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源地助学贷款规模影响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源论文,助学贷款论文,因素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1)01-0091-15
生源地助学贷款是由学生家庭所在地的金融机构(或代理机构)对高校学生、学生家长或其监护人办理的、以支持学生完成学业为目的的一种助学贷款形式。这种贷款在我国经历了三个阶段：无财政贴息加担保、财政贴息加担保、财政贴息加信用贷款阶段。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指国开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含高职高专、民办高校、独立学院)新生和在校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县、市、区)办理的无需担保的助学贷款，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用y表示因变量生源地助学贷款获贷人数，
表示预测变量，其中n为预测变量的个数，y与
的真实关系可由下面回归模型近似刻画：y=
。其中ε是随机误差，
称为回归参数或回归系数，它们是未知常数，可通过观测数据来估计。预测变量包括可能的影响因素，如银行放贷意愿、父母工作类型、家庭所在地、家庭劳动力人数、家中上学人数、学生家庭收入、资助中心工作状况、计划思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RP、普通中学毕业人数、生源地人口、乡村从业人数、预算内教育经费等等。显然，这些预测变量之间并非相互独立，比如学生家庭收入与父母工作类型、家庭劳动力人数之间就是高度相关的。
一、研究设计
生源地助学贷款主要面向农村尤其是中西部边远地区农村。米格代尔(1996)指出：“要想理解国家中心，你必须首先研究偏远的农村。”[1]中国是农业大国，2009年全国总人口中，城镇人口62186万，占46.6％，乡村人口71288万，占53.4％，[2]可见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心仍然偏向农村。本研究的样本主要从中西部农村选取。
单因素描述统计方法概念清晰、方法简洁，但这种方法只陈述了单个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并且可能隐含了未被剔除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会导致单个因素的影响被夸大。本研究在进行单因素描述统计的同时，也使用了多变量相关分析及线性回归分析，然后将结果进行对照。
(一)样本的地区选择
在调查点的选取方面，笔者一是考虑了有特色的地区，二是考虑了有代表性的地区。本研究先后选择了2007年开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试点的甘肃省以及2008年才开始试点的安徽省。两省都位于中西部地区，生源地助学贷款需求很大。在甘肃省，我们首先与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取得联系，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然后深入到县级学生资助中心、高校进行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
(二)样本及变量的确定
本研究建立的学生样本包括9091名在校大学生，其中既有获得过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学生，也有从未申请过该贷款者；选取高校学生资助管理干部样本37个。两者均覆盖了从“985”院校到高职高专、民办院校等各种类型高校；已经实施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样本地区包括安徽省17个地级市以及随机得到的全国165个县级单位(县级市/县/区/旗)。
为了探讨影响生源地助学贷款开展的可能因素，本研究将贷款实际发放的人数作为因变量，而忽略了贷款金额，原因是绝大多数学生贷款都会达到6000元/年的上限，笔者将贷款人数与贷款金额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相关系数高达0.887，因此两者实际上是一个变量。对于自变量的选取，本研究尝试从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维度寻找可能的影响因素。在宏观经济运行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R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Z)可以大致反映一个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年底总人口则反映了人口规模；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保和就业支出、农林水事务支出以及环保支出等可以反映社会制度的结构特点；普通中学毕业生数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数等变量则直接关系到生源地助学贷款的人口基数。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以下方面。其一，2010年1月中旬，我们在甘肃省发放了学生资助干部调查问卷39份，回收37份；然后对该省高校在校生按3％比例抽样，共发放学生调查问卷10000份，问卷回收9091份。