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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04)03-0080-06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又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这个道理。目前，教育已成为旧式经济模式中仅存的一座孤垒。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对这座残留下的孤垒的改革势在必行。因为，从经济的角度看教育，在其它经济资源一定的前提下，教育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基础；从教育的角度看经济，则经济发展又是教育成败的检测器与推进器。
本文拟对整体教育中的一部分——高等教育的改革，发表一点看法。这里，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本科，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依我之管见，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实行四个方面的改革，即高教的多元化，市场化，人文化和科学化。下面就这四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一、多元化
中国的高等教育应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包括私立大学在内的双轨性的综合教育体制。以目前的情况而言，中国应当将其最具规模的二三十所高校私有化。即国家不再通过常规性财政预算参与或干预其经营。这一批大学，比如清华和北大，在没有国家拨款的情况下，完全有能力通过其自身在过去百余年中建立起的知名度和信誉，直接从社会上吸引、招收学生，通过学费收入作为其主要经费来源进行经营。再则，由于这类学校已经具备了相当规模的科研经验与科研人材，完全有能力从社会上，包括政府、军队，以及工商企业申请和承揽到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最后，从长远观点来看，有成就的毕业生就业后对其母校进行捐赠，也将是学校经济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中国实行一部分高校的私有化可以说意义远大。首先，高校私有化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其次，高校的私有化，是高教乃至全社会学术自由的最终体现。第三，高校的私有化将向中国高教的国际化迈出关键性的一步。第四，高校的私有化将成为高教管理走向成熟的象征。
在美国，哈佛、耶鲁及普林斯顿等一批所谓的“名校”，几乎都是私立大学。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这批学校的办学业绩是有目共睹的。这些学校对于学术界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可以说，它们是革命性和开拓性研究的摇篮。中国的第一批私立大学，假以时日，有望成为中国的“长青藤”大学，成为中国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的摇篮。
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主干应该是一大批省立综合性大学。国家与各省（包括自治区以及直辖市）政府应当对高校中的这批主干投下重资，不惜血本，在每个省扎扎实实地建立并管理好至少两所省立大学。这类大学，比如辽宁的辽大，黑龙江的黑大，应当成为实用性科研的基地，以及博士毕业生的培养基地。当然，就其规模而言，学生中的大多数仍将是本科生。这类大学下设的学院应当具有最大程度的涵盖性，其科系也应该具有最大程度的涵盖性。在这类大学里，科研工作应当是实证性的和实用性的。“长青藤”大学所孕育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应当在这里得到论证、完善和实证。这些经过论证、完善和实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应当在这里进行可行性分析，实行最优化，最终达到商业化。
在美国的50个州里，每一州至少有两所此类州立大学，其中至少有一所是“联邦赠地学校”。建立这类大学的最初构想是美国佛蒙特州国会议员史密斯·毛莱尔(Smith Morrill)在19世纪提出的。1862年7月2日，经林肯总统签字正式成为举世闻名的“毛莱尔法案”（又名赠地法案）。毛莱尔先生针对当时美国农业及工业发展状况，提出了在美国各州由联邦政府免费拨地，并强令各州协同出资办大学。首批大学以农业与机械为主，兼容别样。所以，美国这类大学中有一些至今还沿用着当时的校名，比如，德州的一所州立大学称为：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大学以及其它的州立综合性大学为美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在解决农业发展以及农民问题方面。时至今日，全美已有72所“赠地”大学和至少50所与此法案相关的州立大学。这类大学的注册学生达300万人，所授学位近50万，其中包括全美60%以上的博士学位。因此，这类大学中很多都被称作“101博士”大学，即每年可培养101名博士的大学。正如美国大百科全书的作者们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百余年的风风雨雨中，赠地大学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无价的。
