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虽然在19世纪后半期已经出版和印行，开始向世界传播，但它向全世界更广泛更深入的传播，则是在20世纪。
马克思著、考茨基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即《资本论》第4 卷）是在1905—1910年陆续出版的；列宁的许多文章发表于1901年之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出版；毛主席对经济理论也有许多论述。
《资本论》在德国出版以后，很快就有英文译本、法文译本，随后就有俄文译本、日文译本，广泛地向世界传播。就是在美国，《资本论》很早就成为大学经济系的必修科之一。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它马列主义著作是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进的灯塔。
在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播到中国大地。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1919年5 月《新青年》出版了一期由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在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同时，李达从日文翻译了《唯物史观解释》、《马克思经济学说》，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国内出版。《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919年就在《晨报》副刊连载。
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这一段时间内国内出版了许多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也出现了一些无政府主义以及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对论调，这种反对论调理所当然地受到批判。“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遭到镇压，但在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仍然蓬勃发展。
在30年代，留苏回国的沈志远编撰了《新经济学大纲》，1934年在北平出版，1939年我在迁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讲授经济学，就以这本书作为教本，学生人手一册，自己边学边教，离现在已有五十七年了。侯外庐、王思华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1932年在北平出版。这一时期有陈豹隐从日文翻译的河上肇著《经济学大纲》在上海出版。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拉比多斯、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的《政治经济学》也先后出版，后者出版了三个译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三卷本1938年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付印，出版了3000套，有2000套在转运途中因广州沦陷，轮船覆没而沉入海底，其余部分几经周折，在上海以及桂林、重庆发行，还转送到延安等地。抗战开始，新知书店受党的长江局委托，以中国出版社名义翻译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几本专著，在大后方几个大城市和延安等地发行，后来这套丛书，成为《干部必读》。
回忆二三十年代千千万万中国青年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导，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抗击日本侵略军，解放中华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作出了重大牺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活着的各条战线离退休干部，回忆起来，大都有这种经历。四十七年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包括十七年来的改革和开放，都是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导下，取得了伟大成就，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大大增强与提高。
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都记述或专章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张问敏曾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概述》（载《经济研究》1991年第6期）， 此文去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最近刘大明撰写了《把火种盗到中国的人们——〈资本论〉全译本在中国出版记实》，详细记述了《资本论》三卷本的出版经过（载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联谊会编印的《联谊通讯》第47、48期）。现在有些青年到国外学习了西方经济学，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不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等著作，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以及所起的重大作用，那么，要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肯定是格格不入的。
有的人在宣传西方经济学时，不顾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贬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贡献。事实上中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绝大多数信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出了应有的努力，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章和专著受到国内和国际上的重视，这是不能低估的。
十多年来，我国同西方国家的交往愈来愈多，有的经济活动要与国际交往，西方国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宏观管理以及企业管理经验等对我们有借鉴之处，因此要了解西方，研究西方经济学，但我们对西方经济学说的基本态度是吸收其有用和合理部分，而不是盲目的推崇。
西方社会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辩护或者修补、发展的西方经济学说，从根本上说，与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对立的。如果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信西方经济学说，毫无疑义必然会沦为“西方经济学的殖民地”。某些宣传西方经济学、攻击或贬低马克思主义的机构，因为它起着瓦解社会主义的作用，自然会受到西方某些人的青睐和赞赏。西方经济学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事实上自己正是站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中，企图改变别人的意识形态，要别人放弃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办不到的。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既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我们主张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事物，认识社会的变革。如果说经济学的研究要本土化，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国际化、规范化，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决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决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
有的人还说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参与相当有限”。这句话，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说，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是学院派，对改革开放参与相当有限；二是说，信仰现代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论工作者对改革开放做了较多的出谋划策。这难道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吗？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像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一样，受到某些经济部门同志的咨询，提出过建议。这难道会成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什么经济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吗？
我国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号召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际工作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掌舵和贯彻的。江泽民同志经常号召我们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国各条战线上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经常脱产学习，认真钻研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进。这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展开而取得巨大成绩的。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永远指引着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