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两分法：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分法论文,国际关系论文,前途论文,理论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批判两分法(dichotomy)为逻辑起点的女性主义，为了解世界、分析世界乃至改变世界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上世纪80年代末，女性主义理论拓展至国际关系学科。在这一拓展过程中，借助丰富的理论渊源，女性主义者追问“国际关系中妇女在哪”，聚焦全球经济中妇女的地位和状况，试图揭露和批判因男性偏见而造成国际关系理论的缺陷，重新解构主流国际关系学说的论述及其理论范式。（注：J.Ann Tickner,"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 A.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2002,pp.275-291.）但是，对两分法的误解使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陷进了种种悖论，注定了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必然是一场“不愉快的婚姻”。因此，十多年后，女性主义依然徘徊在国际关系学的“家”门外。（注：Anne S.Runyan,"Still not' at Home' in IR:Feminist World Politics Ten Years Later,"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9,September 2002,pp.361-368.）
中国学者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仅对其发展、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做过相关论述，对其困境涉足较少。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逻辑根源入手，概述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理论的议程，列举女性主义者理论在经验论、立场论和方法论上的三大悖论。针对这些悖论，本文最后阐述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未来发展的两种可能性。
两分法的批判：女性主义兴起的根源
大多数学者都把思考两性问题的国际关系前理论(pre-theory)时期追溯到马基雅弗利、霍布斯时代，认为那些思想家“觉得有必要谈谈两性（在政治上）的差异”，并赞成“女性的行为和特征决定了她们并不适合参与政治活动”。（注：Kathleen Jones & Anna G.Jonasdottir,eds.The Political Interests of Gender:Developing Theory and Research with a Feminist Face,New York:Sage,1988,p.1.）这种仅谈性别差异却少有对性别不公进行批判的现象通常被视为女性主义兴起的根源。（注：V.Spike Peterson," Feminist Theories within,Invisible to,and Beyond IR,"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X,Issue2,Winter/Spring 2004,p.36.）然而，从西方政治思想的认识进路上看，女性主义的批判应该还有一个更为古老的思想渊源，即对“两分法”(dichotomy)的批判。
“天人之分至严，心物之别至显”。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人就将世界现实界定为“自然的”与“人为的”的两种，并明确指出世间的各种规则、制度和惯例要么归因于“自然(physei)”，要么归因于“约定(nomo)”。两者属于物质与意识、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对立两分关系，但主体意识支配并控制物质客体。至此形成的古希腊罗马时代自然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近代西方哲学中二元划分的对立逻辑——阴晴圆缺、善恶明暗、直曲正斜、左右上下、奇偶众寡、日月昼夜、内外短长，都是“西方社会所有统治制度的核心部分”。（注：［美］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由于数千年来男尊女卑的观念，女人一直被视为感性的、少理智的、被动的，因而女人更接近于自然，被隐喻为一种被控制的客体；同时，女人对世界的认识也被视为是直觉的和幼稚的，理应被排斥在认识世界的模式之外，而以男性的认识模式取而代之。所以，“人为的”科学行为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它是男性的、理性的、客观的。科学与自然的关系如同男性与女性一样，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支配和被支配、强加和接受的等级秩序。因此，两分法隐含着历史性的偏见，即实践上男人控制女人，女人与自然一样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经验上男性特征主导世界认识，女性缺乏认识世界的能力。（注：滕守尧：“西方‘女性主义’与新道家”，《河北学刊》，1994年第3期，第90-96页。）
