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结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多少论文,中国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探讨如何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之前，一个更加重要并且有趣的问题是：中国有多少结构问题？这些结构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本文将困扰中国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内需－外需结构、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所有制结构、政府与市场的结构——做一个系统性理解，认为这些结构问题背后的共同原因是政府以扭曲资源来实现的生产型政府制度特征，从而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奠定理论基础。
一、内需－外需结构：顺差还是平衡？
宏观经济学将一个经济体的总需求归纳为内需和外需两部分，内需包括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①但是内外需很难做到平衡发展。
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并列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对外贸易就步入了增长的快车道。但是由于中国是从计划经济的短缺中走出来的，只有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改变，即经济体基本进入供过于求的状态时，才能凸现需求面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作为外需的出口才会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1996年中国基本告别短缺，1998年在内贸部统计的613种主要商品中，供不应求的不到2％，供求平衡的超过60％，供大于求的超过30％，标志着中国进入“供过于求”的时代(李晓西，2005)。
1998年是中国国内供求结构转折的历史性时刻，恰逢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进行了第一次以扩张总需求为特征的萧条期调控。②为了鼓励出口，国家将产品的最高出口退税率提高至17％。出口开始进入增长轨道，出口占GDP的比重开始迅速攀升。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方，在国际贸易的舞台上可以正式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贸易。2003年脱胎于外经贸部的商务部正式组建，中央政府开始从制度层面上给予外贸和内贸同等程度的关注。但是长期以来追求外资优惠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的结果(余永定，2010)，使中国的出口额、出口占GDP比重、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和外贸顺差开始迅速扩大，外汇储备迅猛增加，2004～2007年各年分别达到2667亿美元、8374亿美元、1.42万亿美元和2万亿美元。经济危机似乎并没有太多影响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速，2011年年底达到3.1万亿美元的规模(图1)。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汇制度，庞大的外汇储备给人民币带来了很大的升值压力，也带来了巨大的效率损失(张曙光、张斌，2007；张斌等，2010)。中美双边贸易的顺差成为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借口，也是几次中美战略年会的重要内容。
追求外贸顺差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长期以来追求的目标。在计划经济时期，这可能是出于对赶超所需的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渴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外部环境逐步缓和，但是在官方意识形态上却从未放弃对外贸顺差的追求，这导致中国政府对于外需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内需。对国内市场分割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更愿意用国际贸易来取代由于行政壁垒导致国内市场不足问题，地方政府间“以邻为壑”型策略互动，导致其放弃了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陆铭、陈钊，2009)。
图1 中国的内外均衡1952～2011年
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12》，以后者数据为主。
目前来看，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措施主要是人民币逐步升值。我们担心的问题是，人民币升值对于顺差的缓解并不能立竿见影，原因有二：(1)从理论上看，本币升值在短期内会造成贸易顺差进一步加大。升值越快，顺差加大的就越多，这就是反“J曲线效应”。如果人民币是逐步升值到位，“反J曲线效应”就会持续存在。(2)渐进式升值带来的热钱流入。由于人民币并不是一步升值到位，升值的窗口一开，带来了大量国际热钱的涌入，狂赌后期的人民币升值。这两种效应的存在，致使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账户收支平衡同步恶化，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由于中国实施资本项目管制，很多热钱以假FDI身份进入中国，这使判断人民币何时升值到位更加艰难。
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带来均衡发展。汇率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变量，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均衡变量，我们不能只注重前者。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来自经常项目，来自中国进出口相对规模的变化，导致一个国家国际贸易出口规模的因素来自很多方面，例如比较优势、内部要素扭曲、制度等，比货币更加重要。近期以来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带来顺差的消失(尽管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下降了很多，见图1)，原因就在于导致中国出口贸易超强竞争力的制度和要素扭曲并没有发生改变。
