的诉求”蕴藏于话语理想之中。帕森斯凭借四种空间性、边界性倾向的认同焦点形构异质性社会共同体，实现不同功能的联合。20世纪30年代，后结构主义者巴塔耶尝试进行共同体话语实践，成立了小型共同体阿希法尔（Acéphale），南希沿着其解构思路预设了“存在——于——共通”的本体性话语，认为真正共同体在于“同一性的分享、传播或浸润”[12]，之后布朗肖将共同体的陷落归咎于伦理关系的缺席。发展到当代，共同体语词的使用更加广泛，罗尔斯、诺齐克、桑德尔等自由主义者又作出了新的关系型话语解释，使共同体话语呈现多元化、多向度发展的势头。
就话语构成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表达结构体现了话语的再生产能力，由话语对象、陈述方式、概念范畴和理论选择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结构是各话语要素依循一定思想逻辑而型构出的有机整体，本质上是以话语意义建构为核心的话语生产系统。话语对象即话语的客体。“对象存在在某个关系的复杂网络的积极条件中”[30]，所有的社会世界都是话语的对象。在表达的过程中，话语对象取决于话语实践，“如果能展示不管何种话语的对象在这种整体中的位置以及出现规则，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话语构成的对象分布”[31]。陈述方式即话语使用规律。福柯认为，话语涉及知识的生产，是陈述的系统。而陈述作为话语的原子和基本单位，指向话语阐释规则，“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32]。每一个话语结构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规则，陈述方式是话语个体化和运作化的标志。概念范畴即话语表达的符合表征，指涉具有扩散性和共存性的特定意义体系。话语概念在陈述过程中相互联结、演绎，派生成话语序列概念。理论选择即对象、概念、陈述在话语形成中所依据的策略，是话语塑形关系的客观布展。话语策略通过不可直观的理论衍射方式，生成于不同话语运作的分歧点之内。这四个单位彼此相互渗透彼此勾结，并与外界话语事件不断发生信息交互和转换。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价值意涵
话语“是说话者独一无二的行为，体现某一群体独特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立场”[3]。无论是作为社会意指过程、权力宰制、序列节点梯级的社会互动言语，还是作为抽象系统与动态策略指向的意义表达语言，话语对事物展开释义的演绎、推理和叙说，无不承载了价值赋义的能指和符号互动的意指。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话语诠释，指谓了“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6]。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义，正是在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和生态体系相互建构的系统里被组织了起来。其中，共同生存“善”的伦理观念、共同性强调的关系范式、共同发展国际交往的治理方式，以命运与共、和衷共济的共同体表达，凸显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价值旨趣，不仅见之于包容性话语共同体表述的叙事基础，而且见之于兼容性话语共同体践履的实现方式。
就“文明交流”的话语表达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内蕴互鉴并蓄之意。“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8]22，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交流互鉴指谓不同文明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共同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各国因历史背景、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等方面差异形成各具特色和价值的文明形态。“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2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从跨地域、种族的非中心全球观出发，兼容并蓄地看待文明的差异和冲突，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3]59的话语来回击有失偏颇的“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普世文明论”等论调，推动人类增进文化宽容,消解文化隔膜，共促文明进步。
选取我院2015年1月～2016年12月收治60例上肢骨折需行手术患者，ASA分级Ⅰ～Ⅱ级，年龄25～65岁，随机分为三组，Ⅰ组：静脉注射生理盐水2 mL，Ⅱ组：静脉注射舒芬太尼0.2 μg/kg，Ⅲ组：静脉注射舒芬太尼0.3 μg/kg，随后行臂丛神经阻滞。注药后神经支配区域针刺皮肤刺痛觉消失可开始手术。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对象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各异的话语需求和接受方式。正因为不同文化传统、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社会制度、语言表达和思维习惯的差异，作为具有复杂性情绪和多样性偏好的话语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内容的认同程度和表达效果。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联结中外、聚焦国际、沟通世界，是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国际对话主题。