中世纪以来，妇女在科学领域、人文创作及社会交往中的能力不断地被发掘，不仅有别于男性的认识模式，更成为先前单纯由男性主导的科学研究的重大补充。但少数个案无法扭转人们的成见。因而，18世纪后期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最初就是抵制男尊女卑，试图从妇女自己的生理特征和机能等方面寻找受制于男性的原因，并提出各种改变和克服自我的设想，为妇女的认识模式翻案，以争取妇女正当的权利。但是，从哲学观上看，初期的女性主义运动只是机械地否定两分法的对立逻辑，回避两性先天造成的差异，显然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上世纪60年代起，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成为妇女问题的分析范畴。女性主义者承认归因于“自然”层面上的性别差异，转而强调社会性别的成见及“约定”的社会进程中建构而成特殊的社会性别文化。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这种社会性别文化利用隐喻(metaphor)的方式，以两分法的逻辑，建立了男人统治女人的不公平的社会等级机制，且以前者价值观为基础，建构所谓的“价值中立”用以囊括研究视野中被抛弃了的女性价值观，实际上是将男性特征(masculinity)凌驾于女性特征(femininity)之上。（注：Raia Prokhovnik,Rational Woman:A Feminist Critique of Dichotomy,New York:Routledge,1999,chap.1.）
显然，缺乏女性特征和女性描述的科学研究因为充斥着男性的特征和价值观，不仅不可能还原客观事实，更会导致不完整、有缺陷和褊狭的研究成果。这样，发掘自己的能力和认识模式的女性主义者开始猛烈批判两分法——先前男性及其特征主导的所谓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中心和基石”。（注：Terrell Carver,"Gender/Feminism/IR,"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2,2003,p.288.）在经验层面上，女性主义者揭露当前科学研究“价值中立”的弊端，在认识和描述世界中注入女性视角并添加女性经验，解释妇女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及演变过程，还原并塑造客观的、合理的世界认知趋向；在实践层面上，探讨妇女在世界（诸如社会、研究领域、家庭等）中扮演的角色及其真相，追求男女平等，摆脱女性被支配的地位，实现整个世界公正地运转。（注："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in Edward N.Zalta ed.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tanford University,2004.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feminism-epistemology/）简而言之，女性主义就是要“建构一种从根本上挑战或改变现存的男性主义的理论知识”。（注：J.Ann Tickner,Gendering World Politics:Issues and Approach in the Post-Cold War Er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p.133.）
因此，对两分法的批判成为“两个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者著述和政治斗争的中心”。（注：转引自Tracy E.Higgins,"Reviving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Feminist Theorizing,"Chicago-Kent Law Review,Vol.75,2000,p.847.）以此为逻辑起点，女性主义很快渗入到各个学科。1988年，题为“妇女与国际关系学”的学术讨论会在伦敦召开，标志着女性主义正式进入国际关系学科，“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由此而产生。（注：J.Ann Tickner,"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275.关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程，也可参见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第72-84页。）
“介入”和“争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议程
对传统国际关系学来说，社会性别问题只是国家内部的问题，与国际关系无关。国际关系被视为“性别中立”，无须参照社会性别的区别。（注：Fred Halliday,"Hidden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Arena,"in Rebecca Grant and Katleen Newland(eds.)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p.159.）然而，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实际上充斥着男性价值，以至于无法还原国际关系的真相。从经验层面上看，“妇女被隐藏在国际关系之外”，诸多妇女的行为对国际关系造成的影响和贡献，比如妇女和平联盟的呼吁对1926年西方国家签署的“非战公约”的促进作用；冷战中推着婴儿车越过柏林墙的母亲所体现的国际现实；女佣的收入对一个国家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战略的影响等等，都被国际关系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从理论层面上看，对妇女问题的忽略造成了国际关系学漠视弱者、合作的权力、非军事安全及等级制等被隐喻为女性特征的内容，从而使其蜕变为一门只关心支配性的权力、军事安全和无政府性的冲突等内容的学科。很显然，当前所概括和总结的国际关系事实的只是表达了男性的价值观，与真正的事实相差甚远。
针对着这种困境，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通过“介入国际关系学”和“认识论的争论”两部分来构建其议程。前者利用妇女认识模式及实践行为发掘女性的价值和意义，提升妇女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进而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直接交锋和碰撞；后者则以国际现象为基点，在元理论(meta-theory)层面进行递进式的反省和发展，指导经验层面上的研究，试图概括国际关系学科的一般性。