从货币的角度考虑，汇率是否应该升值和如何升值的问题，其背后则是人民币资产的重新估值和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新定位，其含义远远超过了国际收支失衡或者经常项目失衡。决策者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立足长远，对政策效果要有充分全面的估计。在升值之前，不妨自问一下，中国政府已经从追求顺差走向平衡发展了吗？如果中央政府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地方政府会从利用国际贸易平台转向国内市场吗？过去的五年中，我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制度改革来消除地方政府间的“以邻为壑”政策？
二、投资－消费结构：“投资驱动型”增长还能支撑多久？
尽管我们一直坚信“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是中国经济依靠投资驱动的基本事实长期存在，近十年来投资－消费结构还有不断恶化的趋势(图2)。如果我们把政府支出看作是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的综合体，一个国家的GDP，按照SNA体系总是可以划分为投资和消费。2010年随着投资率超过48％，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下降到历史最低的35％以下，而2007年美国的该比重为70％。虽然我们并没有说美国居民消费率就是合理的，但是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已经成为影响整个宏观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投资率高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但是中国的投资率是否已经过高？关于这个问题研究的三部分文献——资本回报率、动态效率和福利效应——并没有达成一致。从微观上讲，判断投资是否过度的主要标准是资本回报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很高：Bai et al.(2006)和北大课题组(2007)估计了中国不同年份的资本回报率，发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很高并在2006年之前有明显的上升趋势。Bai et a1.(2006)估计中国的税前资本回报率为20％左右，从而意味着中国是全球资本回报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假定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成立，这意味着中国的投资率并不够高，投资没有过度。
图2 中国的投资－消费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在资本动态效率的研究上，很多文献认为中国投资是过度的，资本已经进入动态无效率的区间。③从时间序列数据来看，中国的投资效率最差的时期有两个，分别是1998年和2008年，这也是两轮扩大内需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时间。④第一轮研究中国经济动态无效率的高潮是21世纪初，当时正值中国经济供过于求，新的国际市场还没有找到，而1998年扩大内需措施，更是助长了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潮。政府投资所伴随的巨大资本需求，拉高了市场利率，导致资本成本上升，收益率开始明显下降。史永东、齐鹰飞(2002)发现1992～1998年中国的动态无效率表现为总投资净收益为负，袁志刚、何樟勇(2003)认为快速的资本产出比上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导致动态无效率的原因。随着中国加入WTO，新的国际市场的开放为本国的投资找到了新需求，外资的涌入也缓解了国内资本供求矛盾，中国经济重回正轨，动态无效率问题再无人研究。第二轮研究中国经济动态无效率的高潮是2008年以后(至少从文章发表时间上看如此)，国际金融危机倒逼中国再次扩大内需，同样的故事上演，只是这次已经不可能依靠外部市场的大幅开放来解决。吕冰洋(2008)研究了1978～2005年的中国高投入的增长模式具有动态效率，但项本武(2008)则发现1992～2003年间中国经济大部分年份是动态无效率的，黄飞鸣(2010)通过修正1985～2005年的统计数据后认为，中国的动态效率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变差，新世纪以后更加恶化。
从社会福利角度进行的研究表明，我国的投资率过高。Lee et al.(2012)发现，中国的投资率明显高于采用宏观经济基本面进行跨国回归的预测结果。在过去十年中差值呈现加大的趋势，目前这个差值已经达到GDP的10％。由于中国的投资主要依靠国内融资，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不会带来经济危机，但资源从消费领域转入投资的福利成本是GDP的4％左右。李稻葵等(2012)测算后认为2002年以后中国的平均境内投资率高于福利最大化投资率的5％，1990～2008年实际投资的福利损失相当于每期损失GDP的3.8％。
在市场经济中，不论采用何种指标，投资基本是一种企业的微观行为，⑤投资驱动型增长的上限是投资回报率大幅下滑。中国就在经历这样一个时期。金融危机以来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投资，带来了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后期严格的房地产调控、国际市场萎缩等，和强制的国际再平衡、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结合在一起，降低了资本的投资效率。课题组(2012)的数据显示，2008年的宏观调控，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比前两年上涨了1倍多，尽管我们不能判断这种回报率的下降是不是持久的，但是资本的长期利率上升已经成为事实，政府主导下投资驱动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
三、产业结构：服务业如何崛起？
