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发展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总量关系：短缺经济结束，买方市场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产品供给能力大大提高：1998年与1978年比较，粮食产量增长了61%；钢产量增长了263%；发电量增长了355%；货物周转量增长了285%；家用电冰箱产量增长了370多倍； 家用洗衣机产量增长了3000 多倍； 彩色电视机产量增长了9000多倍。伴随供给能力的迅速提高，到90年代中期，我国短缺经济现象基本消失，供求总量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国内贸易局（部）1995年以来对600 余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调查结果（见表1）表明，从1995年开始，供过于求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 在大部分商品供求平衡的基础上，供过于求商品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供不应求商品。1995年以后，这一现象是不断发展和强化的。可以认为，从1995年开始，我国出现了经济总量供大于求的现象，而且不断发展和增强。从供给能力和潜在的需求增长看，也表明存在经济总量供大于求的情况。当前我国无论是最终消费品，还是基础产品，生产能力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剩，严重的达到60%以上。在开放条件下，绝大部分产品生产都具备跟随需求快速扩大的能力。根据这一情况，可以判断供求关系的变化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因此，短缺现象的消失不是短期和周期性的，而是长期和根本性的。短缺经济已经结束，买方市场初步形成了。
表1
(%)
时间 供不应求比例 供求平衡比例 供过于求比例
1995年上半年 14.4 67.3 18.3
1995年下半年 13.3 72.3 14.6
1996年上半年 10.5 74.5 15.0
1996年下半年
6.2 84.7
9.1
1997年上半年
5.3 89.4
5.3
1997年下半年
1.6 66.6 31.8
1998年上半年
074.2 25.8
二、经济结构：趋向新的均衡
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是以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变动支持的。与经济总量关系的变化相对应，经济结构的失衡也达到了必须解决的程度。因此，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结构从失衡状态转向均衡状态。
1.消费和生产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居民收入迅速增长，消费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消费模式开始发生重要变化。
1998年与1978年比较，我国居民年消费水平由184元提高到3094 元，按可比价增长了308%。其中城镇居民由405元提高到6528元；农村居民由138元提高到1945元。与此同时，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见表2）。
表2 居民消费结构变化(%)
城 年份 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和服务医疗保健
镇 1981 56.714.8 9.60.6
居 1998 44.511.1 8.24.7
民 变化值
-12.2-3.7-1.4
+4.1
农 年份 食品衣着 住房用品及其他
村 1981 67.712.7 3.26.6
居 1998 53.4 6.215.115.3
民 变化值
-14.3-6.5
+11.9+8.7
城 年份 交通和通讯文化教育娱乐服务居住其他
镇 1981 1.450.83
2.366.66
居 1998 5.94
11.53
9.434.60
民 变化值 +4.49+3.7 +7.07
-2.06
农 年份文化教育娱乐及服务
村 1981
2.7
居 1998 10.0
民 变化值+7.3
注：以上表格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7）》和《中国统计摘要（1999）》编制。
表2数据表明，1998年与1981年比较， 城镇居民全部生活费开支中，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的比重下降，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娱乐和居住的比重上升。农村居民全部生活费开支中，食品、衣着比重下降，住房、用品及服务、文化教育娱乐及服务的比重上升。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表明，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居民基本生活需求，例如吃、穿、用等方面需求已经得到初步满足，居民这些方面支出的增长速度开始减慢，比重下降；而住、行和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方面支出的增长速度开始提高，比重上升。
消费结构的以上变化，要求生产结构相应变化；从满足温饱型消费的生产领域转向满足小康型消费的生产领域转移。从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一般加工工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高加工度产业转移，从主要依靠引进搞组装加工向自主开发创新方面转移。消费需求的这种变化是通过市场逐渐反映出来的，而此时我国企业还处于短缺经济的扩张机制推动下，由于既缺少对市场需求变化的灵敏反应，也缺少支持企业进入结构调整升级状态的机制，因此社会生产继续在原有结构上扩大规模，具体表现为大量盲目低水平的重复生产、重复建设。这一状况既支持了工业化的较快推进和经济的较高增长，也导致了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间越来越突出的矛盾。其结果是出现较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和不良资产，最终引起经济责任约束的增强，抑制生产在原有结构上继续扩张。这一形势下，生产和消费结构开始进入新的协调过程，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成为经济发展中越来越突出的现象。
表3 1978～1998年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化
GDP结构
年份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 28.1 48.2 23.7
1985 28.4 43.1 28.5
1990 27.1 41.6 31.3
1995 20.5 48.8 30.7
1998 18.4 48.7 32.9
就业结构
城乡结构
