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宋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年度宋史研究非常活跃。3月19日，“中国朱熹与龙泉文化发展论坛”在成都巴金文学院举行。7月24—29日，“十至十三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暨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召开。提交论文38篇，其中近一半论文涉及宋史。8月25日，“中国宋史研究会十一届年会暨安丙学术研讨会”在华蓥召开。中外一百多名宋史学者出席了会议。9月3—10日，“中国三至九世纪历史发展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12月3—5日，“‘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濮阳(宋代澶州)召开。
本年度出版的宋史方面主要专著及论文集有：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宋史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科学出版社)，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下，三联书店)，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人民出版社)，刘黎明《宋代民间巫术研究》(巴蜀书社)，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祖慧《沈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卢敦基《陈亮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诸葛忆兵《李清照与赵明诚》(中华书局)，张其凡《宋代史》(上、下，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胡小鹏《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李仁群等《道家与中国哲学·宋代卷》(人民出版社)，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梁太济《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包伟民主编的《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龚延明、祖慧主编的《岳飞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朱瑞熙、王曾瑜、李清凌主编的《宋史研究会论文集》(第十辑，兰州大学出版社)，赵吉惠、刘学智主编的《张载关学与南冥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胡昭曦《宋代蜀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范立舟《宋代思想学术史论稿》(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宋史研究论文有三百余篇。限于篇幅，现将2004年宋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政治史
制度。制度史是本年度研究的重点。范学辉《北宋三衙除授制度简论》(《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北宋三衙除授制度日趋严密，权力分配更加细致，初期归枢密院，仁宗朝以后经枢密院初拟，宰相、枢密院共议。傅礼白《宋朝的章奏制度与政治决策》(《文史哲》第4期)指出，宋代皇帝对章奏的审阅、处理，多由宰相班子以及不同层次的官员先期论证，其决策已融进了官僚士大夫群体的智识和经验。赵冬梅《试论宋代的閤门》(《中国史研究》第4期)对宋代的閤门司、閤门官员、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的体制展开探讨。苗书梅《宋代州级公吏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宋代的州级公吏人数众多，在地方行政运作中影响广泛，其权势增长与地方政务管理的复杂化、官员任用制度存在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贾玉英《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初探》(《史学月刊》第11期)认为，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是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制度前后两期的分界线。孔学探讨了宋代官年与实年不一致的两种情况(《宋代官员的官年与实年》，《文史知识》第1期)。高楠则讨论了官年、实年现象出现的诱因和官年、实年不符现象公开化及宋廷的应对等问题(《试析宋代官员官年与实年不符现象》，《史学月刊》第7期)。张其凡、金强《宋代岭南谪宦类型分析》(《学术研究》第3期)从宋代官员黜降制度方面进行考察，分析了宋代岭南谪宦的四种类型——贬官、编配、安置和居住的具体生活情况及其异同。陈元锋《宋代馆职的名实与职任》(《史学月刊》第12期)认为，宋代馆职从职能上可以分为狭义的馆职与贴职两大系列。
李晓就宋代朝廷的购买制度发表一系列文章。认为：宋朝政府购买预算的两个基本依据是政府消费物资的供求形势和运输状况，两者相比，供求形势居于主导性、基础性地位(《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文史哲》第1期)。宋朝政府购买预算的三种形式是年度定额的购买计划、经常性下达的采购指令和临时性安排的购买任务(李晓、姜雪燕《宋朝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形式》，《学术研究》第10期)。在《王安石市易法与政府购买制度》(《历史研究》第6期)中指出，市易法的内容应包括对政府购买制度的改革。在《宋朝江淮荆浙发运司的政府购买职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中指出，江淮荆浙发运司在宋朝财经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北宋的河北籴便司》(《中国史研究》第2期)中指出，宋代河北籴便司是转运司与中央利益悖离的产物。其业务特点是：在河北形成了与转运司裂土而治的财政管理格局，直属中央专管沿边军需补给，实行沿边籴买与内地籴买相结合，集购买、漕运管理于一身。汪圣铎《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第1期)从转运使是藩镇的替代者、对转运使割据的防范、路级财政的形成等方面，探讨了宋代的转运使。