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工业化，表现为首先是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和农业部门重要性的相对下降，到了工业化后期，农业部门的重要性继续下降，工业的主体地位会被服务业所取代(钱纳里等，1995)。这个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体现在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上，已经被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很好的证明。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服务业发展被认为是扩大内需和减少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重要措施，促进服务业发展已经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夏杰长，2010)。但是很多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制造业而言，中国的服务业税负并不高。江小涓(2011)发现，2008年中国的服务业实际税负仅为7.45％，仅相当于制造业11.82％实际增值税率的63％。当前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制度安排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财政部估计的减税2000亿元左右的规模下，为了保持营改增对于产业结构的最小影响，新增的适用于服务业的两档增值税税率是11％和6％，远远低于工业17％和13％的水平，服务业两档名义税率的算术平均数仅为工业的56％。如果税负并不是造成服务业长期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那么以减税来促进服务业发展似乎很难有什么实质效果，因为这种局部估计会受到服务业发展其他制度安排的一般均衡效果的影响。
图3 中国的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
给定中国特有的产业税：从工业增值税和服务业营业税两税分立，到营改增以后的差别增值税，在服务业发展问题上，依然存在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中国政府真的做好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准备了吗？促进工业发展的经验在促进服务业发展上可以直接应用吗？工业和服务业在发展中是什么动态平衡关系，或者我们以什么样的工业政策改变来促进服务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是从农村乡镇企业起步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的引入巩固了工业作为地方经济的支柱地位。建设“工业强市”、“工业强省”的目标大多是基于政府收入考虑的，直至今天也没有太多改变，即使是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对于工业也有特殊的体制性偏爱。虽然部分发达省市，像北京、上海、广州甚至包括温州，由于近年来要素升级和成本上涨的压力，已经没有了发展工业的土壤，但是对于工业发展的体制性偏爱并没有根本改变，我们的产业管理模式、统计方式依然以工业为基础。对于中国习惯于通过开发区来推动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特征来说，工业依然是不二之选。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首先推出的大规模救市措施，并不是促进服务业发展，而是“十大产业振兴规划”。⑥
30年来，推动中国工业快速发展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政府的行为特征，即财政分权下政府内部的“晋升锦标赛”和政府收入竞争(沈坤荣、付文林，2006；周黎安，2007；张军，2007)。中国过去3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财政和其他收入是通过自身配置资源和生产私人产品得到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大量的国有资源，再加上经济建设支出、向工业扭曲的协议低价格、金融抑制下的低利率与高收益率的反差等来补贴工业产品生产者，成为中国产品出口超强竞争力和中国奇迹的制度基础(陶然等，2007；王永钦等，2007；付敏杰，2011；张莉等，2011)。
以土地政策为例，中国工业的发展是以牺牲服务业为代价的，例如工业享受的是开发区内低于“七通一平”成本价的协议土地低价格，但服务业却必须承受“招拍挂”所带来的垄断高价。从实践来看，后一种扭曲所带来的巨额土地收益，是前一种扭曲的资金保证。这样的结果是，在世界银行课题组的调研中，发现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工业用地价格竟然低于经济并不发达的西部省份(课题组，2004)。两种扭曲同时存在的关联性，意味着我们从不包含土地一般均衡作用机制的局部回归中得到的结构参数是有偏的：从发展工业中得到的经验并不能在发展服务业中直接套用。除此之外，新经济地理学中所强调的“中心－外围”关系，也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以牺牲工业来换取服务业发展，从而使整体经济进入较低规模的稳态。在体制性偏好不改变和要素扭曲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单独的财税政策如何才能促进服务业发展？
四、空间结构：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
与产业结构差别一样，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上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别：发达国家绝大部分的劳动人口和产出都集中在城市，落后国家的人口则主要集中在农村。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空间结构转变过程，这就是城市化。城市化主要特征是人口的大量迁徙，来自各个地区，操着南腔北调的人相互聚集在一起并形成城市。按照2012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安排，城市化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提高城镇化质量是本届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由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使我们不得不将城市化这样一个长期结构性问题的视野放回到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城市发展，受到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的严重限制。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要求严格限制城市部门的就业人数。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空间流动并没有放开，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是在农村土地上开始的。由于中国政治体制对于政治中心的强调，中国市场经济推动的、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相对应的城市化只表现为“县域城市化”。近年来，由于土地管理制度的原因，县域和地级市一级的城市化更为明显。大城市的范围扩展，则受到了户籍制度的明显限制。
