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文化政策的调整与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代论文,政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隋文帝、炀帝父子顺应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趋势，以巩固中央集权和统一大业为基点，及时调整与改革文化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道、佛三教并重的方针，消除了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之间的隔阂与敌对状态，力求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从而形成了多元化、混合型的新文化体系。隋代在调整与改革文化政策的过程中，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发展、因循与变革的关系，因而避免了变革时期的大动荡，成功地肩负起了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隋代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有着特殊的地位。它结束了少数民族长期统治中原的历史和长达270年之久的国家分裂。在这一新生政权的面前，呈现的是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经过大冲突、大碰撞、大交融，终于形成了为大一统的封建政权服务的新文化体系。隋文帝杨坚与炀帝杨广，顺应我国文化发展的大势，对调整与改革隋代的文化政策，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一 儒、道、佛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
隋代建立之初，文帝杨坚便开始建构一种既适合统一的中央集权需要，又顺应当时文化发展潮流的新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的中心是三教并行，建立多元的、混合的意识形态。
（一）加强儒家思想在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地位
隋朝建立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体现汉族儒家思想文化传统与核心的纲常伦理思想，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各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冲击而有削弱的倾向”。二是高门世族垄断了儒学，“南朝世族既有垄断思想文化的特殊地位，又以其衣冠礼乐鄙视北朝，形成了思想文化上的优越感”①。杨坚以恢复汉政权和统一全国为己任，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继续，故称帝伊始，便以汉儒的思想、价值观念、礼仪习俗等相标榜，展开了一系列文化攻势，以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和正统地位。
隋朝建立时，在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中选择了火，尊崇红色，文帝遵从礼节到南效祀奉炎帝。这一选择并非随心所欲或心血来潮所致，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因为汉代也是以“火”德进行统治的。文帝的这一举措无非是在向世人宣告，只有他才是结束战争和内乱，恢复汉族政权，统一全国的合法、合理、合乎天意的真命天子。这不但对巩固他的统治有利，而且对当时还占据南方，并一直保存汉朝传统的陈朝君民来说，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由于儒家传统礼仪在确立帝权的正统性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故备受文帝重视，礼部屡次颁布律令，继承和发展了汉代的礼仪，使之更加细致，也更加系统化。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隋书·礼仪志》中有详细的记载。
对儒家思想的核心：封建道德、伦理、等级观念，杨坚更是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这是巩固专制封建皇权的思想文化基础。杨坚特别重视“孝道”，视为治国之本，并令立《五教》，让人们传诵学习，以弘扬孝道，理顺社会伦理秩序。对那些恪守儒家伦理道德而且行为突出者，如孝行为乡里所称者，鳏夫寡妇不再娶嫁即“守节”者，朝廷豁免其课税和劳役，作为鼓励和褒奖。
为了选拔具有儒家伦理道德，有文才和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使其成为新王朝官僚机构的骨干，杨坚一再下诏吸收文德兼优之士进入政府机构任职，要求各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②之人，命令诸州各选拔三人来京深造、应考和任职。
