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春林[1]2010年在《女性系统性红斑狼疮若干基因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是一慢性非传染性自身免疫疾病,遗传和环境因素在SLE的发病过程中均起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单纯病例研究及家系相关性研究设计,应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RFLP)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对中国长江以南汉族女性人群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 (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 4, CTLA-4)、程序性细胞凋亡1 (programmed cell death-1, PDCD1)、甲基化CpG结合蛋白2(Methyl-CpG-binding protein 2, MECP2)基因的多态性,以及CTLA-4、PDCD1基因多态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与SLE的相关性进行探索性研究。结果如下：一、系统性红斑狼疮CTLA-4、PDCD1基因多态与环境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的研究(一)、系统性红斑狼疮CTLA-4、PDCD1基因多态性研究1.病例组与对照组CTLA-4基因启动子区-318位点基因型分布与等位基因频率差异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χ2=2.248,P=0.325；χ2=0.80,P=0.370)。2.病例组与对照组CTLA-4基因启动子区-1722位点基因型分布不同,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2=9.300,P=0.010),以CC基因型为参照,携带TC基因型者,其SLE患病风险升高(OR=2.004,95%CI:1.013-3.968),携带TT基因型者,其SLE患病风险也升高(OR=2.953,95%CI:1.451-6.010);病例组T等位基因频率高于对照(χ2=9.110,P=0.003),提示T等位基因可能增加SLE的易感性(OR=1.664,95%CI：1.194-2.318)。3.病例组与对照组PDCD1基因PD1.2位点基因型分布不同,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2=20.596,P<0.001),以AA基因型为参照,携带AG基因型的个体,其SLE患病风险升高(OR=2.917,95%CI:1.780-4.780),携带GG基因型的个体,其SLE患病风险也升高(OR=3.111,95%CI:1.284-7.537);病例组G等位基因频率高于对照(χ2=17.000,P<0.001),提示G等位基因可能增加SLE的易感性(OR=2.121,95%CI:1.479-3.042)。4.病例组与对照组PDCD1基因PD1.5位点基因型分布不同,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2=7.235,P=0.027),以CC基因型为参照,携带TC基因型者,其SLE患病风险升高(OR=1.681,95%CI:1.039-2.718)；病例组T等位基因频率高于对照(χ2=6.020,P=0.014)，提示T等位基因可能增加SLE的易感性(OR=1.661,95%CI：1.105-2.496)。5.病例组与对照组PDCD1基因PD1.6位点基因型频率分布不同,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2=7.658,P=0.022),以AA基因型为参照,携带AG基因型的个体,其SLE患病风险升高(OR=1.756,95%CI:1.085-2.841);病例组G等位基因频率高于对照(χ2=7.070,P=0.008),提示G等位基因可能增加SLE的易感性(OR=1.698,95%CI:1.147-2.514).6.连锁不平衡检验显示,病例和对照人群CTLA-4基因-1722位点与-318位点等位基因之间未见连锁不平衡(D'=0.363,P＞0.05):PDCD1基因PD1.2与PD1.5位点及PD1.2与PD1.6位点等位基因两两之间呈不完全连锁不平衡(D’=0.195,P<0.05：D'=0.035,P<0.05)。7.单倍型在病例与对照组的分布分析结果提示,由PD1.2G/A.PDl.5C/T. PD1.6G/A等位基因组成的A-C-A.G-T-A及G-C-G单倍型均与SLE有关,其他单倍型未发现显着性。在相加遗传模型中,G-T-A与G-C-G单倍型均与SLE相关(β=1.6619,Z=3.4976,P=0.0005,OR=5.2693；β=1.5567,Z=2.8338,P=0.0046,OR=4.7431),提示以不具有某种单倍型为参照,携带G-T-A和G-C-G单倍型的个体,其SLE患病风险均升高；在显性模型中,G-T-A与G-C-G单倍型也均与SLE相关(β=1.5799,Z=3.9499,P=0.0001,OR=4.8545；β=1.5722,Z=3.5024,P=0.0005,OR=4.8172),提示以不具有某种单倍型为参照,携带G-T-A和G-C-G单倍型的个体,其SLE患病风险升高；在隐性遗传模型中,A-C-A单倍型与SLE呈负相关(β=-0.8062,Z=-3.0525,P=0.0023,OR=0.4466),提示以不具有A-C-A单倍型为参照,携带A-C-A单倍型的个体,其SLE患病风险明显降低。