中国空间结构存在的问题，集中在关于城市化模式的讨论上。选择“小城镇”模式还是“大城市”模式，是中国城市化战略中最旷日持久的争论。截止到“十二五”规划，中国官方文件依然将城市化称为“城镇化”。从总体来看，自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出版以来，以“三农”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农派”经济学家，基本都赞同以小城镇来解决中国城市化问题(陈美球，2003)，研究经济增长的“城派”经济学家赞同大城市优先发展(饶会林，1989；王小鲁、夏小林，1999；王小鲁，2010；秦尊文，2001)。这两派经济学家关于城镇化模式争论的核心是，前者主要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出发点，认为小城镇模式具有低成本特征；后者以长期增长为目标，以效率为导向，认为大城市具有规模优势；前者强调中国特色，后者强调国际经验。按照国际经验，大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更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服务业基础，更集约和节约土地资源，更易于控制和减少污染(蔡继明等，2012)，有利于区域平等，实现增长与和谐的共赢(陆铭等，2011)。人口比较稠密的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日本，都采取了大城市模式。中国特色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空间结构均衡起作用？
在选择城市化模式问题上，我们更应该考虑城市化的出发点，是应该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核心，以低成本为政策取向；还是应当以长期增长和知识空间外溢为核心，以效率为政策取向？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逐步完成，效率和长期增长可能更应该成为城市化模式的落脚点。由于低成本同时意味着低收入和粗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资源约束考量下，大城市和城市群战略应当成为我们的首选。但是问题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过去10年来关于“新农村”的系列建设中，大量的道路硬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中国当前城市建设的主要方式。在“民生财政”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背景下，这一点正在被不断强化。“十二五”规划中，“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被表述为“按照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政策依然在两种模式之间徘徊。但2012年年底十八大后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将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城镇化质量上，似乎有了一定的政策价值取向。但是高质量的城镇化，究竟是指发展小城镇还是发展大城市，并没有完全明确。在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之间，中国的空间结构将何去何从？从理论上说，发展小城镇还是发展大城市，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
五、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之结构——从“过度工业化”到“过度城市化”
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结构特征。很多学者将工业化理解为供给，城市化理解为需求，那么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总供给－总需求关系。这一点颇似投资率与消费率，但是却更加复杂，因为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就是结构指标。如果我们回顾过去30年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个大致的轮廓就会非常明显：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中国从20世纪末期的“过度工业化”(张军，2002)到21世纪初期“过度城市化”(课题组，2011)的系统性演变，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两阶段特征(付敏杰，2011)。
20世纪最后10年，经过1992～1993年的开发区扩张与整治后，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遍地开花”的农村工业发展模式而言，土地集中利用的能力已经大为增强。在乡镇企业1992年到达其在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阶段后，⑦开发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城市建设依然严重滞后。世界银行(1994)发现，基础设施能力和经济产出同步增长——基础设施存量增长1％，GDP就会增长1％。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应当占到GDP的4％左右，或者固定资产投资的9％～15％。随后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上升到7％。20世纪90年代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远远低于上述比例，政府长期压缩城市基础设施投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基础设施的“非生产性”(李扬，1992)。
