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生网络成瘾与情绪关系调查与研究论文

高职生网络成瘾与情绪关系调查与研究论文

高职生网络成瘾与情绪关系调查与研究

裴华尉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盐城)

摘 要: 随着互联网不断成熟,电子产品的不断丰富和降价,高职生中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给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为了研究网络成瘾和情绪的关系,本研究将盐城某高职院校的学生作为被试对象,通过完成高职生基本情况问卷、网络成瘾量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相关变量的分析,来确定网络成瘾与这几个相关变量的关系,从而丰富网络成瘾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 高职生;网络

网络成瘾由四部分组成:①过度使用,表现在时间观念的缺失,或者基本动机的疏忽相关联;②当计算机无法访问的时候,就会出现包括了愤怒、紧张或者是抑郁的情绪;③他的这种容忍度,是与更好设备的需求,更好的软件或者更多的时间是相关的;④负面影响,包括了争吵,谎言,成绩下降,脱离社会和身体疲劳。情绪的定义为:情绪,是指人们的主观认知体验,是多种思想、感觉、行为综合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最普遍的情绪包括喜、怒、哀、乐、惊、恐、爱等,也有一些细腻微妙的情绪如嫉妒、惭愧、羞耻、自豪等,也可分为负面情绪和正面情绪。本研究采用专业班级整群测试的原则,抽取了盐城市某高职院校文科生350人,理科生350人参与了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问卷612份,筛除填写不规范或不完整问卷,有效问卷581份,回收率为92.4%。

自动焊接设备选用林肯焊接电源R350和某公司的焊接小车系统。焊接电源具备平特性电流及脉冲电流MIG/MAG焊功能,具有控制精度高,稳定性好,性能卓越等特点。同时,焊接电流、电弧电压及焊接速度等参数可以数字显示并连续可调。焊接小车采用有轨道式,能够满足平、横、立、仰四个位置的平稳焊接。

一 高职生网络成瘾总体情况

本研究对盐城某高职院校的581名在校学生进行调查,采用美国匹兹堡大学DR.Young编制的《网络成瘾量表》,调查显示,正常网络使用者(总分低于30分)占27.8%,网络使用过度者(总分介于31分与49分之间)占49.8%,网络成瘾倾向者(总分介于50分与79分之间)占23%,网络成瘾者(总分高于80分)占0.2%。结果显示高职院校学生中网络使用过度者居多,并且网络成瘾倾向现象明显存在。

(一)高职生网络成瘾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首先以高职生网络成瘾为检验变量,性别、专业类型及生源地等为分组变量,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高职生网络成瘾在性别、专业及生源地等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结果显示,网络成瘾在性别方面差异显著(P<0.05),受到性别因素影响:男生网络成瘾(37.85±11.99)小于女生网络成瘾(40.30±12.36),即女生比男生网络成瘾分值高。另外,网络成瘾在专业、是否独生子女和生源地均无显著差异。

本文倡导建立的敦煌文献多模态语料库可通过服务于敦煌文献语言文字的研究,来促进中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句法、方言学、语用学及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

以下表格仍按之前分段标准,将学生分为三类:正常网络使用者、网络使用过度者、网络成瘾倾向者。

结果显示,各年级组之间均达到显著性差异(P<0.01):一年级学生网络成瘾(37.82±10.92)小于二年级学生网络成瘾(41.43±12.08),即一年级学生网络成瘾分值低于二年级学生;二年级学生网络成瘾(41.43±12.08)高于三年级学生网络成瘾(37.97±13.46),即二年级学生网络成瘾分值高于三年级学生。另外一年级学生网络成瘾与三年级学生网络成瘾差异不显著。

