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世纪末的忧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忧虑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语：当今，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时期。作为作家，不仅要使自己的思想方法迅速地适应社会的变革，而且要用敏锐的观察力发现、把握社会变革的主流，站在改革开放的前哨，讴歌伟大的时代，给人民以积极向上的动力。但是，在嚣嚣闹闹的文学现象中，一些作家表现出的却是失落、颓废和腐朽，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批评。于是，在众多的来稿中，我们选出了这篇文章，虽有过激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心声——
当我国的改革之船高歌猛进地驶向新世纪时，我们却不容乐观地发现：在世纪末的今天，一些文学现象却表现着与伟大时代格格不入的靡弱之调，一些作家沉湎于性和自我，难以与时代合拍，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文学的担忧和思考。
诗人死了，谁还写诗？
当呼啸而来的物质力量对原有的社会秩序展开摧枯拉朽的冲击和占领时，一些多愁善感的诗人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他们手足无措，在生存还是死亡的十字路口，他们悲壮地选择了死亡。
海子自杀了，蝌蚪自杀了，方向自杀了，戈麦自杀了，顾城自杀了……
我们的诗人成了死人。他们杀死了自己，也杀死了诗歌。诗歌成了诗人的殉葬品。
然而，在诗坛上轰动一时的汪国真，令真正的诗人莫名其妙。他靠着从泰戈尔等人那里拣来的剩饭抹点奶油的本领，竟然迷倒了一大片刚刚才长上几颗青春痘的中学生。不知道他头上那顶诗人的桂冠是谁封的，只知道他那些弱智的句子是对诗歌的一种亵渎。在中国诗歌史上，他的诗歌等于零。
除了一个不是诗人的人嚣嚣闹闹了一阵外，诗坛一片寂静，这是一个没有诗人的时代。死去的诗人已经不会写诗了，活着的诗人能写也不写了。
于是，中国诗坛就像远离人间的坟墓一样。除了怀春少女在日记里倾诉几句“迷惘的心”、“孤独的泪”和钟情少男在情书上胡扯几句“漂泊的梦”、“燃烧的爱”之外，谁还写诗呢？
长篇小说在喧哗与骚动中堕落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当代最优秀的诗人前仆后继地自杀了！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竟也前仆后继地早逝了！例如“茅盾文学奖”的得主路遥、周克芹、莫应丰。
不过，我们的长篇小说并没有因为优秀小说家们的早逝而沉寂，反倒像吃了激素般地发达起来，以平均每年400 余部的出版量出现了空前的“长篇小说热。”
“长篇小说热”是从以《废都》为旗帜的“陕军东征”开始的。当路遥离开这个平凡的世界之后，他那些舞文弄墨的乡党们却时来运转，轰轰烈烈地推出一部又一部惊世骇俗的长篇小说杀出潼关。那么，“陕军”兜售的是什么呢？一些发泄性欲的文字自慰而已。也许是地方水土的原因，这些来自黄土高坡的作家们无一例外的在作品中表现不同程度的性亢奋、性变态和性暴露。于是，他们便操起那支秃笔随心所欲地在作品中放纵性欲、玩弄女性。
“陕军东征”是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不祥之兆。这支来自黄土高坡的“黄色纵队”很快就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像壮阳药一样泛滥成灾的黄色瘟疫。
正当广州一位女作家的《请你抚摸我》刚刚吊起人们胃口的时候，从红高粱地里走来的作家莫言干脆赤裸裸地亮出了《丰乳肥臀》。莫言认为：“丰乳象征着母亲，肥臀则代表着大地。小说在很大成份上是表现母亲、大地和生育繁殖这一深厚主题。”
莫言不愧为山东人，较之半推半就地玩“□□”的贾平凹，更透着山东汉子的豪爽与直率。他毫不掩饰地道出了当今长篇小说的深厚主题——丰乳肥臀！
几乎用不着我们去仔细拜读，那些畅销小说封面印刷的那些丰乳肥臀已经直观地告诉我们：当今小说的深厚主题都不外乎丰乳肥臀。
作家是需要体验生活的，但这些作家似乎只有性生活的体验。作品是应该表现人性的，但这些作品似乎只是表现了人的性。
“丰乳肥臀派”的创作经验是：一部小说能不能走红，完全取决于写的黄不黄。写的越黄，走的越红。于是，他们便趴在丰乳肥臀这个深厚主题上干起了“笔淫”的勾当。
