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排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排华论文,后半期论文,美国论文,试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华工大量赴美始于19世纪50年代初。通常认为，从1850年到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的三十多年间，是华人移民美国的自由时期。美国的排华问题，正是在所谓的自由移民时期，由加利福尼亚民间零散的排华行为发展为全国性的排华运动。本文旨在揭示这场排华运动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并探讨其原因。
一
美国排华有一个从民间到政府、从地方到全国的发展过程。排华源于加利福尼亚金矿区，随着华人迁入城市而扩展到其它行业，从加州发展到中西部地区，最终形成全国性问题。在50年代和60年代，反华骚乱还是零星的个别现象，到70年代中期则发展为大规模的、集中且有组织的排华运动。排华主要有两股力量。一是来自民间，通常采取的方式是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暴力行动，驱逐、殴打，甚至杀害华人，抢劫、焚烧华人财物，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股排华力量以劳工为主，并与劳工运动相结合，形成政治压力，迫使政客和政党作出反应。第二股力量来自政府，政党和政客出于选举的考虑，不惜牺牲华人，赞同排华。故而地方当局、州及联邦政府相继制订歧视、限制华人的法律，阻止华人进入美国。这两股力量互相影响，互相配合，促使国会在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并使排华成为美国的国策。80年代中期，在美国太平洋沿岸诸州和各准州又发生了一系列暴力排华惨案。此后，排华主要是政府行为，由美国政府制订措施来限制中国移民。到1904年，美国国会的立法实际上已经完全禁止华工赴美。
二
华人抵美之初也曾受到欢迎。因为当时大多数白人是狂热的淘金者，他们只到富金矿淘金，不愿意到工厂、农场干活，不肯从事服务性行业。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记述华人当时的处境：“吾游旧金山，有七十余岁之父老，为余述彼初至时美人欢迎之状，虽神明不如也。”（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中华书局，第149页。）1850年，泰勒总统追悼会和庆祝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的活动，华人都被邀请参加并受到尊敬。1852年加州州长麦克·杜戈尔赞扬“华人是我们这里最受尊敬的居民”。（注：Mary R.Coolidge:Chinese Immigration,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Taipei,1968,P.22.）
但是，在加利福尼亚矿场一开始就存在着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当时在矿场采金的有拉丁美洲人、法国人、土生美国人、爱尔兰人和华人。外国人与美国人形成了竞争。他们把采掘到的黄金大量运回本国，激发了美国人的排外情绪。加利福尼亚议会于1850年通过法案，规定凡不是美国出生的居民，或根据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设有成为美国公民的外国矿工，每月须交20美元执照税。这项立法迫使其他非美籍人离开矿区，于一年后废止。（注：Robert Edward Wynne:Reaction To The Chinese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And British Columbia,1850 To 1910,Amo Press,New York,1978,P.2.）此后，华人成为加州人数最多、最引人注目的外国人，成为美国人发泄排外情绪的主要对象。1852年加州又恢复采矿税，这次是专门针对华人。税吏用武力向华人征税，勒索华人，甚至将他们杀害。矿工经常凶残地把华人驱逐出矿场。华人受法律限制，不得出庭指控白人，“虽惨遭虐待与残杀，无处伸诉”。（注：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495页。转引自《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2》，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50年代末，黄金产量不断下降，离开矿区的华人来到城市谋生，充当园艺工人、家庭仆役，或者进入制造业，排华情绪也随之扩展到城市。美国工人把华人视为降低自己工资标准的主要竞争者。1859年华人刚进入雪茄烟制造业，这个行业的白人劳工就成立了反华组织“人民保障同盟”。60年代劳工排华的重要组织是反华俱乐部，它直接参与排华活动，利用选票向政党和政客施加影响，敦促政府采取行动限制中国移民。
在民间排华情绪的影响下，地方当局和州政府制定了歧视华人的种种苛刻立法。除了采矿税，1854年加州最高法院判定华人无权在法庭上对涉及白人的案件作证。这意味着在华人遭到白人虐害时无法去寻求法律帮助。此外，法律还对华人的生活、工作和教育加以种种限制。（注：董霖：《华人移美的过程和法律问题》，《国外法学》，1982年第2期，第48页。）
