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化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专题讨论）——“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区域史研究中的空间范围界定——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从徽学研究看区域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论文,史研究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历史地理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 （2006）03—0126—12
“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
王先明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一
日渐繁多的区域史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改塑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并呈现出研究路向选取的区域化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省（市）、区纷纷成立或重建社会科学院，并成立历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本地区的历史，地方史研究也开始复兴，新的地方史志的编撰工作纷纷展开。这就为区域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组织资源和基本保障。同时，单一化的近代史研究模式也是引发学界创新的动因，如何深化近代史研究并从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成为学界不断思考并努力尝试的方向。由此，区域史研究伴随着社会史、现代化史、城市史的复兴而兴起。正如隗瀛涛在其主编的《四川近代史稿·序言》中所言：“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区域特征各异，史学界日益感到划分若干易于把握的区域空间，进行深入研究，是推动全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向深度和广度进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区域史是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史学服务于地方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客观要求。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近代史研究领域中许多新成果都体现出区域史的特征。这些研究成果从三个方面重构了近代史研究：一是区域社会史；二是近代区域文化或者区域经济史；三是8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史研究的广泛开展。而城市史研究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通论性研究，都是立足于区域取向的研究，如关于上海、重庆、天津、武汉等城市化、现代化及工业化内容的研究等等。
无疑，区域史研究的兴起一方面极大地扩展了近代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摆脱了“事件史”纵向拉开的单一取向，丰富和扩展了研究的内容。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史学界开始注意历史研究“空间”转换问题，选择新的空间研究单位，实现了“区域转向”，区域社会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潮流，甚至出现了“华北模式”、“关中模式”、“江南模式”、“岭南模式”等独特的区域史解释框架。另一方面，是在学术转型过程中引入新的理论和方法，在以社会、文化、经济为基本范畴的区域史架构内灵活地结构或建构起新的解释框架或体系，试图重建整个近代史的体系。
显然，区域史研究成果的丰富多样和千姿百态，对于近代史研究传统取向的转换、研究问题的深入展开和基本研究格局的改变，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而且，这一研究的路向依然保持着持续长久的影响力。
二
区域史并不仅仅是时空结构下的历史。如果仅仅着眼于时空结构特征，那么，大到民族国家（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或者跨民族国家的地区史（如东亚史等），小到县域历史、甚至个案类型的村落史等等，都可以纳入区域史。因为，原本国家或民族意义上的历史都有特定的时空范围，如此，则可以说所有的历史研究几乎都是区域史。因为脱离开具体的时空范围的历史并不存在，而历史问题一旦具体到时空范畴内，则无不具有区域性。如此着眼，就根本不存在一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兴起”的问题。
即使是相对于“国家史”意义上的“地方史”或地方志，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区域史。地方史、地方志虽然具有区域性，但其研究理念、视野和方法与区域史并不相同，它们不过是通史内容的“地方化”，或者通志的地方化而已。区域史不是着眼于行政区域范围下的纵向历史的展开，如《山西通史》、《湖北通史》之类。有学者直接将区域史认同为地方史，显然是误解。区域史也不应该是研究主题的地方化，因为这样的研究成果久已存在，且早已构成传统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如《辛亥革命在山西》，《义和团运动在山西》之类。因此，一些学者将“某某时期某某省水利、资源研究”或“某某县（市）环境史研究”之类冠以“区域史”名目，更是标签式的“区域化”取向，离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史不啻天壤之别。
作为具有学科方向意义的“区域史”突出体现为一种研究理念、视野或方法的创新。正是在具有悠久的人文地理学传统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费弗尔1912年出版了他的国家博士论文《菲利普二世与弗朗士—孔泰：政治、宗教与社会史研究》，把区域史与“总体史”（Total History）结合了起来， 把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局限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中去考察，同时考虑了这个特定的空间（区域）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从而把自然史与社会史统一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十年后，他出版了《大地与人类进化》一书，被人称为今后的历史学家在如何处理社会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关系时树立的“样板”。在书中，他认为“地理环境无疑构成了人类活动框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人本身也参与形成这一环境”。布罗代尔可以说是年鉴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正是在他的区域史经典之作《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中，布罗代尔把历史的时间划分为大家熟知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而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则是那种长时段的结构因素，对中时段的经济社会运动和短时段的政治事件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在这里，时间和空间就统一起来了，历史就成为特定时空连接点上的一个坐标，历史就成为自然、社会（经济）与个人（事件）三位一体的“总体史”①。在布罗代尔的区域史视野里，地理学的或者空间的角度被布罗代尔放在了首要的地位。人文地理构成了影响或制约历史的要素，并由此形成了历史研究的区域性。这提示着区域史首先是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方法的创新，“地理学是最具体的一种观察手段：张开眼睛，从人们看到的事物出发，一般而言，这毕竟不是件天大的难事”②。
