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生存智慧与中国家训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家训论文,中国论文,智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2)02-0054-12
《周易》是中华先民在思考、探索、把握人的生命存在的过程中形成的经典，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智慧，涵育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与处世风范。《周易》的生存智慧，不仅为中国精英文化提供了活水源头，而且对中国民间文化发生了深远影响。作为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家训文化，即深受《周易》生存智慧的启迪与陶养。
一
古代人类对生存智慧的思考和探索，可以分为两大路向：一是面向自然，探索自然，认识自然，使人在与自然的交往中获得主动权；另一是面向人自身，探索人生，反思历史，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说古代希腊人首先关注的是前一方面，那么古代中国人则首先关注的是后一方面。《周易》就是古代中国哲人面向人自身展开思考和探索的智慧结晶。它所体现的“朝乾夕惕”的忧患意识，所弘扬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所倡导的“厚德载物”的包容意识，都是面对人自身进行思考和探索所获得的生存智慧。正是这些生存智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生存发展，直到今天。
《周易》既然是面对人自身探索生存智慧，因此它关注的是人在现实世界的生存问题。人的现实的世界，不仅包括了圣人志业，而且还包括了百姓日用。《周易》的生存智慧，不仅体现为圣人志业，而且还通过圣人志业体现于百姓日用之中。这就如《易·系辞上》所说：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
《周易》囊括天下之道，其功用是使人明于物理，成就事业，明昭是非，与民同患。在这里，“明于天”是为了“察于民”，“兴神物”在于“前民用”。
正是这样，《周易》对家庭问题相当重视，把思考和探索家庭生活的智慧作为思考和探索生存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周易》在追溯人类文明起源时，对家庭关系的产生及其在人类文明形成中的地位作了合理的推测，《易·序卦》云：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
在这里，《易传》看到了家庭的产生有一个过程，从最初的男女间的自然关系，进到夫妇间的社会关系，再进到父权制文明，正是随着父权制的确立，人类社会关系也复杂化了，出现了君臣、上下、礼义。接着，《周易》对家庭关系问题作了深刻的思考。《易·家人》卦曰：
家人，利女贞。初九，闲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在卦爻辞中透露了中国古代家庭的一些基本情况：其一，男子当防守家园，谨防内祸外患的滋生；其二，女子无所抱负，担负起持家之重任；其三，家庭教育当威严，家人不可嬉笑、哀怨，当安分守己，谨小慎微。《易传》是这样阐释《家人》卦的：
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彖》）
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易·序卦》）
睽，外也；家人，内也。（《易·杂卦》）
说明一家之内男主外、女主内，乃合乎天地之大义；父母为一家威严教化之长；父子、兄弟、夫妇各安其位，乃家道正；家道得正，则能安定天下；家人和睦，团结一心，在外受到伤害，回到家里寻求慰藉。这种家道观反映了古代家庭的模式，注意到“家道正”与“天下定”的关系，并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明代学者姚舜牧在其家训名篇《药言》中对《易·家人》卦作了详细的解释：
凡处家不可不读《家人》卦，卦本风自火出，文王只系“利女贞”三字，周公初爻即系“闲”之一字，闲从门从木，门有挡木，内外始有关防。二爻系“无攸遂，在中馈”，申利女贞之意，然大纲却在男子身上，故三爻系“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嗃嗃固似大严，而嘻嘻可称家节哉。言妇则责夫，言子则责父，是不可不身任其责者，如是始称有家，故四爻系富家以志顺，五爻系假家以志爱，然又须诚实而威言，可以常保得，故上爻系“有孚威如”之辞，《象》申之曰“反身之谓也”。反身者何？言有物、行有恒而已。圣人论家政纲纪节目曲折无遗盖如此，有家者尚三复于此哉！……家人内外大小防闲不可不严。……周公系《家人》初爻云：“闲有家，悔亡”，闲得定然后成家。此语尤宜时当三复。