从财政的角度来讲，这类大学的收入来源应当包括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省政府的财政拨款，学费收入，科研资金，以及社会团体捐款。其中学费一项，应当采取省内和省外学生的差额学费制，即，省内学生的学费应大幅度低于省外学生学费。这种差额学费制能够充分体现“取之于民”（税收），“用之于民”（高教财政支出）的原则。同时，也有利于教育的域际化。最后，从长远观点来看，也可以缓解本省的贫困子弟考得上但念不起的不合理状况。最后，在这些以科研为主的省立大学之外，还应当有相当数量的以教学为主的大学。这些大学可以是四年制的，也可以是两年制的社区大学；可以是公立的，私立的，也可以是公私合立的。由于它们是以教学为主，科研任务相对较轻，因此其优势自然是高质量的教授和教学。此外，这类学校通常具有较强的域际性和灵活性。由于它们的存在，很多学生可以不必放弃就业（这意味着收入来源）而在大学就读。在美国，这类“非传统性”的边工作边求学的学生非常普遍，其增长速度十分惊人。
综上所述，中国高教体制的多元化可以归结为一种金字塔结构。高居塔顶的是一批优秀的私立学校，塔身是以科研为主的省立大学，塔基是以教学为主的公立、私立以及公私合立的大学。没有塔基，整个高教体制不复存在，成为无源之水；没有塔身，高教的发展必然会后继无人，成为无本之木；而没有塔尖，高教和科研会变成一潭死水。
二、市场化
高教的市场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教学内容的市场化以及教学成果的市场化。教学市场化的理论基础源于詹姆斯、杜威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James,Dewey and Pierce)。教学的价值应以其对受教育者人生利益的实效为检验标准。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的大潮流中，教学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培养出适应于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源。走在时代前沿的中国教育领导人以及高教中的决策人，应当本着“忍大痛，割大爱”的精神，审时度势，把与市场经济没有关联的，甚至是相左的科，系以及课程清除出高校的课程安排。只有这样，才能使有限的高教资源得到最有效地分配与利用，以实现学以致用，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高教市场化的另一个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高教所培养的人才的市场化。而人才市场化的首要内涵是博士生的“移植嫁接”，和“移（异）地开花”，以避免知识的老化和由于近亲繁殖所引起的退化。举例而言，甲乙大学培养的博士生，只有在被哈佛大学或是吉林大学聘用为教授时，作为一名博士生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的实现，即，得到市场的认可，完成市场化。反之，如果甲乙大学的博士生留在了甲乙大学任教，那么他（她）的价值就没有得到市场的承认。长此以往，一个系乃至院校聚集了从“祖师爷到重孙子”的几代人，试问，新鲜空气从何而来？具有拓展性的新观点从何而来？不同见解从何而来？学术自由又从何而来？在这种环境下，学术上的创新只能是偶然，而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势成必然。这种近亲繁殖所带来的无数遗传病就在所难免。
在美国，A大学A系培养的博士生，被本校本系聘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绝大多数是要到B大学B系或C大学C系去任教的。美国的学术界，在其它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更加偏重那些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学位分别毕业于三所不同大学的人，至少硕士和博士学位应获取于不同学校。学术界需要的是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这三新，也就无所谓学术研究，留下的只能是一成不变的老生常谈。美国建国不过250年，如今在学术研究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个事实值得其它国家反思。美国学术界的一套“清规戒律”也值得其它国家借鉴。
三、人文化
在西方，教育的人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大致完善于文艺复兴时代，其产生与发展是基于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观点与思想。教育人文化的宗旨是将受教育的对象作为人来进行培养和教育。因此，衡量教育成败的标准也自然而然地归结为人的总体品质或状态。具体地说，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出具有高度责任感、高素质、遵纪守法、有道德、有知识、乐观的、能溶入并贡献于社会的人。在中国，孔子所说的“智、仁、勇”，毛泽东所倡导的“德、智、体”，可以说是教育人文化的同义词。
那么，高等院校人文化的教育应该包括哪些方面呢？就大学本科而言，大约50%的课程应该是人文方面的，25%为专业基础课，其余的25%应该是专业课和自由选修课。在这里，人文课程几乎包罗万象，诸如语言、文学、地理、化学、生物、哲学以及宗教等。人文教育应该是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当然也是每个大学生所必修的。它奠定了每个学子作为人所应具备的素质基础。专业基础课，是指各个学院的专业必修课程。比如，商学院的专业基础课程应该包括经济学，会计学，市场学，管理学，金融学，概率数理统计，微积分，计算机，等等。商学院任何一个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具备这些基本的专业知识，因此，不论是经济学专业或市场学专业的学生都需要完成这些课程。接下来是其余25%的专业课和自由选修课，由学生自选。
这种人文化教育的意义在于它所培养出的人才将是全面的（通过人文共同课程）、市场化的（通过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化的（通过专业选修课），以及未来有发展的（通过自由选修课）。人文化教育还可以减轻中、小学教育的负担，使青少年在上大学之前有更多的时间投身于文体活动，参加社会公益事业，体会和享受人生，使他们的身心均得到健康的发展。最后，这种人文化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比如，一个研修了哲学和宗教的大学生，对于宗教和邪教的区别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样的人不但自己不会去从事害人害己的邪教活动，而且还会在社会上起到宣扬正义和教育他人的作用。