民间反华行为和政府的歧视性措施使得华人赴美人数减少，1863年赴美华人为6435人，1864年降到2696人，1865年为3097人，1866年为2242人，1867年为4794人。（注：Mary R.Coolidge:Chinese Immigration,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Taipei,1968,P.498.）但是，这时美国西部仍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特别是修筑横贯大陆铁路的需要。因此，美国政府继续鼓励华人移美，1868年主动与中国政府签订《蒲安臣条约》。
《蒲安臣条约》明确规定美中两国政府各自允许本国人“自由”移居对方国家，两国政府各以“最惠国待遇”对待对方之侨民，“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往来，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美国人民前往中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中国总须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常住之利益，俾美国人一体均沾”，“中国人至美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美国亦必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与常住之利益，俾中国人一体均沾”。（注：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1页。）
《蒲安臣条约》签订之时，适逢中国战乱结束、民不聊生之际，民人纷纷出洋谋生，赴美华人激增，1868年为11085人，1869年为14994人，1870年为10896人。（注：Mary R.Coolidge:Chinese Immigration,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Taipei,1968,P.298.）在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之前，这个条约对美国的排华运动一直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
70年代初，加利福尼亚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移民过剩现象。横贯大陆铁路建成后，大批修路的华人和白人失业，便利的交通又使东部人大量涌入加州，使得加州奇缺的劳动力市场趋于饱和。同时，加州经济的重要支柱——白银的产量也在下降，1871年比1869年减少一半。加之连续两年干旱，农业蒙受损失，农业劳工的需要减少。因此，在西部各城市“挤满了找不到职业的技工和其他工人”。（注：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三联书店，北京，1956年，第655页。）东部的廉价商品也随着大铁路的贯通而进入加州市场。加州制造业工厂数目少、规模小，为了增强本地产品的竞争力，企业需要廉价劳动力以降低成本。而华工“以勤俭之性质，而移住率无家属，以低廉工价亦足自给，不惜稍贬以相迁就”，（注：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七辑，中华书局，第28页。）在激烈的职业竞争中占据优势。1870年加州雪茄烟生产者90%是华工。在制鞋、成衣、洗衣、捕鱼、家庭服务等行业中均有华工较多的现象。失业的白种工人把中国人视为“造成白人劳工失业和贫困状况的主要原因”。（注：Robert Edward Wynne:Reaction To The Chinese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And British Columbia,1850 To 1910,Amo Press,New York,1978,P.25.）未雇佣华工而在与雇佣华工的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雇主亦加入反华的队伍。1870年8月美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五次大会通过谴责华工的决议。1873年，各地反华俱乐部在旧金山组建了排华的核心组织“反华协会”。反华分子号召人们抵制华工生产的商品，用暴力胁迫厂主解雇华人，甚至骚扰华人，制造了洛杉矶惨案。
70年代后期，全国性的经济衰退又波及加州。1876年加州大旱，小麦颗粒无收，水果种植业和养牛场损失惨重，矿产亦减少1/3。1877年旧金山金融市场因康斯托克银矿股票的暴跌而全面崩溃，小有积蓄的人变得一贫如洗。加州30%左右的劳动力失业。于是华人成为经济困难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的替罪羊。
1877年以爱尔兰移民丹尼斯·卡尼为首的加利福尼亚工人党成立。它攻击垄断资本家和华人，核心是反华，声称华人“较其他的一切更为严重地危害着劳工地位并增强了资方的力量”。（注：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三联书店，北京，1956年，第720页。）工人党的主要成员是失业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人党利用这些人对失业的恐惧和怨恨，以“中国佬必须滚蛋”为口号，煽动他们排华。许多社会主义者也加入该党。它的力量迅速发展，在各地建立分部，每个星期日晚上在沙滩地举行集会。1878年，工人党成为地方选举中的强大力量，对重新制订的加州宪法施加了重要影响，使新宪法充满了反华气息。
在西部各州，随着华人的到来而仿效加州的排华模式，向华人征收采矿税、人头税，剥夺华人在法庭上指控白人的权利，反华组织相继成立，劝说雇主解雇华人，谴责《蒲安臣条约》。东部诸州也因为大量移民的到来而出现了工业问题和社会问题，公众要求限制移民的呼声高涨。排华情绪由加州蔓延到了全国，成为全国性问题。1876～1877年间，迫害华人的事件大为增加，1877年的旧金山骚乱是其中最严重的一起。