年份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城镇人口农村人口
1978 70.5
17.3
12.2
17.92
82.08
1985 62.4
20.8
16.8
23.71
76.29
1990 60.1
21.4
18.9
26.41
73.59
1995 52.2
23.0
24.8
29.04
70.96
1998 49.8
23.5
26.7
30.40
69.60
2.城乡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工业化主导的。与此联系，社会资金和资源的配置也主要集中在工业化方面。这种发展格局一方面加速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则限制了城乡结构相应的调整，使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出现了不协调。具体表现是：农村工业化以离土不离乡的模式进行，农民由农业转入非农产业时，没有相应转入城市。这种模式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把资金集中到工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方面，尽可能地扩大了非农产业的规模，满足了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要求，另一方面则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到1998年，我国非农产业就业在全部就业中的比重达到了50.2%，而城市人口的比重仅达到30.4%，两者间的差距非常明显。
1998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945元，城市为6528元，后者是前者的3.36倍。如果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城市人口比重达到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则当年我国城市人口应为6.26亿人。按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计算，则会增加11326亿元的消费需求， 相当于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9%。因此，城市化滞后是大部分农民消费仍处于温饱阶段时一般消费品生产出现过剩的主要原因。
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与城乡结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同步，最终导致了消费需求约束较早地出现，并开始约束非农产业的发展，约束工业化的进程。这一结构矛盾，必然导致三次产业结构与城乡结构间关系的调整，导致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关系的调整，在这一情况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紧密结合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3.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赛尔昆和钱纳里的模式里，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00美元时（1980年美元），第一产业比重为31.7%， 第二产业比重为33.4%，第三产业比重为34.6%。199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039元，按3年平均汇率计算，为728美元。扣除美元的价格变化，约相当于1980年的480美元，基本处于5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1997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为20.5%，第二产业为48.8%，第三产业为30.7%。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第一产业比重明显偏低，第二产业比重明显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与发展水平联系，我国非农产业比重较高；而在非农产业中，第二产业比重较高。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的迅速扩张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这一模式下，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三次产业结构的明显偏斜。产业结构的偏斜还表现在第二产业内部，主要是工业结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中发展最快的是高消耗、低加工度的行业，包括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加工工业和依靠引进支持的组装加工工业，以及与这些行业密切联系的基础工业、能源工业等。而高加工度、高附加值的行业，包括机电一体化的装备工业、关键零部件工业、特殊材料、新型材料工业等则发展较慢。工业内部结构的这种偏斜使我国产业缺少自主开发创新能力，对国外产业依赖程度较高，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位置。
结构偏斜模式上的工业增长，是以资源的大量投入和市场需求的迅速扩大为必要条件的。根据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我国基础产业单位产出的能源、原材料消耗系数为1.67（1个单位的产出要消耗1.67 个单位的能源和原材料），另据有关的计算，对运量的需求是机电工业的8.3 倍（注：胡春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管理世界》，1999年第5期。）；此外，这些低加工度的行业，包括组装加工行业， 需要大量劳动力；综合起来，这些行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物力和人力资源投入。另一方面，由于缺少自主开发创新能力，这些行业开拓市场的能力都不强，其快速发展只能依赖市场需求的迅速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迅速提高，被长期压抑的消费潜力迅速释放，温饱型的一般消费需求迅速扩大。这为以上的工业发展模式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条件，拉动低加工度行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而这些一般加工工业和组装加工工业的发展，又对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形成了巨大需求，并拉动这些产业的迅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资金和资源主要转向这些产业领域；另一方面劳动力也主要转向这些产业领域。这在客观上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抑制了城市化活动。因此，工业化的这一模式不仅使工业内部结构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偏斜，也是导致三次产业结构偏斜和城乡结构与三次产业结构不协调的主要原因。
