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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中精神生产必然带上商品属性
1、精神产品也是商品
电影属于精神生产的范畴。当把电影一说成精神产品，似乎就变成更加高雅，更能显示出自身的价值，更能获得社会的尊重。而当把电影一说成商品，似乎就是媚俗、肤浅、无内涵，讨好观众似乎就等于低级趣味，难登大雅之堂。非也！
精神产品进入了交换领域，它就成了商品。如今，电影的消费者已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电影的精神灌输，而是按照自己的口味和需要主动地去选择。电影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必须去赢得市场，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和情趣，同时又尽力去影响消费者。市场上激烈的竞争，占有市场份额的多少，已经成为精神生产价值评价的重要尺度。
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必然带来人们意识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电影人来讲，讲究商业效益，追求票房价值，再也不是一种可耻的现象，对于消费者来说，吃饭、穿衣不再只是讲温饱，而是追求营养、漂亮。电影业不再只是一种“载道”和说理，应该说是一种人们精神上的享受和娱乐。
2、精神生产离不开物质的支持，物质生产决定了精神生产的发展
就电影来说，作为精神生产的一种，它的创造者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是付出劳动的，他们必须得到物质上的回报。劳务、工资是他们进行创作的前提保证。对于电影本身来说，它的生产仍需要物质投入，而且是大量的物质投入。因为电影与绘画、音乐、文学等艺术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别，它的投入往往不是一点染料、一支笔可以解决的。它的规模巨大，包含的艺术门类繁多，跨越行业繁杂，涉及社会工种广泛，是其它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目前最小投资的电影也要上百万，如此大的资金数额，任何出资人都不会不考虑它的市场回报。再者，发行是电影的流通渠道，是生产电影的一个重要环节，电影拷贝的制作，以及制片的宣传都离不开物质的支持，因此物质条件是直接影响影片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
美国的电影已形成一种工业体系，具有庞大的规模，并且与高新技术联系密切，对所依赖的物质支持越来越高。一部影片的成本甚至会高达上亿美元。电影的生产和发展受到社会能够投入的人力、物力多少的直接限制，并且还要受到社会经济活动运行体制的影响。例如《泰坦尼克号》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作为保障，没有最新的电脑技术作为手段，没有一套完善的市场营销策略作为基础，必然不会有最终商业上的成功。所以精神生产必须受制于物质生产。
二、精神生产决定了电影只能是特殊商品
文化产业所能影响的已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国际政治学家将国家综合竞争能力指标的一部分称为“硬权力”，而把信息的传播能力，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扩散能力，影响舆论的能力称为“软权力”。精神产品的商品性不可否认，但是其只能是一个特殊商品。其特殊性在于，“精神生产属于社会意识，其中的一部分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或思想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但其存在的意义则在于对社会存在反作用；上层建筑依赖于经济基础，但其存在的意义则在于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显然，作为精神生产的一种——电影，它的生产依赖于物质生产，其商品性的意义在于它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就是因为它体现着国家的意识形态。
精神生产既然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作用，所以它就不可能完全地遵循价值规律。精神生产资料中，物质形态部分，通过生产过程消耗，其价格转移到精神产品中去，而精神形态部分使用价值无法以价格来具体衡量，所以精神形态部分的价值很难计算。
一部电影作品的诞生，花费在这部电影中的创造性劳动没有社会共同劳动可凭借，电影的物质生产成本，可以具体地计算，而它的艺术性以及对社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产生了多大的意义，我们无法用价值去衡量，所以电影的价值很难确定，价格失去了价值的依据，价格的高低就价格本身而言就很难说合理不合理。影片《红色恋人》、《离开雷锋的日子》无论是在投资还是在票价上都有极大的差别，《红》片要比《雷》片高出许多，但是我们却不能说《红》片和《雷》的价值谁高谁低，他们产生了多大的社会意义，是无法用价钱来衡量的。成本价值不是电影价值的全部，所以电影的生产也不可能完全遵守价值规律，电影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三、进入市场的中国电影非商品性为根本
1、政府对电影的扶持