十多年来，针对这些困境，两代女性主义者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注：Jacqui True,"Engende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hat Difference Does Second-Generation Feminism make?"Working Paper 2002/1,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SPA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anberra,May 2002,pp.1-2.）最初，第一代女性主义者旨在揭露国际关系学中男性特征的基本假设，解构国际关系基本概念，并试图重建国际关系的新框架。（注：V.Spike Peterson,"Feminist Theories within,Invisible to,and Beyond IR,"p.37.）比如，加入女性特征重新解读了摩根索现实主义六原则，进而引申出“赋权”(empower)的概念，驳斥以人性的认识论为中心的第一次争论；按照男女关系的隐喻罗列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将无政府状态视为一种“关系国际”，从而批判以科学主义方法论为焦点的第二次争论；以移情(empathy)的方式介入以实证主义本体论为核心的第三次争论，等等。尽管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争论”的介入明显拓宽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男性特征的框架。（注：关于女性主义介入“三大争论”，可以参见［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余潇枫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上世纪90年代末，第二代女性主义者开始偏向于经验层面上的探讨，一方面从历史和地缘政治角度出发，运用许多妇女个案，从而论证第一代女性学者在理论上的推测和判断；（注：JacquiTrue,"Engende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2.）另一方面将妇女及其实践（如妇女劳工、军妓、士兵的母亲等）加入当前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中，极大地充实了先前有缺陷和不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
批判传统理论的同时，女性主义者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认识论上的争辩。（注：关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争论，详见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43-90页。）最初的经验论者(empiricist)将当代科学视为“坏科学”，即无视“妇女行为是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事实描述，而完全体现了男性的价值。立场论(standpoint)者同意经验论者的批判，但进一步指出，批判男性中心主义必须设立一定的标准和框架，“受限制的妇女立场”往往要比现存的男性立场更合理，从而获得正确的和可理解的关于世界的认识。换句话说，妇女在“发现真理”过程中拥有更完整的能力。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者(postmodernist)怀疑立场论者的观点，认为不能“将妇女地位置于最重要的地位来颠倒社会的统治秩序”，而是要实现“将妇女放在讨论的中心”和“不把任何包括妇女在内的任何事物放在中心”的完美结合。后现代(postmodern)女性主义者更是向移情合作的方式转化，重新诠释性别社会。当然，无论其认识论学派观点纷呈，女性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男性和妇女具有对立和不对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使两者思考现实的方式截然不同，而要还原现实的客观性，就必须加入甚至完全以女性主义视角审视世界。
因此，历史地看，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拓展，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两分法的批判有着天然的脐带。在实践层面上，女性主义摆脱国际关系中女性作为客体的假设，发掘国际关系中妇女的行为及其造成的影响和作用，揭露“国际关系是男人专属”的错误；在经验层面上，论证男性特征在理解国际关系事实中的缺失，并加入女性特征的作用，以此致力于一般性事实真理的显现。这实际上将原来两分法中沦为被研究的客体的女性重新拉回到研究者的主体位置。
这种从两分法着手对国际关系学中男性偏见的批判，得到了一些主流学者的认可。1998年，基欧汉曾撰文表示：“（我）要接受多数女性主义者的认识，即概念上的两分法造成了误导性的成见”。（注：Robert O.Keohane,"Beyond Dichotomy:Conversa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emin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2,No.1,1998,p.194.）然而，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的批判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响应，一方面，争论双方性别价值观的差异使争论的动机被扭曲，以致于大大降低了争论的学术层次；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现实使女性主义国际关系陷入了种种理论悖论。
依旧无“家”可归：女性主义的困境和悖论