这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堕落。因为在这些洪水猛兽般的畅销书里，我们看到的是小说家们才气的衰竭、精神的萎糜、灵魂的猥琐、人格的倒退和道德的沉沦。
如果你留心街头的书摊，那么，你就会发现，在那些丰乳肥臀之间，通常还蹲着几只杀气腾腾的“布老虎”。比如：《暗杀—3322 》、 80%的市民都是杀人嫌疑犯的《无雨之城》、西方黑社会头子走进的《苦界》……据说，“花花豹子”又即将粉墨登场了。
“布老虎”现象实际上是文学对市场的一种急功近利的投机行为。那一只只布老虎只是靠哗众取宠的商业包装走上了市场，并未能靠货真价实的文学魅力走近读者。扯去包装在外边那块花布之后，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
如果说当今诗人对世俗采取的态度是逃避，那么，当今小说家们对世俗采取的态度则是谄媚。张艺谋想拍《武则天》了，马上就有5 位小说家争先恐后写起了武则天，有3 位还在书上特别说明“为张艺谋拍摄《武则天》而作。”小姐傍大款、作家傍导演，成了一种时尚。
那些以“纯文学”自居的先锋派小说家自命不凡地认为，一部作品看懂的人越少，艺术性越高。于是，他们便成心跟读者过不去，直至连自己也看不懂为止。与其说他们是搞文学创作，倒不如说是搞语言游戏。拿卡夫卡他们玩剩的那套糊弄自己的同胞们！但是，当今社会谁有功夫去破译那些神经出了毛病的语言密码呢？
随着读者对小说家的期望值的降低，他们对小说的欣赏要求也相应地降低了。他们已经不再指望从哪部小说里得到审美的乐趣、灵魂的冲击、情操的陶冶和智慧的启迪了。从红极一时的“领袖文学”和“中堂小说”，以及红得发紫的“移民文学”和“财经小说”可以看出，如今的读者已经不再把长篇小说当成文学作品了，而是当成了实用读物。读《曾国藩》之类，类似于读《菜根谭》、《厚黑学》之类，是想从中领悟升官的诀窍；读《我的财富在澳洲》之类类似于读《经商入门》、《投资指南》之类，是想从中摸索发财的门道。
我们的小说家已经被读者友好地抛弃了！
贫血的青春美文与贫困的名家随笔
当诗歌沉寂，小说沦落的时候，原来不起眼的散文突然热闹起来。这主要表现在青春美文不可思议的火爆和名家随笔不自量力的泛滥之上。
有那么一些年轻作者整天坐在屋子里用笔把自己打扮成风情万种的白马王子，自作多情地和那些纯情少女（几乎都是大学外语系的）打情骂俏，偶尔也和那些少妇（几乎都是高贵而忧郁的）眉来眼去，这就是所谓青春美文所表现的主题。
这些“白马王子”们的确“好纯情好纯情”（这种纯情源于严重的“恋母情结”），因为他们不像一些小说家们那样用肮脏的文学进行性的描写，而是缠绵悱恻地用美丽的文字去抒发爱情。相同的地方是：他们也是一种自慰。几乎是今天在大街上被哪个姑娘多看了一眼，他就激动不已，灵感大发，连夜写成“好感动好感动”的青春美文，第二天一大早就用特快专递寄到某个编辑部。所以，这么来的文章只能是甜腻腻、酸溜溜的娃哈哈文学，娇嗲嗲、软绵绵的娘娘腔文学，假惺惺、轻飘飘的贺年卡文学。
在贫血的青春美文里，我们看到的是“白马王子”们的知识的先天不足和营养不良。
当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青春美文作者们风流倜傥地走红文坛的时候，那些著名的文坛老将便以名家的身份到处开设专栏。或谈养描，或讲喝茶，或发牢骚，或吹牛皮，或钻在故纸堆里拣些“文明的碎片”，或躺在病榻之上摘些“人生的绿叶”，或传教士般地唠叨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没有真诚就没有友谊之类的老掉牙的生活道理，或老妈子似地炫耀自个儿在台湾讲学受到了怎样的欢迎，在美国访问受到了如何的款待……甚至连早晨打个嚏喷也得发表出来。除此以外，这些老名家还能写些什么呢？读者们只有尊重地说：他们已经老了！
无论是无病呻吟的青春美文，还是无所作为的名家随笔，都是在十分无聊的状态下憋出来的无聊文学——他们自己美名曰“闲适文学”。对于这些无聊的文章，只有十分无聊的人在十分无聊的状态下才能坚持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
报告文学等于广告文学
当作家把写作作为赚钱的手段时，报告文学不失为一条捷径。当你不费大力地为那些“弄潮儿”、“开拓者”吹了一番牛皮之后，你就会得到一笔比稿酬高几十倍的报酬。于是，那些名片上印着“著名作家”的商用文人们便像电子防盗门铃的推销员似地成天缠着那些企业家们，要为人家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产品知名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报告文学便是十足的广告文学了。