人类的文化是通过精神产品来体现、保存和流传的。电影作为精神产品的一种，对社会的精神面貌会有深刻的影响。借助于电影的传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增强，同时也对其他的民族和国家产生影响。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对于这个民族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至关重要。中国对精神生产更是格外重视。九十年代，中央明确提出繁荣事业的三大件：“电影、长篇小说、儿童文学”，其中电影是首件。党的十五大报告已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到了一个发展综合国力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1999年12月底中央所管的企业都要脱钩，而有三个企业暂时不能脱钩，那就是民航、铁路和电影。电影事业管理局，作为政府管理机制，不但负责制定政策，对电影的生产和市场进行宏观管理和分类指导，而且要协助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对作品进行审查、把关，还对全国的创作按题材的类型进行数量和质量上的调控，这些已经超出了政府职能。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府的同时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在其中行使自己的权力，那么它的统治就不会持久。可见，我国政府对电影行业的管理是不会成为电影业发展的桎梏的。世界各国政府对电影也都有着各不相同的严格的审查制度。正如江泽民主席说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能用牺牲精神文明做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上，国家更是给予了全力的支持。长沙会议之后，中央给了电影五项经济政策。每年中央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对电影拍摄投入的总资金至少有一个亿，约占全年总投资的三分之一。1999年，八、九部重点影片的投资就达一个亿，另外还有技术改造等方面的投入。《电影管理条例》规定，电影院必须用2/3的时间来放映国产影片。政府的扶持和资助，使得中国电影有了一个特殊的体裁——弘扬“主旋律”的重点影片。1999年更是国家对电影格外重视的一年，作为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电影生产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强了。
2、中国特色的弘扬“主旋律”的重点影片
主旋律文化是国家倡导的文化，是一种表达国家意志或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主旋律”作品就是生产主导国家意识形态的作品，它是中国最有力、在文化领域资源最丰富而且影响最大的文化形态。它的存在正是因为国家需要不断地向人民灌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教育。
精神产品的两重性决定了电影要想得到良好的发展，一方面必须注重它的市场经济，注重它的娱乐性、观赏性，尊重观众的观影心理；另一方面必须不忘它作为精神生产，有着强烈的社会效益。这两方面互相制约着，又相辅相承。一味地追求电影的商业性，会使其商业性扩大化，使产品变得媚俗、低级。不考虑社会效益，商业性也无法得到实现。反之，一味强调说教职能，亦会使电影观众失去观影的乐趣。没有了观众会使电影的生产陷入了一个瘫痪局面。
电影创作的主旋律应当是一种创作精神，不是一种题材上的要求，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表现重要革命历史领袖人物是主旋律，如《三大战役》、《大决战》、《开国大典》等。而像《没完没了》，以喜剧的形式通过一个出租车司机讨债的过程反映其对亲人的真情以及主人公健康、乐观、向上的道德情操，同样也体现出一种时代的“主旋律”精神。不在于题材内容的大小，而主要取决于创作者创作走向时的主导意识。况且，把影片按照体载来划分本身就是一个不科学的做法，还是应该按影片的类型来划分。一个战争体裁的影片，可以拍成武打片、言情片、枪战片等等。同样弘扬“主旋律”的重点影片，也可以拍成惊险片、灾难片、喜剧片等等。所以说“主旋律”与商业电影根本不是对立的，更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盛行全球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几乎从来不生产不以营利为目的电影。好莱坞电影几乎已经与商业片划上等号。但是在它的影片里，几乎没有一种不在宣扬他的主流文化，在推销不断更新的美国英雄，制造美国神话，并且以美国生活方式为价值取向。随着他的影片的全球风靡，美国精神也同样灌输给了世界。《泰坦尼克号》中，对爱情的奉献精神，音乐师们的敬业精神，《拯救大兵瑞恩》中的责任精神，以及《龙卷风》、《真实的谎言》中的对工作的敬业精神，无疑不在影片中潜移默化地灌输给观众。这种对美国精神的体现和宣传，甚至贯穿在美国整个行业里面。而这种思想的宣传，丝毫不影响美国电影的娱乐性和商业性，接受美国电影的同时，人们也接受了美国精神。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表达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文化，“主旋律”文化，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内容各不相同，我们应该从更广的意义上来理解“主旋律”，而不应该把它狭义化。
如果要让大众接受电影的教育的话，必须是使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不产生距离感，不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接受影片的教育，这必然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有如导致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有强烈的间离效果，那就会逐渐失去观众。我们的强制手段，是强制观众去看电影，是强制我们的集体去订团体票，而不是影片本身所具的强制性，但是这种强制无法强制到让观众接受我们的观念。