随着经济总量关系的变化，随着全面竞争环境的出现，这一工业化模式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条件。面对市场需求约束，自主开发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低下开始越来越严重地限制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提高自主开发创新能力和开拓市场的能力，必然促进加工制造业体系的完善，促进装备、关键零部件、特殊材料和新型材料等低消耗、高加工度工业的发展。工业结构开始趋于协调，并相应使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协调（二产以内部结构调整和素质提高为主，规模扩大相应减慢；资金、资源开始更多地向三产转移，并促进三产加快发展）。这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又一重要特征。
4.积累与消费结构的调整。生产与消费结构、城乡结构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内部的失调，也集中反映在积累和消费结构方面。从生产和消费结构方面看，生产结构脱离消费结构的变化，既限制了消费的进一步增长，也导致生产性积累的增加。城乡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失衡，导致了城市化滞后，限制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也限制了居民消费的扩大。产业结构的失衡，使大量资金、资源投入到低加工度、高消耗的工业领域，限制了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客观上起了提高积累比例，降低消费比例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缺少跟随消费需求升级的能力、缺少开拓消费市场的能力，客观上也有限制消费增长的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诸方面的结构失调集中反映为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失调。1998年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为47.5%，比1981年下降5.6个百分点， 远低于国际上人均收入1000美元时61%的水平（赛尔昆和钱纳里模型）（注：范剑平、向书坚：《城乡人口二元社会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管理世界》，1999年第5期。）。积累和消费比例的不协调， 一方面使消费对生产的约束突出，另一方面使积累资金的有效使用受到影响，最终阻滞了社会再生产活动。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成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的又一重要特征。
总结以上几方面的结构变化，可以发现其内在的联系：依赖市场需求扩张和高投入、高消耗支撑的工业化模式首先导致了工业内部结构的偏斜，形成了缺乏竞争力和开拓市场能力的生产体系；由于这一过程对社会资金和资源的大量吸纳，限制了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发展，使三次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出现了偏斜；这些结构偏斜使积累和消费的结构失衡，最终阻滞了社会再生产活动。改革开放以来的消费补课活动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量转移，一方面形成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就业压力，是导致结构偏斜型工业化活动的基本条件和主要原因。
应该看到，这一工业化模式在改革开放以后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发挥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温饱生活需求的满足、短缺现象的消失，都是在这一工业化模式支持下实现的。但也应该看到当短缺现象消失以后这一工业化模式导致的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看到结构重新趋于均衡的客观必然性，看到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客观必然性。由于以上的结构矛盾根本上是由这一工业化模式导致的，所以，解决诸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也必须从调整工业化的模式入手。而工业内部结构的协调、与之联系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协调、城乡结构的协调、积累和消费结构的协调，则正是新的工业化模式形成和完善的过程。经济结构从失衡趋向均衡，也就必然成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的特征。
三、经济体制改革：从分配领域深入到财产关系领域
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沿着放权让利的主线推进的。通过放权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让利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间的分配比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增强经济活力。经过这一改革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管理权从集中转为分散；第二，收入分配活动分散化，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显著提高，国家的收入分配比例降低，具体表现为财政两个比重降低。这些变化表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经济主体的活力增强，市场对社会再生产的调节程度显著提高。但放权让利主要明确的是经济主体的“权”和“利”，如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收入分配自主权等，而没有明确与“权”、“利”紧密联系的经济责任。从社会资产角度看，只是下放了资产的使用权以及使用资产所得收入的分配权，而没有相应下放资产的所有权。因此形成了经济主体有“权”、有“利”，但没有责任；企业有独立的决策权和收入分配权，但缺少责任承担能力的状况。
