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态脆弱与资源约束型贫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脆弱论文,生态论文,西部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贫困与生态脆弱
西部生态脆弱或脆弱地带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带的县中，76％是贫困县，约占总贫困县的73％。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带的土地面积中，43％在贫困县内，约占总面积的47％。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带的耕地面积中，68％在贫困县内，约占总面积74％。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带的人口中，74％生活在贫困县内，约占总人口81％。
（一）生态脆弱带概念
对生态脆弱地带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研究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最初是与边缘地带（Marginal Zone）相关的问题。1988年布达佩斯生态学国际会议上，部分生态学家建议从生态学角度入手研究边缘地带问题，并提出ECOTONE概念。近年，多数学者以ECOZONE代替ECOTONE，使研究对象界定得更加清晰、明了。所谓ECOZONE有两层含义：一是将生态系统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能量、结构及功能体系划分开的界面，形象地说，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明显差异的生态环境之间过渡带或交错带。二是环境或景观变化将引起土地生产力明显下降乃至丧失，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地带。其显著特征是：气候年际变动率较大，在相同时间内，气候相对变动率大大超过其他地区；稳定性差，在同样影响力下，环境变动远远超过其他地区；恢复原状功能低，受到各种负面影响发生急剧变动后，恢复原貌的自动调节能力明显低于其他地区。从长期看，生态脆弱地带的分布及其变迁主要受地质变动、全球环境变化影响；从短期看，上述变化主要由人为活动引起。
生态脆弱带的环境退化相当普遍，主要表现形式是土地退化。一是数量方面，即土地所产出的可利用生物量，农田、草场等单位面积的生物生产量代表土地生产力高低，如果生物生产量愈来愈少，就表示其生产力在退化；二是质量方面，如果产品质量越来越差，表明土地生产力在退化。包括水土流失、风蚀沙化及草场退化等，集中表现为土壤加速侵蚀。例如，北方生态脆弱带，农牧区内广大黄土地区的一些严重地段，侵蚀模数可达18000吨/平方公里·年以上；在牧农区一些严重地段侵蚀模数则可达20000吨/平方公里·年。土壤侵蚀表现为水蚀和风蚀两种形式。
（二）中国生态脆弱带分布
根据中国生态脆弱带两大类型，从地理分布上将它们划分为北部和南部两大块。北部脆弱带东起吉林西部白城，经由内蒙古哲里木盟、赤峰市，河北张家口、承德两地北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乌兰察布盟中南部、伊克昭盟，山西西北部，陕西西北部，一直到宁夏东南部，大致作东北西南走向；或东起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伦旗南部，西至青海湟水中下游黄土及黄土状堆积物地区，大致是两端小而中间宽的一条东北西南走向带。即从东往西属于半湿润向半干旱过渡带和黄土高原地区，也即400毫米等降雨线及其向外延伸的过渡带。南方生态脆弱带包括两部分，一是亚热带的花岗岩、红色岩系和红土分布的东南沿海及江南丘陵山区，如豫南、皖南、鄂北、湘南、浙西和赣、闽、粤部分等；二是位于西南高原高山边缘的川、滇、黔丘陵山区和横断山脉中的干热及干旱河谷地区。从地貌类型特征可认为本区主要包括一、二级台地过渡带及西南喀斯特地貌类型区。
两块生态脆弱带总体特征一样，但具体因子不同。北部主要因子是自然条件，如干旱少雨季节与频繁大风在时间上的同步性，地表沙质沉积物的疏松性和年降雨量的不稳定性等。其中最主要的限制（敏感）因子是降水量的多少，以及它的年际、年内分配。南方生态脆弱带的水热、植被条件相对优越，主要影响因子是地形高差过大，地表物质的疏松和土层瘠薄。而不适宜耕作的稀少土地和高密度的农业人口、高强度坡地开发交织在一起，使植被遭到人为破坏，又加速和扩大了敏感环节。以地形交错及土层为主要限制（敏感）因子的特性，使其由若干自然地理单元组成，而不是明显的带状分布。如果说北方更多地带有地带性特征，则南方呈现出非地带性规律。
（三）西部生态脆弱地带与贫困地区之间高相关性
环境退化是人为活动与自然因素相结合形成的景观变化、土地生产力下降及土地资源丧失过程。生态脆弱地带自然环境变化频繁且变幅大，应变力相对弱，一旦某一自然要素出现波动，往往整个系统随之演变，当发生不利的人为开发行为时，较非脆弱带更易出现退化。
西部生态脆弱地带与贫困地区之间高相关性表现如下：