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与借鉴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理论、方法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有一定关系。美国学者施坚雅从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勒的中地理论出发，创立了区域系统分析理论，这一理论对中国的社会史学者有较大的影响力。例如，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许檀的《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 —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都可明显看到这一理论的影响。
区域史并不是研究主题的地方化，而是立足于文化、民族、语言、地理、气候、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从整体上探讨影响一定区域内的历史进程的力量及其原因或区域历史发展共性特征的一种视野或方法。对此，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教授提出的“亚洲经济圈”理论对我们正确地认知区域史规范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一“亚洲取向”的研究视域，真正地超越了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视域。当然，作为学术研究，我们有理由对其论述和观点提出不同认识，但这一模式建立的基点却提示我们：区域史并不是仅仅是相对于民族国家史的地方性的历史模式，它是一个新的整体史的研究视野和方法。
要而言之，是研究问题的空间特征决定了“区域史”研究的选择，而不是人为的空间取舍形成“区域史”研究，即将研究对象简单地“地域化”或“地方化”。前者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史研究”，后者毋宁说是研究中的“区域化取向”。正如汤因比所言，“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可以说明问题的单位，不是民族（国家），也不是时代，而应该是一个社会”③。
准乎此，我认为可以这样把握区域史研究：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的研究。尽管在不同视野下，历史区域发展会呈现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如市场视野下的华北或文化视野下的华北，或城市网络视野下的江南与文化视野下的江南可能有所不同，但同一视野下的区域应该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内在结构要素，而且是可以规范和相对认同的。不同视野下的区域边界、范围可以不同（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华北不一定相同，市场网络下与经济结构网络下的华北也不会完全同一），但同一视野或同一话语下的华北区域边界、范围则是应该认同的。如现代化视野下的长三角区域、珠三角区域等。因此，如果讨论的问题并不具有区域同质性或共趋性，就不应该归于区域史，而只能归属于其他规范下的历史。它们或者是通史的地方化，如山西通史；或者是专门史的地方化，如山西经济史、山西环境史等等。所以，近年来的所谓区域史研究，大多属于研究的区域化取向，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史研究。
三
“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及其成就引发了近代史研究中的“区域化取向”，即许多并不具有区域史内在特性的研究也打出了区域史的旗号；不仅原本就已成熟的地方史（如各省通史类研究成果）也被认同为区域史，甚至一些新兴的城市史、乡村史、专门史等研究领域或方向，本来具备着自己特有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却也都转而归附于“区域史”之内。这种趋向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首先，“区域化取向”造成了历史学研究的失范。任何研究都有自己的特定的规范性，区域史研究亦然。区域史研究不能单纯依据行政区划，而应着力于地域的文化、社会、历史等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性（比较）、影响性（发展）等处着眼。但是，大量的研究者及其成果，并不遵循区域史的规范要求，而只是在追逐时流中张扬着区域史的旗号。这在地方通史、城市史研究中最为突出。一些专门性很强的主题，如资源史、环境史研究等，也以省区的限定挂上了“区域史研究”招牌，而无视其学科本身的规范性要求。那么，何谓规范的区域划分，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基本规范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并没有在研究中有所关照，以至于形成极为泛化的“区域化取向”。比如，现代化史视野下的地区模式，与文化史视野下的地区模式并不同一；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等，与明清以来的江南模式等都具有区域取向，但区域选取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不同。如果不懂得各自的研究规范，只会是削足适履，无益于研究的科学展开。
其次，“区域化取向”造成了近代史研究的“碎化”。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区位选择方面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性，有跨省区的大区域史研究，有省区史研究，更有县域史研究，还有村域史研究等等。如果没有可以相对认同的标准，研究的“区域单元”似乎可以无限的细分下去，不仅可以划分到“村域”，甚至可以划分到“家族界域”。这种趋向不仅割裂了历史演进的整体性，也背离了“区域社会史把特定地域视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地把握它的总体发展”④ 的诉求。
对于近代史研究中的“区域化”取向，我们应该保持一种理性的清醒：是研究问题本身的区域性特征决定了区域性研究的选择，而不是只有“区域化”才是推进研究深入发展的取向。也就是说，并非是所有的研究课题都适合区域化取向；同理，也并非只要冠以“区域”的名堂就都是“区域史研究”。在近年来的“区域化”研究取向中，学术界的跟风和逐流的非理性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也是无益的。
［王先明（1957—），男，山西省屯留县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注释：
① 赵世瑜：《从空间观察人文与地理学的人文关怀》，载《读书》，1997（5）。
② 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上），第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③ 阿诺尔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④ 万灵：《中国区域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散论》，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3）。
区域史研究中的空间范围界定
张利民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天津 300191）
区域史是研究一定空间范围的历史，因此，科学地规范和界定区域的空间是最基本的，是区域史研究不能回避的基础问题。区域一词本身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小至一个乡镇、一个行政区划或者基本的自然单元，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洲，乃至全球，都可以称谓一个区域。如何界定研究对象的区域范围，不同学科对区域的理解不尽相同，研究对象也各有侧重，对区域空间范围的界定既有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有较随意借用约定俗成的概念，甚至还有泛化的趋势。法国年鉴学派倡导而迅速兴起的综合性区域史研究，对于研究对象的空间界定和称谓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仅就目前国内明清以来区域史研究的空间范围来看，有以州、郡、省等行政区划的，有以长江、黄河、珠江和沿海、沿江等流域的，也有以岭南、太行山等山脉的；有的比较谨慎，直接使用冀、鲁、豫等具体的行政省区，但直接使用江南、华北等模糊区域的研究也是屡见不鲜。我认为，区域史研究对空间的界定应该是理性的，如果不加论证，或从某方面研究就较随意地界定，并冠名区域史，既有失偏颇，也影响区域史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不利于区域史的深入开展和各学科的交叉研究。