这样的全面人才，既符合千变万化的市场对个人技能多样化的要求，也符合现代化社会团队结构的运作方式。一个学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既可以运用统计模型进行市场预测，又可以对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经济分析。一但提升为主管，对管理学也略知一二。再者，由于具备了专业理论基础，就为将来的继续深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美国的高等教育中并无明显的文、理之分，文与理设在同一个学院。专业的选择也十分灵活，甚至可以等到大学三、四年级才确定或改变。换言之，一个英语专业的“纯文科”学生，只要修够了大约30个学分的专业基础课（如生物、生化、微生物等），也有资格申请进入医学院。在美国的一批医学院里，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Hopkins)医学院，至今仍设有与医学“不大相关”的人文系，让这些未来的医生们选修诸如历史、考古、经济以及政治等课程。美国的很多医学院希望能从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本科生中招收学生。美国现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弗里斯特先生(Frist)在从政前是外科医生；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威廉姆·培里(William Perry)任前是经济学教授。正所谓，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而离开了人文化的教育，这一切只能是天方夜谭。
这种人文化教育也是市场化的需要。由于市场上的对比与竞争，大学必须培养出真正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材。面对着市场上供需关系的骤变，试问：一个把几乎所有学分都赌在了狭窄的计算机上而对其它专业知识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毕业生如何转向于其它领域找工作呢？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经常有意无意地同美国教授就中国的文理之分侃侃而谈，甚至争执不休。天真的美国人往往是在交谈后哭丧着脸表示对中国教育的不解与不满。事实上，从中国泾渭分明的文理科中走出来的人，到了美国后越界选择而最终为市场所接受的不乏其人。我的一位朋友在中国是学新闻专业的，属于文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我建议她学计算机专业时她的那副诧异的表情和那张由于惊愕而略显变形的脸。“我是学文科的！”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她取得了计算机信息专业的硕士学位并顺利地受聘于美国的一家位列“500强”的大公司。
人文化的教育有助于对人的“情商”的培养和提高。现代科学研究已经发现，一个人的情商往往比智商更重要情商包括自我意识，自我管理，自我激励，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等等。中国目前的高教体制中，偏智商(IQ)而少情商(EI)。而情商的培养仅凭一种单一性教育是很难完成的。一个单项性发展的人，情商低下，缺仁寡义，难溶于社会，不适应于大工业的团队作业，很容易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与变化所淘汰。正如《古兰经》中所说：“不义的人，必定不会成功”。人文化的教育强调的是智商与情商的均衡，而不是其中一项的最大化。
四、科学化
高教的科学化指的是管理的科学化，即以科学的方法去管理高教。具体地说，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教授治校，国际接轨和域际中心。
1.教授治校
大学的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应该是矩阵式的，这个矩阵中的因素应该是教授。高教实行教授治校是势在必行。教授身处教学及科研的第一线，处在科学发展的最前沿，具有在教育界的最多，最直接的经验（从学生到教授可谓是“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这种矩阵式组织结构的作用在于：当一个组织拥有多重性的相互联系的活动时，它为这种组织的运作提供了最佳的协调能力。同时，矩阵式结构最有利于将专门人才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在组织内部进行分配。
具体地说，教授治校应以学院为单位，根据不同的需要设立各种小型服务性委员会，诸如学生事务委员会，晋升与终身资格委员，课程设置修改委员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办学宗旨委员会等。各委员会的委员由教授们以自愿和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对任期作出限定，比如两年。这类小型委员会是教授治校的基础。其目的是讨论和制定各种规章制度。院长有行政干预权。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学中的终身教授制。关于它的起源、目的、作用及现状，可单独行文加以阐述。这里只能就其在学术自由和管理中的作用进行简单的说明。简言之，终身教授的存在为学术界，乃至于全社会的言论自由与理论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由于有终身教授的存在，最大程度地限制了高教中的舞弊行为、不法行为以及一些非最优化的高教经营决策。
2.国际接轨