第一，变动率大的界面性气候与季节约束强的种植业矛盾。位于两个气候区界面上的生态敏感地带，受多种因素影响，经常出现显著性气候波动，不太适宜发展以草本植物为主体，以节令性、季节性强为特征的种植业。数十年来中国生态敏感地带的农业，基本上是以草本作物为主，占农村社会总产值份额很高。根据李周教授的调查，生态脆弱地带内贫困县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份额绝大多数超过50％，贫困县平均农业产值份额比非贫困县高10个百分点。生态脆弱地带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结构与不适宜发展种植业气候条件的矛盾，严重影响生态脆弱地带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低下的农业生产水平又成为以种植业为主的边缘地带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农牧交错带中的贫困县主要分布在以农为主的县内，就是依据。改善这类地带自然状况的努力很难奏效。
第二，易变化的生态环境受到高人口增长率的冲击。相对于生态脆弱地带的资源承载力，尤其是土地承载力，这一地带的人口并不多。因此，生态脆弱地带上的资源和土地禀赋，还未到无法解决现有人口温饱问题的地步。生态脆弱地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源利用的潜在成本和外部成本大，前者影响地带内的可持续发展，后者则影响其他地区的发展。高人口增长率与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源利用方式交织在一起，加重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即现有技术水平和特定资源利用方式下的高人口增长率，使潜在成本和外部成本增长，以及生态环境的逆向变动，具有指数化特征。
第三，粮食生产和人均耕地资源少的矛盾。当一个国家处在粮食总供给不足，商品粮供给捉襟见肘、又缺乏进口粮食外汇支付能力的情况下，首先必然关注粮食生产。对一个地区来说，如果没有购买粮食的资金支付能力或没有稳定的粮食供给来源，则人均占有耕地资源越少，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以上原因是改革前后某些贫困地区一直强调粮食生产的主要原因。过分追求粮食产出最大化目标的结果是，耕地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低，而投放非耕地则可以获得更高的边际产出，机会成本高昂，间接影响农业总产出增长。
就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看，目前更为重要的途径是充分挖掘耕地生产潜力。贫困地区人均占有耕地极少，耕地生产力很高，如果没有突发性的技术变迁，近期内耕地生产力已不可能有明显提高。由于农产品价格已经基本放开，已接近国际市场价格，依靠农产品提价增加收入的可能性有限，通过种植业结构调整增加收入有较大余地。
（四）资源约束型贫困
贫困是人与自然、与社会的矛盾产物。界定贫困与非贫困，既简单又复杂。对于如何确定贫困标准，很多学者发表过论述，同时也对绝对和相对贫困提出了不少划分界限和计算公式。毫无疑问，经济是贫困的集中表现形式，赖以生存的经济收入是贫困的核心问题，但贫困决不单单是经济问题，准确地说，贫困是以经济为核心的社会问题。
从地域看，西部贫困地区大部分在山区和远离发达地区的边疆地区。多数是当年革命根据地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统称为“老少边山”地区。分析一下会发现，贫困由多种因素造成。但其中必有一个因素起主导作用，由此形成了区域性成片贫困的不同类型。其划分方式有多种，最基本的有3种类型。一是自然资源约束型贫困，二是资金约束型贫困，三是知识约束型贫困。这里主要分析资源约束型贫困，即主要由于资源过分匮乏，生存环境过分恶劣而使经济无力发展形成的贫困。其基本特点是人口太多，超过甚至远远超过资源的承载能力。人们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解决吃饱肚子上，没有能力也无暇顾及发展。经济增长与贫困处于恶性循环之中。
追溯历史，先民必有其生存条件，才在此定居下来、繁衍生息。那么为什么却出现“一方水土不足以养一方人”呢？虽同在一块天，同一块地，今天和当年先民们生存环境条件已大不相同，人口过分膨胀带来资源过量索取，资源遭受严重破坏，越是索取（缺少保护和再生），破坏越严重；而越是破坏，资源承载力就越低。对资源的破坏，不外两种力量。一种是自然力破坏，一种是人为破坏。大量资料说明，直接危害人类生存的草原沙化、大量水土流失，主要是人为的过度垦殖、放牧、砍伐森林、化学污染造成，根源是“人口爆炸”，从而使人口数量与资源供给能力之间严重失衡。其中又以水资源、土地资源和能源匮乏最为突出。
第一，水资源匮乏。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降雨量少地区的水资源匮乏；二是降雨量大地区的水资源匮乏。降水是自然力作用，人力无法解决，但如果涵养水源的能力不受破坏，其危害程度就会降低。降雨少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北的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按照国际标准，年降雨少于250毫米属于非农业区，在这些地方仍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业人口。降雨虽少但土地面积宽阔，在人口少的情况下，多年选择生存下来的抗旱作物仍能有所收获，虽然亩产只有几十公斤，靠广种薄收也能维持生计。如果降雨时间和作物的需水时间一致，能获得较好收成。如果降雨连250毫米都达不到或者降雨时间与作物需水时间相悖，就会形成灾年。解放前，每遇灾年，人口就会以死亡和逃离的形式减少，从而达到人口与土地承载力的新的最低需求平衡。解放以来50余年，同样是灾年不断甚至更为严重，与解放前不同的是，每遇灾年，政府便设法给予救济，以维持基本生计，同时用行政手段不许农民向其他地方流动。从短期效应看，使当地人民避免流离失所；但从长期效应看，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资源生产力的急剧下降和人口生产力的低水平增长。