为了用儒学培养人才，京师的国学有学子近千人，州县的学校里也有为数众多的学生。但这些学校由于“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能迅速培养出“德为代范，才任国用”③的人才，令杨坚大为不满。仁寿元年(601)，杨坚下令废除太学、四门及州县的所有学校，只保留供王公贵族子弟读书的国子监（唯留学生70人）。由此可见，杨坚对儒学的态度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的，他要求儒家思想要直接服务于社会，快速为国家培养出可用之才。这种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功利主义态度，与杨坚所处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素养大有关系，自小生长在北朝的文化氛围中，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自身的文化素养又比较低，杨坚对待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的态度，自然与南朝统治者有所不同。倒是炀帝即位后，比较重视文化建设，恢复了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
（二）提倡佛教和改革佛教的管理制度
自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阵阵波澜。作为一种异族文化，佛教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之巨，可与儒、道相提并论。由于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有冲突，加上人民大量出家，僧侣集团与国家争夺劳动人口，滚滚钱财流入佛门等原因，公元570年，北周武帝下令灭佛，庙宇被拆毁，僧侣、尼姑被责令还俗，经卷、偶象被毁坏，周武帝死后，排佛活动虽稍有放松，但一直未正式停止。
隋文帝即位后，大力实行扶植和提倡佛教的政策，即位的当年，下令听任天下百姓出家，在各地营建寺庙，修塑佛像，缮写佛经。开皇二十年(600)，又下令：凡有和尚、道士毁坏释迦牟尼或元始天尊像者，一般百姓破坏道、佛及其他各种神像者，一律处死。仁寿年间，又在全国范围内大搞送舍利、建佛塔活动。开皇五年(585)，杨坚在大兴殿举行受戒仪式，成为“皇帝大檀越”、“法轮王”。他既是皇帝，又是受命于佛的佛界领袖，政教集于一身。
隋代还对佛教的管理制度加以改革，以加强中央政府对佛教机构的控制。魏晋南北朝时期，设有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僧曹和地方僧官机构，它们是独立于俗官之外，享有特殊权力的庞大机构。到了隋代，中央僧官被纳入俗官系统，成为世俗中央政府机构中的一个部门，国家对僧侣的管理得到了加强。《大宋僧史略》称：“隋兴佛道，变革周风，召僧猛住大兴善寺，为隋国大统。”重入佛门的僧侣必须受大兴善寺的控制。基层寺院僧职也实行制度化，其标志是“三纲”名称的正式确立。所谓“三纲”即指寺院的上座、寺主、维那三职，职权很重，其对于僧侣“若网在纲”，掌操纵、支配之权。隋文帝仁寿四年(704)，往各州奉送舍利，选拔能宣扬佛教、感悟愚迷的高僧，下诏：“宜集诸寺三纲，详共推择，录以奏闻。”④为弘扬佛学，隋文帝开皇年间还创置了“五众主”。据谢重光先生考证，五众主为十地众主、讲律众主、大论众主、涅众主、讲论众主，由佛学五大学派中造诣高深、声誉卓著的佛学元匠担任。各位众主由皇帝敕命任职，职缺则重新补充任命，是一种类似于俗官中的五经博士的佛教界学官⑤。炀帝即位后，对地方僧官制度“多所改革”，将“郡县佛寺，改为道场，道观改为玄坛，各置监、丞”⑥。隋以前郡设郡统、郡维那，县设维那等僧官以管理，炀帝置监、丞，是对地方僧官制度的改革。
隋代所以扶持和振兴佛教，首先是因为杨坚、杨广本身就是比较虔诚的佛教徒。杨坚出生在冯翊般若寺，由尼姑智仙抚养至12岁。杨坚对这位有养育之恩的尼姑有很深的感情，当他回忆往事时，还亲昵地称她为阿梨（意为导师）。对杨坚颇有影响力的独孤皇后也出身于笃信佛教的家庭，她还为每一个孩子都起了梵名，并亲自督促孩子们读经、受佛门训练。其次，杨坚从一位政治家的角度看待排佛活动所引起的负面效应。他清醒地看到，排佛活动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强烈的不满情绪。那些被强令还俗的僧侣的反抗情绪自不必说，另外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靠佛门为生的绘画人、工匠、抄经者、供粮者，也因生活来源被切断而不满。还有一大批数量可观的佛教信徒，他们虽然不是靠佛教谋生，但虔诚的宗教信仰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形成一股强大的离心力。促使杨坚大力扶植佛教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他充分认识到佛教是加强统治的有力的辅助工具，而且他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工具。他以菩萨的代理人自居，是大兴城里的菩萨天子。佛教成为御用佛教，君权与神权紧密结合在一起。佛教还成为文帝统一全国的思想武器。由于长期的南北分裂，南北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而文化差异又直接影响人民的心理变化，成为全国统一的障碍。文帝以南北人民的共同宗教信仰为武器，把它当作结束漫长的分裂时期的一种力量和弥合南北文化差异的良药。隋代统一全国后，佛教的这一作用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关于这方面内容，下面将详谈。以佛教为全国统一服务，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独一无二的。