国际接轨指的是高教的国际化。举例而言，从中国来的很多访问学者，往往下车伊始，就关心和询问“博士后”学位或证书如何取得，使得美国的系主任、院长及主管教授茫茫然。在美国，博士生毕业后，理想的出路应该是迅速地走到教学的第一线，走到科研的最前沿。如果市场上暂无需求，退一步而求其次，暂时到某校作一段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也未尝不可，起码它可以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种临时的，缓冲性的过渡途径。
但由国家动用教育经费，大张旗鼓地培养所谓的“博士后”，是一种对人力资源及财政开支的浪费。特别是由纳税人出资，漂洋过海，来到国外拿“博士后学位”或“博士后证书”等等，无异于到国外来获取一张待业博士（或失业博士）的证书。如果此举仅限于某些市场需求狭窄的学科，比如物理学，尚且有情可原，但如果似雨后春笋，一拥而上、遍地开花，那就很滑稽，难以令人接受。很多美国学术界的人士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将其归结为中国高教的落后。
在美国，博士后不是一种学位，是一种进入市场前的无奈过渡。博士后的工作很多是附设的，辅助性的。工资收入是贴补性质的，绝不能与正常的教职人员待遇相比。然而，在美国很多大学的实验室里，从中国来的博士后比比皆是，从事着美国实验员，技术工人的工作。由国家出资，把一批批的优秀博士生送到国外免费打工（或取得很微薄的报酬），此情此景，真的叫人痛心疾首，难以接受。
国际接轨的另一方面是对大学的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评估和认可。其作用是使教育领域中的各大学可以相互比较，确保质量，同步前进，而避免各自为营，自以为是，固步自封。这种评估和认可可以交叉进行，既有针对大学的，也有针对学院的，甚至是针对学科的。评估和认可的关键之点是它必须是非官方的，非营利性的，以及中性中立的。
在美国，对一所大学的评估和认可首先是区域性的运作。比如，美国东南区的大学，由SACS进行学校一级的评估和认可，每十年一次。对各个学院又有不同的评估。比如，对教育学院的评估和认可是由教育学院联合会(NCATE)进行的。对商学院的评估和认可由AACSBI进行，等等。请注意，这里所说的评估和认可是由学术界专业人士进行的，因此，它不同于排名。排名通常由流行期刊和杂志社进行，只是对某些标准的对比。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的高教要想做到高质量、高水平，评估和认可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是必须的。对大学的区域性的评估和认可，可以由国内自行组织和运作。对于院系的专业性评估，可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即邀请国外现有的评估与认可机构来进行。比如，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经过一定的调整和准备，有望得到AACSBI的认可。关于评估和认可，不拟在此赘议，只作以上简略介绍。
3.域际化
高教的域际化是指教育的本地化，这一点是由教育活动的性质所决定的。教育属于服务行业，它服务的对象是人，而人又是客观上存在于某一点上的机体。高教的域际性从本质上讲是对人力资源域际性的回应。西藏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不同于上海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两地的教育支出和资金多寡亦不同。如果沪、藏两地的高中生均以考入清华、北大为第一目标，试问：这对于两地的经济发展有何助益？教育的服务性又体现在哪里？
盲目地追求排名是中国高教乃至于社会上的人力资源非实用化、非区域化，哲学上的形而上学的结果。试问：一位2002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的本科生，如果参加中国的高考（假定全部试题译成英文），这位学生是否能够通过高考，以“高分”进入中国的北大？我猜想答案是否定的。但反过来看，是否因此就可以断言这位美国学生就不如今年考取北大的学生呢？我看也不能。是否因此就可以断言哈佛的排名应当在北大之后呢？当然更不能。能上哈佛的美国学生入不了北大，是由教育的域际性决定的。在回答子路关于南方强还是北方强的问题时，孔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事实上，大部分美国学生也没有把进入“名校”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这是由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思想决定的。一位曾在日本做中日国民性研究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堂堂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孕育出的国民性辉煌、壮丽。随便问问稚童的理想，不是科学家、音乐家就是外交官、总经理，很是有些气魄。而距咱只有一海之隔的日本的孩子们的志向简直就是不值一提。无非是司机、护士、售货员、加油站的加油士……总而言之都是些中国孩子不屑一顾的‘小儿科’……周围很多在日本工作的朋友都为孩子是放在中国养还是放在日本养而头疼不已，究其原因，就是担心孩子在日本会越来越‘傻’，将来难以适应中国的社会”。这位博士所描述的现象与美国大致雷同。美国的家长对子女的要求是做一个遵纪守法、有公德心、有可用技能的普通人，很少看到象如今中国的不少家庭里那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殷殷之情。从“洋人”那里，还真可以看到一点“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的意思。这也许就是一个均富起来了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吧！。
美国的高教已经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大学入学录取标准。这套标准是有机的、综合性的以及多元化的。以SAT为例，它的宗旨是对一个学生综合能力的预测，而不是单纯的对学习成绩的考核。GMAT和GRE等考试亦大同小异，是对一个学生的综合能力的一种预测，而不是对本科学业的考核。同中国的大学及研究生的录取考试相比，看似雷同，实则差之千里。对学业的考核是着眼于过去的18年；而对能力的预测则是着眼于今后48年（以66岁为一般退休年龄），侧重点在考生的综合素质。而素质和能力的考核所选拔的是今后做出重大科研突破所需的人材，诺贝尔奖的得主，卓有成效的领导人，国际化大企业的帅才。这里，起关键作用的不是高考的分数，而是一个人的能力和综合素质。（作为文革后第一批正式考试入学的大学生，我绝不是片面地反对高考，妄自菲薄）。