孙彩红、陈明光《唐宋财赋“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的异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唐宋两朝财赋的“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相似之处，即都采取了中央财政对财赋的宏观调度方式，但两朝在财政管理体制上存在差异。方宝璋《略论宋代会计帐籍》(《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指出，宋代会计帐籍种类丰富，在编制、申报、保管等方面均有一套严密的规定。徐东升《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唐宋两代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差别是：1.唐代州县拥有更大权力；2.宋代在中央与州县之间设有路级政府机构，并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铸钱管理。包伟民、吴铮强《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浙江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宋代定型的劝农制度是中国传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治文化在生产领域的一个典型表现。
黄纯燕《宋代登闻鼓制度》(《中州学刊》第6期)讨论了宋代登闻鼓制度的建立、登闻鼓机构的进状人构成及进状程序、登闻鼓机构的受状内容、登闻鼓制度的作用及影响等问题。赵旭《论北宋法律制度中“例”的发展》(《北方论丛》第1期)指出，宋代的法制中已经产生了成文的《断例》，宋代“例”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判例法及其实践步入成熟的关键时期。戴建国《“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历史研究》第4期)指出，宋朝统治者通过立法，对雇佣奴婢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在“主仆名分”制约下，雇佣奴婢被纳入家族同居范围，与雇主结成密切的依附关系。郭尚武《论宋代保护奴婢人身权的划时代特征——据两宋民法看奴婢的人身权》(《晋阳学刊》第3期)指出，宋代民事立法新增了保护奴婢人身权的规定，奴婢由民事权利客体转化为主体，在封建社会法制史上，唯宋代独有。郭东旭《宋朝的物价变动与计赃论罪》(《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指出，宋朝不断调整计赃绢价标准和各类货币之间的比值，反映了宋朝计赃定罪法据时适变的特征。吕志兴《宋代配刑制度探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宋代的配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宋朝政府将前代的配刑规范后广泛适用，并逐渐成为宋代最主要的刑种。孔学《论凌迟之刑的起源及在宋代的发展》(《史学月刊》第6期)认为，契丹最先使用凌迟作为死刑的名称。宋代凌迟之刑在宋太宗晚期开始使用，仁宗时开始以诏令的形式规定其适用范围，神宗时凌迟之刑的适用范围扩大。盗贼及兵变的频繁是凌迟之刑在宋代发展的重要原因。
王青松《南宋海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探讨了南宋沿海制置司的设置和沿海的巡检、县尉等地方力量以及民间武装在海防中的作用。刘建丽、赵炳林认为蕃兵的建立是宋代兵制改革的创新(《略论宋代蕃兵制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略论宋代蕃兵建制》，《西藏研究》第2期)。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第1期)指出，赵匡胤建国以后，正式将弓手当作维护基层治安的武装力量。弓手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形态，以及运作机制的转变。马继云《宋代的“厢官”》(《江海学刊》第4期)认为，宋代的厢官职责不能以“治烟火盗贼公事”一言以蔽之。
政治。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第1期)认为，宋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像，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从而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南京社会科学》第8期)认为，史学界经常说的“唐宋”、“治隆唐宋”，并不科学。宋代是五代后中国多国并存时期的一个连汉族都未统一的地方割据政权，长期是辽、金的“臣、侄”国，不能与唐朝并列。赵河清《赵宋王朝特质之时空背景考析》(《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第5期)联系宋初国策及以后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对峙争战状态等因素构成的时空背景，对宋朝的综合实力予以肯定。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史实及类比方法，反驳了“宋代‘积贫积弱’特点”的说法。傅礼白《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军事决策权的转移》(《史学月刊》第2期)指出，由于宋代的重文抑武的国策及宋初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使得两宋时期宰相的军权始终存在，并且渐次加强；与此相对应的是枢密院的权力、地位逐步削弱，并最终沦为宰相的下属机构。张筱兑《宋初“守内虚外”政策与枢密院的身份危机》(《甘肃高师学报》第4期)指出，宋初君主对内采取“右文抑武”的政策，对外则将传统的“内绥外御”的边防政策调整为“守内虚外”，致使枢密院出现了巨大的身份危机，为有宋一代文武两个集团的矛盾埋下祸根。谷更有、尹子平《宋代豪民与官吏勾结对国家的内耗性分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宋代豪民的猖獗限制了宗族势力的发展，豪民之间的自私自利又决定了其难以形成集团力量，他们同官吏之间的相互利用造成了国家的内耗。张学玲《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指出，北宋士大夫在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文化和精神风貌，形成了独特的“士大夫政治”。路育松《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中国史研究》第1期)从介绍冯道其人入手，分析了五代至北宋时期对其评价的变化过程，指出这一过程正是北宋气节观内涵发生变化的过程。