因而在表达过程中需贴近国际话语思维，直达话语对象关注点，借助一国一话、一区一话甚至多话来达致话语的精准性转换和针对性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陈述方式多样，既包括单向独白与双向对话方式，又涵盖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以及民间话语方式，同时可分设文本话语和实践话语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范畴主要围绕“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33]，统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大局，表达包容性内涵和协和万邦的理念。“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23]25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以“中国梦”、“一带一路”和“新型国际关系”等系列声音传递中国外交理念，共同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概念框架。
就“发展前景”的话语表达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内蕴合作共赢之意。人类文明发展遵循世界历史发展逻辑，由孤立走向联系、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合作共赢是社会发展主流话语趋势，也是推动全球公正发展的话语思维框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从整体上谋划长远利益、现实利益以及各种利益的平衡，以合作共赢的话语价值依托指向人类未来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21]面对资本扩张导致全球化参与主体利益分配不均的治理现状，“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18]336，合作共赢的话语理念实际上是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现象的话语折冲。不同于以逆全球化为表现的狭隘民族主义情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立足全人类发展大局，兼具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视野和全人类福祉的民意关切，对于理顺世界复杂利益关系，改善现有“中心—边缘”式国际关系格局，建构新型国际社会合作共享机制具有话语启示。
4.注水施肥。栽培前5～7天，注水0.3m左右（确保能刚好漫过水草），进水口用40目筛绢进行过滤。并根据虾田肥瘦情况，在需要种植水草的位置施用少量腐熟粪肥或复合肥等。
种母猪是猪场生产重中之重，其繁殖力直接影响猪场生产效益，饲养种母猪主要为了繁殖高质量的仔猪。所以，要想提高猪场生产效益，必须加强种母猪饲养管理，提高种母猪质量，保证种母猪健康。根据母猪生理阶段的不同，每个时期的饲养管理也不尽相同。
就“生态发展”的话语表达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内蕴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存共在，是一种天然性共同体。绿色低碳指谓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的共生发展，是对人与自然协调共生规律的话语描述。“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24]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相应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宇宙飞船经济理论等话语反思，强调共同体的成员有各自“生态位”，但未突破旧有发达国家资本逻辑框架和西方话语窠臼。“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我们着力推进国土绿化、建设美丽中国，还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多边合作机制，互助合作开展造林绿化，共同改善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挑战，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应有贡献。”[25]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强调以发展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话语变革，共同应对生态危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共赢，体现了绿色低碳的话语基调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话语思维方式。
就“伙伴关系”的话语表达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内蕴对话协商之意。伙伴关系以长期历史纽带为联结，指谓有共同利益、共同认知和目标的非对抗性合作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运用“好邻居”“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好同志”“亲密伙伴”等语词叙意与排他性同盟关系完全不同的新型国际关系，具有以共同利益弥合分歧的对话协商之话语价值。正因为对话的“话语”指意“内在行为的相互性”[17]，即通过语言符号进行信息交换，强调思想观念和内在精神的分享，作为“有意义的他者”构成的对话存在，共同体蕴涵话语双方相互承认的关系；正因为协商被视为一种民主形式和治理方法，强调公共利益责任和多元文化认知，不仅具有话语理解促进力，而且具有话语集体约束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以对话的“话语”和协商的“话语”超越西方话语霸权，构成了“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18]324的话语前提，它对“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19]523的强调，使共同利益表达成为加强沟通对话的纽带和开展良性竞争的动力，克服冲突对立的羁绊。