在短缺经济的环境下，由于需求经常大于供给，市场竞争不充分，因此生产投资活动的风险很小，出现损失的可能性很小，承担损失责任的问题还不突出。在这一环境下，权和利结合起来构成的经济主体行为机制，可以调动企业的生产投资积极性，推动规模扩张为主的产业发展，满足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
进入全面竞争的环境以后，随着风险损失的增加，承担经济责任的问题日益突出地表现出来。而生产经营损失，集中表现为财产损失，表现为财产所有者利益的损失。明确经济责任，首先是明确财产边界，即“破谁的产”。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间紧密联系的责任体系。因此，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后，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从放权让利方面转到明确财产关系方面。这同时也是规范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规则的过程。因为随着财产关系的明确，所有者对经营者、生产者的监督、制约开始增强，经济决策权、经济利益分配与经济责任的关系开始紧密，并主要由经济责任的边界决定其边界。改革将根据产权的归属，对以往的权力和利益分配进行重新调整。包括根据产权归属调整企业的权、利分配格局，特别是根据国有产权归属调整国有企业的权、利分配格局；完善产权实现形式，包括国有产权的实现形式（主要是确定政府经济管理的职能和实现形式）、其接受社会（纳税人）监督的形式、股东权利及其实现形式、私人产权的法律地位和有效保护等。在产权明确和责任明确的过程中，每一部分经济权力和利益分配都将得到重新调整，市场经济的秩序和经济管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得到规范和完善。因此，明确财产关系也是改革进程由“破”到“立”的一个重要转折。
当前，国有产权已经在通过行政手段加强对银行、企业行为的约束。努力减少不良资产；通过债转股的形式明确产权，增强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干预的能力。这些都是产权关系、责任关系加强的表现，表明改革已开始转入财产关系领域。当然，这是一个难度更大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如何实现国有产权对生产经营的约束，如何确定损失责任的承担，还有很长的探索过程。
总体看经济改革的重点已发生了明显转变，并成为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随着经济总量关系、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三方面特征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新阶段，经济发展基本特点是：由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的工业高加工度化、城市化、市场化。
技术创新是产业和企业在竞争环境下发展的必然结果；制度创新则是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探索适应竞争环境的体制和机制的必然结果。技术创新带动了产业创新体系的发展，表现为重要的装备工业、关键零部件工业、基础材料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在这些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最终产品制造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这些会表现为产品加工程度的提高和工业的高加工度化，表现为工业内部结构的协调和工业化模式的转变。伴随这一过程，生产与消费结构、三次产业结构、积累与消费比例都开始趋于协调，突出表现为与工业高加工度化和第三产业加快发展结合的城市化过程。制度创新则在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格局中寻找一种明确产权的形式，在加强权、责、利的联系中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完善其内部规则，实质是经济体制在更深层次上完成市场化的过程。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必然导致与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在更高层面上的接轨，引起对外开放模式变化和水平、效益的进一步提高。总体看，未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规范和完善体制内部规则为主的发展阶段。这也是我国走向现代发达国家和具备完善规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经济总量平衡缺少相应机制，经济进入持续的自发收缩状态。经济总量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其发展运动的基本形态。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经济总量的不平衡表现为供不应求和物价水平的波动，解决这种不平衡主要依靠宏观调控政策抑制需求的扩张。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经济总量的不平衡表现为供大于求和生产过剩，实现平衡也从抑制需求扩张转变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而无论从体制和机制上，还是从宏观调控经验上，我们对这一深刻变化都缺少准备，一时难以适应。这就必然延长经济总量重新实现均衡所需的时间。当经济总量处于供大于求的不均衡状态时，经济必然处于自发的收缩和调整状态：由于过剩生产能力不能及时退出，这些企业谋求生存的努力必然使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并导致价格水平不断下降。价格水平下降会改变企业和居民的预期，抑制其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使供大于求的总量失衡进一步发展。这一情况下，经济会持续地自发收缩，总量政策扩张需求的难度将不断加大。消除过剩生产能力，实现总量平衡，为经济新的增长创造必要条件，是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面对的首要问题。
2.发展新一代产业面临困难。工业化模式的转变，从发展内容看是以新一代产业为主的。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由于条件的限制，这些产业的发展面临严重困难。这些条件主要有：第一，技术开发创新体系和适用技术成果的供给能力；第二，市场主体在竞争环境下的发展激励机制；第三，具备较高资金积聚规模的资源配置机制；第四，风险投资的支持体系。我国目前还没有较为完整的技术开发创新体系，适用技术成果的供给是诸要素供给中的短线；在加强经济责任时，还没有明确产权和风险收益，没有建立相应的行为激励机制，市场主体存在消极逃避风险的倾向，开拓发展的意识不强；资源配置以分散、多元化的方式进行，达不到新一代产业要求的资金积聚规模；缺少风险投资的支持体系，新一代产业投资回收期较长，风险大，见效慢的特点，难以吸引投资进入。