一
区域史是研究一定空间的历史。论述和规范区域的空间范围，首先应该考虑环境对区域形成与演变的作用和影响。山川、河流等自然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客观条件，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活等人文环境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所以，区域史研究对区域的空间界定，应遵循最基本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准则，尤其是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区域原本是地理学阐述空间概念的话语，是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单元和核心。长期以来，地理学一直从地貌、河流等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界定区域，并论述不同区域的差异。20世纪初期，人文地理学逐渐兴起，人文地理在论述区域时增加了人口、经济、环境、生态的因素。50年代以后，又衍生出诸如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经济地理、区域地理等，行政区划、宗教、语言、风俗、生活、饮食、市场、城市等都成为界定区域空间的尺度之一，使得地理学的研究丰富多彩，也为其他学科涉足区域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前提条件。在地理学界，不同的研究对象均以自身的特点表述划分区域的标准和条件。自然地理主要以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气候、土壤和动植物等特征为依据；人口地理主要根据人口分布和流动状况；经济地理主要是分析经济与产业布局，以及影响产业部门和布局诸种要素，曾经提出了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①；文化地理主要从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娱乐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传承来规范区域空间。以上要素的相对一致性和同一性构成一个区域，并通过以上要素的差异性来论证区域间的不同，进而形成一定的空间范围。
以华北区域为例。1954年，中科院地理所曾组织专家撰写了《华北区自然地理资料》。这是地理学界第一部以华北命名的研究成果。该书认为，华北的范围是东起辽东、山东半岛，西至黄土高原，南到秦岭、淮河，北达外长城与辽河——从地貌上包括了黄土高原、冀热山地、华北平原、辽河平原、山东丘陵和辽东丘陵；从水文上包括了辽河、海河、黄河和淮河流域；从行政区划上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的两市三省，以及辽宁、内蒙古的大部分，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和甘肃的一部分。但是，该书的序言又讲，“《中华地理志》自然地理部分，自从划分了自然区域之后，原定按照自然区域先写各区分论，后写全国总论。编写了东北与华北两区资料而华中区还未完稿时，已发现原划区域又须修改。现在改变原定编写计划，全部编写人员投入新的自然区划工作”②。这说明，当时划分自然区划可能与国家设立六大区有关。在以后自然地理的教科书中，一般是将华北地区表述为长城以南至秦岭和淮河以北，而且多使用类似黄河中下游流域等话语。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83年划分了八个人口区，其中，黄河下游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即两市三省；不久扩大为黄河中下游区，将河南和陕西省的大部分，以及江苏和安徽省的部分地区亦列入其中；后来，为了更系统完整地论述各省市的人口地理，又调整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的两市五省③。李孝聪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区域历史地理》一书中则使用了北方黄河流域的提法，认为这是历史上广义的中原，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从自然地理区划来说相当于今天的华北地区，包括现今的北京、天津、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即两市五省④。然而，经济地理则频繁使用的是华北区域。1957年出版的《华北经济地理》将北京、天津和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即两市四省划为华北经济区域⑤。以后，经济地理学者在充分考虑历史与现状、特大城市分布和经济腹地、自然条件与资源相关性，以及行政区划完整性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八个经济地理分区，华北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及海河流域，包括京、津、冀、晋、鲁两市三省、内蒙古中西部各盟和呼和浩特、包头两市⑥。美国学者施坚雅则是根据德国地理和经济学家的中心地理论划分晚清中国各区域的。他以河川、城市、市场为基础将晚清划定为九个大经济区，华北地区是以黄河下游、淮河、卫河流域以及许多跨越华北平原诸多小河流组成。从现今行政区划看，它包括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大部和江苏、安徽省北部，以及山西省东部和陕西省的一部分⑦。
通过对各学科对华北区域的研究，可以看出其涵盖的范围是有一定差异的，但都是从自然和人文环境进行的科学研究，是区域史解读研究对象的基础，也为区域史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和方法。
二
如何体现历史研究在区域研究中的特色，首要的是在空间的基础上注重时代感、综合性，注重自然科学尚不能包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人文因素。
区域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要发挥历史研究的特点，就要注意到即便同一个地理名词，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涵盖的空间范围并不一定完全一致，需要充分考虑到自然和人文环境演变对区域空间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反映也不尽相同和同步，时而渐变，时而突变。因此，在区域史研究中应了解影响空间演变的各种因素，分析其内涵与外延的共性和差异。当然，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区域史研究都论述空间范围的演变过程，但需要有空间变化的理念，使得区域史研究有浓重的历史含量。例如，学者李伯重撰文界定江南地区，就是十分典型的范式。该文在阐述水系所形成的整体性的同时，强调经济区域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即“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⑧。再如，华北是近代以后从英文衍生出来的具有地理概念的话语，随着日本侵华，以及设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等环境变化，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得到了民众的认同。当时的学者曾有这样的感慨，“这里所谓‘华北’系指冀鲁晋绥察五省而言也，就是现在喧腾‘华北经济提携’里的几省。在我国，本无所谓‘华北’、‘华中’、‘华南’名词之分。但自九一八以后，邻邦时文论著对所谓‘华北’、‘华南’、‘华中’等名词，特别予以发挥。一若我国南北景象，迥不相侔。究其实际，不过别具用心而已”⑨。后来，地理和气象等自然科学界的论证，以及中国共产党设立华北局等，使得“华北”一词成为目前人所共知的地理名词。因此，在使用类似华北、华南等词作为区域史研究时，应该注意与传统上江南、河北等名词，以及长江、黄河中下游等理念在涵盖范围和使用上的同一性和差异，注意其时代感和行政区划的影响程度。尤其是在近代以后区域经济的研究中，更要注意空间范围的演化；即在交通运输变革、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吸附能力增强等因素的作用下，各区域的临界线愈来愈不清晰，边缘地区相互重合、相互渗透，呈现出分化和重组的纷纭变幻的局面。