毋庸置疑，女性主义为国际关系学科做出重大的贡献。（注：关于女性主义的贡献，参见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第102-107页。）遗憾的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得到主流学派的重视，两者的交峰和对话相比于其它学派之间的交流来说少之又少。（注：J.Ann Tickner,"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286.）究其缘由，男性的学者及实践者本身存在的大量偏见自然是众矢之的，这里不再赘述。但从女性主义本身出发，也可以管窥当前女性主义困境的两个缘由。
从学者本身及其研究状况来看，主流学者生怕被女性主义者攻击为“偏见式的人身攻击(adhominem)”，而对回应女性主义理论有所顾忌。（注：Robert O.Keohane,"Beyond Dichotomy,"p.193.）事实也的确如此。1991年罗伯特·基欧汉的《国际关系理论：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贡献》以及1998年弗朗西斯·福山的《妇女和世界政治的演变》是两篇最著名的主流学派评论和反击女性主义的文章，但都被许多女性主义者驳斥为“大男人主义”的宣言，恶评如潮。女性主义者对主流学派的反击显得缺乏耐心，更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怒言：“非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最好弄清楚它正在说什么！”（注：Terrell Carver,”Gender/Feminism/IR,"p.290.）既如此，想参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学者顾虑重重。正如恩罗(Cynthia Enloe)总结道，如果他是男性，他必然会担心自己的言论是否受男性特征的影响；接着就是担忧女性主义者对他的评介。（注：Cynthia Enloe,"'Gender' is not Enough",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0,No.1,2004,p.96.）由此造成的结果是非女性主义者即使在研究中察觉到女性及其特征问题对其研究目标的影响，他们也会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接受女性主义理论来进行社会性别化的研究，要么将作为解释变量的社会性别和作为规范视角的女性主义集体边缘化。这样，许多学者宁可漠视女性主义理论及其批判，从而导致一种不对称性的交流，无助于女性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换句话说，大多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将社会性别分析与其等同，从而内部形成一个顽固的圈子和保守的壁垒，将非女性主义的评论都与其价值取向挂钩。这不仅拒非女性主义者于门外，更影响了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水平长期在同一层次上徘徊不前。（注：R.Charli Carpenter,"Gender Theory in World Polities,"p.156.）从理论起源看，对批评的排斥或不恰当的反应实际反映了女性主义者的担忧。通过数百年的努力，女性主义颠覆了先前两分法中女性主义在经验上被支配地位，因此，她们生怕争论中的劣势有损于其来之不易的实践和经验地位。
就理论本身而言，“介入”和“争论”中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陷入三大悖论。一是经验论悖论(paradox of empiricism)。经验论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带有男性特征的偏见，属于坏科学。因而，女性主义反对传统理论中男性特征假设，如国家中心主义、权力等级制，进而追求平等主义。但是，经验论批判国际关系学中女性及其特征的缺失的同时，也反向证明了男性特征作为国际关系的假设和描述的一部分的不可缺失性。要想还原国际关系的客观性，试图将女性主义视角引进国际关系学，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分析范式，就不得不承认当前男性特征的假设并与之协调。这样，不自觉地陷入“既要加入女性主义视角，又被迫与自己认为是‘坏’的东西合作”（注："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feminism-epistemology）的悖论之中。经验论者试图扭转两分法中“男强女弱”观念的缺陷以还原现实的客观性，却不得不承认“男强女弱”的现实。这样，女性主义立场论的悖论(paradox of standpoint)也凸现出来。
立场论女性主义者试图以女性视角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框架和标准。尽管有人也主张可以吸收一些男性的认识，但大多数立场论者坚信妇女在探索真理中更完美的能力，更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科学。但是，“科学的成功不是客观真理的实现，而是以明晰的、可以检证的方法为基础，描述性事实与因果性关系在广义上达成一致的实现。”（注：Robert O.Keohane,"Beyond Dichotomy,"p.195.）立场论者无法解释清楚当前许多国际事实，比如，为什么国际现象中男性行为及其特征占主流？为什么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在男性视角看来几近完美？为什么女性主义数十年来的努力却依然没有非常成功地唤起人们对女性及其特征的关注？为什么女性主义学科离现实生活中妇女的实践如此遥远？（注：Gillian Youngs,"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79.）立场论者坚信女性主义的能力和视角可以促使客观真理的显现。但是，理论上的基点和希冀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使女性主义的目标几乎沦为遥远的乌托邦。正如有学者评论道：“国际关系中女性主义的抱负是根本错误的。”（注：转引自［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217页。）这种遥不可及的乌托邦理想同样表现在其充满悖论的方法论上。