且上述叁个遗传模型中以相加模型最优(AIC值最小)。(二)、系统性红斑狼疮基因多态与环境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1.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在遗传因素方面,在相加遗传模型中,CTLA-4基因-1722位点TT基因型(以CC基因型为参照)以及PD1.6位点AG基因型(以AA基因型为参照)均与SLE易感性有关；在显性遗传模型中,仅PD1.6位点AG或GG基因型(以AA基因型为参照)与SLE易感性有关；在隐性遗传模型中,仅CTLA-4基因-1722位点TT基因型(以CC基因型为参照)与SLE易感性有关。而在环境因素方面,冻疮史、居住环境潮湿史、光敏感史、紫外线暴露史、麻疹史及有害物质接触史在上述3种遗传模型中均为SLE的危险因素。且上述3个模型中以相加模型最优(AIC最小)。2.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在遗传因素方面,在相加遗传模型中,以不具有某种单倍型为参照,PDCD1基因的G-T-A与G-C-G单倍型均与SLE易感性有关；在显性遗传模型中,以不具有某种单倍型为参照,PDCD1基因G-T-A与G-C-G单倍型也均与SLE易感性有关；在隐性遗传模型中,以不具有某种单倍型为参照,PDCD1基因A-C-A单倍型与SLE呈负相关,提示A-C-A可能为SLE的保护单倍型；A-T-G单倍型与SLE的相关性在3个模型中均无显着的统计学意义。而在环境因素方面,冻疮史、居住环境潮湿史、光敏感史、紫外线暴露史、麻疹史及有害物质接触史在上述3种遗传模型下均为SLE的危险因素。且上述3种模型种以相加模型最优(AIC值最小)。(叁)、系统性红斑狼疮基因多态与环境危险因素的交互作用研究1.对数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细胞凋亡生物学通路上可能存在凋亡相关基因与环境危险因素的交互作用,而未发现凋亡基因间及环境危险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在由CTLA-4基因-1722位点、PDCD1基因PD1.6位点、紫外线暴露史及年龄构建的模型中,按最优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在相加遗传模型中,CTLA-4-1722位点TT基因型与紫外线暴露史存在交互作用,OR值为4.744(95%CI：1.037-21.737)；且TC基因型与紫外线暴露史也存在交互作用,OR值为4.973(95%CI：1.110-22.287)；在PD1.6位点,GG基因型与紫外线暴露史存在交互作用,OR值为3.199(95%CI：1.023-10.004),而AG基因型未发现交互作用。在显性遗传模型中,CTLA-4-1722位点的TT或TC基因型与紫外线暴露史存在交互作用,OR值为4.874(95%CI：1.119-21.242)；而在PD1.6位点基因型未发现交互作用。在隐性遗传模型中,CTLA-4-1722位点基因型未发现交互作用；PD1.6位点GG基因型与紫外线暴露史间存在交互作用,OR值为3.714(95%CI：1.235-11.179)。2.基因多态与环境危险因素间交互作用的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从基因型角度,仅在相加遗传模型中,发现CTLA-4基因-1722位点TT基因型与紫外线暴露史间存在显着的统计学上的交互作用(β=3.250，P=0.041),其他遗传模型中未发现具有显着性统计学意义的交互作用,其他基因多态与环境危险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也未见统计学上的显着性：从单倍型角度,不同遗传模型中的基因多态与环境危险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也未发现统计学上的显着性。二、系统性红斑狼疮MECP2基因的多态性研究(一)、系统性红斑狼疮以人群为基础的相关性研究1.病例组与对照组MECP2基因rs2239464位点基因型分布不同,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2=6.902,P=0.009),以AG和GG基因型为参照,携带AA基因型的个体,其患病风险升高(OR=2378,95%CI:1.246-4.537);病例组A等位基因频率高于对照(z2=6.73,P=0.009),提示A等位基因可能增加SLE的易感性(OR=2.170,95%CI:1.196-3.937).2.病例组与对照组MECP2基因rs2075596位点基因型频率分布不同,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2=14.432,P<0.001),以AG和GG基因型为参照,携带AA基因型的个体,其患病风险升高(OR=3.259,95%CI:1.772-5.995);病例组A等位基因频率高于对照(χ2=14.16,P<0.001),提示A等位基因可能增加SLE的易感性(OR=2.807,95%CI:1.613-4.884).3.连锁不平衡检验显示,病例和对照人群MECP2基因rs2239464与rs2075596位点等位基因之间呈不完全连锁不平衡(D’=0.19,P<0.05)。4.单倍型在病例与对照组的分布分析结果提示,由MECP2基因rs2239464A/G与rs2075596A/G等位基因组成的A-A及G-G单倍型与SLE有关,其余单倍型未见统计学上的显着性。