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一书，探讨了北宋武将群体的构成及武将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变迁，论析了北宋以文官抑制武将的策略及其消极影响，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了北宋的兴亡。作者还讨论了北宋“将门”形成的原因、时代特征，以及产生的影响；探析了皇室与“将门”的通婚现象(《北宋“将门”现象探析》，《中国史研究》第3期；《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文史哲》第3期)。张明认为，北宋的驭将政策，导致北宋中期以后军政上出现的“将懦兵骄惰”现象，是造成宋王朝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北宋驭将政策矛盾探析》，《广西社会科学》第1期)。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宋徽宗即位初，蔡王集团的存在，使徽宗较少胡作非为，随着向太后的去世，蔡王集团瓦解，徽宗开始在一片赞扬声中为所欲为。何俊《庆元党禁的性质与晚宋儒学的派系整合》(《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由于党禁及其政治变化，使得浙学直接受累，进而从晚宋的儒学思想中分离出去。崔英超、张其凡《论“隆兴和议”前后南宋主战派阵营的分化与重构》(《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探讨了南宋主守派阵营的形成，及其对政治走向的影响。侯绍庄、钟莉《也谈南宋初年的宋金“和”“战”》(《贵州文史丛刊》第3期)针对《南宋初年宋金“和”“战”新探》(《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4期)一文指出，赵构、秦桧向金称臣求和，是一种争取时间、稳定局势的斗争策略，是为了保住其统治地位，而南宋小朝廷得以偏安一隅，主要是广大爱国军民英勇抗金的结果。程龙《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中国史研究》第1期)指出，北宋堡寨的军事功能是与西夏争夺边境地区的人口和土地资源，以满足军队后勤补给的需求。王曾瑜《从康熙的议论谈宗泽、岳飞等抗金》(《史学月刊》第4期)通过康熙的议论，再次就宗泽、岳飞等抗金的正义性进行讨论。汪天顺《北宋前中期的西北边疆经略》(《甘肃理论学刊》第6期)分析了北宋前中期朝廷对西北边疆态度所经历的从积极到消极、再趋主动的过程。肯定了曹玮、范仲淹等人的成绩及朝廷所起的作用。
改革。王世农《台谏、舆论与北宋改革的命运》(《文史哲》第3期)指出，北宋时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告终，御史台官员和谏官的舆论活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夏巍巍《制度、产权与历史变革——论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本质》(《浙江社会科学》第1期)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及在实施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周建华《理学——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北宋是理学勃兴的时期。而王安石提倡的“新学”，以及他所施行的“变法”，是与理学的宗旨和精神背道而驰的，故此注定了变法的失败。游彪《关于宋代的免役法》(《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免役法的推行某种程度上是公平原则的体现，它将许多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逐渐纳入“助役”者的行列，进而扩大了服役者的范围。尹娜、黄纯艳《论北宋杨允恭盐法改革》(《云南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杨允恭盐法改革，实行了国家垄断收购、地方政府发卖的制度，确立了以淮浙盐支撑江淮漕运的新体制，对漕运、入中和茶法产生了深刻影响。杨世文《北宋贡举改革与经学变古》(《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北宋通过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的改革，不仅重新确立了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促进了经学变古。
民族与周边问题。张文《两宋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与社会控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两宋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从主体上看，可分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两大类型，从形式看，则分为经济冲突与文化冲突两大类型。两宋政府实施的社会控制措施并未能杜绝此类冲突发生。徐晓光《唃厮啰政权的“立文法”与宋朝藏汉关系立法》(《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分析了唃厮啰政权与宋朝之间的关系，论述了宋朝所运用的法律措施在调整蕃汉民族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刘建丽《略论宋代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的关系》(《西藏研究》第4期)梳理了宋代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的政治、经济关系。蔡家艺《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遗民》(《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认为，沙陀族解体后，其族人大都散居于辽、宋、金、夏境内。宋朝境内的沙陀人，绝大多数来自于后汉、后周和北汉，其中有不少是沙陀世家。袁波澜、敏生兰、黄丽《唐、宋民族政策——羁縻问题之比较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探讨了唐、宋时期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总结了两朝民族政策的经验。白建灵《论宋元及以后新兴少数民族的特点》(《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指出，宋元及以后新兴少数民族的特点是：1.