其二，笔者对湖南、湖北、甘肃等省部分县级学生资助中心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根据甘肃省资助管理中心提供的联系方式，对该省近50个县级资助管理中心进行了电话访谈。通过电话交流，我们建立了后续跟踪研究的合作关系，也掌握了比较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其三，由于生源地助学贷款本身在全国多数地方都属于改善民生的新生事物，各种新闻报道很多。本研究在实地调研的同时，尽可能地对网络、报刊等各种媒体公布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梳理，尤其对2008-2010年各地实际发放的人数、贷款金额进行了详细的搜集整理。然后利用国家统计局2009年版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可以查到的数据，与各地生源地助学贷款实际获贷人数进行比较分析。
二、描述统计分析
(一)问卷收发情况
2010年1月，我们按3％比例在甘肃省高校抽样，共发放学生调查问卷10000份，学生资助干部问卷39份，问卷发放实现了对单个省份的全覆盖，同时也得到了甘肃省学生资助中心以及高校学生资助管理干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截止2010年5月份，问卷回收率分别达到91％、95％。
(二)调查样本特征
在9091份学生调查样本中，男生占49.2％，女生占50.8％，性别比例基本持平；大一、大二学生占87％(图1)，工科专业学生占37％(图2)，80％的调查对象来自农村或乡镇(图3)；85.4％的学生来自本省，其次为山东(1.3％)、新疆(1.2％)、内蒙古(0.9％)、陕西(0.9％)；汉族学生占91.4％，回族2.9％，藏族2.1％，其他民族学生均不超过1％，小少民族学生更是“凤毛麟角”，如裕固族5人，撒拉族4人，保安族、高山族各2人，怒族、基诺族、毛南族仅1人。这表明该省虽地处西北，但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仍然很低。而根据高校学生资助干部问卷反馈，2009-2010学年37所高校平均本专科学生数9361人，农村生源比例为71.5％(接近图中的67.8％)，贫困生比例44％，贫困生中农村生源占77.7％，特困生比例达20.2％，特困生中农村生源比例为79％。
37份高校学生资助管理干部样本则涵盖了从“985”高校到民办高校各个层次高校的学生工作人员，他们一般都有较长时间的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或其他学生事务工作经验，对生源地助学贷款也有较多的体验和长期的思考。
图1 学生所在年级分布
图2 学生所读专业分布(％)
图3 学生来源分布
(三)学生家庭经济状况
中国的组织文化介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之间，属于小团体的“家的文化”，人们的家庭观念仍然十分浓厚，“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因而“乡土诚信”一直受到推崇。由于“聚族而居”观念的深远影响，中国农村家庭迁徙率比较低，学生对父母的依赖性很强，但家庭规模正在收缩，劳动力人口逐渐减少。9091个调查样本中，77％的学生家庭人口不超过5人，88％的学生家庭劳动力人口不超过2人(图4)，82.3％的学生认为自己家庭处于“中下或低收入水平”(图5)。学生的这种主观判断当然不能排除有向学校争取资助的倾向，但自己上大学给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溢于言表，因此信度比较高。
根据常识，父母的工作类型、收入高低直接决定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在中国，农民、农民工和城乡失业(无业或半失业)者是当下社会中默认的弱势群体，个体户、企业管理层、公务员、大学教师、律师、医生等中间阶层正在兴起，但整体规模依然不大。调查发现，82.6％的学生回答其父亲的职业属于农民、农民工和城乡失业(无业或半失业)者这一阶层，而回答母亲属于这一范畴的更高，为87.1％。
图4 学生家中人口、家庭劳动力人口分布
图5 学生家庭收入水平自我评估
图6 学生父母职业情况
图7 学生父母文化程度
调查对象父亲学历在初中以下的占62.3％，母亲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高达80％，父亲为高中学历的有27.8％，母亲为高中学历的只有14.3％(图7)，可见在学生家庭中，父亲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母亲。
表3是受调查学生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因素的排序，也是一个矩阵，主对角线可以反映各种因素影响程度的大小。父母工作类型、家庭所在地、家中上学人数、家庭劳动力人数等因素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比较明显，而父母学历、天灾人祸的影响并不明显，其原因可能是父母学历普遍较低，因此样本同质性较大，而天灾人祸只是小概率事件。
(四)学生经济来源
表4显示了调查样本的“财政”收入结构，其中父母供给的均值为5086.3元/年，占47％；生源地助学贷款均值为2271.4元/年，占22％；然后是亲友资助(8％)、国家助学金(7％)；高校助学贷款均值仅487.8元/年，所占比重只有4％，其他资助合计占12％。
对于经济来源的充足性，57.5％的调查者认为难以满足其基本学习和生活支出，4440名回答者反映出的短缺均值为2277元/年(表5)。
(五)影响贷款规模的主要因素