在相加遗传模型中,A-A为SLE的危险性单倍型(β=1.0038, Z=2.7300, P=0.0063,OR=2.7286),提示以不具有A-A单倍型为参照,携带A-A单倍型的个体,其SLE患病风险升高；在显性遗传模型下,G-G为SLE的保护性单倍型(β=-0.9080, Z=-2.4191, P=0.0156, OR =0.4033),提示以不具有G-G单倍型为参照,携带G-G单倍型的个体,其SLE患病风险降低；在隐性遗传模型下,A-A为SLE的危险性单倍型(β=1.0076,Z=3.5349，P=0.0004,OR=2.739),提示以不具有A-A单倍型为参照,携带A-A单倍型的个体,其SLE患病风险升高。且上述模型中以相加遗传模型最优。(二)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家系相关性研究1. MECP2基因传递不平衡检验分析表明,在父母双亲至少一方为杂合子的家系中,rs2239464位点A等位基因由杂合子父母向SLE患病子女的传递未见显着增加(χ2=0.2,P>0.05)；单个位点家系关联性检验(family-based association test, FBAT)分析显示,在相加模型及隐性遗传模型中均提示rs2239464位点A等位基因与SLE易感性无关(Z=0.447, P=0.655; Z=0.447, P=0.655);2. MECP2基因传递不平衡检验分析表明,在父母双亲至少一方为杂合子的家系中，rs2075596位点A等位基因由杂合子父母向SLE患病子女的传递显着增加(z2=6,P<0.05)；单个位点FBAT分析显示,在相加模型及隐性遗传模型中均表明rs2075596位点A等位基因增加SLE发病风险(Z=2.646,P=0.008；Z=2.646,P=0.008),提示rs2075596位点A等位基因可能是SLE的保守易感等位基因。
施小明[2]2002年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 估计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模式，探讨人类白细胞抗原G(HLA-G)基因多态性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及自身抗体之间的关联，并分析环境因素及其与HLA-G基因交互作用在SLE发病中的作用。 方法 应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估计SLE的遗传模式，并判断HLA-G基因与SLE及自身抗体之间的关联。采用酚—氯仿抽提法提取白细胞中的基因组DNA，HLA-G基因多态性检测采用多聚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PCR-RFLP)。自身抗体检测采用间接免疫荧光试验(IIFT)。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SLE发病的因素，并初步探讨HLA-G基因-环境交互作用。 结果 遗传模式研究结果发现一级亲属患病率＞二级亲属患病率＞叁级亲属患病率＞群体患病率。应用Penrose方法计算，s/q接近1/q~(1/2)。Falconer多基因阈值模型估计SLE先证者一级、二级、叁级亲属的遗传度分别为78.8％±4.45％、58.8％±10.9％、39.2％±32.0％，叁者加权平均遗传度为75.2％±4.12％。 本研究共检测出6种基因型，包括HLA-G*Ⅰ/Ⅰ，HLA-G*Ⅱ/Ⅱ，HLA-G*Ⅰ/Ⅱ，HLA-G*Ⅳ/Ⅳ，HLA-G*Ⅱ/Ⅳ，HLA-G*Ⅰ/Ⅳ，未发现HLA-G*Ⅲ等位基因。HLA-G*Ⅰ/Ⅱ基因型在对照组显着高于病例组，但经Pc校正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它基因型频率两组间比较差异无显着性。两组间等位基因频率经比较，差异无显着性。未发现HLA-G等位基因、基因型与SLE病人自身抗体之间的关联。多因素logistic模型分析，有意义的变量共6个，其中性格开朗为影响SLE发病的保护因素；初潮年龄迟、自然流产史、住宅潮湿、阳光暴晒、扁桃体经常发炎为影响SLE发病的危险因素。交互作用结果分析发现HLA-G*Ⅰ/Ⅰ与扁桃体经常发炎、HLA-G*Ⅱ/Ⅱ与风疹或荨麻疹史、HLA-G*Ⅰ/Ⅳ与阳光暴晒在SLE发病中存在交互作用。 结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具有多基因遗传病的特点，遗传因素在决定SLE的易患性 安徽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上发挥较大作用。但同时发现多个环境危险因素及HLA－G基因与感染、阳光暴晒＿间存在的交互作用与SLE关联，提示后者可能会诱发SLE或加重SLE的病情。本 研究提示HLA－G基因与SLE及自身抗体无关。