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具有明显的游牧与农业双重结构，其发展方向是逐渐融合为内容更丰富的汉族；2.经济上全面适应农业社会，同时保留其重商传统，文化上主要吸收儒家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回族伊斯兰教文化。吴玉亚、包伟民《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宋朝对高丽使臣的接待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宋初以东夷之国视之，进而不断提升，至仿西夏例，进而易为仿辽例，至南宋又有回落，最后失去直接的遣使往来。这一变化过程正是宋朝国力日衰及其在整个东亚世界中地位下降的折射。吕英亭《高丽王朝与辽、宋政治关系之比较》(《东岳论丛》第6期)指出，高丽对中国奉行着“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则，在辽朝武力征服和威胁下不得不向其称臣；同时高丽对中原文明怀有深刻的文化认同感，但这种文化认同感又必须服从于实力对比。
二、经济史
商业经济。李晓在《宋代商品结构状况的变化》(《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中指出，宋代市场流通商品的结构状况较以前有许多变化，其表现一是米绢类商品的跨区域流通空前发展，二是以茶叶、交引等为代表的新商品大量涌现，这标志着宋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他在《论宋代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中提出了“小农、小工、小商三位一体化”的概念。王兴文《北宋漕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学术交流》第7期)指出，北宋漕运业的发展，不仅加强了南北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促成了一批商业城市的发展和市镇的复苏。史继刚《论宋代官府的食盐零售体制及其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盐业史研究》第4期)指出，宋朝对食盐生产、运销诸环节的控制非常严格，特别在食盐榷禁地区针对广大消费者的食盐零售，采取了与以往不同，并且违背消费者意愿的强制配售方式。汪圣铎《试论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认为，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较唐代大为减弱，政府始终没有颁行以绢代钱的正式法令，但是宋代绢帛也有一定的货币功能，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起着一种准货币的作用。王菱菱《宋代金银的开采冶炼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期)通过《舆地纪胜》、《本草图经》和《龙泉县志》中有关金矿开采过程及灰吹法、火爆法技术应用的记载，探讨了宋代矿业生产发展的技术基础。王晓燕《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宋朝在发展与辽、夏、金等政权贸易时，将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即使在战时，南北两地互补余缺的物资交流也未停止过。
区域经济。吴小凤《试论宋代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从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考论了宋代在多种情况下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梁中效《宋代蜀道城市与区域经济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宋代蜀道城市带以茶马、茶盐贸易为龙头的商品流通潮，使西北秦陇市场和西南川蜀市场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陆敏珍《唐宋时期宁波地区水利事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论述了唐宋时期宁波水利事业的情况及特点，分析了该地区水利事业兴盛的原因。王义康《唐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蚕桑丝织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唐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蚕桑丝织业具有地域分布广、产量大、质量优的特点。
人口研究。郑维宽《宋代广西人口数量考证》(《广西社会科学》第9期)对宋代广西几个时期的民籍人口数进行了估算。指出，北宋元丰时广西的总人口至少达到160万，崇宁元年时至少达到200万人。南宋初期，今广西境内的总人口应达到300万人，南宋末期，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50万人。张箭《周宋之交中原王朝所辖的户和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指出，后周一年所控制的户数约254万，宋朝开国元年的户数只有97万，其中之间的巨大差距是缘于当时尚有207县因人口稠密、户数众多、统计工作量大而未把户数及时报上。陈国灿《南宋太湖流域市镇的人口规模与居民结构》(《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南宋时期，太湖流域市镇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中镇级中心地区大致可分为上千户至数千户、数百户、百余户三个等级，草市大致可分为千户以上、数百户至百余户、数十户、几户至十几户四个等级。市镇居民的社会结构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构成了不同的社会等级。
三、文化史
文化。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历史研究》第1期)以观察历史时段的视域变化探讨古代文化思想史。指出在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里，可以将历来习惯于“唐宋”对比的方法，转向注重“宋明”连续的思路。康保苓研究了北宋前期文化重心的问题(《北宋前期文化重心的成因》，《云南社会科学》第4期；《论北宋前期的文化重心：以学术中心、教育状况作为考察的重点》，《学习论坛》第12期)。陈默《浅析宋代茶文化繁盛的原因》(《文史杂志》第3期)从宋代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市民文化的兴起、贵族阶层的大力推动、文人雅士的推波助澜等方面论述了宋代茶文化繁盛的原因。李更《北宋馆阁校书之人员构成及其政治文化内涵》(《江西社会科学》第7期)提出，北宋馆阁的图书工作总体上由馆阁儒臣担任，任用专业人员从事相关工作属特例，馆阁的政治职能与文化职能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徐鸿钧、唐燮军《略论南宋浙东刻书业的地域特征及其类型》(《宁波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南宋浙东各地刻书业，无论刻书主体，抑或所刻书籍，均具有地域特征。刘琳琳《活字印刷术推广应用迟缓原因探析》(《贵州文史丛刊》第1期)从活字印刷的技术和汉字的特殊形态等方面分析了活字印刷术推广应用迟缓的原因。