清代张英则认为：“《易·家人》卦，义理极完备。”（《聪训斋语》）夏敬秀在《正家本论自序》中云：“余读‘家人’卦，慨然叹，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诚正家之本也。暖取半生读书之一得，阅历所见闻，凡关于正家之旨者，因读‘家人’卦义而推衍之，以付三子。”可见，《周易》为后人“齐家”提供了生存智慧，直接启示着以后的家训文化，成为可后人解读的文本。
二
在古代中国社会里，由婚姻产生的血缘关系结合而成的家庭，是集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及生活、教育、娱乐、防卫于一体的社会基本单位，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谓“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之“三纲”，就有两纲是通过家庭来实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家庭成为仅次于政权而存在的权力系统，对古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家庭的重要地位，便使得家庭教育受到普遍的关注。家训则是古代家庭教育的教科书。关于家训的产生，《颜氏家训》明万历甲戌颜嗣慎刻本序称：
尝闻之：三代而上，教详于国；三代而下，教详于家。非教有殊科，而家与国所繇异道也。盖古郅隆之世，自国都以及乡遂，靡不建学，为之立官师，辨时物，布功令；故民生不见异物，而胥底于善。彼其教之国者，已粲然详备。当是时，家非无教，无所用其教也。迨夫王路陵夷，礼教残缺，悖德覆行者，接踵于世；于是为之亲者，恐恐然虑教勅之亡素，其后人或纳于邪也，始叮咛饬诫，而家训所由作也。
此段话表达了两层含义：其一，官方教育与家庭教育“异道”，各有自己的教育内容和宗旨；其二，三代兴隆之世，国家垄断了教育，以官方意识形态统一全国思想，家庭没有必要履行教育职能；三代以后，王道衰微，官师废弃，世风日下，于是家庭便承担起教育的重任，家训由此而产生。这种观点虽不尽正确，但也反映了如下事实：家庭教育具有其他教育所没有的特殊性；中国古代社会处于动乱之世时，由于学校教育极端缺乏，给家庭教育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家庭为维系其正常生活，承担其社会职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产生了种种垂训家人后代立身处世之言，包括父母对子女的训示教诲，兄长对弟妹的告诫勉励，夫妻之间的嘱托，前辈对族人的希望等，构成了古代家庭教育的内容。由于家庭教育多限于上对下、长对幼、贤对愚的训诫和警示，在这些训诫、警示中既保留了家庭长者们从人生阅历和历史经验中提取的生存智慧，又带有鲜明的父权制的强制性和不平等性。这就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独特的家训文化。
思想文化的展开，就其表现形式来看，有两种形态。一是以“显学”形态出现的精英人物的思想创造；一是以“伏流”形态出现的民间思想。二者不是断然分为两截的，而是上下促进，互为补充，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阐释宇宙与人生。中国家训文化正是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历代家训的作者，多是文韬武略的开国皇帝、才华横溢的思想巨匠、青史留名的文士墨客，在家训中贯穿着这些精英人物对历史、社会、人生的经验与思考。另一方面，家训，往往以家规、家诫、书信等形式表现出来，其范围涉及立身处世、起居作息、家庭关系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其形式通俗易懂、妇孺皆知，故它又属于民间思想的一种。家训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家庭领域和家庭关系上的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成为家庭成员稳定的行为准则，而且形成家庭的风范和文化心理。家训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华元典精神的化育与滋养。《周易》作为《五经》之首、“万化之源”，更是深刻启迪了中国家训文化。
“学不究《易》，不足以谓之学”。历史上很多皇帝重臣，名儒硕学，既精于《易》理，又重视家训。被称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其作者颜之推便深得《周易》大义，并有独到的见解，认为“文章”原出于《五经》，其“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颜氏家训》），并多次引用《周易》来考证字义。故在《颜氏家训》明万历甲戌颜嗣慎刻本后叙中，评议它“论涉世大指，曲而不诎，廉而不刿，有《大易》、《老子》之道焉，是保身之诠也。”又如明代学者高攀龙既著有《训俗遗规》，又著有《周易易简》；明清之际大学者孙奇逢既著有《孝友堂家训》，又著有《读易大旨》；明清之际思想家傅山，既著有《家训》，又著有《易解》；清初学者张履祥既著有《训子语》，又著有《读易笔记》；清代学者张英既著有《聪训斋语》，又著有《易书衷论》；清代著名经学大师焦循既著有《里堂家训》，又著有“《易》学三书”（《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周易》的生存智慧融入他们的思想中，成为其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必然反映在他们的家训作品中。