潘海峰, 叶冬青[3]2009年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系统性红斑狼疮,简称SLE,是一种临床表现多样,累及全身多脏器,典型的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病。其临床表现个体差异大,可表现为皮肤、黏膜、血管性损害如面部蝶形红斑、口腔黏膜损伤,雷诺现象;肢端坏死;还可累及肾脏、肝脏等多脏器。SLE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世界各地SLE均有发生,不同国家和地区差异明显,我国患病率较高,呈逐年上升趋势。SLE患者多见于育龄期妇女,男女之比约为1:9。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病人的预后较差,生存质量低,病死率较高。SLE的发病机制至今未明。多数学者认为其发病机制涉及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及遗传与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机体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基于此,我们历时10余年,开展了SLE的遗传流行病学系列研究。我们的研究可以分为叁个阶段二个方面。第一个阶段:流行病学调查阶段。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从SLE的叁间分布着手,开展SLE的流行特征研究。第二个阶段:遗传资源库和疾病监测队列建立阶段: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广泛收集社区和医院的SLE病例、家系和健康对照,收集血液标本、环境暴露资料、临床和实验室指标,建立了遗传资源库和疾病监测队列。第叁个阶段:发病机制研究阶段:包括从分子遗传学和免疫学两个角度来研究SLE的发病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SLE发病机制的新观点。整个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着手,充分利用了遗传流行病学分析思路和分子生物学先进技术,开展了:遗传度分析;易感基因;环境因素;基因环境交互作用和免疫学机制的研究。
潘发明[4]2006年在《中国汉族人群免疫球蛋白受体家族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关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以自身抗体产生和免疫复合物(immune complexes，ICs)形成为特点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自身抗体和免疫复合物的沉积可引起多器官的炎症和损伤，SLE的临床表现各异，包括肾小球肾炎、皮炎、血栓形成、血管炎、癫痫发作、关节炎等，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疾病，又称为多因子疾病(multifactorial disease)。虽然针对SLE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已经提出过很多学说，包括自身免疫学说、遗传学说、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学说等，但到目前为止，仍然不清楚SLE发生的确切原因。近年来，国内外大量研究认为遗传因素是系统性红斑狼疮重要的发病因素，而且通过连锁分析已经确定了8个易感区域可能与SLE有关。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通过较大规模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家系遗传流行病学调查，借助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汉族人群易感区域易感基因(免疫球蛋白受体家族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及单倍型与SLE的遗传关联性，构建中国人群该易感家族基因中与SLE有关联意义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和单倍型，并初步探讨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通过我们以前建立的SLE网络(安徽省立医院风湿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科)，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共收集来自119个家庭(其中包括95个SLE的核心家系)的一般流行病学资料和DNA血样，用EPI6.04软件建立数据库，数据经检错、整理后分别应用社会统计软件包(SPSS10.01)和生物统计分析软件(Family Base-Association Test，FBAT5.5)进行适当的统计学分析。应用条件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SLE可能存在的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 435个调查对象分别来自119个家庭，其中95个核心家系(包括121个父母和314个子女)；其中47个家庭中父母均健在，占整个核心家系的49.5％；8个家
王剑, 刘建军, 杨森, 陈建军, 周顺铭[5]2006年在《皖籍汉人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可能的遗传模式,并分析皖籍汉人SLE的遗传流行病学特征。方法采用调查表的形式收集患者的临床及家系资料,用EpiInfo6·0及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用SAGE3·1进行遗传模式的复合分离分析。结果平均发病年龄为30·2岁,平均病程为32·5个月。SLE存在多主基因效应、主基因模型拟合最好,支持在多基因基础上符合孟德尔遗传的主基因效应。结论遗传因素在SLE的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SLE遵循多主基因遗传模式而非单基因遗传模式。