上世纪如年代，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曾引起很大争议，（注：J.Ann Tickner,"What Is Your Research Program?Some Feminist Answers to IR's Methodological Questions,"Working Paper Series # 003,Boston Consortium Fellow,Fall 2003.）蒂克纳新近撰文总结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四大方法：深层次问询女性主义研究的问题所在；以女性经验设计适用于妇女的研究计划；重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还原知识；构建致力于解放的知识。（注：R.Charli Carpenter,"Gender Theory in World Politics,"P.155.）可以看出，女性主义既致力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妇女问题的解决，又试图纠正传统国际理论中男性特征的偏见，以追求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和一般性。这样，女性主义不自觉地陷入“问题解决理论”和“规范理论”的悖论之中。（注：Jan Jindy Pettman,"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ter 9/11,"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X,Issue 2,Winter/Spring 2004,p.89.）也正是这一悖论，女性主义常常成为权力政治的工具，比如在美国对塔利班的战争中，美国宣战的借口之一即为解放阿富汗的妇女（可视为规范理论之路），但一旦战争胜利后重组阿富汗政府，妇女权利问题就为现实所迫让位于种族、派系等更重要的问题（问题解决之路）。（注：Robert O.Keohane,"Beyond Dichotomy,"p.194.）
这些困境和悖论同样与两分法的批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批判者的姿态，女性主义者将国际关系理论分割为传统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前者因缺失女性特征，而被视为是非社会性的问题解决理论，而后者则是完整的、后实证主义的批判理论。这样的两元分立使女性主义俨然站在了传统理论的对立面。正如基欧汉所指出的，女性主义在批判两分法造成误导性偏见的同时，又产生了其它误导性的两分法，（注：Anne S.Runyan,"Still not'at Home'in IR,"p.366.）即以新的两分法代替旧的两分法。
因此，在我看来，如果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要想摆脱这些悖论，进而提升自己在学科中边缘化的地位，那么，未来面临着的选择必然是融合和妥协，而非对立和分裂。根据融合和妥协的对象不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之路有两条：一是与女性主义的融合，“忘却国际关系学”，放弃思考“范式”，转而将本土政治的性别问题扩展到世界政治中去，解决边缘化人口的各类问题；另一条则是与国际关系学妥协，留在国际关系学的“家”中，试图寻找批判理论与主流理论的妥协之路，从而挤进主流元理论(meta-theory)的圈子中。
超越两分法：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困境及其未来的规划已成为当前女性主义者关注的焦点。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关系学界两大著名期刊《国际研究评论》(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和《布朗世界事务期刊》(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先后以“女性主义和国际关系学”和“国际关系学内的女性主义理论及其未来”为题展开讨论，刊登专题文章。在两个讨论主题中，我们不难发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当前状况的奥妙。前者将女性主义放在国际关系学的平行位置，强调两者的互补关系；后者将女性主义理论的一部分提炼出来作为国际关系学的分支。有人称评论这种学科分类是一个“将国际关系学作为前缀还是后缀的问题”，即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feminist IR theory)的未来是国际关系女性主义理论(IR feminism)还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feminist IR)？（注：Gillian Youngs,"FeministInternational Relations,"p.80）
这种分类在主体、目标和概念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国际关系女性主义理论继承女性主义理论的衣钵，进一步融合和扩大后者的视野和研究范围，将世界范围内的女性问题作为关注中心，提升妇女的知识和技术水平，诉求于各种制度及其运行过程的完善，致力于解决世界政治范围内女性歧视和压迫问题，根治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特征的弱势群体问题，如跨国境的贩卖孩童和妇女问题、全球普遍存在女性劳工的待遇和工作环境的恶劣问题、各界主流群体中女性人数比率低下问题，等等。