区域史研究还要充分发挥历史能够综合多重因素的特点，从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来理解和界定区域的空间范围。对于江南、华北、华南等跨省的区域，要注意到地域认知上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和创新。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着固化的大一统等理念，地方行政区划从秦汉的郡县、元代的行省路府州县，到明清时则以省县为单位，省是地方的最高层次，也成为地方区域的概念；除此之外，无论是政府，还是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通常是用城池、地名、关隘、山川河海，以及三吴、江南、江北、关中、（黄）河北、（黄）河南、中原等话语表述省以上的空间范围。清政府曾设立跨省的直隶、两江、闽浙等八个总督，开埠以后又设立了南洋和北洋大臣，一时间以南洋和北洋作为地域的奏折、文章盛行。从地方行政管理角度看，这是区域观念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推进了朝野内外人士地域观念从以内陆为中心向海洋的转变，但是，“南洋”和“北洋”的话语流行的时段并未长久，很快就被传统的“江南”和新出现的“华北”等名词所替代，到现在就连“北洋军阀”和“北洋政府”的使用率也不是很高。我们研究区域史要注意到这种变化，应该综合历史沿革、经济发展水平、行政区划和现状等因素，才能够在使用上更加准确和科学地规范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
区域史是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应该提倡“史无定法”，鼓励区域史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角度，划分区域的空间范围。例如，研究区域经济的近代化进程，一般多参考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认为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形成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市场等级和网络，具有较强凝聚力和辐射力的中心城市（群）及腹地组成了该区域的经济体系。区域城市史则是以城市为基础划分区域，并考虑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地域生产力空间结构等因素，将城市的结构和职能、城市等级和系统作为重要条件之一。⑩ 而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则强调地域内社会各种因素的整体性和共性联系，研究对象的相近性和历史传承性，进而认定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11) 至于区域文化史则侧重宗教、习俗、语言等文化表象的同一性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来划定研究的区域范围。虽然不同的研究对象所表述的区域的空间范围不尽相同，但凡是认真规范研究对象空间范围的论著，都有其学科特色，有其合理的成分，体现了区域史研究的多样化，恰恰可以探索空间演变的深层次原因，凸现区域史的特色，对推动区域史研究的不断深化都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注释：
① 邹逸麟：《我国古代经济区的划分原则及其意义》，载《历史研究》，2001(4)。
② 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编：《华北区自然地理资料》，第1、3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③ 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下册，第2、3、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④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第1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⑤ 孙敬之主编：《华北经济地理》，第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⑥ 参见程潞主编：《中国经济地理》，第222—22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⑦ G.W.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载《城市史研究》， 1989(1)。
⑧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1(1)。
⑨ 《经济开发中华北棉产的现况》，载《商业月刊》，1936(12)。
⑩ 参见顾朝林等：《中国城市地理》，第77—81、156—159、257—2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1) 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第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张利民（1953—），男，天津市人，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开大学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史研究。］
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吴宏岐
一
近二十多年来，区域史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学科各主要分支学科研究中的一个新取向。受其影响，中国社会史研究也基本实现了研究范式转型，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都有明显的发展。然而，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出现的“碎化”现象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担忧。所谓“碎化”，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研究主题的“碎化”，即许多研究仅满足于题目的新鲜而忽视对社会史理论的体会与领悟，以致陷于具体问题的琐碎考证和欣赏性描述；其二是研究区域的“碎化”，即将区域史研究完全等同于地方史或地方志研究，淡化了整体史研究这一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坚持的主旨。如何避免“碎化”现象回归整体史研究的正途，关键是要在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上下功夫，在具体的研究中加强整体史观念、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的创新。关于社会史的学科属性亦即其与中国史的关系，学术界尚存在分歧，但区域研究本身就是以综合研究为特色的，而社会史研究也有交叉科学的性质，这就决定了区域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必然要借鉴社会科学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视角和理论方法来实现自我建设和理论创新。