孟炜, 江峰, 沈福民, 胡应, 秦万章[6]2001年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复合分离分析》文中指出目的 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表明 ,该病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性。方法 应用POINTER程序对 2 15例先证者及其核心家系进行复合分离分析 ,以探讨可能的遗传模式。结果 非传递模型被拒绝 ,接受多基因模型 (包括显性和隐性模型 )。结论 由于主基因模型和多因子模型被接受 ,提示本病可能是一种具有多主基因的多因子疾病。SLE不符合单基因遗传模式 ,应关注SLE亚型或表型与非MHC(non -MHC)的遗传易感性关系及其可能表现出的遗传模式。
冯金保[7]2010年在《中国汉族人群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4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家系关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是一种典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以多种自身抗体的产生和免疫复合物(immune complexes,ICs)的形成为特点。自身抗体和免疫复合物的沉积可引起多脏器的炎症和损伤,最终引发疾病的产生。SLE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全球SLE患病率约为17/10万～48/10万,我国SLE患病率介于40/10万～70/10万之间,略高于西方国家。SLE的临床表现多样,可表现为肾小球肾炎、皮炎、血栓形成、血管炎、癫痫发作、关节炎等,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疾病,又被称为多因子疾病(multifactorial disease)。目前,针对SLE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有很多学说,如自身免疫学说、遗传学说、遗传和环境交互学说等,但仍未能阐明SLE发生的确切原因,多数学者认为遗传因素是SLE发病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国内外对SLE的遗传因素做出大量研究,并且通过连锁分析确定了多个易感区域与SLE有关。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STAT)家族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类转录因子,STAT4是T细胞、NK细胞、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等免疫调控细胞内IL-12/STAT4/IFN-γ信号传导途径的关键组成元件,是IL-12诱导免疫调控细胞产生IFN-γ的关键调控因子。最近,研究发现在欧洲、南美、韩国及日本等人群中STAT4基因多态性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及风湿性关节炎有关。目前已知多个SNP位点及单倍型与SLE遗传易感性相关。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旨在通过较大规模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家系遗传流行病学调查,借助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汉族人群易感区域易感基因(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及单倍型与SLE的遗传关联性,构建中国汉族人群改易感基因中的与SLE有关联意义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和单倍型,并初步探讨该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方法本研究通过本课题组以前建立的SLE网络(安徽省立医院风湿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科),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共收集来自100个家庭(其中包括87个核心家系)的一般流行病学资料和DNA血样,用EPI 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库,数据经检错、整理后分别应用社会统计软件包(SPSS 10.01)和生物统计分析软件(Family Base-Association Test,FBAT v1.7.3)进行适当的统计分析。应用条件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SLE可能存在的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结果332个调查对象分别来自100个家庭,其中核心家系87个。