与以往理论不同，国际关系女性主义理论贯彻的是本体修正主义(ontological revisionism)道路，需要透过表面不公的现象，摒弃男女生理层面上绝对平等的目标，而是立足于个体层面的“公认的自然性”(accepted naturalness)，寻求女性在世界政治上适当的位置，以此赢得那些将女性主义误解为革命主义的非女性主义者的理解，最终实现集体层面上女性不公问题的解决。（注：Marysia Zalewski,"'Women's Troubles'Again in IR,"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2,2003,p.291.）因此，国际关系女性主义理论实际上超越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范式，而是以实现应该(should)和可以(could)达到的阶段为目标，解决当前的存在的诸多女性问题。这种致力于“问题解决”的女性主义被视为真正的女性主义理论。（注：Marysia Zalewski,"'Women's Troubles'Again in IR,"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2,2003,p.291.）当然，“如果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和政治的规划，不一定非要局限在社会性别的世界中。”（注：R.Charli Carpenter,"Gender Theory in World Politics,"pp.163-165.）因此，对国际关系学科来说，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议程的影响将更大。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依然立足于国际关系的分析范式，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范畴和工具，一方面继续以女性主义视角诠释和完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解释过的现象，如弱者的赋权、作为“关系国际”的无政府状态的重构等等，同时，致力于解释国际关系中各种主流理论无法解释的事件和特征，如反恐怖主义的非对称冲突产生的原因和非暴力的解决方式等。
与原来的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讨论不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走了一条称作“社会性别建构主义(gender constructivism)”的道路。（注：R.Charli Carpenter,"Gender Theory in World Politics,"p.155.）作为批判主流理论的学派，建构主义与女性主义几乎同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然而，短短十多年，建构主义便跻身于主流。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在短时间摒弃单纯批判性的道路，转而寻求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中间道路。这种妥协值得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借鉴。从概念上看，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应该不仅放弃将社会性别分析作为女性主义的专利，而是理性接纳非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模式，比如尊重男性学者对女性弱点的批判、重视将女性和平主义外交视为妥靖政策的论证理由等等；从实质上说，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从男女性的相互建构角度，而不是相互对抗的角度解释国际关系学中的各种现象，比如美国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是否与国内女性投票者有关；如何理解反恐战争中阿富汗男性大量伤亡，而女性却得以解放；（注：R.CharliCarpenter,"Gender Theory in World Politics,"p.165.）从分析模式上看，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可参照建构主义挤入主流之路，同时又有别于建构主义者的分析对象平等性的假设，而是分析强弱者之间的社会性别身份（如女性特征的弱国是如何建构成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如嵌入男性和女性特征的国家意识是如何建构而成的）、社会性别结构（在国际政治制度中这种社会性别特征的分配方式是怎样的）等等。（注：R.CharliCarpenter,"Gender Theory in World Politics,"p.165.）
可见，这两种融合和妥协实际上是对两分法的一种超越，不再将女性置于两分法中男性的对立甚至对抗的另一面，而是寻求两性及其所隐喻的特征之间的建构。毕竟，“知识是社会性地建构而成的。这种建构不放弃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保持主体间的一致”。（注：Robert O.Keohane,"Beyond Dichotomy,"p.195.）
结论
作为西方社会数千年来的主导思想，两分法将女性及其特征置于客体的地位，并将女性的认识排除在探索世界的认识模式之外。这种哲学观潜移默化地渗入到各个学科，包括兴起于上世纪初的国际关系学。从18世纪开始，女性主义以批判两分法为目标，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界重要的批判力量。透过女性主义视角，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确显得残缺不全。
然而，回顾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征程，不仅未能得到主流学者的重视，反而因为国际现实的变幻而陷入理论的经验论、立场论及方法论的重重悖论。这些悖论反映了女性主义者并没有超越两分对立的逻辑思维，反而将女性主义理论置于传统理论的对立面。这样导致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本文通过对女性主义悖论的论述，并非否定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理论所做出的贡献，而是提倡知识的建构，罗列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未来发展的两种途径：一是与女性主义理论融合，旨在解决世界政治中妇女问题；二是与国际关系学妥协，旨在社会性别在国际关系层面的社会建构。当然，罗列只是一种手段，最终还是需要大量的经验研究和逻辑论证。毕竟，女性主义还依然在未完成的旅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