由于杨坚父子的扶持与提倡，佛教在隋代迅速得到振兴和走向繁盛，修建寺院四五千所，佛塔一百多座，所度僧尼二三十万。佛教理论也空前发展，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要多出几十倍；创立了天台宗、三论宗等佛教宗派，佛教这一外来宗教，在隋代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经过碰撞、融合，终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佛教文化。
隋文帝父子由崇佛发展到佞佛，其佛教政策也出现了偏差。全国范围的迎奉舍利、为皇室诵经，官员停止工作，百姓捐款修庙筑塔，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佞佛狂潮席卷全国。可见任何一种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度，不然的话，则将走向自己的反面，唐武宗时再度灭佛，就证明了这一点。
（三）对道教实行利用与防范并重的政策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与儒、佛并列的三大教之一。北周武帝时，道教也与佛教一样遭到了灭顶之灾。隋文帝杨坚在恢复和扶持佛教的同时，也宣布废除北周的禁令，恢复道教的合法地位。
杨坚对道教思想中追求一体的理念很欣赏，因为这与佛教一不可分的思想和儒家大一统的观念相吻合，特别适合重新建立全国统一大业，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为了表示对道教的关心和重视，杨坚下令保护元始天尊像，在安徽老子的“出生地”树碑纪念，并令政府官员在现场调查历史遗迹，建造新祠。对学有专长的道士，杨坚也加以提拔，让他们发挥才干，为新政权服务。第一部隋历就是由道士张宾制订的⑦。
杨坚在恢复和利用道教的同时，也对其采取限制、防范的措施。道教教义尤其是原始教义中，有若干对统治者不利的内容。东汉末年以来，利用道教而发动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就有多起。隋文帝对其教义的颠覆性、煽动性有高度的警惕，严厉禁止利用占卜和旁门左道进行非法活动。由于政府的限制，道教在隋代的发展远不及佛教。至隋文帝末年，在京师的佛寺有120个，而道观却只有10个。
隋文帝对道教既利用又限制、防范的政策是成功的。他停止了北周武帝用暴力武断压制文化发展的作法，赢得了广大道教徒的信任和支持，对道教中不利于国家统一安定的因素加以积极防范和必要的限制，使道教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种作法虽然比较温和，但与北周武帝那种轰轰烈烈、雷霆万钧的灭佛排道的作法相比，其实效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二 隋代在南方文化政策的调整
隋代统一南方，结束分裂局面之后，南北两种文化的冲突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变得异常激烈。
在长期的南北分裂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显著差别，南北两种文化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南方人拥有自成体系的哲学、经学和佛学，还有温文尔雅的社会习俗，保留了汉族传统的礼仪。他们以汉文化的标准继承人自居，形成了思想文化方面的优越感，并以此鄙视尚武、豪放的北人。而借强大军事力量征服南方的北人，其文化虽有“胡化”的痕迹，但仍不肯放弃华夏文化正统继承人的地位。隋文帝并不满足于政治上、军事上的统治地位，在思想文化上，也要成为主宰。因此，他自然不能容忍南方文化的挑战。由于隋文帝忽略了因长期文化差异而引起的深层次的心理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不适应乃至仇视心态对统一后的隋王朝的危害性，对南方采取了不恰当的文化政策，结果导致了南方的大动乱。
这次大动乱是由于朝廷强行在南方推行《五教》而引发的。所谓“五教”即父义、母爱、兄友、弟恭、子孝，是儒家关于伦理关系的道德说教。从内容看，理应不该激起南人那么大的反感。《五教》何以成为江南大动乱的导火索？要解释这一问题，须把《五教》之颁行置于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去考察。
隋开皇九年(589)灭陈后，文帝在生活上给予陈后主及其大臣诸多优待，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完成了政权的接替。在经济上又下令免江南10年租税。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家对南方的统治，但还远不能迅速弥合几百年来所积淀形成的文化、心理差异。
隋文帝的以下措施触怒了南方人。他先是悉用北人担任南方的守令，又因南朝刑法疏缓，下令尽变其法，代之以严刑峻法。他听从苏威的建议，在江南强行推行《五教》，其间又不乏蔑视、污辱南人的言行，深深剌伤了江南士民的自尊心。此时，又谣传隋王朝要把江南人民迁徙到北方，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陈之故境人民纷起反抗，捉获隋王朝派遣之县令，“或抽起肠，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⑧