87个核心家系中父母均在的有58个,占整个核心家系的66.7%;20个家系只有一方父母健在,占整个核心家系的23.0%;父母均不在的9家,占整个核心家系的10.3%。调查的家系人群平均年龄为44.20±15.50岁(其中最小的为13岁,最大的为86岁)。分析结果显示,我们所选择的STAT4基因的4个SNP(rs10181656,rs11889341,rs7574865和rs8179673)在中国汉族人群中均存在多态性,通过家系关联性分析结果显示:在87个SLE患者中rs10181656位点的CC,CG和GG基因型频率分别为48.7%,9.8%和41.5%,C和G等位基因的频率分别为53.6%和46.4%;rs11889341位点的CC,CT和TT基因型频率分别为4.7%,94.9%和0.3%,C和T等位基因的频率分别为52.2%和47.8%;rs7574865位点的GG,GT和TT基因型频率分别为53.1%,21.3%和25.6%,G和T等位基因的频率分别为63.7%和36.3%;rs8179673位点的CC,CT和TT基因型频率分别为18.3%,21.8%和59.9%,C和T等位基因的频率分别为29.2%和70.8%。单位点家系关联性分析结果显示:4个SNP在显性模型中均显示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易感性有关(rs10181656, Z=3.521,P=0.00043;rs11889341,Z=2.110,P=0.034899;rs7574865,Z=3.120,P=0.001811;rs8179673,Z=3.821,P=0.000133)。而且通过单倍型构建,在中国汉族人群中rs10181656,rs11889341,rs7574865和rs8179673主要存在以下四种单倍型结构:CTGT(占23.8%),GCTC(占22.4%),CCGT(占21.7%)和GTTC(占15.6%),同时GTTC(15.6%)单倍型与其他单倍型比较优势传递给患病子女或者患病同胞(在附加遗传模型中,Z=3.114,P=0.001844;在显性遗传模型中,Z=3.375,P=0.000737)。对可能存在的环境因素的研究,我们采用家系内对照设计的方法来选择病例和对照。共配对58对病例和正常同胞对资料进行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相比,女性更容易患病[OR=38.294 (3.333-440.007)];有过敏史与没有过敏史相比,有过敏史者患病风险增加[OR=12.393 (2.958-51.928)];好食刺激性食物比不好食者患病风险降低[OR=0.129 (0.030-0.557)];rs11889341的CC基因型[OR=6.177 (1.486-25.684)],提示性别、有无过敏史、好食刺激性食物和rs11889341等因素可能是SLE发病的影响因素。把过敏史和好食刺激性食物分别与rs11889341的交互作用组合进行分析,得出rs11889341可能与过敏史之间存在正向交互作用。结论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中国汉族人群中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4基因(位于2q32区域)可能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易感性有关;同时还受到环境因素的作用,同时存在可能的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另外,获得了一个有意义的单倍型(四个SNP所构建)。至于不同亚型的SLE在该区域的易感性是否有差别将有待于进一步的扩大样本量来研究和证实。
王剑[8]2006年在《汉族人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旨在探讨SLE可能的遗传模式,并分析汉族人群SLE的遗传流行病学特征。方法采用调查表的形式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家系资料,用Epi Info 6．0及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用SAGE3．1进行遗传模式的复合分离分析。结果总共695例SLE患者,平均发病年龄为30．2岁,平均病程为32．5个月。最常见的首发症状是面部红斑(61.3％),关节炎(55．1％)和发热(29．8％)。在疾病进展中,主要的临床特征
孟炜, 沈福民, 胡应, 泰万章, 江峰[9]1995年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流行病学调查》文中研究说明对９１例系统性红斑狼疮进行遗传流行病学研究，以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ＬＥ）的可能危险因素。数据分析应用相关软件，进行了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计算和遗传度估计。结果表明，ＳＬＥ病人在年龄方面未发现异质性；遗传度为５３．４４％，提示可能为一多因子疾病。经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冻疮和光敏感两个病前伴随因素，ＯＲ分别为３．１３（Ｐ＝０．００４）和３３．４２（Ｐ＜０．００１）。上述结果提示，该病可能是在一定的遗传背景下，受某些诱发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