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基础设施的巨大进步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表现(张军等，2007)，中国也成为全球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从“西部大开发”中巨大的城市间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到城市环路、地铁、城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跟进和拔地而起的不断刷新纪录的摩天大楼，再到城市市容市貌绿化、美化和正在进行的以“城市精神”为核心的城市文化建设，中国城市建设取得的奇迹举世瞩目，也成为中国区别于印度、巴西、俄罗斯其他三个金砖国家的重要象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新增城市人口2.54亿，等于过去二战以来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增量，或者现有的美国城市人口总量。⑧
尽管如此，城市人口增加很快，但是土地城市化的扩张速度还是远远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扩张速度。2000～2011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增加了50％左右，同期建成区面积却几乎增加了一倍。⑨土地城市化两倍于人口城市化速度的结果是建成区内城市人口密度急剧下降，造成了巨大的土地资源浪费(郑秉文，2011；王桂新，2012)。城市化应有的集聚功能几乎没有体现，这一点也严重制约了中国的服务业发展(陶然、曹广忠，2008)。
观察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对关系的过程，不由得让我们提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从十年前的“过度工业化”走向了今天的“过度城市化”？二者有没有共同的制度基础？在关于中国过度工业化的论述中，地方政府通过扭曲资源价格或直接采用行政手段配置土地来竞相招商引资行为一直被学术界所关注。在近年来的城市化大跃进中，地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由此所伴随的土地财政、城投平台也备受争议。目前来看，“晋升激励”、“财政分权”和“土地统筹”等，依然是对这个转变的主流解释，但是忽略了对于地方政府经济动机的考察(张军，2002，2007；课题组，2011；沈坤荣、付文林，2006；黄少安等，2012；陶然等，2009；张力等，2012)。
六、收入分配结构：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趋势何时才能逆转
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恶化，致使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世界上位列前茅。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根据其住户调查计算的2010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从2003年到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0.47到0.49之间⑩。国家统计局对自己数据的评估是，高收入群体的真实收入信息缺失，导致了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偏低(岳希明、李实，2013)。近年来由于房价上涨导致的财产膨胀，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借助金融中介所发生的财产分配正在急剧恶化。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的财产差距拉大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收入差距所能显示的内容，一个以土地和住房为载体的巨大食利者阶层正在形成。无论采用何种指标，中国收入差距偏大的基本判断都会成立。导致收入分配差距变大的因素来自地区、行业和个体差距，其中国民产出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份额分配，是度量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分享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
劳动报酬份额稳定是增长理论必须模拟的稳态增长典型事实(Kaldor,1961)。这个典型事实的两个基本要点是：(1)不同国家的稳态水平不同，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在高水平上保持稳定，发展中国家则在低水平上保持稳定。在1992年94个拥有数据的国家中，劳动报酬份额最低的国家加纳只有0.051，最高的乌克兰则高达0.77，其中共有18个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低于0.30，8个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高于0.60(Gollin,2002)。美国的劳动报酬比重一直保持在0.67左右，这也是CD函数数值模拟的统计基础。(2)当一个国家通过工业化从不发达向发达状态转变的转型动态中，劳动报酬份额呈现出从低水平到较高水平稳态的跃迁。从雇员劳动报酬份额来看，英国劳动报酬份额从1860～1869年的48.5％上升到1950～1959年的72.4％，美国劳动报酬份额从1900～1909年的55％增加到1947～1952年的65.5％，韩国劳动报酬份额从1970年的34％上升到1990年的50％，日本的劳动报酬份额从1970的42％上升到1975年的53％(张车伟、张士斌，2011；张车伟，2012；张士斌，2012)。