二 高职生正性、负性情绪的现状分析

(一)高职生正性情绪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为了解正负情绪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对网络成瘾、正负情绪间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网络成瘾与人际冲突应对方式中的反思沟通、转移回避、正性情绪显著负相关(P<0.01),与人际冲突应对方式中的对抗攻击、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P<0.01);人际冲突应对方式中的反思沟通与人际冲突应对方式中的转移回避、压抑忍让、正性情绪显著正相关(P<0.01);人际冲突应对方式中的对抗攻击与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P<0.01);人际冲突应对方式中的转移回避与人际冲突应对方式中的压抑忍让、正性情绪显著正相关(P<0.01);人际冲突应对方式中的压抑忍让与正性情绪、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P<0.01);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P<0.05)。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均不显著。

结果显示,负性情绪在专业方面差异显著(P<0.05):文科生负性情绪(21.76±6.10)大于理科生负性情绪(20.62±6.08),即文科生比理科生学生负性情绪分值高。另外,负性情绪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和生源地均无显著差异。

首先以负性情绪为检验变量,性别、专业、独生子女及生源地为分组变量,采用独立样t检验,比较高职生负性情绪在性别等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其结果如表1-9所示:

(二)高职生负性情绪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再以高职生正性情绪为因变量,年级为因子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高职生正性情绪在年级上的差异,结果显示,高职生正性情绪在年级分组有显著性差异。为了确定差异来源,对年级变量进行事后多重检验,结果显示,一年级学生正性情绪与二年级学生对比,达到显著性差异(P<0.001):一年级学生正性情绪(28.53±5.67)大于二年级学生正性情绪(26.33±5.83),即一年级学生正性情绪分值高于二年级学生。一年级学生正性情绪与三年级学生对比,达到显著性差异(P<0.05):一年级学生正性情绪(28.53±5.67)大于三年级学生正性情绪(27.24±6.18),即一年级学生正性情绪分值高于三年级学生。另外二年级学生正性情绪与三年级学生正性情绪差异不显著。

周有光先学经济,后攻语言,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作为一个经历了百年沧桑的“元老”,周有光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处变不惊。90多岁时,他头顶上的头发都掉光了,他却笑着说是还没有长出来。他还依然像年轻时一样,随身带着几块洁白的大手帕,时不时地拿出来擦擦脸。

以高职生网络成瘾得分为因变量,正性情绪、负性情绪为因子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这三类学生在正负情绪中的差异,结果显示,不同程度高职学生在负性情绪上差异及其显著(P<0.001);不同程度高职学生在正性情绪上差异显著(P<0.01)。为进一步探讨两变量为一组的组间差异,进行事后多重检验,结果发现,在正性情绪中,正常网络使用者与网络使用过度者、网络成瘾倾向者相比分值最高(P<0.05),网络使用过度者与网络成瘾倾向者无显著差异;负性情绪中,正常网络使用者与网络使用过度者无显著差异,但正常网络使用者比网络成瘾倾向者分值低(P<0.05),网络使用过度者比网络成瘾倾向者分值低(P<0.05)。据此结果发现不同程度网络使用者在正负情绪得分存在显著差异,正常使用网络的高职生正性情绪较多,而具有网络成瘾倾向的学生负性情绪较多。

三 不同程度网络使用者在正性、负性情绪的差异

结果显示从表3-3的结果看,网络成瘾在年级分组上有显著性差异(P<0.01)。为了确定差异的来源,对年级变量进行事后多重检验,结果发现一年级和二年级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3.61,P<0.01;一年级和三年级相关系数为0.15,不显著相关;二年级与三年级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3.16,P<0.01。

然后再以高职生负性情绪为因变量,年级为因子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高职生负性情绪在年级上的差异,结果显示,高职生人际冲突应对方式在年级分组无显著性差异。

四 高职生网络成瘾、正负情绪的相关分析

首先以正性情绪为检验变量,性别、专业、独生子女及生源地为分组变量,采用独立样t检验,比较高职生正性情绪在性别等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结果显示,正性情绪在性别方面差异显著(P<0.01):男生正性情绪(28.27±6.60)大于女生正性情绪(26.56±5.73),即男生比女生正性情绪分值高;正性情绪在专业方面差异显著(P<0.05):文科正性情绪(26.73±5.93)小于理科正性情绪(27.93±6.38),即文科比理科学生正性情绪分值低。另外,正性情绪在是否独生子女和生源地均无显著差异。