教育。本年度宋代教育方面，主要集中在宋、元两代的纵向研究上。邢铁、门玥然《宋元时期的家庭教育》(《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版)》第3期)认为，宋元时期的家教形式以私塾为主，多数是由家族组织的。费斌《宋元时期广西文化教育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宋、元两代，广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呈明显的落差现象。宋代是广西文教发展的兴盛期。元代是广西文教发展的中衰期。孙显军《宋元时期江苏私学述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江苏在宋元时期虽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学制度，但私学教育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胡青、简虎《论宋元之际江南书院对社会的教化》(《江西社会科学》第6期)指出，宋元之际，书院在社会教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元祐政府所推行的“汉化”政策，借助书院强化了社会教化功能。
思想。郭齐勇《综论宋元明时期长江流域的儒学》(《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认为，宋元明时期的儒学有了新的范式。北宋初期的宋学博大，中期的宋学即理学。南宋的儒学为理学。在宋学特别是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少儒学群体在长江流域崛起。蔡仁厚《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家的对比及其前瞻》(《南昌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宋明理学在辟佛老、抑荀子、贬功利、取消知识等方面，心态是相同的。当代新儒学的学术向度与宋明理学相比，同中存异。肖永明《北宋新学与理学人性论建构的不同路径及特点》(《求索》第2期)认为，北宋中期，荆公新学与理学学者在整合先秦以来儒家人性学说、吸收佛道之学理论思维的基础上，进行了人性理论的建构。两派学者的理论建构路径各具特点，由此在人性论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宗教。张风雷《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问题的再检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在五代、宋初关于天台教籍复归中土的问题中，最有可能的是曾往日本、高丽两国遣使求取天台教籍。李承贵《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解读及其方法上的困局》(《江西社会科学》第7期)指出，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解读虽不乏积极性见识，但仍然表现出对佛教的严重误读。卢连章《二程理学与佛学思想》(《中州学刊》第1期)指出，程颢、程颐在建立理学体系时，对佛教思想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由于二程所吸收的内容不同，从而形成了理事二分的理本论。天师道是道教的主要派别，郑信平《宋以来天师道的“心”“道”思想》(《求索》第2期)分析了宋以降天师道中的几个代表性人物的“心”“道”思想。
史学。张明华《宋太宗与北宋初几部官修史书的形成》(《史学史研究》第4期)指出，宋代史官们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主动要求在官修史料书的过程中建立“纪草”、“进御”制度，为宋太宗篡改历史创造条件。丁海燕在《宋代史学三厄》(《史学月刊》第3期)一文中，从一些宋人笔记中总结出宋代史学三厄，即废史学、篡改实录国史和私家撰史之忌。他在《宋人史料笔记研究——从〈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代史料笔记的评价谈起》(《中州学刊》第1期)中指出，《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人史料笔记的评价，反映出清人对史料笔记特点的一些认识。孙继民《黑水城宋代文书所见荫补拟官程序》(《历史研究》第2期)认为，黑水城文献包含相当数量价值颇高的宋代文书，尤其是《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一组。方懿超《试论宋代四六类专门性类书》(《四川图书馆学报》第6期)阐述了宋代四六类类书的兴盛原因，分析了四六类类书的性质及特点。
社会生活。高楠在《宋代的私有田宅纠纷——以亲邻法为中心》(《安徽史学》第5期)中指出，在宋代社会的私有田宅交易中，围绕亲邻法出现的田宅纠纷在宋代的经济矛盾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从中反映出宋代社会中在经济利益作用下的人际关系变化。他在《宋代家庭中的奁产纠纷——以已婚女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中指出，宋代家庭中夫妻之间、已婚女与丈夫族人之间的奁产纠纷不乏其例，从中看到两宋时期已婚女性的法制观、财产观及家庭内部在经济利益作用下的人际关系变化。高楠、王茂华《宋代家庭中的奁产纠纷——以在室女为例》(《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认为，宋代社会中，以妆奁嫁女是为法律所规定并为社会所认可的，当在室女的奁产权受到侵犯时，她们甚至不惜采用诉讼这一方式，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诉讼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自身所具有的法制观念和经济观念。张明华《“靖康之难”被掳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研究》(《史学月刊》第5期)探讨了北宋灭亡前后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问题。
四、考证