公共艺术尽管是公共空间里的艺术，与公共空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但空间也是为人服务的，所以公共艺术说到底是为大众服务的，是面向大众的艺术，大众既是公共艺术的所有者也是公共艺术的欣赏者。所以，公共艺术通过如何处理与公众的关系来体现“公共性”的价值与意义。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表达结构
结构，指谓“系统内诸要素联系结合的形式和方式”[26]，兼具事物构成的异质性和事物整体的关联性，因其内含分化整合的前提预设，被阐发为各组成要素“整个的内部联系”[27]。以要素为单位形成逻辑关系的话语表达结构，指谓了言语和语言的表达要素链接制约要素的联结方式和作用范式，因此，“只有当考虑到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才能显露出来”。作为多要素多层级的“复杂分层结构”[28]，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构成要素内外连接、彼此支撑，型塑了“形式—意义的结合体”[29]（form—meaning pair)。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出场，以共嵌其中的话语构成、表达情境、言说形式的结构性意蕴，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的深刻变革，国际话语包容性阐发的价值诠释，在揭示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困境的同时，回应经济、政治、文化国际话语权的失衡、失序和失范。
政治学语境下包容性话语对共同体意涵的投射，表征了以治理方式为根本的联合性意义。西塞罗将国家和共同体连结在一起，认为国家“是大量的民众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联合体”[13]。霍布斯借海兽“利维坦”隐喻国家共同体，颠覆传统意义上至高无上的善，表达契约共同体的诞生基于人自愿需求，凸显人于共同体之中的自主形象和实践智慧。洛克将共同体解读为“安全和秩序共同体”，以功能为边界降低了共同体表达的绝对权威感。孟德斯鸠从法的精神维度对接共同体与政治制度，以制度话语阐析共同体内涵，认定共和制为最好的共同体。卢梭借助“契约共同体”话语以“公意”为话语链接点，构建“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14]以享有共同权利。马克思的共同体话语以人的社会性存在为前提，立足市民社会，遵循“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逻辑进路，以自由人的联合体指称真正共同体表现形式，实现对国家虚假共同体形式的话语批判，指明联合性共同体话语的实践路向，赋予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15]394以指导意义。
就“安全格局”的话语表达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内蕴共建共享之意。全球各国“安危与共、命运相系”的话语创设传达出共建共享的价值理念。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安全”话语的内涵和外延在新全球化时代得到不断拓展，更具联动性、跨国性和多样性。“共建就是以合作为动力，各国在全球治理体制机制的调整改革中加强沟通和协调，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共享就是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20]“共建”的话语指谓倡导共同体成员共同参与涵盖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网络、深海、空天等各方面治理；“共享”的话语指谓倡导共同体成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共同享有安全秩序。“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19]215，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不仅扩展了安全指涉对象，也创新了非传统安全理念，表达了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全球安全之要义。
就表达语境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达结构体现了话语阐释力，具体划分为媒介场景与文化情境。话语具有普遍性，其意义的表达受制于言谈本身的形式特征（言内因素）以及言谈当下的情境（言外因素）[34]，“需要依赖情景语境而存在”[35]。作为话语行为产生影响的全部外部事物或因素，话语表达语境包括具体媒介场景以及主体所处的宏观文化环境。话语表达“总是通过物质媒介被给与”[36]，引导、界定、修改个人对于外在环境的价值与行为。“媒体的使用影响和再现了一个言语社群中人们对语言的运用和态度，反映和影响着文化、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构成和表达”[37]，对传递话语意识形态、建构身份认同起着重要衔接作用。另一方面，文化情境指谓话语关联场域的解释系统，协调历史语境与实践语境的转向融合。话语不仅是话主个体行为，更是社会文化行动，“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具体说明变化着的‘话语结构’，并说明规则系统——它们使得某些陈述、而不是其他陈述也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机构情景下出现。”[38]纽曼认为，文化是话语和实践之间的媒介，是话语和实践之间的动态互动[39]，这就将话语放置于一个更宏观的文化时空中，拥有真实性涵义和交际性功能。