中国电影事实上很难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商品，我们强调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这三性对于电影来说，原来就不应该是割裂的，“三性统一”的要求可以说是又一个中国特色。
1999年，我们生产的弘扬“主旋律”的重点电影几乎都做了商业上的改造。如《黄河绝恋》试图将战争类型片与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相统一；《紧急迫降》试图将灾难片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主题相统一；《冲天飞豹》试图将军事类型片与国家国防主题相统一。在表现形式上也大量借鉴了好莱坞的叙事方式，视听结构。创作的市场意识明显增强了，电影人开始强调、注重面对观众、类型、档期等市场因素。在模仿的同时也加入了自己民族的东西，使我们中国电影的类型片正在逐渐形成。电影行业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同时中国电影亦不可能彻底摆脱意识形态，完全地进入市场，这是由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决定的。所以，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电影的非商品性是其根本属性。
四、电影的产业化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
在我国电影还属于精神消费范围内的一种特殊商品。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其精神产品的生产不可能使电影完全走纯商品生产之路，所以，中国电影走产业化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
1、电影产业化道路
世界电影的发展趋势，必然要走产业化道路。电影产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大体上包括策划、生产、宣传发行，后电影产品开发和电影衍生产品开发几个相互联系、有机融合的阶段。它以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最大限度地实现为最终目的。电影产业化在好莱坞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电影行业已经成为美国继航天航空之后的第二大产业，并在全球同行业中显示出无可匹敌的强大实力。它今天的地位和势力，也正是由于其打破“就电影而电影”的单一经营模式，走产业化道路，多元经营发展的结果。1998年美国娱乐产业总收入600个亿，占美国出口第一位，600个亿是以版权为基础的制造业，包括电影、电视、录像带、音乐、出版等等。其中这600个亿里面，120个亿是影视所创造的。是它带动的相关企业创值有600个亿，第一次超过了农业和飞机制造业。
美国的电影工业体制是以高度的娱乐性、类型片和工业化生产制度为规范，以实现全球性市场利润为经济目标。中国也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参照美国的成功经验，来制定我们的发展策略。
走产业化道路，首先关注的就是市场资源。市场是一切资源的“龙头”，没有市场这个“龙头”、资金、信息、人才、技术、物资，一切资源都等于零。因为它们都不能单独以电影的形式流通，没有市场这一核心资源对其他资源的集合也是没有意义的。首先中国电影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我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5%，每人只要多看一部电影，电影业得到的回报将是非常可观的，十几亿人口，这是连美国都羡慕的，以至于千方百计要进入我们的市场。目前我国每年的观影人次都大大下降，是因为影片质量以及运作方面的影响，而不是人们对电影本身失去了兴趣。
外国大片的冲击使得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电影市场是进口片的，国产片已经没有观众了。事实并非如此。《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一小部分国产影片都曾在不同时期，在票房上击败过进口大片，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俚语环境”这是我们的优势。《不见不散》抽样调查中，有67.6%的观众认为，如果影片的质量不错，还是喜欢看国产电影。针对市场，就必须注重消费者心理，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占主流的社会心理。
2、电影策划阶段
电影策划，必须迎合传统的价值观，注重反应主流的社会心理。也就是说娱乐片中的社会意识往往都是传统意识。电影的娱乐功能就是迎合人们的梦幻、梦想，满足他们的情绪，释放他们的感情以及不满等。在《不见不散》的抽样调查中，最受欢迎的情节是：葛优教外国警察汉语的一段。原因是中国人很高兴看到一个在异国生活的中国人能够使外国警察俯首贴耳，此段落激发了人们的民族情绪，看了使人有扬眉吐气之感，是满足中国观众心理需求的一项重大成功。只要我们懂得“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用中国语言、生活习惯与现代背景中的兴趣结合，对本国观众直接作用，就会获得发展国产影片的极大优势。更何况在中国13亿人口当中，有9亿是农民。文化上的差异更使得国产片在农村有着更加广阔的市场。