唐莫尧在《“贵州”一名由来考证》(《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3期)中对“宋太祖敕书说”提出质疑。在《“宋太祖敕书说”质疑补述》(《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中对其质疑进行了补述。朱松美《“烛影斧声”探谜》(《山东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通过对史料的发掘、整理，认为“金匮预盟”是可信的。汪圣铎、孟宪玉《宋真宗的潜邸旧臣考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宋真宗任用的潜邸旧臣中武将官大而无功，文臣无为而因循，他们的所作所为给宋代社会带来了不利影响。汪圣铎在《宋代头子、宣头考略》(《文献》第1期)中考证了宋代头子与宣头。在《南宋晚期物价考论》(《文史》第1期)中考察了南宋后期的纸币标示及铜钱标示的量价、南宋晚期的金银价与绢价等问题，并就南宋晚期物价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许兴宝《岳飞追封鄂王时间辨正》(《文学遗产》第5期)认为，追封岳飞鄂王时间应为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宋代“进奏院赛神会”与会人员具体有哪些，历来记载不一，顾友泽《“进奏院赛神会”与会人员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5期)先对《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人员进行考辨，再就所见资料，补入可能的参加者陆经、孙甫及梅尧臣三人。彭向前《〈临川文集〉载〈与王子纯书(三)〉考》(《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考定《临川文集》载《与王子纯书(三)》写作年月为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三月，并对这封书信所具有的意义略作阐发。此外，《文史》第1期专刊登载了宋代文章，除文前所述，其他考证文章另有：王曾瑜《岳飞“诏狱全案”中的判决省劄等考辨》、祝尚书《宋代科举发解制度考论》、李之亮《宋代转运使司置司考述》、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以官府诏令的传布为中心》等。
五、人物
本年度人物方面仍然以王安石、朱熹研究为主。姜国柱《王安石的军事思想》(《南昌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王安石提出的“省兵”、“将兵法”、“兵农合一”等军事思想，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李春桃《论王安石晚期思想并非崇佛》(《求索》第5期)认为，王安石的经学被称为“荆公新学”，是宋代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新勋《王安石〈春秋〉“断烂朝报”说辨正》(《中国典籍与文化》第2期)结合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与宋代《春秋》学的情况，认为王安石确有《春秋》“断烂朝报”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贬经，恰恰反映了他的尊经思想。詹建志、朱汉民《朱熹〈四书〉学的人文信仰特征》(《求索》第10期)认为，在朱熹的《四书》学与宋儒的思想体系中，人文观念的强化与宗教功能的强化几乎是一体的。朱汉民《朱熹〈四书〉学诠释的二重进路》(《求索》第1期)指出，朱熹主要是通过“语言—文献”与“实践—体验”的两种诠释方法，将《四书》学与理学统一起来，以实现对《四书》诠释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双重要求。李华瑞、王海鹏《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述论》(《中国农史》第3期)认为，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自然现象的认识；祭祀鬼神与祈祷救荒；畏天敬诚弭灾与正君心、改革弊政。俞兆鹏《论朱熹的民本主义思想》(《南昌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朱熹主张推行民本主义，朱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他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是“天理”，以及“克己复礼为仁”的哲学观点基础之上。粟品孝《文本与行为：朱熹〈家礼〉与其家礼活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对朱熹的家礼行为进行清理，并与其《家礼》文本进行比照，发现其言行相顾，但由于现实境遇和思想的变化，朱熹的一些行为与《家礼》的要求明显不合。而最受后人重视的《家礼》“祠堂”部分则可能并非朱熹所定。
祖慧《沈括评传》一书，总结了沈括的生平事迹，探讨了沈括的自然科学思想和人文科学思想。郭胜强《韩琦“保守派”辩》(《史学月刊》第7期)分析了韩琦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指出不能把韩琦称为保守派的代表。何忠礼、周方高《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福建论坛》第4期)指出，在宋代士大夫中，司马光的民族观最具积极意义，他汲取了先秦儒家及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分，加以丰富和发展。
六、研究回顾
邓小南《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第9期)从长时段的探索、专题史研究的活跃、研究条件的新积蓄、集体反思意识的增强等方面点评了近年宋史研究状况。《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一书收录了17篇评述文章，对近百年宋代制度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内容涉及宋代政治、吏制、驿传、法律、财政、土地、军事等方面。《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一书，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梳理和总结了不同时期对王安石变法评议、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综述文章有：尹波的《宋人年谱综述》(《四川大学学报》第2期)、刘建丽和王照年的《宋代西北少数民族百年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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