历代家训作者还直接引《易》言以阐发修身齐家的道理。司马光在《家范》之首，便列《易·家人》卦爻辞及彖、象传辞；《石林家训》直接引“《易》言：乱之所由生也，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来论述“慎言”的重要性；《家诫要言》开篇则云：“进学莫如谦，立事莫如豫，持己莫如恒，大用莫若畜”，以《易》的四卦名“谦”、“豫”、“恒”、“畜”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王夫之在短短的《耐园家训跋》中，曾两次引《易》言，以“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说明家礼的重要性，用“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来强调家教当严格。此外，《乐善录》、《放翁家训》、《郑氏规范》、《袁氏世范》、《庭训格言》，直到近代《曾国藩家书》、《左宗棠家书》等家训名篇中无一不引《易》言，直接从其家道观中汲取营养。
历代家训，除直接从《周易》家道观中汲取营养之外，更多地是通过对《周易》文本的反复阐释，从中吸取生存智慧，领悟修身、齐家、处世的真谛，作为教育子孙后代的课本。《周易》在这方面对家训文化的启迪与陶养，具体展现在五个方面：家庭和谐的齐家之道、男尊女卑的夫妇关系、趋吉避祸的利害选择、自强不息的立身原则、知祟礼卑的美德追求。
（一）家庭和谐的齐家之道
中、和是《周易》及易学家们进行爻位分析、断定吉凶的重要概念。爻位如果处于二或五，即曰“中”或“得中”；二五爻位当位又相应，即曰“和”。“中”的概念在《周易》经传中出现二十余次之多，且断辞吉者独多。如：“‘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易·象·履》），“‘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易·象·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易·象·解》）。由此可见，凡得中位，行中正之道者，均能得吉。执“中”而协同，便能保持事物的平衡与稳定，《易·乾》《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天道变化使得万物获得生命和属性，也就是“万物”资始”、“品物流行”，万物在保持自身生命与特性的同时，又能促进阴阳协调，万物和谐相处，方能顺利贞固。可见，“太和”便是指阴阳矛盾双方处于均衡统一的态势，也是后世推崇的最和谐、最圆满、无矛盾、无缺陷的理想状态。以“和”的态度用于社会人事中，会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如《易·兑》卦云：“初九，和兑，吉。”即宣扬和悦处世的原则，为人和蔼可亲，处世和颜悦色，与人交往持和善态度，就会获得吉利的结果。
就是在家庭关系中，《周易》也注意到“和”的重要性。“‘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易·象·小畜》）。只有夫妻和睦，才能振兴家室。《周易》重“中”、“和”的观念，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尚中庸、“和为贵”的传统，这在家训文化中则体现为倡导家庭和谐的齐家之道。
夫妻是组成家庭的核心要素，夫妻关系在家庭关系中处于首位。东汉班昭作《女诫》，对此作了深刻探讨：
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
在夫妻关系中，“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义”和“恩”是增进夫妻感情的关键：“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女诫》）。对于妻子的要求则更严格：“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谓也；夫顺非他，宽裕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宽裕者尚恭下也。”（同上）只有这样，方可“夫妇之好，终身不离。”（同上）
《颜氏家训》特别强调兄弟相爱对于巩固家族的重要性：
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二亲既殁，兄弟相顾，当如形之与影，声之与响。
兄弟之间从生理上说，血脉气息相通；从感情上讲，从小就同甘共苦，风雨同舟，比其他人多一份感应与默契，所以应该存“亲厚之恩”。
《袁氏世范》认识到“兴盛之家，长幼多和协”。为使家庭和睦，作者对家庭产生不和的原因进行了详尽分析：
人之至亲，莫过于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于责善，兄弟或因于争财。其性不可得而知，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