虽然此次动乱有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原因，但直接的导火索是《五教》的颁行，南北之间的仇视最先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事件表明，要巩固统一的隋王朝，必须及时调整与改革在南方的文化政策，消除南北文化隔阂，建立和发展共同的文化意识。文帝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次子杨广。
隋炀帝杨广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昏君、暴君。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他的另一面：好学，有文才，重视文化建设。炀帝在位期间，命人写成《长洲玉镜》400卷、《区宇图志》1200卷，又在洛阳观文殿修建书库，藏书以甲乙丙丁分目，分统经史子集四类，开创了我国古书的四部分类法。除了文化素养外，杨广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熟悉和热爱南方的生活方式。在南北统一之前，文帝大概是出于一统天下的考虑，为杨广选择了后梁明帝萧岿之女为妃。萧氏有很好的教养，性情婉顺，聪颖有文才，对扬广颇有影响。杨广能讲一口流利的南方主要方言吴语，而文帝杨坚却因语言不通，无法与被俘的陈后主交谈。由于杨广具有以上优势，便于文帝开皇十年(590)南方大动乱被镇压、南北矛盾异常尖锐的时候，被派任为杨州总管，主管南方事务。
杨广任扬州总管的9年中，肩负的任务是艰巨而复杂的，要缓和、消除南人的怀疑和怨恨，稳定南方局势，巩固统一成果。为了达到目的，杨广在执行中央政府的一系列行政指令的同时，还精心推出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文化战略。他要向南方人表明，作为征服者的北人，并不是南人想象中的未开化的半野蛮人，而是和南人一样，具有和珍视同一文化传统、同一文化遗产的炎黄子孙，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再统一。因此，隋代在南方的文化政策开始调整与改革。
（一）将扶持佛教的政策推广到南方，争取宗教界人士对政府的支持
南朝时期佛教极其盛行，在隋灭陈和杨素平定南方动乱的两次战争中，佛教界都遭受了重创，寺庙残破，经卷散乱，僧侣无以为生。杨广到任后，将文帝在北方所实行的佛教政策推广到南方，以便用佛教这一南北人民的共同宗教信仰，来打破存在了近300年的南北间的地区壁垒和文化壁垒。
他首先着手在江教（今扬州市）建立新的南方文化中心，以取代被战火摧毁的建康。在江教建造佛寺和藏经馆，召集南方著名的高僧至江都的寺院从事佛教和学术研究工作。开皇十一年(591)年，杨广在大听寺举行盛大隆重的仪式，跪受天台宗创始人高僧智的授戒，并起法名为“总持”，拜智为师。杨文受戒“可视为以天台宗为代表的南方佛教界与新朝合作的开端”⑨，标志着隋朝在南方文化政策的成功。
智与杨广有着很深的私人感情，对隋王朝给予他和天台宗的资助也感恩戴德。隋文帝曾在湖北当阳为其修建玉泉寺，杨广更是其主要资助人。对此，智时思报答。他说“幸值明时，栋梁佛日，愿赖皇风，又承众力，将劝有缘，修治三处：先为兴显三世佛法；次为拥护大隋国土；下为法界一切众生。”⑩
智是中国佛教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标志着南北异趋的中国佛教开始走向了统一。天台宗的创立，是智“同隋王朝深相结纳的产物”(11)，也是隋代文化再统一政策成功的标志。
隋王朝在南方推行的佛教政策成效显著，曾一度对新政权抱敌视态度，在宗教界、思想界乃至整个南方社会都有巨大影响的佛界上层人物纷纷投靠新政权。在开皇十年的大动乱中，有人数众多的僧侣参加了暴动的行列，寺庙成为暴动的据点。在政府新文化政策的感召下和佛教界上层的带动下，他们也转而为新政权效劳。这是隋王朝及时调整文化政策，推行礼遇僧侣、赞助佛教活动，保护佛教发展的结果。
（二）广招文化精英，缓和反隋情绪
杨广作为隋朝在南方统治的代理人，同时又是一名文化素养深厚的官员，深知文化精英在文化再统一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故极力笼络、团结各界文化精英。
招徕在南方有广泛影响的儒、道、佛三教的头面人物在新的文化中心江都进行活动。杨广在江都建立4个道场，召集有渊博学识的高僧充当一段时间的王府僧侣。他与天台宗创始人智及其传人灌顶之间的亲密关系，被传为佳话。他在江都建造了两座道观，请南方的著名道长前来主持。那些曾为陈朝效劳的负有盛名的儒家学者也被召请到江都，在杨广的主持下从事讲课和写作。
除了儒、道、佛三教的代表人物之外，杨广的身边还聚集了大量南方著名文人，称为王府学士。据《隋书》卷五八《柳传》载：“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杨广与王府学士的关系并不仅限于论诗作文的文友，有的人还成了他的亲密助手。如柳就是杨广与天台宗创始人智之间的牵线搭桥之人(12)。
