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不公已成阻碍中国前进的拦路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拦路虎论文,已成论文,不公论文,中国论文,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重视社会发展会影响经济增长，是社会学家常常念叨的逆耳忠言。社会保障的“刚性”原则，对所有研究社会保障的人来说，也是一个烂熟于嘴边的老生常谈。但是，当我们习惯地对此熟视无睹之时，它们因受到漠视狠狠地踹了我们一脚。
使智者大跌眼镜的是，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银行一再降息也启动不了内需，刺激不起消费。报载，50多亿的国库券在北京一、二天内售罄。对于此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要问老百姓，他们什么也不为，就是看其利息稍高而已。从“国库券抢购风”分析，老百姓近期内储蓄欲仍然见旺。
究其缘由，老百姓说话了：现在政府要我买房，养老和医疗又要我出钱，孩子的教育费用还要一大笔，头上还悬着随时可能掉下来的“下岗”之剑，我不存点钱，到时候叫我喝西北风啊！预期的大宗支出抑制了即时消费。
认识的误区始自对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分析。
当前，中国国民收入最终分配格局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方面来看，大致是13.4∶17.5∶69.1，与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政府的份额下降了18.2个百分点，企业的份额下降了0.4个百分点， 而个人的份额上升了18.6个百分点。
从国际比较看，国民收入分配的个人份额美国是61%，英国是59%，日本是51%，韩国是32%；中国的个人份额明显偏高，而政府和企业的份额偏低，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政府财力不足和企业缺乏活力。根据这样的分析来推断，分配格局的进一步调整应该是降低个人收入的份额，而增加政府和企业收入的份额。
于是，近年来，老百姓手中的钱常常被专家们所惦记。据专家估计，199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454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2150元。关于老百姓手中的储蓄存款，最新数字已达6万亿， 有的统计再加上有价证券说是已经达到8万亿。但是，就个人而言， 收入和储蓄是有差异的，我们面临的事实是：20%的高收入人口拥有全部收入的将近一半和储蓄存款的75%以上，而20 %的低收入人口仅拥有全部收入5%和储蓄存款的4%以下。 用个人平均收入或储蓄抹平当前中国在收入分配上的贫富差距造成了认识上的偏差。
以城市居民为例，1997年，1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10%最低收入户的4.2倍，而5%困难户的人均收入只有最高收入户的五分之一。同时，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的增幅为－0.3%，而最高收入户为11%，另外，从20%高收入户组和20%低收入户组的减收面看，前者要比后者高出40个百分点，高达60%。反映贫富差距的一个国际通用指标是“基尼系数”。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84年的0.30上升到1995年的0.415。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数据，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这表明中国的分配不平等已经达到中等程度，国际评论：“贫富差距的加剧看来使中国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中较为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用人均收入来抹平贫富差距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误导使决策者常常认为老百姓手里都有钱，所以一直在积极寻找“新的消费热点”或“经济增长点”——私人住宅和私人汽车是近年来推动最为着力的；社会保障改革也使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比例不断增加；教育的改革也是要增加个人支出。
这对于已经陷入贫困的人口2428万人（659万户）就不用说了， 多次社会调查的结果都表明，现在城镇的贫困家庭衣着消费几乎是零（都是亲友送的）。即便目前还处在贫困线之上的群体，也不得不因此一再压抑自己的消费欲望，能省就省。从统计资料看：1997年，城镇居民中10%的最低收入户、10%的低收入户和20%中等偏下户，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分别为205元、271元和332元， 而他们的月人均消费要占收入的95%、89%和86%，基本上收支相抵。他们的食品消费分别为每月111 元、131元和146元，也就是每天3.7元、4.4元和4.9元； 他们当年的衣着消费为人均221元、311元和408元；当年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是96 元、132元和193元；而20%中等收入户的月收入也只有410元， 月消费也不过是339元。总人口的60%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能力竟然如此， 这必然导致生活必需品的加工业和零售业面临不景气，而这类企业在中国产业结构中占多大的比例？从业人口占多大的比例？到头来，消费压抑→市场疲软→生产不景气→工人下岗→收入减少→消费更受压抑→市场更加疲软→……这会不会造成恶性循环？
由此可见，分配上的不公平，加上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不力，不仅会形成社会问题，它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内需不足别老找住房、汽车和高档电器，老指望靠升级换代掏老百姓的钱。决策者还得眼睛向下，看看国内生活必需品消费的市场。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问题也并非是想在那里砍一刀就可以随便砍的。但是，有关部门在社会保障政策方面的考虑仍然在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上作文章。然而，停产、半停产企业和低收入群体交不起费，你又能奈我何？
实践证明，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政府应该在它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包括在社会保障改革中如何寻求适度。
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财力不足，底气也不足。因此，有专家指出，中国在再分配上的调节力度只有2%。毫无疑问， 政府的财力应该大大加强，问题在于政府向谁要钱，企业的钱实在是不可再多打主意了。因在政府、企业和个人这个三角关系中，企业是生产者，是棋局中最有活力的棋子，企业活不起来，全盘皆输。
问个人要钱，就要分层次，主要目标应该向高收入者征税。人们期待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储蓄存款和金融资产实名制、政府官员收入和财产申报制、个人收支票据化和信用化等措施的配合下，更好地发挥其调整贫富差距的作用。没有上述这些配套措施，收入都匿藏在黑箱中，没法合理地征税。
对于低收入者，一则应该考虑如何减轻他们的负担，各类社会保障缴费、还有住房政策和教育收费，都应该对他们有个说法。譬如说，能否考虑人均收入在10%最低层次的或者是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可暂停交“三金”，可享受住房和教育方面的补贴；二则通过各种渠道，切实保障他们的最低标准的生活费用。还可以用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下岗、失业工人在市政建设和管理方面发挥作用。使低收入者在生活必需品消费方面能够趋于正常，这恐怕也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就是政府如何使用纳税人的钱了。经济建设固然重要，但社会稳定也不可忽视。市长们在上这个工程、那个工程时，想想“人心工程”！上海市政府在处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三者的关系时，将社会稳定放在第一位，并且重视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尤其是在帮困救助方面他们十分舍得投入，他们的经验值得所有的决策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