知道了产生“不和”的根源，便能对症下药，变“不和”为“和”，这便是：
若悉悟此理，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为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则处事之际，必相和协，无乖争之患。
同时，“居家久和者，本于能忍。”“忍”也是和家之宝。
《内训》的作者仁孝文皇后（明成祖朱棣之妻），以其皇后的特殊身份，道出了“家和”的重要意义：
内和而外和，一家和而一国和，一国和而天下和矣，可不重哉！
在这里，她把“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认为“家和”是“国和”、“天下和”的前提，“国和”、“天下和”是“家和”的放大。这就使“家和”具有了极大的政治意义，使“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了更具体的内涵。
正是这样，历代家训都强调家庭和谐的齐家之道。如王夫之在给弟侄的信中，教以“和睦之道”，并深切表达了家庭和谐的愿望：
和睦之道，勿以言语之失，礼节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责，慎勿藏之于心，以积怨恨……今年已衰老，惟有此心，愿家族受和平之福，以贻子孙……愿自今以后，长似昨在三兄柩前，和和顺顺，骨肉相关一般。（《姜斋文集补遗》卷一）
左宗棠在家书中明确指出：
家庭之间，以和顺为贵。严急烦细者，肃杀之气，非长养气也。和而有节，顺而不失其贞，其庶乎？（《左宗棠全集·家书》）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这在现在仍具有巨大的意义。家庭只有和谐，才能把全家人团结起来，把力量凝结起来，齐心协力把家庭建设得更美好温馨。同时家庭和谐对子女的教育，对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男尊女卑的夫妇关系
在《周易》看来“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阳代表着健动、刚劲，阴代表着柔静、顺从。一部《周易》就是乾、坤（阴、阳）相反相成的体现。《易·系辞下》云：“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为使天道有秩序地运转，《周易》还赋予天地阴阳以人性，对其进行伦理价值评判，“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系辞上》）由“天尊地卑”，推演出“乾尊坤卑”、“阳尊阴卑”，这些都是自然的法则。与尊卑贵贱相应，乾坤刚柔阴阳的功能与作用也是不同的。天至刚至健，焕发雄奇之魄力，故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易·系辞下》）；地至柔至顺，故曰“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同上》）。乾健坤顺，乾以健统坤，坤以顺承乾，此乃自然本性所然，不可移易。
《周易》借天道而言人道，认为天道与人道是统一的，人道即是模拟天道而成。“天尊地卑”、“阳尊阴卑”不仅是天道的秩序，也是人伦的法则。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系辞下》）。“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易·坤·文言》）由乾尊坤卑则推演出了男尊女卑，由地卑进一步模拟出妻卑、臣卑。一如南宋学者杨万里所云：“坤，地道也，阴道也，母妻臣道也，皆欲以阴从阳，不欲以阳从阴。阳从阴则造化消，阴从阳则造化息。母妻臣自从则乱且危，母从子，妻从夫，臣从君，则治且安。”（《诚斋易》）
由《周易》确定的男尊女卑观念，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承继下来，并加以利用、歪曲、丰富，成为根深蒂固的思想。家庭则是使这种观念转化为具体行为的重要场所，家训更将夫尊妻贱观发挥得淋漓尽致。
自汉代提出“夫为妻纲”的道德原则以后，夫妻关系则成为家庭人伦关系中最基本的一对关系。
《易》基乾坤，《诗》始关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家范》）
夫妇之道，天地之大义，风化之本原也。（同上）
夫妻之间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呢？家训认为：
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月有圆缺。阳唱而生物，阴和而成物。（同上）
夫妻关系是上下关系、尊卑关系、主从关系。在这对关系中，夫处于主动地位，具有择妻、御妻、休妻的至上权利：
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妻不事夫，则义理堕阙。（《女诫》）
丈夫通过驾御妻子来树立自己的威风，妻子以侍奉丈夫来体现自己的德行。《易·恒》卦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正如司马光所解释的：