在调查中，80％的高校学生资助干部认为，银行放贷意愿是决定生源地助学贷款规模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和资助中心工作状况(图8)。而根据9091份学生调查问卷，7215人(80％)申请过助学贷款，其中82％申请的是生源地助学贷款，18％的学生申请过高校助学贷款。但申请者中3644人(40％)未获得批准，申请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名额有限”(70％)(图9)。笔者在各级资助中心访谈也发现，目前生源地助学贷款名额基本上是由省资助中心根据各地高考上线人数按计划进行分配的，贷款审批发放的“计划色彩”十分明显。
图8 影响生源地助学贷款规模的主要因素
图9 申请贷款失败的主要原因
三、相关性与回归分析
因为样本是同一个省的地级市，其他变量容易控制。利用SPSS 17.0进行双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
表7显示，生源地助学贷款规模与普通中学毕业人数、生源地人口、乡村从业人数以及预算内教育经费均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GRP则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二)165个县级单位(地区)生源地助学贷款情况
表11～表12是对随机得到的全国165个县级地区(县/县级市/区/旗)2009年生源地助学贷款人数与其2007年的人均GR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年底总人口进行比较的结果。年份的不一致是因为数据的获得存在困难。
由于样本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地方政策、金融生态等因素干扰较大，所以相关性减弱。统计显示，生源地助学贷款人数与区域人均GRP、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仍然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人口数正相关，即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人口越多的地区贷款人数越多。个别县市比较反常，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2008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9435元和7052元，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但这并不影响统计结果。总的看来，中西部贷款人数远远高于东部发达地区。
四、研究结论
在目前中国农村，农民、农民工和城乡失业(无业或半失业)人员之间界限已经十分模糊。多数农村大学生的母亲仍守望于乡村，学生的父亲则如候鸟般迁徙于城乡之间，而单纯的“农民”已越来越少，这印证了“离乡不离土”是当今中国农村最普遍的现象。在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劳动力人口(尤其是妇女)文化素质仍然偏低，受教育年限偏短。由于劳动者文化素质低，谋生技能差，政府的许多帮扶措施都很难落实。结果政府花了钱，贫困人口并未减少。这些文化素质低下和谋生技能缺乏的劳动力，还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教育滞后形成一种文化和精神贫乏的累积效应和代际传递。目前我国人力资源结构只能勉强适应“制造业大国”的需要，高层次人力资源和技术人才十分稀缺，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一现实也给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资助乃至整个国家教育工作的大力发展提出了现实而紧迫的要求。
在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经济来源中，生源地助学贷款已渐成学生的“第二财政”。由于高校助学贷款在一些地方院校本来就没有开展，其发放对象主要集中于少数重点大学，因此对学生的资助力度较小，甚至还不如国家助学金。学校补助、励志奖学金、兼职收入、其他奖学金、困难补助、国家奖学金、勤工助学津贴、学费减免等在高校学生财政结构中所占份额依次递减，尤其是一般商业助学贷款对学生的资助力度微乎其微。
生源地助学贷款规模与普通中学毕业人数、生源地人口、乡村从业人数以及预算内教育经费均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GRP则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人口越多的地区贷款人数越多。但银行放贷意愿是决定生源地助学贷款规模的最主要因素，与此同时，目前生源地助学贷款名额基本上是由省资助中心根据各地高考上线人数按计划进行分配的，贷款审批发放的“计划色彩”十分浓厚。由于“计划思维”的回归与助学贷款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目前生源地助学贷款资金在各地的分布严重失衡，并未真实反映贫困生的需求。“权力决定贷款资格”的消极影响和负激励效应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逆市场化的制度性缺陷也容易加大资助中心的寻租空间，从而导致腐败和公共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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