同时，电影的生产应该体现一种时尚，时尚是当时人们的一种意志和追求的体现，是社会和大众关注的热点、兴奋点。如果电影能够把观众身旁相伴已久的时尚生动地表现出来，就会很容易地引起观众的共鸣和呼应，电影《甲方乙方》就是符合了中国人民节日需要娱乐的时尚，影片中对那些所谓的“大款”、“大腕”们冷嘲热讽，也正反映了老百姓对他们得便宜卖乖、自以为是的厌恶情绪。时尚是进步的标志，是发展的象征，电影必须努力去表现时代的新时尚、新生活、新追求，抛弃陈旧的观念，才可能赢得观众，才可能实现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能把握住有利时机，就能找到影片的卖点。在策划阶段，充分注意到发挥电影擅长表现社会政治生活的传统，根据中国政治生活特点，敏锐地抓住有利时机，主动配合社会需求，搭上政治的便车，就会得到许多便利条件。例如，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拍摄的首都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就是采用倒计时的运作方案，以1997年3月5日，这一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纪念日和雷锋同志逝世三十周年为最后期限，往前倒推了摄制完成期限，审查通过的期限等。并且，他们还注意挖掘电影的新意，选择一个新的角度：不正面描写雷锋的业绩，也不一般化颂扬雷锋精神，而是以曾经误伤雷锋的战友的观点，表现他对雷锋精神的独特理解和发自内心对雷锋精神的弘扬，同时也表现出经济浪潮下，人们对雷锋精神的真正呼唤。这部投资不到400万的影片，实现了全国3000万的票房，紫禁城影业公司因此而获利400万元。这不能不说是根据我国特有的国情，走电影产业化道路成功的一个范例。此后，紫禁城影业公司连续三年推出的贺岁片《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也都是根据市场需求，赶在元旦至春节期间公映，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较好的票房。
3、电影生产阶段
在我国，由于政府对电影的重视，在电影的生产过程，即对策划的检验和实施过程，会提供很多便利条件，成为其它各阶段成功操作的保证。
再者控制成本，是另一大策略，根据市场状况、成本范围是150万元－300万元。这是一个临界的成本。因为中国的电影市场有限，300万的成本意味着全国要收回1000万的票房，甚至更高。《红色恋人》最大的失败就在于过高的成本，尽管在全国许多地方已经创下了最高的票房纪录，但离2300万元的投资还相差甚远。目前，所有超过1500万元以上投资的大制作，尚无收回成本的先例，如《鸦片战争》、《秦颂》、《荆轲刺秦王》等。所以，控制成本是前提。我们的所谓大制作，也根本无法与好莱坞相比，又何必劳民伤财呢？
电影行业步入产业化，在运作当中肯定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大环境下，遵循的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规律，更不可能脱离国家方针政策的范围去自行其事。相反，由于国家的干涉往往会使电影得到其独有的保护和支持。
4、电影宣传阶段
在宣传方面，红头文件仍是中国国产影片的一大拐杖，虽然，目前电影已经进入了市场，但是相当一部分影片的票房，团体票房仍占有很大一部分份额。例如与公安部门合作的影片《毒品危害》、《缉毒英雄》，仅在湖北省就放映1013场，观众达30万人次，票房收入85万元。1998年，票房收入前10名中，有《周恩来的外交风云》、《周恩来——伟大的朋友》、《大进军——席卷大西南》、《共和国主席刘少奇》4部电影。
我们应该注意到政府的这种支持手段对影片有十分大的帮助。只要我们能够保证提高影片质量，依靠红头文件，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利条件。再者，从1995年开始国家实行9550工程，每年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都会向社会推荐影片，因此会在新闻媒体上展开强大的新闻攻势。抓住这个机遇，也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5、后电影产品和电影衍生品的开发
后电影产品的开发和电影衍生品的开发是电影产业化两个主要阶段，也是中国目前所亟待开发的领域。以一个电影为事件，带动整个录像带、电视播放后续产品开发、主题公园、音乐出版等等，这是以电影为龙头的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在这里边，电影作为火车头，有时可能不挣钱。因为电影作为火车头需求消耗，需要加燃料，需要雇司机去开，这就是投资，是基本运营。但是它牵动车箱，一个车箱代表一个产业，营利的是车箱，所以电影的巨大收入不一定在票房本身。《侏罗纪公园》的全球总票房不到10亿美元，而其它各种市场回报却高达30亿美元。美国在电影院的收入平均只占总收入的21%，近80%是利用后电影产品开发获得的。
好莱坞的成功，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后电影产品和电影衍生品的开发的重视。目前在我国曾经也有过一定的尝试。如历史巨片《鸦片战争》就在其外景地做了旅游开发，服装道具的拍卖，印有影片广告、剧照的T恤衫和茶杯的市场开发等。还有《红绝恋人》电影音乐CD盘和电影原声精彩英文对白以及补克牌，《花季·雨季》的电话卡等，但是其规模和影响都很小。更谈不上为电影带来经济上的多少收入。其原因是，我国的电影产业化刚刚起步，对后电影产品开发和电影衍生品开发阶段还不够重视，具体操作时更是以追求高票房为唯一目的。更主要的原因是，电影本身的影响力不大，质量不高，内容不吸引观众。作为火车头本身的电影来说，亦不能自己开动起来，又如何去带动车箱呢？
走产业化道路是中国电影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我们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我们的“中国特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产业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和发展自身的实力，在经济上形成良性循环，从而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电影的社会效益也就能达到最大化。利用优势，国产电影必将迎来自己的广阔市场，迎来自己的繁荣的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