《恒》。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
夫子制义，从妇凶也。丈夫生而有四方之志，威令所施，大者天下，小者一官，而近不行于室家，为一妇人所制，不亦可羞哉！（《家范》）
在家庭中对妻子施发威令是丈夫与生俱来的、起码的权力，如果反而为悍妻所控制，简直是一种羞辱，其危害可谓大也：“自古及今，以悍妻而乖离六亲，败乱其家者，可胜数乎？”（《家范》）若不幸遇上这种“悍妻”，“其或骄纵悍戾，训厉禁约而终不从”，则当果敢决断，“不可以不弃也”（同上）。否则家道不得安宁。
妇女在夫妻关系中承担着顺从、辅助男人的无限义务，其德体现为贞顺，其功体现为助，《家范》云：
女宗曰：“妇人以专一为贞，以善从为顺。贞顺者，妇人之所宝。”（同上）
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不妒，四曰俭约，五日恭谨，六为勤劳。（同上）
“顺则妇之行”，柔顺是妇女最可宝贵的德行，也是妇德之首德。《易·家人》卦曰：“无攸遂，在中馈”。妇女应该无所抱负，做好家务就够了。正如《颜氏家训·治家》所说：
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
参预政治之重任，庸庸女子是无能为力的，应由丈夫来完成。倘若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同上）的女子，“远大之谋，预思而可料；仓卒之变，泛应而不穷”（《女范捷录》），也不能恃强逞能，与男人平分秋色。而是“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颜氏家训·治家》）。因为“妇人之明识，诚可谓知人免难，保家国而助夫子者欤”（《女范捷录》）
女人的言行举止、才华容貌都是为取得丈夫的欢心与认可，所谓“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女宪》）。当丈夫不幸早逝后，则应“一往而不改，以全贞信之节”（《家范》），因为“妇无二适之义”（《女诫》），甚至以生命的代价壮烈殉夫。
由《周易》奠基的“男尊女卑”观，在家训中更多是从女德、妇行的角度，片面强调家庭中女子的卑微地位，妻子对丈夫负有的义务和责任，来宣扬“男尊女卑”，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常的灌输与影响，另一方面，家训又使得这一观念更深地植入了民族心理之中。
（三）积善避祸的利害选择
卜筮断吉凶是《易》的基本职能。《易》正是通过卦象和卦爻辞来表达吉凶祸福的基本取向，指导人们趋利避害、逢凶化吉。为判断利害关系及程序，《易》创立了七个常用征兆之辞：吉、利、吝、厉、悔、咎、凶。《易》六十四卦，每卦都有这七种价值判断之语，它们是易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通过卦象征兆判断吉凶，显然没有科学性，但这种求卦问吉的占卜方式却是人们趋吉避凶本能的集中体现。
先民们在祈问上天赐予吉祥、远离灾祸的时候，首先认识到自然界的运行有其规律，《易·坤》卦云：“初六，履霜，坚冰至。”脚踩薄霜，当预知严寒将至，喻示事物发展有其必然趋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与此相应，社会人事的吉凶祸福也是有规律的，人们通过掌握规律便控制吉凶祸福，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行为。具体说来，社会人事的吉凶，则是由平时行为的善恶积累而致。《易·坤·文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弑君弑父等大祸，决非偶然爆发。小恶出现，不加防范，逐渐积累，终成大乱，乃势所必然，此对“履霜，坚冰至”的爻辞作了绝妙的解释。又如：“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系辞下》）要成就功名得慢慢积累善行，遭灭身之祸是由于恶行积累所致。善小而弗为，恶小而为之，量的积累必将导致质的飞跃，以至于罪大恶极“不可解”的悲惨下场。这昭示我们，吉凶祸福并不神秘，它往往取决于人们自身行为的善恶。如果平时嘉言懿行，就会得到“余庆”、功成名就的结果；如果平时作恶多端，则会遭致“余殃”，甚至惹来灭身之祸。趋吉避凶的过程也是积善远恶的过程，人们以善恶作为行为的道德价值标准，自觉选择美善之行，必定获得吉利的结果，“一部《易》，只说得善补过。”（《药言》）这种观点虽然也不科学，但比起占卜得瑞兆要可靠得多。由祈福于天到求福于自身，是先民认识能力上的巨大飞跃。《周易》提出的积善远祸的利害观，加之受到佛教东传后“因果报应”观念的强化，遂成为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心理趋势，影响着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舍，这在家训文化中尤为突出。
家训认为，积善还是积恶，决定着得福还是得祸。《内训》则专辟“积善章”曰：
吉凶灾祥，匪由天作；善恶之应，各以其类；善德攸积，天降阴骘。
