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文学界的鲁迅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文学界论文,马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华文学”是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中文文学。*在新、马两地，有三分之一的公民为华人，他们生活的那片国土亦有着我国三、四十年代那样苦难的斗争历程，所以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化和文学有着极为深厚的血缘关系。新文化巨人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一座巍峨耸立的丰碑，一直为马华文学界所瞩目所景仰。对鲁迅的崇敬与纪念，对鲁迅精神的礼赞与学习，从20年代张天白论鲁迅到90年代江天的《鲁迅赞》，几十年来一脉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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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学活动早在20年代就已受到马华文学界的重视。二、三十年代的许多马华文学界人士经常阅读上海出版的刊物、报章，对于活跃于当时文坛的鲁迅是极为关注的。鲁迅的作品和文艺思想对当时的马华文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30年代中期“两个口号”论争中，马华文学界也曾就“两个口号”问题进行过辩论。马达、曾艾狄等许多进步的马华文学界人士倾向于鲁迅一边。马达撰文《对〈马来亚文艺界漫画〉的意见》声援鲁迅。在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影响下，根据马来亚社会的具体情况，马华文学界提出了一个与此很接近的口号——“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关于这一口号提出的重要意义，新加坡著名文学史家方修先生指出：这个口号的提出是“马华文学思潮的一个发展”，“马华新文学扩展期的新兴文学思想潮流，在低潮时期的最初几年，简直陷于中断的状态，一直到上述口号提出前后，才算是被衔接上了。”（《马华新文学大系（一）·理论批评一集》《导言》）
1936年，鲁迅积劳成疾，身染重病，马来亚文学界人士普遍表示关切。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到马来亚，当时畅销新、马两地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南洋商报》、《星中日报》、《星洲日报》均以最显著位置刊出了这一噩耗。对于鲁迅的逝世，马华文学界人士无不深表哀悼，各华文报章都争相发表纪念性文字，延续达一个月之久。许多报刊竞相推出“鲁迅逝世纪念专号”或特辑，其中有诗歌、散文、评论、照片、木刻，痛惜与仰慕之情尽在其中。“这是马华文艺界纪念文艺家最隆重、最庄严的一次。”（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当时的马华文学在英殖民当局的政治压迫和文化禁锢下，正值低潮期，但是对于鲁迅的逝世，沉寂的文化界却掀起了规模浩大的悼念热潮。
鲁迅逝世一周年，马华文学界及其他社会人士还联合进行了许多纪念活动。怡保文学界还筹款建立“树人图书馆”，倡导成立“树人夜学”。北马文化界纪念鲁迅大会最为隆重，极一时之盛。这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对马华文化界乃至整个马华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马华文化界达到空前的团结。恰如蔡贞坚《一九三七年马华文坛概况》一文所说，由于纪念大会的震荡，“文人们那种‘文人相轻’，‘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故态，似乎已大为转变。”这些纪念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马华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并且成为马华社会统一思想、全面抗战的总动员。在1941年到1945年马来亚沦陷期间，以及战后的马来亚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中，鲁迅继续作为一面鲜明的旗帜，引导鼓舞马来亚人民的斗争。“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家”。“可以说，没有一个外国作家，其对马华文艺的影响能跟鲁迅相比。”（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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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文学界对鲁迅的认识也曾有一个过程。20年代中国文化界对鲁迅不仅有反动势力的恶意嘲骂，更有创造社太阳社中一些人对鲁迅的错误攻击，这使马华文学界受到影响。另外，新文学在马华文坛也是刚刚萌芽，其理论水平极为有限，因此有些人曲解了鲁迅，把鲁迅同左拉扯在一起，说鲁迅是“乡土派”作家。更有甚者，一位署名“悠悠”的作者称：“鲁迅既不是普罗文艺的作家，我们只当他是博物馆的陈列品。”
30年代，特别是鲁迅逝世后，随着中国进步文化界对鲁迅评价的趋向一致，绝大多数马华文学界人士也对鲁迅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1936年，曙名在《吊唁群众的导师——鲁迅》一文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山脉的创造者和支撑者”，“为中国文化开辟了光明的道路。”1939年，张天白在《七七战后的马华文坛》一文中指出：“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坛文学之父，所有进步阶层的代表者，对于鲁迅先生是极推崇的。”当时许多马华文学界人士都在文章中对鲁迅在新文学理论与实践上的拓荒和奠基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奉鲁迅为“新文学之父”。有不少人把鲁迅当作导师，在写作中不时引用鲁迅的话以加强论辩力，或作为分析问题的指针。鲁迅作为文学界的导师、思想界的战士，已成为这一时期马华文学界人士的共识。
许多马华文学界人士深刻地分析并高度赞扬了鲁迅的硬骨头精神。1936年10月25日《星洲日报》刊登的陈祖山的《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学之父》，对鲁迅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坚持原则的精神作了较好的分析：“鲁迅跃进了最前卫的阵线，给一切反动的敌人以有力的投枪……他不但给以反动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同时对于自己阵营的投机、游移、一切不纯洁的份子，亦毫不留情地给以冷酷的教训。”1936年10月24日《南洋商报》“鲁迅纪念专号”中，阿生的《这样的战士》一文对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也有较深刻的认识：“鲁迅先生的最足令人羡慕的，是他做人的态度。虽无论处于怎样的险境，对威迫利诱，他始终抱着不投降，不妥协政策。”“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在援华抗日，救亡图存的生死关头，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马华文学界强调突出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