杨广团结和笼络文化精英的政策是其文化再统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各界文化精英为保存和整理文化遗产做了大量工作。杨广曾聚僧俗界文化人修订编纂因战乱散佚损坏的佛教经籍凡四藏，经卷近10万轴。王府学士百人更是竭力修撰书籍，凡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及博、鹰狗等，内容包罗万象。自开皇十年杨广任扬州总管到大业末年，共编成新书31部，17000余卷。其二，消解由于南北文化隔阂所引起的敌对心理，收揽人心，缓和反隋情绪。杨广接任扬州总管之职，正值南人反隋情绪激烈之时，他与各界文化精英在广阔的文化领域里展开合作，既团结了思想文化界的上层，也感召了下层大众，南方人的反隋情绪逐渐淡化，最后几乎化为乌有。
隋代在江南实施的文化政策，是隋代北方文化政策的缩影。从蔑视到尊重南人及其文化，从强制推行《五教》到实行文化绥靖、和平赎买，这期间的变化，反映了隋王朝的文化政策经过调整与改革，逐步走向了成熟，为消除南北文化隔阂和相互仇视心理奠定了基础。
三 隋代文化政策调整与改革的特点
隋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比较独特的，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动乱走向安定，由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转向汉族政权确立，肩负着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重任，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其文化建设的艰巨性，其文化政策的调整和改革也独具特点。
（一）以巩固中央集权和统一大业为基点，确定文化政策调整与改革的方向。隋代改变北周时排佛毁道的宗教政策，倡导三教并行，即是要利用三教中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和统一的功能，使之成为御用宗教。实践证明，隋代确立的文化政策调整与改革的基点和方向，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
（二）隋代调整和改革文化政策的成功，是建立在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在南方表现得尤为充分。隋朝平定南方之初，思想文化界的上层代表人物对新政权尚抱观望态度。鉴于隋代军事强大，政治统一之大势不可逆转的现实，他们才丢掉了幻想，加之正确的文化政策的招抚，才使他们幡然归附，转而为新政权服务。因此，文化建设必须以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文化攻势只是政治、军事攻势的辅助而已。
（三）隋代文化政策是根据经济发展、民族大融合的实际而加以调整和改革的，对各民族文化、外来文化、南方文化均注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构建了多元化的、混合型的新的文化体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博大精深。
（四）隋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它的改革成就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它的许多制度并非是隋代首创，而是较好地借鉴和继承了前代改革的成果，并加以发展而形成的。其文化政策也是合理吸取前代统治的经验教训，作了某些调整与改革，对前代的经验和成果，既因循又不保守，有继承，又有发展，有创新。可以说，是因中有革，革中有因。
（五）隋代对文化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其方式是温和的，而非粗暴的、急风骤雨式的，照顾到了各个阶层、各种政治集团的利益，从而避免了变革时期的社会大动荡，而且收效明显。
（六）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因此，它的许多改革包括文化政策的改革都表现出不完善性，许多制度和政策都留待后人去发展和完善。但它较好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为唐代的文化改革和文化鼎盛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
注释：
①高敏：《隋初江南地区反叛的原因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②《隋书》卷一《高祖纪》。
③《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④《续高僧传》卷二一《释法相传》。
⑤参考谢重光《晋唐僧官制度考略》，载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⑥《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
⑦《隋书》卷十七《律历志中》。
⑧《资冶通鉴》卷一七七隋开皇十年。
⑨(12)王光照《隋炀帝与天台宗》，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
⑩《国清百录》卷三。
(11)郭朋《中国佛教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
标签：文化论文; 杨坚论文; 佛教论文; 文化政策论文; 南方与北方论文; 隋朝历史论文; 隋朝论文; 隋书论文; 杨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