潘海峰, 叶冬青[10]2010年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流行病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系统性红斑狼疮,简称SLE,是一种临床表现多样,累及全身多脏器,典型的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疾病。其临床表现个体差异较大,可表现为皮肤、黏膜、血管性损害,如面部蝶形红斑、口腔黏膜溃疡、雷诺式现象、肢端坏死;还可累及肾脏、肝脏、肺等多个脏器。SLE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世界各地SLE均有发生,不同国家和地区差异明显,我国患病率较高,呈逐年上升趋势。SLE患者多见于育龄期女性,男女之比约为1:9。目前SLE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病人的预后较差,生存质量低,病死率较高。SLE的发病机制至今未明。多数学者认为其发病机制涉及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以及遗传与环境的共同作用,导致机体免疫调节功能紊乱。基于此,我们历时十余年,开展了SLE的流行病学系列研究。我们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叁个阶段、两个方面"。第一个阶段——流行病学调查阶段,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从SLE的叁间分布着手,开展SLE的流行特征研究;第二个阶段——遗传资源库和疾病监测队列建立阶段,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广泛收集社区和医院的SLE病例、家系和健康对照,收集血液标本、环境暴露资料、临床和实验室指标,建立了遗传资源库和疾病监测队列。第叁个阶段——发病机制研究阶段,我们利用收集到的病例资源,从分子遗传学和免疫学两个角度来研究SLE的发病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SLE发病机制的新观点,为探索有效的治疗靶点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新的思路。整个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着手,充分利用了遗传流行病学分析思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了SLE的遗传度分析、环境影响因素、候选基因关联分析、基因-环境交互作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以及免疫效应细胞和效应分子的作用研究等。
参考文献：
[1]. 女性系统性红斑狼疮若干基因的相关性研究[D]. 彭春林. 复旦大学. 2010
[2].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D]. 施小明. 安徽医科大学. 2002
[3].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C]. 潘海峰, 叶冬青. 转型期的中国公共卫生：机遇 挑战与对策——中华预防医学会第叁届学术年会暨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世界公共卫生联盟第一届西太区公共卫生大会、全球华人公共卫生协会第五届年会论文集. 2009
[4]. 中国汉族人群免疫球蛋白受体家族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关联研究[D]. 潘发明. 安徽医科大学. 2006
[5]. 皖籍汉人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J]. 王剑, 刘建军, 杨森, 陈建军, 周顺铭. 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2006
[6].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复合分离分析[J]. 孟炜, 江峰, 沈福民, 胡应, 秦万章. 中国公共卫生. 2001
[7]. 中国汉族人群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4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家系关联研究[D]. 冯金保. 安徽医科大学. 2010
[8]. 汉族人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C]. 王剑. 中华医学会第十二次全国皮肤性病学术会议论文集. 2006
[9].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流行病学调查[J]. 孟炜, 沈福民, 胡应, 泰万章, 江峰. 中国公共卫生学报. 1995
[10].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流行病学研究[C]. 潘海峰, 叶冬青. 华东地区第十次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暨华东地区流行病学学术会议20周年庆典论文汇编.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