古语云：积德成王，积怨成亡。荀子曰：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积善还是积恶，上天或神灵都记进了“账簿”，然后根据记载情况决定降福还是降祸。所以“享福禄之报者，由积善之庆。”《内训》还以西周和明王朝为例，证明其灵验：
昔者成周之先，世累忠厚，继于文、武，伐暴救民。又有圣母贤妃，善德内助，故上天阴骘，福庆攸长。我国家世积厚德，天命攸集，我太祖高皇帝顺天应人，除残削暴，救民水火；孝慈高皇后好生大德，助勤于内，故上天阴骘，奄有天下，生民用义，天之阴骘不爽于德，昭著有鉴。
积善与否，关系着家国的兴亡盛衰：
人家盛衰，皆系乎积善与积恶而已。（《郑氏规范》）
有国有家者，其兴也必由于积善，其亡也皆在于积恶。故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然则祸福无门，吉凶由己，惟人所召，岂徒言哉！（《李世民（教诫太子诸王）》）
可见积善不仅是个人德行修养的小事，也是安家兴国的秘方，其意义可谓大矣！
那么怎样做才算是“积善去恶”呢？家训对此作出了明确的答案。具体说来，从内容上讲，则要“济人”，勿“欺心”：
何谓积善？居家则孝弟，处事则仁恕，凡所以济人者皆是也。何谓积恶？恃己之势以自强，克人之财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郑氏规范》）
从过程来看，关键在于“积”：
善，须是积，今日积，明日积，积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丧身亡家者，岂不可畏也！（高攀龙《家训》）
去无用可成大用，积小惠可成大德，此为善中一大功课也。（同上）
这样，家训在“积善去恶”的内容和过程上，都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四）自强不息的立身原则
《周易》的生存智慧表现在人格力量上，则为弘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君子当效法天道，努力奋斗，拼搏进取，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一般情况下表现为：“终日乾乾”（《易·乾》），毫不懈怠；“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易·彖·大畜》），时常“反身修德”，及时“进德修业”，“见几而作”，奋斗不止。
自强不息的精神在遇到阻碍、陷入困境时，则表现为愈挫愈奋，勇往直前，《易》云：“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易·彖·困》）在艰难险阻、荆棘丛生的困境中，仍能乐观有为，坚贞无畏，不失其志，只有真正的君子才能做到。《说苑》记载孔子赞扬“困”卦曰：“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其实孔子赞扬的是在困境中仍能自强不息的精神。又云：“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易·彖·明夷》）以文王与箕子的典型事例来说明，在遭受危难时能坚守正道，胸怀光明正直的大志，不屈从，不苟且偷生，自强不息，终会创立大业绩。
《周易》所崇尚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深入中国人的灵魂，成为奉为至上的人生哲学，激励着人们刚健有为，知难而进，不忧不惧，勇于进取，以坚持不懈的执著追求赋予这有限的生命以永恒的意义。这种人生哲学正是长辈务必教育后辈的，故在历代家训中多有体现。
家训认为，自强不息首先表现在日新进取上。《庭训格言》曰：
《易》云“日新之谓盛德”。学者，一日必进一步，方不虚度时日。
《易》有云：“天行健，君予以自强不息。”由是观之，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
“日新”是“悠久无疆”、“久而无穷”（《张载《易说》》）之道，是一种极高的德行，它启示着我们要不断追求新知识，调整奋斗目标，永不止息地进取新的境界，“勇猛精进”（《庭训格言》），勤奋怐劳，方可做到了“自强不息”，没有虚度光阴，没有为日后埋下祸患。正如张之洞在《与子书》中所言：
欲汝用功上进，为后日国家干城之器，有用之才耳。……汝今既入此（日本士官学校—引者注），应努力上进，尽得其奥。勿惮劳，勿恃贵，勇猛刚毅，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汝之前途，正亦未有限量，国家正在用武之秋，汝只患不能自立，勿患人之不知己。
自强不息更体现在困难来临、遭遇挫折时，要“贞常永固毫不退转”（《庭训格言》），披荆斩棘，矢志不渝。所谓“艰难困苦，身亲尝者如是，亦宜知行世非易，当勉力诗书，淬厉志气。”（田兰芳《给子书》）要愈挫愈奋，一往直前，“人正宜于贫苦之中自坚志气，自精学业”。（尚镕《寄从子志衡书》）凡有大作为者，皆须付出艰辛的代价和巨大的努力，方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张之洞在《复子书》中说：“大有为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困心衡虑之后，而始能作。”这些正是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所激发的精神伟力。