“区域”（region）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强调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正是地理学区别于历史学的关键所在。诞生于历史学与地理学两大母体学科交叉处的现当代历史地理学，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以来，就一直侧重于历史时期区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以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研究，近年来更呈现出区域综合研究的发展倾向，其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都可与历史学各相关学科相互交流、相互借鉴。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应当借鉴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也就是要从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是因为，所有的历史现象不仅都是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而且也是在一定空间内变化的，研究者不能仅仅考虑事物的历时性变化，还应该关注其空间性变化。美国学者杜赞奇指出：“历史——不一定是线性的——是人类对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的意义化回应。对于注定成为历史理论议程不可或缺部分的时间而言，至少有三个系列前设：分期问题，因果问题和像年鉴学派提出的不同种类的（非同质性的）时间问题。这三个又进一步引发了关于空间因素的问题：分期的方法怎样才能使一个疆域界构有效（例如，为什么《剑桥中国史》要从帝国统一开始叙起）？因果性概念如何能将历史事件在一个现存的空间内还原？时间的不同概念和估价如何在历史中等级化？那些没有历史纪录的人们如何被认为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并因此推断他们是无历史的（一个附属问题）？由此而论，历史只存在于精英和国家的空间中。”① 杜赞奇对现当代史学理论方法的反思，揭示了空间问题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包括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在内的中国历史研究应该借鉴历史地理学理论方法的必要性。
二
区域比较研究目前已是学者们习惯采用的分析方法，但应该注意的是，区域比较研究绝不是一个个区域资料的简单罗列，而是要真正做到区域个性特征之间的比较。区域比较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区域之间的比较，二是区域内部的比较。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将经济史研究中的比较研究分为社会间比较（cross-societal comparison）和社会内比较（intra-societal comparison），并认为“作为比较实际的顺序，首先是充实的社会内比较，其次是波及较为亲近的地理、文化类样本，再推广至较为亲近的社会类型间作相互比较，沿着这样的顺序作更为普遍的观点的比较，就有望接近于达到的目的”②。这里的社会间比较和社会内比较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说的，如果用地理学或历史地理学的说法，其实正是区域间比较和区域内比较。这一研究方法，不论是经济史还是社会史研究，甚至于政治史、文化史研究，同样都是至关重要的。
斯波义信揭示了由区域内比较而至区域间比较这一开展区域比较研究较为合理的路径，不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看，区域内比较本身至少应该有两种含义，一是研究区域内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区域共同特征，二是要比较区域内部的更小层次区域之间的差异。当然，区域内部区域层次的划分应当是适度的，以宜于分析、宜于揭示区域内部的差异特征为前提，否则就会导致前面提到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碎化”现象；区域间比较也不能仅理解为相邻区域间的比较，或者仅仅是研究区域的扩大，“较为亲近”一词最好理解为“问题”一致或相近的区域，因为即使某些区域从地理空间上看相距较远，但若“问题”一致或相近，其间也有比较研究的必要性，这样更有利于揭示事物发展在区域上所表现的复杂性。
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进程素来被近代史研究者视为一条研究主线，但实际上不论是近代化的开端年代、阶段性特征，抑或是机制、影响与后果，在不同区域间往往有很大差异。1840年通常被视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从此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自鸦片战争以来即开始受帝国主义殖民剥削和西方先进文明的双重影响，而西北内陆省份一直到清末仍主要为封建社会的余绪，受所谓的“慢变量”影响更大一些。这也正是学者们在开展区域研究时，在探讨近代城市发展、乡村社会变迁或者行会制度、市镇、宗族等的“近代命运”时，于东南地区往往从1840年或明清叙起，于西北内陆则多从清末新政或民国建元开始论述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在长江上游地区、华北平原等地的相关研究中已被广泛运用，但也有学者指出施氏模式不能包打天下，并力图对其理论有所修正。③ 抗日战争或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区域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在不同区域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韩国学者尹辉铎新近从抗战环境、抗战意识、战略战术诸方面的比较研究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华北根据地与东北游击区的抗日斗争形态④，这是立足于军事学角度对两个相邻区域的区域比较研究。但从战争的影响与后果角度来观察，相距较远的地区也可进行比较分析。例如，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对广东经济来说，战争的破坏力是空前的，使广东经济的发展从巅峰跌入低谷，全省的经济格局在战时、战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省会广州所受损失至为严重，先是迭遭日机轰炸，继而军政当局撤离时自行炸毁，沦陷后又被日军焚劫或占据，公用设备、特殊建筑物、新式工业等方面共损失多达9200万元⑤；而与此同时，西北地区尤其陕西关中因处于大后方，由于政府政策倾斜，区域经济社会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西安市因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从1932—1945年间，在西京筹备委员会等的积极运作下，城市规划、地形测量与土地估价、筑路修桥与水利建设、城市绿化、乡村建设和古迹文物保护等各项事业均取得了长足进步⑥，使西安市人口剧增，城市经济与社会较之以往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的比较分析可知，在抗战期间，沦陷区和非沦陷区所受的战争影响是大为不同的。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区域实际上经历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历史分期方法并不总能适应历史学家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变化被普遍承认，但是一旦历史学家进行微观研究或发现细节，这些时间性的界线则被迫后延。这样一来，就无法预断变革产生的时间”⑦。这样的“微观研究”，主要靠区域比较研究来完成；不仅仅限于区域内比较，还应当包括区域间比较。
三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要实现整体史研究的主旨，仅靠区域比较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积极开展区域互动研究，亦即用辩证统一的观点来考察区域社会现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研究区域的“互动”，同样要注意两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一是区域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二是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