人口增长，资源破坏，陷入恶性循环，这种结果恐怕至今没有被充分认识。水资源匮乏的另一种情况是，降雨量很大但用水极为困难。主要是西南的广西、云南、贵州一带的石山区。山上石头裸露，没有草木，大雨倾盆而来，从石山上直泻而下。山上无林木滞流降水，山下为卡斯特地貌，无蓄水能力。居住在山区的农民要到数公里外去挑水或驮水，以解决人畜饮水之需。往往要占去1/3到一半劳动时间，所以水是制约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二，土地资源不足。耕地少是山区的共同特点。贫困山区最缺少的就是耕地，种粮吃饭是山区农民终年劳作的直接目的。两山之间的狭小平地，以石垒堰像带子一样环山而筑的梯田，是农民赖以吃饭的基本农田。由于人口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逐年下降，有的地方甚至只有0.1—0.2亩耕地。广西石山区人均耕地不足0.3亩的有20多万人，不足0.5亩的有50多万人。而且土层薄、土质贫瘠，2002年亩产仅90多公斤。为了生存不得不在陡坡上开荒，大雨一来，山坡表土被冲刷而下，土层薄的地方便逐渐成了石山。不仅土地没有了，连草和灌木都无法生长了，资源遭到永久性破坏。这种地区的资源已不可能再得到恢复，即“不可逆资源约束型贫困区”。有的地方已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唯一的出路是移民。有的山区资源虽然遭到破坏，但程度较轻，只要政策对头，方法正确，适当借助外力，破坏了的资源仍可得到恢复，即“可逆性资源约束型贫困区”。应列为扶贫重点地区，不仅担负着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责任，而且还担负着保护和改造环境的责任。远远超过了本地区利益，有益于下游发达地区，甚至地球上全体人类。所以帮助“可逆性资源约束型贫困地区”就是帮助自己。
第三，能源奇缺。能源不足也是贫困地区一大难题。不仅少电，而且缺少石油煤炭，严重制约着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相当多的贫困地区不仅缺少发展经济的必要能源，甚至连一日三餐、冬天取暖的燃料都得不到保证。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烧柴和饮水同粮食同样重要，缺一不可。为了烧柴，有山的上山砍树，树尽则继之以灌木，不断加剧着山区的水土流失。主要以庄稼秸秆为燃料的地方，情况更惨。秸秆当柴烧掉不能还田，影响土壤肥力，也限制了畜牧业发展。有的地方牲畜粪便是主要燃料之一，即使过腹也不能还田。在甘肃、宁夏不少地方，秸秆不够时连草根都挖出来当柴烧掉，有的地方连草都不长。著名的贫困地区定西一带，草皮和畜粪占燃料消耗80％。当地农民就在这种不得已的恶性循环中挣扎，造成风蚀、水蚀日益加剧，沙化面积日益扩大。人为的超量索取使燃料资源接近枯竭。即使有煤的地方，农民也买不起，更不敢指望石油和电力，迫切需要外力支持。
二、调整扶贫政策与优化资源配置
改革开放25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提高快，农产品需求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非粮食食品的需求不断上升。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非粮食食品需求所占份额将越来越大，意味着非耕地上的产品大幅度增长与需求增长相一致。充分利用非耕地生产力，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经济和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都在快速增长，东部表现得更为明显。位于西部的贫困地区，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前者如地方保护主义引发的对农产品输出的管制，后者如保鲜技术、运输条件较差等，城乡居民，尤其是东部居民收入增长引起的农产品需求拉动所起的作用有限。从供给角度看，与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获得劳务收入相比，将劳动力投放在非耕地上，以实现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需要较长时间。在放弃农村劳动力就业管制政策以后，非农产业的发展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
（一）从“输血”到“造血”
传统扶贫基本上是采取“输血”方式帮助西部贫困地区逐步解决温饱。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发育程度低的少数民族地区、库区、深山区、多灾地区和人畜饮水困难地区，扶贫难度相对来说较大。同时，依靠初期“输血”式扶贫摆脱贫困，返贫现象在每个贫困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表明初期扶贫措施短期行为引发的后果已逐步暴露，为贫困地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创造条件还有赖于扶贫策略的调整。