由于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静态收入份额差别，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就业人口中自我雇佣的比重(Gollin,2002)。在联合国统计口径中，劳动报酬仅仅统计雇员劳动收入，自我雇佣的收入被列入资本收入。这就使得自我雇佣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报酬比重被系统性的低估。采用GDP收入法核算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来中国劳动报酬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2004年统计口径调整所致。如果只考虑到雇员工资，10年来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并没有明显变化，但是似乎已经被锁定在30％左右的低水平陷阱上。考虑到雇员在总体就业中比重的不断上升趋势，雇员劳动报酬稳定意味着工薪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是下降的。劳动者不但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反而处境不断恶化(张车伟，2012)。如果考虑到国家统计局的劳动报酬收入包含了社会福利缴款，经调整后的劳动报酬比重会更低(白重恩、钱震杰，2010)。(11)从国内的区域横向比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劳动报酬比重就越低(钱晓烨、迟巍，2011)。过去10年来，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中出现的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何时才能逆转？
七、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性问题
(一)财政收入与支出方式：面向企业还是面向个人
在财政收入与支出方式上，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财政收入以企业为征收对象，财政支出也主要面向企业，即“从企业来，到企业去”。直接税和直接面向个人的支出，也就是需求面管理，则占很小的比重。从理论上来看，效率和公平是财税体制和财税政策的核心。除了收入分配主要以平等为目标之外，提供公共产品、反垄断、消除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还具有重要的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含义。从现有的财税结构来看，增值税主要针对企业征收。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企业所缴纳的税收具有明确的效率含义，从而意味着增值税是以企业的效率损失为代价。直接税的作用则相反，直接针对消费者个人征收，由于消费者决策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因此直接税具有更明确的公平含义。在财政支出来看，直接支出给企业的部分将内生于企业的选择和经营行为而直接表现为经济利润，从而具有效率含义，而直接支出给个人的部分内生于消费者效用，具有公平含义。
中外财税制度结构上反映的效率含义差别巨大。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的典型特征是以间接税为主，尤其是增值税和营业税，直接税比重低。2012年个人所得税仅为税收收入的6％左右，纳税主体工薪阶层的个税还是由企业代扣代缴的。在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接近税收收入的50％，美国税务局最大的任务就是审核和统计数亿份的所得税账单。服务业“营改增”的逐渐推广后，增值税的比重会更高。中国的财政支出大部分直接面向企业这个产品和服务供给方和效率主体，医疗支出给医院，教育支出给学校，直接支付给家庭的比重甚少。关于财政支出给家庭的数据很少，目前来看比较明显的就是部分城镇居民的生活补贴和残疾人、贫困人口和五保户。与国外财税制度相比，中国的财政收入“从企业来，到企业去”的特征，具有收入和支出面的双重效率搅拌特征。国外收入来自个人或家庭，和财政支出补给作为需求方的个人和家庭，从而具有更明显的公平指向。通过财税制度来实现效率与公平携手并进的关键，在于逐步走向以直接税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体制，实现宏观制度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小扭曲，财政支出逐步进行需求面管理，更加关注公平。
(二)政府与市场：政府来调整结构的局限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宏观税负。什么样的宏观税负水平是合理的？国内已有的文献基本沿着两条线展开：国际比较和增长(投资)最大化(付敏杰，2012)。国际比较的基本结论是：小口径税负偏低，全口径税负偏高，这个基本判断从20世纪90年代维持到了现在(刘佐，2011；鞠东升、陈琍，2003；林赟等，2009；林颖，2009；李永刚，2010；陈旭东，2012)。增长/投资最大化的文献强调税收增长应当依靠经济增长来取得，将税收弹性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增长最大化文献普遍认为我国宏观税负在20％左右比较合适，这符合世界银行关于低收入水平国家宏观税负的判断(马拴友，2001；李晓芳，2007；董玉婷、董承章，2009；杨中全等，2010)。按照SNA体系，除转移支付外的政府的任何支出活动，总可以划归为投资和消费的一部分，从而计入总需求和GDP。政府、居民和企业并列为国民经济内需形成的三个基本部门，作为一个严格的统计核算体系，三个部门的结构间存在着严格的此消彼长关系(Fukao,2012)。如果我们以政府部门为研究对象，政府的收入总量会影响居民和企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分税制以来中国政府收入的快速增长，直接挤压了居民和企业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政府部门占比的迅速上升，是导致居民部门分配份额受到压缩的重要原因(白重恩、钱震杰，2010)。由政府来调节经济结构，必须要求政府实施更多的经济职能，所以政府来调整结构的第一个局限是政府的相对规模会越来越大。
政府来调整产业结构的第二个局限是弱化企业自生能力。本轮经济危机以来，中国政府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表现有两个：一个是太阳能光伏产业，另一个是文化产业。这两个产业无一例外都是在名目繁多的土地、资本和财政补贴的共同作用下，取得了快速发展。自2011年美国、欧盟对中国光伏产业实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以来，中国的光伏产业发展面临空前危机，美国商务部的终裁认为中国企业接受了中国政府的“非法补贴”包括：金太阳示范工程、优惠政策性贷款等11项内容(史丹，白旻，2012)。(12)文化产品基本属于非贸易品，所以并没有受到国际竞争对手的过多挑战，但是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基本判断并没有改变(赵春晓、付敏杰，2012)。文化产业中发展最迅猛的动漫产业，2011年实现增加值为500亿元，但是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早已经远远超过了500亿元。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第二个层面是产业结构如何形成，政府推动和市场需求导向各自起到什么作用。从需求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地方政府直接推动基础上形成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对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有着特殊的强调。在加工贸易模式下，中国生产的产品是为了满足国际市场需要，而非国内市场需要。第二，由于国际市场远远大于国内市场，相对于国内市场来说，由政府推动的投资规模明显过大，远远超过了国内市场均衡的需要。从供给面来看，在特定的贸易导向下，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严重影响了本地区的产业分布、专业化和分工。内需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客观上要求降低政府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推动，强化政府作为市场监管者和竞争规则制定者的地位，让产业结构在市场主体自发投资基础上形成。