区域社会发展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及其演变当然深受所在区域各种自然与人文环境因素的制约。目前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城乡居民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但在区域社会生活方式与区域生活环境的互动研究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广义地说，人类生活在环境之中，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活动的载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同时也是构成人类生活的基本因素，因而，“一切环境质量的因子皆可包括在生活质量之中。环境和教育、消费、健康一起构成了生活质量的基本框架，它们是生活质量的基本内核和构成要素”⑧。人类的生活环境大致可以划为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两大部分。自然生态环境包括气候、水文、地貌、土壤、植物、动物、矿产等要素，是人类赖以存在和生活的最为基础的条件。区域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生态环境因子的制约，自然生态环境的演变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备受关注的哲学命题，人类的社会生活史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人类如何适应、利用、改造自然，如何与自然协调、共生的历史。区域人文社会环境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人口、民族、社会形态、文化氛围等方面，同样也是人类赖以存在和生活的基础条件。人文社会环境因子与自然生态环境因子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生活环境，在某些历史时期，尤其是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科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转型，人文社会环境的演变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也日益突出。正是因为人类的生活环境不仅是人类赖以存在和生活的基础条件，而且是完整的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区域生活环境研究就不仅是区域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前提或基础，而且应该视为区域社会生活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并且应该加强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研究。目前气候变迁、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已普遍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其他自然环境因子以及人文社会因子的变迁及其对区域社会生活发展的影响方面研究还比较薄弱，至于区域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因之而带来的种种后果的研究，更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区域间互动这一视角来研究近代社会史，是一个新视角，需要借鉴相邻学科比较成熟的理论方法，经济学的理论必不可少，但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更需要借鉴。按照文化地理学的观点，区域文化一旦形成就存在扩散现象，文化扩散的方式可以分为扩展扩散和迁移扩散。扩展扩散是指文化现象出现后，通过其居民，从该地向四周不断地传递，其所占据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大。这种扩散现象的特点是空间上的连续性，即新的分布区由旧的分布区扩大而形成，旧的分布区较小，而位于新的分布区内。扩展扩散中各种文化现象的扩散速度是不同的，有的速度慢，有的很快。迁移扩散是指某种文化现象与拥有这种文化现象的人群或集团紧密联系。往往因拥有这种文化的群体迁移到新的地方，遂将文化传播到该地。迁移扩散是由具有这种文化的人群传播出去，比扩展扩散要快，而且易于保持这种文化的本身特点。另外，由于是随人群迁移，特别是迁移到远处，会使这种文化现象出现些孤立的点或小区，与其原文化区在空间上不连续⑨。目前，这些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已得到广泛运用，但如何将其科学地运用在区域近代社会史研究中，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注释：
① 杜赞奇：《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9—2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②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3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③ 参见《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所刊的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史建云《对施坚雅理论的若干思考》和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三文。
④ 尹辉铎：《抗战时期华北与东北区域抗日战略和斗争环境的比较考察》，见江沛、王先明主编：《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第383—397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⑤ 黄菊艳：《抗战时期广东经济损失研究》，第9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⑥ 吴宏岐：《抗战时期的西京筹备委员会及其对西安城市建设的贡献》，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4)。
⑦ 杜赞奇：《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⑧ 周长城等：《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第23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⑨ 王恩涌等：《人文地理学》，第35—3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吴宏岐（1963—），男，陕西省宝鸡市人，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广东 广州 510632）］
从徽学研究看区域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唐力行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历史系，上海 200234）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以宏大叙事见长，在政治精英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其关注热点也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无论是将中国近代史视为一部革命史，抑或一部近代制度文明史或经济发展史，叙事范畴都是限于短时段的。我们不仅应该了解事件和精英，而且应该了解这些重大事件的背景是什么，历史深层次的决定作用与偶然表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要把短时段置于中、长时段下加以考察，了解事件之外的属于民众的中国社会。如是，我们才能对中国近代社会有个全面的把握。
一