因此，在实现“十五”西部大开发战略期间解决大多数贫困地区群众温饱的前提下，需要实现从扶持千家万户向发展联片支柱产业的战略转折。亦即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是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进行深层次开发为特征的扶贫方略。中央政府希望所提供的资金和物资与各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改过去的当年见效为多年见效，使农民有较稳定的收入源。政策调整包含了较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与初期扶贫政策有较大差异。少数扶贫难度较大的地区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帮助他们利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产量；解决少数地区的人畜饮水困难和交通不便问题，督促政府有关部门加强重点扶持。与此同时，大多数贫困县转入发展区域经济为主的经济开发新阶段。调整专向扶贫贴息贷款的投资方向和使用范围，把大部分资金投向能够带动贫困户发展商品经济的龙头加工项目，并且注意到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把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作为一个重点来扶持。新的扶贫政策还考虑旧的扶贫体制的种种弊端，主张办扶贫经济实体。并且利用示范效应发展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以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与优化组合。中央扶贫政策将向扶贫经济实体倾斜，使这些经济实体能够带动贫困户进行商品生产。可以看出，调整后的扶贫政策更加注意启动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培育经济增长源，把资源开发与要素配置作为出发点，不再提倡那些短期行为的项目，即由“输血”式改为培育“造血”机能的扶贫，将对西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保障。
（二）发挥贫困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
在土地、资金和劳动力3类生产要素中，劳动力相对丰富，是贫困地区最为显著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实现劳动对土地和资金的替代，是加速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调查表明，贫困地区农户的劳动力就业率和人口参与劳动率都相当高，提高劳动力就业率和人口参与劳动率的潜力已极为有限，增加收入必须以更好地利用现已就业的劳动力为着眼点。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是加速贫困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比较优势是指国家或地区、社区内不同资源相对价格的对比，而不是同类资源相对价格的国家或地区、社区之间的对比，含义不同于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概念。理由是：没有贸易只是无法通过国家或地区、社区间相对价格的分析来判定比较优势，但一个国家或地区、社区的资源禀赋却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即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使用机会成本和边际生产力的差异依然存在。根据这些信息仍然可以找到比较优势所在。
历史上在没有人为干预的状态下，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相对稀缺的国家或地区、社区形成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农业生产结构，而那些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土地相对丰富的国家、地区和社区则形成以生产土地利用型产品为主的农业生产结构，说明没有贸易比较优势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任何国家或地区、社区的农业资源配置，都要面对产品选择和技术选择问题。农产品可以划分成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土地利用型产品两种类型。所谓产品选择是指劳动力相对丰富、而土地相对稀缺的国家或地区、社区适宜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同一种产品可采用的技术又大大不同。以水稻生产为例，播、种、收的每一个过程，既可以全面使用机械，又可以全面使用劳动。所谓技术选择是指，劳动力相对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或地区、社区），适宜采用劳动密集的生产技术。换言之，单位土地可吸纳的劳动量有弹性，多少决定于产品选择和技术选择。
贫困地区目前处在劳动力相对丰富阶段，应该充分利用劳动力机会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和劳动密集型技术，生产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提高耕地上的劳动吸纳量。在调查中发现，提高非耕地上的边际劳动生产力的难度显著地低于耕地，却由于产品和技术选择不当而不能吸纳较多的劳动力，所以增加农业中的劳动吸纳量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改进非耕地上的资源配置，提高边际劳动生产力，进而将它们在吸纳劳动力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贫困地区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土地使用权初始平均办法。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均占有土地太少实际上是针对当时解决问题所做选择的副产品。既然以土地初始平均分配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不足之处，那么总是在土地使用权的初始平均上打转转就不恰当了。