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是人的立身之道，更是民族兴盛之魂。中华民族历尽艰难屈辱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正是因为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在《文化与哲学》一书中指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现”，它“对中国过去的民族精神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
（五）知崇礼卑的美德追求
《周易》十分重视德行修养问题，提倡君子应“厚德载物”、“果行育德”、“以懿文德”、“振民育德”、“自昭明德”、“反身修德”、“恒其德”。“德”具体表现为“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易·系辞上》），即智慧崇高以仿效天之高远，礼节卑谦以仿效地之卑下。《周易》以品德崇高的君子、圣人为理想人格，可见其对“知崇”的重视；对“节”、“谦”美德的执着追求则从一方面反映了“礼卑”的内容。《易·彖·节》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认为节制是天地运行的客观规律，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定性，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合理使用社会财富和保证人民生命安全的客观要求。因此节制是一种固守中正之道的良好道德原则。《周易》也高度赞美谦逊的品德。《易·谦》卦的卦爻辞均为“吉”、“无不利”，《易·彖·谦》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劳谦君子’，万民服也。”这些道德标准经过历史的沉淀，遂成为至上的美德。
历代家训文化更是将这种美德弘扬光大。一方面，教育子孙要追求崇高的道德，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如高攀龙所云：“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家训》）姚舜牧也认为：“看圣人千言万语，无非教人做个好人……决不可存苟且心，决不可做偷薄事，决不可学轻狂态，决不可做惫赖人。”（《药言》）另一方面，以节俭、谦逊自持。在历代家训中，教育子孙节省俭约，几乎是篇篇必谈的话题。节俭是“圣人之宝”、“德之共”（《内训》），是修身的重要内容，所谓“立身要须勤俭资身”（《许云村贻谋》），“惟俭可以立身”（《戒子书》）。要做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治家格言》），“供用奉身，皆有节度”（《诫江夏王义恭书》）。节俭是“守家第一法也”（《石林治生家训要略》），“凡治家之道不一，于俭用最为上策”（《资政堂家训》）。节俭可以“养廉”、“助廉”，所谓“俭以成廉，侈以成贪”（《庭训格言》）。总之，“节俭者，持盈保泰之要也”（《治家良言汇编》），“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放翁家训》），“勤苦俭约，未有不兴”（《曾国藩家书》）。同时，历代家训十分重视养成子弟谦逊的品德，认为要培养谦逊的品德，首先得明白“自矜其智，非智也，谦让之智，斯为大智；自矜其勇，非勇也，谦让之勇，斯为大勇”（《治家良言汇编》）。应做到“勿以己之长而盖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了凡四训》），“持身谦逊而不敢虚骄”（吕祖谦《与内弟曾德宽》），如此便能“谦以守身”（《诫子书》）。具备了谦逊的品德，从积极的角度讲，“愈谦抑，则人愈敬重”（纪昀《示三儿》），“谦光有厚器者，必有大成”（吕维祺《谕子》）；从消极的角度讲，“谦虚冲损，可以免害”（《颜氏家训》）。可见，谦逊是一种无往而不胜的优秀品德。
《周易》的生存智慧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提供了源头活水，导引了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轨迹，经过历代家训文化的倡扬、阐释与改造，遂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对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国民性格的塑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必定为当代中国人提供智慧的给养与润泽。当然，其中宣扬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对吉凶祸福的蒙昧曲解，这是我们在继承古人的丰厚遗产时应自觉摒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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