短时段的研究侧重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长时段的研究则侧重于历史发展的延续性。过去我们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进步性，往往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这就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难以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近代以来，传统中国尽管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是传统社会的延续性和巨大惯性仍在历史的深层左右着历史的走向。例如，在研究近代商帮的时候，我们往往强调近代以来中国工商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诸多的新气象。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变化只是集中在沿海地区大都市与个别商帮。传统社会结构的松解仅仅是个开端。中国广大的内地和大多数商帮，仍然停留在传统时代。即令在沿海地区的大都会，我们仍是不能对商人的变化估计太高。20世纪初叶，商会已逐渐取代会馆、公所而成为商界的领导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民间社团中最具实力的商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未几，商会已丧失独立性。为应对专制强权和列强的双重侵害，这一时期宗族组织和同乡会都有所发展，商人倒退回去利用血缘、地缘组织以求扩大生存空间。在素有天堂美誉的商业大都会杭州，徽州商人组织在抗战前夕出现向血缘化回归的现象①。16世纪，徽州血缘组织的商业化曾经一度造就了强大的徽州商帮，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在经历了从血缘到地缘、业缘乃至跨业缘的发展后，又出现了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这不能不说明传统社会的结构仍在深层次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走向。对近代商人状态的全面把握，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的真实国情。商人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进入21世纪的新时代，中国商人仍是停留在起点上，而难以完全逃脱元稹《估客乐》所披露的“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定，富与王家勍”之命运，这是不能不令人深思的。因此，在注意到历史发展阶段性的同时，关注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史整体史的研究目标。
历史的延续性或者说长时段的研究，离不开区域研究。从寻找普遍性到探讨地方性和特殊性，本身就是史学认识路线的辩证和深化的自然进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研究者的目光开始向下，关注中长时段的文化、心态、习俗、仪式、组织、结构、普通人的生活、地方制度对国家的制衡等等，而普通人总是生活在特定区域里的，因此，区域化的近代史研究也随之兴起。区域史研究比较成功的有江南、华南、华北和徽州区域。我长期从事徽州区域的研究，地方性和特殊性的研究使我对中国近代社会有了全新的认识。例如，关于徽州的宗族组织。辛亥革命后，社会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宗族势力的态势如何，这是窥测中国社会变迁进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往我们比较重视中国社会变迁的阶段性，过于强调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进步；从而认定传统的宗族组织是反动落后保守的，正在分崩离析之中。这使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常常与实际严重脱节。
明清以来，族谱的纂修是宗族组织存在、发展的第一要义。20世纪上半叶，徽州族谱编纂的情况如何呢？将其与明代、清前期、清后期作一比较，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徽州宗族在近代的态势。目前世界上收藏中国族谱最多的是上海图书馆，收有历代族谱12000种②。 我根据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徽州族谱作了抽样统计：该馆共收藏徽州族谱435部，其中，明代129部，清前期181部，清后期73部，民国年间45部，年代不明7部。根据统计，明代家谱总数129部与有明一代277年的时段的比值为0.4657，清前期197年的比值为0.9239，清后期72年的比值为1.0139，民国（至1949年）39年的比值为1.1538。揆之以比值，可以清晰地看到，上海图书馆收藏家谱由明、清前期、清后期至民国呈上升趋势。修谱年均比值的提高，是考察宗族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当然，时间越久远，家谱受损的可能性就越大、收藏越不易），近世后期（即清后期与民国）距今时段最近，家谱收藏的难度要小于近世前期（明、清前期），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近世后期徽州宗族的活动并没有衰退的结论。
进入民国后，族谱的纂修在继续进行。以徽州绩溪县宅坦村胡氏为例，清季同治甲戌（1874年）族人、进士胡宝铎发起编修龙井派族谱，其弟胡宣铎于民国9 年（1920年）续修之，次年《明经胡氏龙井派续修宗谱》完稿刊印。该谱卷帙浩繁，只印了五十多套，分给斥资捐助编印族谱的富户收藏，而贫困族人却难以查阅。谱局很有创新意识，为普及、推广族谱，使贫者也能人手一册，编纂了普及本族谱——《宗谱便览》。《宗谱便览·小引》阐明了编纂者的用意：“民国辛酉吾族宗谱告成，捐赀购领者凡五十余部。然族大人众，势难普及。领谱者各自珍藏，又不轻易与人翻阅，未领者依然向隅，岂非恨事。爰复撮其大要集为一卷，工省价廉，可以家置一部，随时翻阅，一览而知族谱之大略。其后更留空白以备各家填写近代祖先并生人名氏、年庚，为日后修谱张本，于世系之奠不无小补云。”《宗谱便览》在中国谱牒史上是一大创举③。也说明即使到民国年间，中国宗族制度仍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聚族族居的经济基础是族田。徽州20世纪上半叶族田的态势如何，最好的资料莫过于土地改革的调查资料了。我曾得到一份皖南区党委农委《1950年6 月土改调查材料·祁门县莲花村公堂祠会调查材料》④ 的材料。这从这份调查报告中可知，直至20世纪上半叶，徽州族田占耕田的比例仍达百分之六十。其实，这一比例在徽州还不算是高的，一些强宗豪族拥有族田的比例可达百分之八十左右。族田占有如此高的比例，并非徽州的特有现象，闽粤地区族田所占的比例也大致如此⑤。此外，根据《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⑥，也可知近代以来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苏州，宗族仍在增置族田。这些族田的功能与莲花村一样，除了承担祭祀的费用外，还担负起互济、行善的费用，帮助族中贫困者。族田的高比例，正是20世纪上半叶宗族组织仍然活跃的表现。
抗日战争时期，徽州未被日本侵略者所占领，是江南唯一的后方基地。徽州人民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而宗族则是抗战的基层组织者。在宗族会议记录簿中我们可以看到村民们积极参加抗战的记录。民国27年（1938年）10月16日的会议记录中有：“第二次破坏公路，由公众暂借款七十五元，应如何归还案。”破坏公路是为了阻止日寇进入徽州，其所需费用会议议决：“由亲逊祠拨付。”其他破坏公路的行动《会议录》上无记载，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些爱国活动的经费是由宗族承担的。族人中有参军的，宗族承担起军属的抚恤责任。1945年3月10 日的祠务会议，讨论了“为抚恤胡乾健出征家属应如何处理案”，决议：“每年秋收时本祠津贴四秤，此生直至该壮丁之母逝世为止。如该壮了回家后，即行停止。”当时绩溪县组织了抗日自卫队，其经费由地方分担。在宅坦宗族散件资料中，有一份《绩溪县自卫队捐》的收条，内容是：“今收到第一甲胡亲逊祠给纳自卫队给养费三元正，用特临时收据为质。经手保长胡品常。”宅坦所在的龙井乡也组织了模范队，有三名族人参加了模范队。1938年12月，抗日部队67师397团1000 多人进驻宅坦休整，前后共70天。他们就住在祠堂里，由胡氏亲逊祠负责接待。宗族还承担着驻军的柴火、粮草等的供应。1944年12月5日的祠务会议，讨论了“关于两保不通本祠擅行砍伐墓霞荫木，暨种植树木及坟屋修理应如何处理案”。两保指的是石井保和中门保，当时宅坦村民分由此两保管辖。讨论的结果是：“对墓霞荫木昨日已经砍伐之五株，尽行拨供驻军，本村两保应摊之柴额。擅行砍伐者不得剥取分毫。本日继砍之枝，拟议处罚该各砍伐诸人。以□将来处罚办法，由祠首专派人会同两保前往墓霞点收拿不论。对停止砍伐不追。继砍木者之柴工资充当罚金。”这一条记录说明，宗祠的权威其实比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保”要高。在徽州农村，当时的地方基层组织“保”离开了宗族是一事无成的。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大陆展开了疾风暴雨式的土地革命，没收了祠田、学田、祭田等形式的族田，从而摧毁了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宗族中坚力量缙绅、地主、商人、仕子在历次政治运动遭到沉重打击，绵延数千年的宗族组织在华夏大地夭亡了。根据20世纪上半叶族谱、祠堂和族田的态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族组织的消亡是革命的结果。不是自然变迁的结果。