本文针对SAR图像目标和场景分类问题,提出了一种改进的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SAR图像分类算法。针对数据集训练样本较少的问题,采用数据增强的方法人工地增加训练样本的大小;为了解决卷积神经网络中因网络参数过多导致的过拟合问题,采用一种多尺度卷积模块替代高层卷积层,在输出层采用卷积和全局均值池化的组合替代全连接层。分别对MSTAR数据集和陕西渭南地区的高分辨率SAR图像进行目标和场景分类实验,本文算法针对MSTAR 10类目标和高分辨率SAR图像3类场景的分类正确率分别达到了98.89%和91.85%;通过构建相同深度的卷积神经网络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算法有效地解决了网络的过拟合问题。

正负情绪均与网络成瘾关系密切,且差异显著。正常使用网络的高职生正性情绪较多,而具有网络成瘾倾向的学生负性情绪较多。通过相关分析可以看出,网络成瘾与正性情绪显著负相关,与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而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看出,负性情绪对网络成瘾起到正向预测的作用,正性情绪对网络成瘾起到负向预测的作用。

正性情绪高的人,网络成瘾分值低。这一结论与张文龙,李梅(2008)的研究不一致,他认为快乐感与网络成瘾显著负相关,因此推测正性情绪可能对网络成瘾产生预防作用。本研究通过对581名在校高职生的研究得出正性情绪确实对网络成瘾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具有较高正性情绪的高职生,一般拥有较为活泼开朗的性格,因而兴趣爱好也会广泛,获得快乐感、幸福感、成就感等精神享受的渠道也较多。因此,网络虚拟世界并不会成为这一群体活动的主要内容,从而也可以大大降低网络成瘾的几率。一名在学校学生会任职的学生干部,平时在学生活动的组织过程中,忙碌而充实,在与同学频繁的交流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获得自我认可的自豪感和满足感。这使他既没有网络成瘾的时间和空间,也不具备网络成瘾的动因。

负性情绪高的人,网络成瘾分值高。这与Petrie,Gunn(1998)的研究类似,他认为网络过度使用,容易引发抑郁、孤独等负性情绪。当学生遇到挫折时,会产生负性情绪,他们为了消除这种负性情绪,往往会选择逃避现实,在网络中放纵自己,减缓由负性情绪带来的不适感,并获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的满足感,如此重复,导致负性情绪多的学生更容易网络成瘾。一名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家庭条件也不好,面对现在的就业压力,他整天被自己肩上的重担压的喘不上气,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内心的痛苦、焦虑也不好意思和身边的人说,网络的世界可以让他暂时摆脱这种压迫感,放纵自己,他沉迷于这种体验,不愿意回到现实生活中。

在伊朗干旱的环境中,为了保证施用的肥料仍然能起到最大的作用,所有的农户都会经过专业的施肥培训,施用的氮、磷、钾肥料均是高含有机质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土壤结构和增加施肥效率。除此之外,伊朗的中部省份主要种植的是果树,由于果树对钙元素的需求量较高,农民还会施用一些钙含量比较高的化肥,用以满足果园中对钙元素需求较大的作物的生长。

参考文献

[1] 张海涛,苏苓,王美芳.对高职生网络成瘾与生活事件关系的研究 [J].职教论坛 ,2011(11):96-98.

[2] 孙经,李晏,潘登.大学生网络成瘾与应对方式及情绪障碍关系 [J].中国公共卫生 ,2009(09):23-24.

本文引用格式: 裴华尉.高职生网络成瘾与情绪关系调查与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9,6(23):187-188.

DOI: 10.16541/j.cnki.2095-8420.2019.2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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