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主要依托于现代媒介传播环境。“如果说因特网是一场革命，那么它很可能是一场语言革命。”[40]在互联互通、去中心化的传播空间中，网络具有明显的语言特征，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的积极面向，即在促进生活世界不断重叠和某种意义上的深入沟通，为话语塑造提供无限空间。话语情境通过网络手段重置即时性舆论场域，诠释尊重差异、均衡包容、共同发展价值诉求的话语指向。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受制于宏观文化语境。“意义永远生成于情境之中，而绝非仅仅基于语言结构。言说者身份和关系、环境、目的等定义了语境，并促使语言使用者在当前传播情境中选择合适的文本。”[41]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国际话语的霸权地位，我国话语表达受限于西方解释框架和固有偏见，在国际上处于信息逆差和“失语”状态。为了开辟新的共同体话语范式，破解西方语境中“国强必霸”的思维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通过话语生产、维系、调整和转变，将国家战略的言说方式升级为国家形象建构和大国崛起的话语标识和理念愿景，建立起一种共同体身份认同的话语范式。
就言说形式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达结构体现了话语张力，呈现为叙述性话语、表意性话语以及调节性话语三种基本形式。叙述性话语意在客观陈述，以真实性为原则表达实然状态。话语即叙述，是叙述内容外在表现的总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一切“符号—表意”活动都是多义性话语活动，其深层结构深埋叙事表述之中。叙述性话语并非对表面现象的述说，而是依据客观事实展开以叙述者、叙述内容以及接受者环节的基本逻辑框架的话语表达，具有动态现实性。表意性话语意在情感表达，以真诚性为原则谋求话语共识达成。“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15]308由话语引起的情感反应被视为话语表达与意义加工的情感交互过程，表征以言语通达和话语识解的移情与共情。情感唤起空间与语义空间的交融整合，遵循人的思想情感规律，介入内嵌其中的价值观传递和接受过程，得以对接话语识解和意义转化过程。调节性话语意在规范实操，以道义性为原则阐述基本遵循。“责任或许是语言的本质”[42]，话语的实质包含责任对话关系，以规范性责任话语实现文化的传递、社会行为的协调和个人的社会化行为理解。“社会称之为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并从而巩固联合。”[43]这样一种规范话语强调以对话为联结，实现与他者间规范的责任融合并达致理解性认同和一致性行动。
切缝施工技术在公路、桥梁、水利工程中常见于锯片式切缝机进行作业。水利工程渠道衬砌施工分缝、切缝是重要的防治裂缝的施工工艺，在水利工程渠道衬砌混凝土作业中大量应用。目前国内主流的施工技术仍然以人工手扶锯片式切缝机作业。特别是大型渠道混凝土衬砌施工中受长距离、斜坡面施工条件的制约，人工虽然切缝成本高但目前仍被广泛采用，而自动切缝技术相对应用较少。本文对自动切缝技术应用进行论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述性话语既包括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也包括共同体的理论发展，呈现客观现实性陈述。“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人类以共同体形态保存并发展是话语叙述的起点。作为共同体话语的关注对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向选择聚焦全球性协作、摒弃对抗性语境，通过感性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经验的确证指向人类共通的情感与价值。作为语言、情感与思想的交织过程，话语表达了对话理解的双向过程，通过接触他者以了解自身，而后通达他者，实现抒情叙意的情感交流和价值共享。世界各国共存于共同体关系之中，对于安全发展、和平稳定、世界良治的向往，共契于全球共通情感之中，指向人类共同价值的融通。情感持存固基于话语实践之中，以“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标志的中国方案增设现实性话语平台和实践性话语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调节性话语超越一般性概念描述，体现为一种共同性规范，“是一种与社会事实之间有着对应关系的指令”[44]。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超越国别议题范畴，以国际文书形式多次纳入联合国决议，其话语调节性和规约性使得表达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意涵具有天然的道义优势和话语自觉，成为应对全球治理危机、实现国际社会整体进步发展的共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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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19)05—0023—07
作者简介： 王仕民，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继雯，女，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十九大专项课题“新时代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18VSJ090)。
标签：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话语论文; 表达论文;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