(三)所有制结构：“国进”还是“民进”？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我们还必须研究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因为其在官方意识中涉及国家根本制度问题。中国可能是全球所有制结构最复杂、最混乱的国家之一：私有制、股份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存，并经历着各种不同的动态转化。近期以来，关于“国进民退”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政府实际控制的巨额国有资产，在市场中究竟在如何运转？直接关系到中国政府的各种收入类型如何进入全口径的统一预算，部门之间的利益该怎么平衡，国有企业究竟是要弥补市场的不足，还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存在，这些不同思路的存在，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国退民进”战略性布局之后，已经退出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要不要做大做强，然后重新进入竞争领域，并以其垄断领域的利润在国内以类似于倾销的不公平竞争方式来支撑其竞争部门的发展？(13)除了垄断利润，垄断企业的“强”依靠什么来衡量？要不要进行公共规制，以维护市场正常的竞争环境和国民经济的和谐健康发展？
八、解决结构问题——政府转型
结构问题是前一个阶段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下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的起点。顺差导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回报率下降导致投资推动的增长已经没有空间，服务业发展缓慢，小城镇强调过多和大城市发展受抑制，从过度工业化发展到过度城市化，劳动收入比重不断下降，面向企业的财政支出方式，由政府推动的结构调整和发展中的阶段性“国进民退”，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结构问题。这些结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缩影，其他赶超国家(例如亚洲四小龙)也或多或少出现过相同的问题。只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更快，从而导致这些问题积累的速度也更快、更明显、更严重。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些问题背后有没有共同的因素？如果有的话，这个共同的制度性因素是什么？
我们所说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和其他宏观结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特定区域或者时间范围内单个企业供给和个人需求的加总，而企业的供给和个人消费的形成，是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在一组制度变量下决策的结果。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机制，是塑造人们在特定法律、契约和制度环境下的行为动机并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North & Thomas,1973; North,1981,1990; La Porta et al.,1998,1999; Acemoglu et al.,2001,2005; Acemoglu & Robinson,2012)。我们所说的结构问题——内需—外需结构、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所有制结构、政府与市场的结构等——则是市场主体在特定制度结构下选择行为的比例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国民经济失衡理解为制度的失衡，均衡理解成制度的均衡。
鉴于前述众多文献对于政府竞争、土地资源配置、劳动力流动、城市化模式、财政行为等的关注(沈坤荣、付文林，2006；周黎安，2007；张军，2007；张军等，2007；蒋省三等，2007；陶然等，2009；张五常，2009；陆铭、陈钊，2009；杨帅、温铁军，2010等；黄少安等，2012；课题组，2011，2012)，本文将导致中国出现结构性问题的共同制度性基础指向中国“政府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背后的政府行为特征——生产型政府(付敏杰，2011)。表现为，在资源公有制背景下，通过扭曲资源价格来实现对资本的补贴，通过向市场提供私人产品来获取交易性收入，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财政收入增长正循环。这种补贴具有重要的再分配和结构效果，既是造就中国低成本产品国际竞争力，促进通过对外贸易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形成“中国奇迹”的关键，也是造成中国众多结构性问题的共同制度性基础。表现为以劳动力和土地补贴资本所形成的低成本国际竞争力和由此所导致的国际贸易顺差和国内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对于小城市发展所具有低成本特征的偏好，在增值税下对于工业化时期工业投资的体制性偏好和城市化时期土地财政背景下对于房地产业的体制性偏好，对于资本的过度补贴所导致的劳动收入份额过低，对于国有企业所带来的资本经营性收入偏好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立足于通过政府驱动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偏好等。