这一时期的马华文学界对鲁迅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在当时日本法西斯侵略魔爪的阴影下，特别需要造就千千万万这种具有艰苦卓绝的韧性斗争精神的战士，这直接关系到援华抗日，保卫马来亚人民生存自由的大问题。马华文学界紧密联系当时的斗争大局和时代需求，提倡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切合当时社会运动的实际，有力地推动了马来亚人民援华抗日，争取自由与更生的运动。这一时期马华文学界人士对鲁迅的认识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瞿秋白等同时代的早期共产党员对鲁迅的评价有许多相同之处，如肯定了鲁迅代表着新文化的正确方向，是文艺界的先锋战士，高度评价了鲁迅韧性的战斗精神等等，显示了中国文化界对马华文学界影响之大，另一方面显示了当时马华文学界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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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流逝未能冲淡马来亚人民对鲁迅的怀念。几乎每年十月间，马华文学界都要为纪念鲁迅逝世而举行纪念会，群众集会，文艺晚会等。
鲁迅逝世几十年间，许多马华文学界人士一直把鲁迅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在他们的心目中，“鲁迅是文艺工作者、知识份子的光辉典范。”（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鲁迅先生已经成为生活在旧社会的文化战士的典范，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学习的对象。”“鲁迅先生的道路，是我们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鲁迅先生的斗志，更是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学习的。”（《俯首集》《纪念鲁迅有感》）在为文方面有人指出，“鲁迅先生写文章的态度是很严肃的”，“对自己的文章有很严格的要求，一字一句都认真不苟，反复推敲，务使文章写得深刻，生动，取得最大的效果，绝不草率马虎。”“鲁迅先生在强调思想内容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主张对写作技巧的重视”，进而提出“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严肃认真，向读者负责的写作态度，练好一套过硬的文字技术，并用它来宣传正确的思想，服务人民大众！”（《春温集》《鲁迅论创作》）
马华文学界人士在把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积极倡导向鲁迅学习的同时，也指出：“谈鲁迅先生和歌颂鲁迅先生的人，除了真正敬仰他的人外，另可分成三类。第一种人是以鲁迅先生做自欺欺人的广告，借做自己的挡箭牌，假他的手来害别人；第二种人是以谈鲁迅先生为崇高的事情，借以掩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懦夫作风；第三种人则以敬仰鲁迅先生为进步的或光荣的事情，以便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进步相来……”（《俯首集》《以实际行动纪念鲁迅》）这里，作者毫不留情地撕掉了以鲁迅作招牌的三类人的假面。对于那些诬蔑、诽谤、歪曲鲁迅思想的文章，马华文学界的进步人士都给予了坚决的回击。
不可否认，受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国内的带有浓厚实用批评色彩的鲁迅观的影响，马华文学界对鲁迅的评价也带有功利性倾向，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对鲁迅本体、本质的认识。以致于只注重分析鲁迅的伟大精神与崇高品格，对鲁迅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但从70年代中期起，马华文学界开始对鲁迅作学术性的研究。1975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39周年，新加坡万里书局出版了由林臻编辑的《外国作家谈鲁迅》，1976年10月洪炉文化企业公司出版了鲁迅逝世40周年纪念文集《俯首集》。1977年10月，风华出版社为纪念鲁迅逝世41周年，出版了章翰的《鲁迅与马华新文艺》。1978年9月，高虹出版社出版了鲁迅逝世42周年纪念文集《春温集》。此集编后语中强调：“学习鲁迅先生的为人性格固然重要，但我们也不该忽视对其作品与创作精神的探索。”收入此集的崔峥的《〈鲁迅全集〉的一些错漏》，许桑的《鲁迅笔下的“无名氏”》，柳尚彭的《略谈鲁迅小说中“我”的形象》，以严谨的实证的态度，对鲁迅作品的版本和创作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到了80年代，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润华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鲁迅小说进行研究，林万菁从修辞学的角度对鲁迅作品语言的规律和技巧进行研究。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吴天才收集1936年到1989年纪念哀悼鲁迅的诗歌结集《鲁迅颂》，溶诗词艺术与史迹于一炉。
199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新加坡华文文学刊物《赤道风》第18期特组发了一组热情洋溢地赞颂鲁迅的纪念专辑。同时，马来西亚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出版了江天（即吴天才）的个人诗集《鲁迅赞》。诗集高度概括了“民族魂”鲁迅的闪光品格，对鲁迅的一些作品以诗歌的形式展开了诗人独特的分析与理解，弥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渗透了诗人作为炎黄子孙所具有的“中华情结”。鲁迅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海外华人。正如马华文坛的鲁迅知音张天白所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活着，永远活在马华文艺工作者的心里。”（《七七战后的马华文坛》）
其中许多资料均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吴天才先生提供，特此说明，以表谢忱。
注释：
①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
②《俯首集》，1976年洪炉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③《春温集》1978年高虹出版社出版。
④叶钟玲《1937年北马文化界纪念鲁迅大会》，吉隆坡《文道》1991年105期，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
⑤钦鸿《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马来亚华侨文化界对鲁迅的纪念》。
⑥王振科《鲁迅精神光照新马华文文坛》，《广东鲁迅研究》92年1期。
⑦《马华文学》温任平等著，文星丛刊297。
⑧江天《鲁迅赞》。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独立之前均属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