二
了解近代以来徽商与徽州宗族组织的实态，是一个近代史研究从普遍性、抽象性提升至地方性和特殊性的过程，反过来它会帮助我们提升对普遍性的认识。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富有弹性的结构，以往我们只注意到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和土地的集散变动，而未遑论及政治制度的弹性。沉重的专制制度并非完全是一个僵硬的等级体系，它与民众之间有一个乡村相对自治的空间。其中介则是官民之间的宗族与士绅。这一方面使得国家行政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宗族与士绅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地方网络使传统庞大的国家机器与民众之间形成富有弹性的政治结构。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否一定要以政府的直接威权取代乡村自治的权力？是否一定要破坏原有的基层结构？当国家权力延伸到乡镇乃至村落时，社会结构便失去了原有的弹性。庞大的国家机器直接面对村民，这极度地加大了国家行政的成本，从而造成贫穷和不稳定。我们注意到了城市培育中产阶层的重要性，却无视农村精英的流失。这又引发一个问题：现代化的进程为什么不应该是现代与传统的融合？
区域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正方兴未艾，然而区域史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如果研究者的视野仅仅局限于一个小区域，就会导致作茧自缚、坐井观天。在研究实践中，我感到从事区域史研究必须要在三个层面上拓展视野：
其一是要注意区域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徽学虽是以徽州区域整体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它的研究视野决不能局限于徽州本土一府六县范围。徽学覆盖的地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徽州本土是它的核心层次；中间层次涵盖沿长江、运河的市镇农村，其中心区乃是“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外围层次则遍及全国远至海外了。如果说核心层次是小徽州的话，那么中间和外围层次可称之为大徽州。胡适曾提出小绩溪与大绩溪的概念，指出编纂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以此来说，徽学若无大徽州，徽学也难成局面。徽学覆盖面之大是与徽商遍天下相关的，他们是这种文化辐射的载体。徽商将徽州的宗族制度、文化心理、行为方式带到各地。举例来说，徽州每逢年节有演戏的风俗，戏剧更是宗族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由此徽剧日渐成熟。徽商在扬州、南京、苏州等地蓄养家班。家班演戏是徽商炫耀财富、攀结权贵、洽谈商业的交际手段。徽班之兴起得力于徽商的财力，并随徽商而传播四方。近代徽班进京成为戏曲界的一件大事，由徽剧发展而成的京剧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瑰宝。又如，饮食文化中的徽菜以及徽商在扬州所发展出来的淮扬菜，就占了中国八大菜系的四分之一。再如徽商遍天下，徽州会馆、公所也遍天下，在全国各地城镇到处可见徽派建筑。当然，徽商带去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比如徽商的商业道德、徽商刻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
其二是要进行区域比较研究。苏州地处沿海平原，徽州地处内地山区，长期同属一个江南行政区，在16—19世纪的中国社会转型期，两地互动互补，交往密切。在经济上，苏州是江南的经济中心，并且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财力雄厚的徽商在苏州异常活跃，获取大宗的商业利润。在社会发展上，苏州随人口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渐渐变动，承接着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优势，自发、缓慢地发生社会转型；徽州由于宗族制度普遍存在，束缚了社会转型。徽商的经营活动客观上推动着苏州等地的社会转型，而他们的大宗商业利润输回徽州，却加固着徽州的旧秩序。在文化上，苏州和徽州都是儒学发达之地，清代又以吴学和皖学相对峙，教育科举昌盛，人才辈出。徽商把苏州等大都市的经济文化信息和生活方式输入徽州，使徽州社会经济发生变动；又把徽州浓厚的宗族制度和文化带到苏州等大都市社会，融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区域比较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话题，因为两块相互联系的区域，即使处在同一经济文化发达地带，由于其自身内在的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和行为取向不同，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向会有很大差异。探讨互动互补的内地、山地与沿海、平原两类区域间发展路向异同的根源，会对今天内地与沿海、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互动互补、共同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区域比较研究为区域史研究的深化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也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国情的了解。
其三是区域史的研究要与整体史相结合。区域总是存在于整体之中。各区域因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与中央王朝空间距离及交通难易的不同、传统与风俗的不同、地理物产与民族构成的不同等等因素，它们对中央政令的执行和变异程度会有相当大的差异。这是区域的特殊性。但是，各区域毕竟在中央王朝或政府的统一控制下，它们之间也会有共性。区域史的研究可以深化中国整体史的研究。过去我们的研究集中在中央政府或王朝的兴衰和典章制度方面，很少考虑中央和地方的相互作用。其实，中国疆域辽阔，只有把一个个区域社会的历史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体中国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此外，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
［唐力行（1946—），男，江苏省苏州市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注释：
① 唐力行：《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载《学术月刊》，2004（5）。
② 王鹤鸣：《浅论方志与家谱》，见《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③ 宗族研究专家钱杭曾与笔者交流，谓在浙江田野考察时，也曾见到民国年间的宗谱简本。
④ 参见档案《皖南区党委》，永久卷74，现藏于安徽省档案局。
⑤ 参见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⑥ 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
标签：地理科学论文; 历史地理学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人文地理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自然地理论文; 经济学论文; 地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