（三）调整和优化农业资源配置
一是选择适宜技术，改良耕作条件。在西部，通常把修梯田作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主要措施。专家们在研究中发现，修窄条梯田并不能达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目的。窄条梯田增产有一个滞后期，并不具有增产特征。修一般宽条梯田也不适宜，只能将降水截留住，无法改变降水不足问题。较为适宜的方式是修隔坡反坡梯田，在两条宽条梯田之间留一段坡，靠坡上降水流入梯田解决当地降水不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采用机械深耕、增施有机肥和黑矾（每亩5—10公斤）的土壤熟化新技术，可以消除梯田被破坏的熟土层导致的短期（通常为3年）减产问题。改进作物配置。在作物配置上逐步减少对节令性要求极为严格的草本作物，尤其是浅根性草本作物。否则，耕作条件改善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二是农户成为投资决策者。与农户相关的事情让农民自己去办更有效率，在所有私有品生产上，让农户成为投资决策者，是改善农业资源配置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三是明确界定土地使用权。资料表明，在承包的小流域内全面开展治理的农户约占承包户的10％，成效显著的农户更少。治理小流域的收益滞后期较长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土地使用权不稳定导致的收益预期不清。明确界定土地使用权的目的方式主要有：一是提高农民收入预期；二是开展土地使用权交易，通过产权流动促进财富创造，提高产权收益率。
四是信贷扶持和信贷合作。生态脆弱地带多为贫困地区，大部分农户因缺乏经济剩余而无法改善农业资源配置，从扶贫和消除外部不经济角度看，政府给予适当的信贷支持是必要和值得的。比信贷扶持更为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政府要诱导农户开展信贷合作，使民间储蓄发挥更大作用。
五是政府承担起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责任。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加速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进程。提供适宜技术的受益面大于信贷，也更合乎公平原则。政府承担发育市场所需的公共品责任。改善生态脆弱地带市场条件，降低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是形成具有比较优势农业生产结构的基本前提。增加交通、通讯等公共品供给是改善市场条件的关键，单靠农民联合行动不仅受贫困制约，而且交易费用极大，所以政府应承担很大责任。
（四）促进贫困地区土地有效流转和非农化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看，产权流转的有效性要比产权的初始平均重要得多，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更是如此。土地相对集中不是揠苗助长式地把土地集中到少数农户手里，而是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有效流转，使仍留在农业中的劳动者土地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在政策上一方面要鼓励和组织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另一方面要诱导土地的有效流转，使经营农业的劳动者形成经营规模进而劳动收入不断提高。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具体到每一个农户，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户，转化往往不是一次完成，通常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即兼业化过程。变动趋势是：专业农户→第一类兼业农户→第二类兼业农户→非农户。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农户都按此次序变化，而是各类农户所占份额的变化，即由专业户所占份额越来越大。从近期看，由于当地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承包地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不足，兼业对农业生产基本上不产生负面影响，为兼业创造条件，确实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劳动力转移，进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然而，兼业又是一种不彻底的劳动力转移。从长期看，它会抑制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所产生的内部规模经济和非农产业空间集聚所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如何在非农化进程中使非农户与承包地脱钩，值得研究。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来说，开展劳务输出极为必要。不仅通过劳务输出可以获得较多收入，更为重要的是接受了新观念和技术的培训。