如果说现在还有报告文学，那么，除去商业化的广告文学之外，剩下的便是工业化的纪实文学了。所谓工业化，就是指“剪刀和浆糊”，即使一位刚从扫盲班出来的农民也可以靠一把剪刀和一瓶浆糊生产出洋洋洒洒的大扫描、大写真、大爆光来。江苏射阳和陕西宝鸡还涌现出一大批从事纪实文学批量生产的“文学专业户”
沉默与聒噪的文学批评
面对光怪离奇的文学现象，我们的一些批评家表现得有些头昏眼花。
面对那些文字垃圾，我们的一些批评家干脆掩鼻而过。
令人失望的当今文学使善良的文学批评家连阅读的兴趣都没有，还谈何批评？他们的沉默，导致了一些作家执迷不悟的沉沦和一些文学愈演愈烈的恶化。
真正的文学批评沉默了。而那些学术上毫无建树，态度上极不负责的伪批评家却整天琢磨着为自己制造一点轰动效应。
一个作家刚刚写出一篇小说，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给贴个标鉴，什么新状态、新体验、新写实、新关怀、新历史、新英雄……什么后现代、后悲剧、后浪漫、后寓言、后虚构、后知青、后殖民……他们制造的主义比作家写出的作品还多。
他们居然还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按“封神榜”的套路排出座次来。他们还热衷于为中国的作家不远万里从外国攀附个祖师爷。没准儿哪天心血来潮还会考出屈原受过艾略特的影响吴承恩颇有马尔克斯的味道来。
当个别新闻记者搞有偿新闻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也学会了搞有偿评论。只要有钱，即使他没读过这部作品，照样也能头头是道地认为这是一部“杰出的精品”，“伟大的史诗”。在他们那里，文学批评已经变成了文学表扬。
真批评的沉默是一种失职。
伪批评的聒噪是一种渎职。
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找到位置
对于中国一些文学的衰败与堕落，一些作家冠冕堂皇地归罪于市场经济，他们认为是市场经济把文学冲击得落花流水。
市场经济这场深刻的革命有了更多的机会使更多的人出人头地，作家这种角色已经不再是时代的宠儿了。看到隔壁那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二狗子握着手提搂着小姐坐着奔驰住着别墅穿着皮尔卡丹唱着卡拉OK喝着人头马XO……我们的一些作家便挺不住了。他们由产生失落、困惑、焦虑、浮躁、愤怒直至放弃理想、责任、操守、良知、道德，以极其庸俗的精神和相当卑劣的姿态出现在崭新的历史舞台上。他们和那些假冒伪劣产品制造商混在一些，以消极的态度投机于市场经济，以丑恶性的方式追逐着商业利润。在市场经济面前，我们的一些作家缺乏理性的认识和积极的适应。他们只关心商业利润，不在乎文学价值，从而使自己的作品丧失了文学的意义。显而易见，是作家自己遭踏了文学、扼杀了文学。
如果说市场经济可能会对中国作家产生什么影响，那么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市场经济为他们提供了更宽松的环境，对他们寄予了更殷切的希望。
积极的态度应该是：作品首先应该是作品，其次才是商品；作品的文学价值越高、商业价值亦越高。
公正的市场经济告诉中国作家：只有征服读者，才能占领市场。
与此同时，有一部分中国文人又把希望寄托在市场经济身上，希望通过文学与市场接轨来振兴文学。比较引人注目的接轨行动有：周洪卖身和文稿拍卖。那么周洪卖身卖出了什么？人们通过拜读他的《警告中国人》之后，不得不郑重警告周洪那套杂耍艺人的把戏太给作家丢份儿啦！
文稿拍卖卖出了什么？从成交的结果来看，无论是深圳的文稿拍卖会还是北京的文稿拍卖会，都未能推出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行情看好的倒是一些商业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非文学，比如亿万富姐的那一行题目。由此可见，文稿拍卖不过是对中国作家一种善良的安慰而已。
无情的市场经济告诉中国作家：我不是你的救生圈，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吧！如果你在挡不住的诱惑面前不甘寂寞，那就应该像“文人的一半是商人”的张贤亮那样勇敢地下海！如果还想靠写作来吃饭，那就应该明白：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精神食粮，就像你每天要吃的饭一样，最起码应该具有一定的味道和营养。否则就不配往人们的书架上摆，而应该从印刷厂直接发行到垃圾站。实践将会证明：市场经济绝不会纵容垃圾一样的文字充斥市场。
市场经济并非文学的杀手，真正的杀手是作家自己。市场经济并非文学的救星，真正的救星还是作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