作为中国政府的典型制度性特征，在生产型政府制度安排下，中国政府，尤其是分税制下的地方政府，是中国的企业家。与一般强调政府角色对于中国结构问题影响类文献的区别在于，我们更加强调政府实现角色的途径是扭曲资源价格。除了这些结构问题外，生产型政府还有其他表现：为中国带来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张军等，2007)，却忽视了“非经济型”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由此导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脱节(傅勇，2010)。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型策略互动所导致的市场分割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陆铭、陈钊，2009)，只能通过日益膨胀的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来解决(范子英、张军，2010)。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强调实现转型升级、均衡发展和内需导向的长效发展战略的核心在于政府转型，逐步放弃政府在要素领域的定价权和配置权，通过市场来实现基本生产要素的配置。这种转型必须通过改革来实现，改革的核心是政府向自己开刀，放弃手中可以轻易扭曲资源就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资源配置的权力。改革的原因是原有模式不可持续，改革的目标是创造制度条件，引导均衡实现。对于政府而言，这个转型过程将是漫长、痛苦的，但确是必需的。
西方有一句谚语：让每一个耐心都得到它应有的回报。在中国政府从依靠扭曲资源获得收入转向依靠提供公共服务获得收入的转型过程中，由于原有政府推动的市场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会阶段性出现向计划体制复归的现象。如何保证改革沿着市场经济方向继续，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放弃计划体制复归的趋势，无疑是一个必须通过实践来解决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注重研究改革时滞由此带来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①国家统计局在进行支出法核算GDP的过程中就是采用了这种分类，可见许宪春(2010)。至于出口部门是采用出口还是净出口，其含义是不同的。从总需求角度分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从而可以进行GDP核算。也有文献直接采用出口，因为其代表了对于本国商品的三种需求。
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进行过7次明显的宏观调控，其中5次是因为经济过热，剩下的两次才是1998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以扩张总需求为核心的需求管理政策(张五常，2009)。
③资本动态效率的基本命题来自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1966)通过消费最大化分析来纠正集权经济框架下的索洛模型中关于“高储蓄率对应高稳态”可能招致过度储蓄和投资的结论。由于在集权框架中不包含消费者和企业最优化行为，储蓄和投资都是外生于经济增长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超过资本积累黄金率是有可能的，这会带来资本积累动态无效率：在稳态框架下，降低储蓄率既可以提高当期消费，又可以提高未来消费。
④按照课题组(2012)的数据，1998年和2008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都超过了5，是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效率最低的时期。
⑤公共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目的也是为了补充和引导私人投资。
⑥十大产业是以汽车、钢铁、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房地产。
⑦1992年乡镇企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这是乡镇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阶段。
⑧《中国统计年鉴2012》的数据则显示中国城市人口从1999年年底的4.37亿增加到2011年年底的6.91亿，共增加2.54亿。按照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1 Revision)的数据，欧洲1950年城市人口为2.81亿，2010年为5.37亿，新增不到2.56亿人，2010年美国城市人口为2.55亿。
⑨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12》的数据，2000～2011年中国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2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4.36万平方公里，同期的人口从4.59亿增加到6.91亿。
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是，从2003年到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9、0.473、0.485、0.487、0.484、0.491、0.490、0.481、0.477、0.474。
(11)根据白重恩、钱震杰(2010)的测算，在1995～2007年间社保福利缴款在GDP中所占比重从1.65％上升到4.2％。剔除社保福利缴款后，劳动者实际取得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49.8％下降到2007年的40.9％，下降8.9个百分点。
(12)2013年3月20日，中国光伏产业的绝对明星、全球四大光伏产业之一的无锡尚德宣告破产整顿，用6年的时间上演了从40万美元到首富神话的施正荣，用7年时间续写了“从首富到零”的神话。无锡尚德经历巨变的背后，是政府对于光伏产业过度干预导致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结果。
(13)马俊(2013)将“国进民退”总结为垄断延伸、依靠资金优势进入、借助行政许可扩张、在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扩张和借助财政与国有资源扩张。
标签：中国城市gdp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