（五）发展贫困地区教育事业
从脱贫致富角度看，前一种作用更为明显，但从贫困地区促进长远发展角度看，后一种比前一种作用更为持久。所以拓展劳务输出的地域范围和生产领域是更好地利用这一途径的方式。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之比较优势相比，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作用更为显著。决定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最重要因素，不是资本多寡，也不是自然资源丰瘠，而是人力资本质量。如果就大型人口群体进行比较，由遗传基因引起的先天的人力资本差异将不存在，人力资本主要由受教育条件差异引起。教育是一种外部性非常大的“服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一部分贡献外溢，即被他人分享，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采取直接收回投资的办法办教育，则它的供给和需求都明显不足，不适宜用发展私有品的方式。从这个意义讲，中国历代王朝都有经济支持受教育者的制度安排。有些农村社区具有支持受教育者的机制，正是中国文化能够独领风骚数千年，文化主要在具有支持受教育者机制的地区发展的关键所在。
国内外发展经济的经验表明，如果以发展私有品的方式办教育，家庭对教育的需求与社会要广大居民接受教育的需求不对称。对农户来说，倘若用于受教育的资金为一个固定数量，则往往愿意将这笔钱用在一个孩子身上，使其接受更多的教育，而不愿意将这笔资金平均分摊到所有孩子身上，使他们都得到接受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教育的机会。其主要原因是，受教育者所能做出的贡献首先由全家分享，受教育者获得知识越多，对家庭贡献也越大，向社会外溢贡献越小；而让几个孩子都接受低水平教育，则对家庭贡献将小于向社会做出的贡献。对社会来说，它更关注的是劳动力平均素质的提高，劳动力平均素质越高，他们对社会贡献就越大。由于社会是劳动力平均素质提高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在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素质方面，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只要逐步增加教育投资，并以农户能够接受的价格增加教育供给，就能消除家庭接受教育的需求与社会要广大居民接受教育需求的不对称。
有关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关系的分析证实，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从扩大择业空间和提高劳动技能两个方面增加农户收入，所以要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主要途径。
进一步分析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结构的关系还可以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来自非农产业的人均收入及其占总收入的份额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来自农业的人均收入及其占总收入的份额也呈上升趋势；来自畜禽殖业的人均收入及其占总收入的份额随之下降；而由兼业所得的人均收入呈不规律变化。这些信息表明，第一，受教育程度提高，择业的选择空间随之提高；第二，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技能也随之提高。调查资料表明，现在的学龄人口几乎都在上学，且上到初中的比例较高，劳动力素质具有逐步提高的趋势。劳动力素质具有上升趋势有两个原因：一是绝大多数农户需要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近年农业生产结构变化较大，其中发展最快的果树栽培对技术的要求很高，而掌握这些技术必须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二是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的收入水平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户，这点可以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感觉到，所以大多数农户都重视人力资本投资。
社区内应形成支持最优秀人才获得良好教育的机制。既为社区内最优秀的年轻人成才提供必要的条件，也为社区经济的发展创造机会。
政府要承担发展农村教育的责任。年轻的劳动力有接受职业教育的迫切愿望，政府增加教育的供给应该包括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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