在上述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新一代产业的发展难以迈出步伐，工业结构的协调、工业化模式的转变、与此联系的诸方面结构的协调，都难以推进。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障碍，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形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3.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加大。建立竞争环境下经济总量平衡的机制、完善新一代产业发展的条件，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改革明确财产边界，加强经济权、利与经济责任间的联系，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内部的规则和秩序。包括建立规范的破产失业制度、与产权密切联系的经济责任体系、与经济责任密切联系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商品和要素市场，规范市场秩序，实现公平竞争；统一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加强社会对政府经济管理效能的监督，提高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能力；规范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和目标，完善行政管理制度的内部规则，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市场竞争对利益格局的调节过程中，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巩固各种经济秩序和规则。所有这些都涉及到经济制度和利益关系更深的层面，因此，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难度大大增加。
以上几方面的问题表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我国经济在发展内容和相应的体制和机制方面都要进行深刻转变，实现这些转变难度很大，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五、政策建议
制约当前经济增长最突出的是经济总量的失衡。因此，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必须首先解决这一问题。从1998年开始，从经济政策上一方面努力扩大需求，缓解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另一方面通过计划和行政的手段对长线产业和过剩生产能力进行淘汰，努力实现供求总量新的平衡。这些政策对解决总量失衡问题是准确的和有效的。由于淘汰过剩生产能力的步伐不能太快，因此经济总量实现新的平衡还需要较长时间，经济的自发收缩也将持续较长时间。在这一期间内，要始终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持续保持扩大需求政策的力度；并在社会可承受的情况下，要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步伐，加快对过剩生产能力的淘汰，尽早实现经济总量新的平衡。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结构和体制问题。从总量矛盾看，在全面竞争的环境中，过剩生产能力今后还会周期性地出现。从根本上解决其及时淘汰的问题，关键是建立相应的体制和制度，这需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从经济发展看，更根本的制约是结构失衡的矛盾，核心是工业内部结构的失衡和以此为特点的工业化模式。如果不能创造条件使结构逐步趋于协调和平衡，改变这一工业化模式，即使总量矛盾解决了，经济发展和增长仍然面临严重困难。结构问题的解决也需要相应体制和机制的支持，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紧密联系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都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也难以在短期经济增长中见到成效。但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完成经济发展阶段性的转变，才能为我国经济在21世纪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必要的基础。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变中，既要有短期对策，也需要有中长期的对策。
1.以机电一体化的装备工业、关键零部件工业和基础材料工业赶超升级为核心，提出“十五”期间加工制造业改造升级的方向和重点领域。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确定配套的财税、货币、投资等政策措施。
2.提出“十五”期间城市化的具体目标，将其与第三产业发展，特别是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市场组织发育，与乡镇企业向城市的转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开发西部密切结合，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在资金方面予以倾斜支持。
3.“十五”计划中关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应该坚持以下原则：充分运用好积累资金，支持加工制造业升级、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制造业升级改善消费品供给，通过城市化和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增加居民消费。以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变带动积累和消费关系的调整。
4.把明确产权，加强经济权、利与经济责任间的联系作为“十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其中国有产权以明确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统一其经济管理活动，加强人代会对政府经济管理效果的监督为主要目标；非国有产权以发展规范的股份制经济，保护股东利益，完善资本证券市场为主要目标。
5.在产权明确的基础上，把建立和完善破产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责任联系的收入分配制度作为“十五”计划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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