美国大学的录取条件中，SAT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它部分包括：文体活动的参与及能力，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与投入；其它课外活动等。这种录取标准的逻辑与指导思想是要选拔出最全面，最有能力的人。设想，有A和B两个学生，A生全部时间放在读书上，只学习，也只懂得数理化与文史哲，每科的成绩均100分。B生的数理化和文史哲学的成绩均75分，除此之外，他还花大量时间做了相当数量的义工，学习了击剑、钢琴、油画、帮助父母负担了家务。试问：这两个学生哪一个更有能力呢？从实证的角度看，当然是那个学业75分的B生。原因是，每人每天的总体时间是相同的，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做到更多的事情，这反映出较强的能力；较强的能力意味着较高的综合素质；较高的综合素质预示着较好的社会适应性和较大的未来成功率。
就知识的取得过程而言，从零（完全不知）到75%(80%)之间的边际效益远大于75%到100%（假定100%的知识掌握度是存在的）的边际效益，然而，从75%到100%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即边际成本，却远大于从0到75%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100%是永远也达不到的。从知识的实用性的角度看，很多东西在高考过后就会变得永远毫无意义。在生活和工作中，有实用价值的还是75%中的一部分。如果将来有需要，可以让一部分人去完成那余下的25%的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这也许是人力资源的最佳分配和最佳利用。纵观美国教育界的各种考试，大多将需通过的分数线设定在75%。注册会计师(CPA)的分数线为75%；很多大学（包括“名牌”大学）对SAT的要求是也75%(1200/1600)；各商学院对GMAT的要求最多也不过75%(600/800)；法学院的入学考试LSAT的分数大多也定75%。正所谓，“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综上所述，中国的高教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势在必行。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百年计，中国在过去25年的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原动力来自于过去受到人为抑制的生产力的释放，从农村的经济改革到城镇的初级性的加工工业的改革，都是如此。由于产品和服务中资本的成份、技术的比重较低，因此对教育的依赖性不大。同时，中国出口大幅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在过去25年中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过去的传统产业转型到高科技产业。转型后，传统产业的产品来源自然而然地转向发展中国家。最后，中国应当意识到国外直接资本投资之所以对中国情有独钟，原因在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随着西部的大开发，在今后的25年中，中国现有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仍将存在。但从长远来看，50年，甚至100年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将会改变。此外，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所初创出的中国中产阶级，由于工资收入的提高，最终会失去对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他们也需要一种新的竞争手段。这一切都要求提高产品和服务中的资本成分，而当今的资本成分是同高科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对高科技的掌握和使用需要的是有这种能力的劳动大军，而这支队伍的组建和培训，只有一条途径——教育，包括小学，初中，高中以及高等教育——来实现。
中国还应当意识到的是，目前的资本和经济的国际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殖民手段，甚至是殖民经济统治。同旧式的殖民主义相比，资本的国际化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在新一轮的经济殖民的浪潮中，由于殖民的手段不同，人们看到的不是海军陆战队或是关东军，而是公司总裁或商务代表。第二，给殖民地送来的不仅是舶来品，更重要是就业机会和相对而言较高的暂时性经济报酬和工资。第三，过去的租借方案，以及对海关的直接的行政控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套新的游戏规则。凡此种种，使得国际资本在其输入国倍受青睐。这种现象本身是无可厚非的，甚至对双方来说也都是一种进步和互益，但它毕竟是一种殖民地心态。如果盲目地沉浸于这种心态中，而忽略了自身的发展，资本的积累，技术的提高，百年之后，中国将依然如故。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只有日本晋升为发达国家，可见经济发展之艰难。在这段艰难的发展过程中，教育即使不是唯一的因素，也是最重要和最能控制的因素之一。因此，及早地对之进行改革，以适应今后百年国际竞争的大环境，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和有效的长远之计。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