《蒲安臣条约》使加州等地所颁布的歧视中国移民的立法被联邦法院宣布无效，联邦政府依法要求制止对华工的迫害、侵扰，因此它成为排华运动的重要障碍，排华分子一直谋求废除它。1876年加州正式要求美国政府与清政府谈判修约。第四十四届国会对修约请愿作出反应，成立特别委员会前往加州调查华人情况，提交的调查报告吁请总统同清政府改订条约。1879年国会通过了《十五乘客法案》，规定任何船只每次运到美国的华人不得超过15名。海斯总统以违反《蒲安臣条约》为由否决了该法案，但是，他承认“太平洋沿岸诸州人民的严重的不满情绪……应当引起全国人民极其认真的注意，并受到国会和行政当局的关注”。（注：陈依范：《美国华侨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81页。）在1880年大选来临之际，为了保证共和党赢得选票，海斯总统派遣使团前往中国修订《蒲安臣条约》。在1880年《中美续修条约》中，中国政府同意只要不影响华人入美，美国对华工可以“或为整理、或定人数年数之限，并非禁止前往”。（注：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1页。）根据这个条约，美国国会于1882年5月6日通过了《关于实施与中国人有关的某些条约规定的法令》，即通常所说的排华法。
排华分子不满足于国会的排华法，认为联邦政府执行排华法的措施力度不够，遂自己采取行动。于是，在80年代中期，以暴力为标志的排华达到顶峰。严重的排华暴行从加州扩展到西部诸州，华人惨遭杀害，或被驱逐，财物被抢劫、被焚烧。这场排华运动的重要组织者是劳动骑士团。这是当时美国的重要劳工组织，其成员有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美国出生的和外国出生的工人、黑人和白人工人，充满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但是它拒绝接纳亚洲人为会员。1877年旧金山骚乱后，劳动骑士团正式宣布支持排华。（注：Isabella Black,"American Labor And Chinese Immigration",Past AND PRESENT,Number 25,1963,p.67.）此后，凡是在排华暴徒聚集的场合，劳动骑士们总是最显眼的带头人，以至于“许多人错误地把劳动骑士运动与反苦力煽动混为一谈”。（注：Robert Edward Wynne:Reaction To The Chinese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And British Columbia,1850 To 1910,Amo Press,New York,1978,P.94.）
三
华人在美国西部劳动力最匮乏时期到达美国，为美国西部的开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从1851～1909年，美国移民总数是22414000人，其中中国移民为324036人，约占移民总数的1.4%。（注：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53页。转引自《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2》，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即使在华人集中的加州，1880年华人也只占人口总数的7.5%。（注：亚历山大·萨克斯顿：《不可避免的敌人：劳工与加利福尼亚的排华运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3页。转引自《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美国为什么要对如此少的华人加以迫害和排斥，乃至禁绝？美国排华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有文化差异、种族偏见、经济因素以及政治需要。
1、文化差异。赴美华工是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的贫苦农民。自鸦片战争始，当地战乱连续不断，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人民生活十分艰难，因而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海外做工谋生。少数华人自费，更多的是以高利贷形式借旅费来到美国。他们主要是做工的侨民而不是定居者，其目标是挣钱、攒钱和偿还债务，然后回国过比较宽裕的日子。华人具有强烈的家族观念。他们把家乡的同乡会和宗亲会带到美国，生活在家族、地区、方言群、行会、会馆等社会关系中，固守着自己的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几乎与美国社会完全隔绝。华人集体居住，集体劳动，工作勤奋，工资低，生活节俭。华人的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与美国文化产生了冲突，引起了美国人的种种误解。从清教徒到达北美大陆直到美国内战，美国社会追求宗教自由、民主政府、个人的经济发展机会等，西部边疆更是如此。因此，华人以高利贷形式借款赴美，被视为奴隶般的契约劳工、苦力，被视为对美国自由劳工制度的重大威胁；华人消费中国货物或把挣到的钱寄回家被认为是不断地消耗美国的财富；华人墨守古老的文化，不关心美国社会，拒绝接受美国的宗教和民主思想以及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不能同化于美国社会，永远是个外族。华人的自治组织六大会馆被认为是包办契约劳工和具有独立权利的机关，等等。
2、排外与种族主义。对于美国的排外与种族主义，我国学者邓蜀生作过精辟的论述：“美国虽然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但种族主义歧视由来已久，老移民排斥新移民，新教徒排斥天主教徒，某些白种移民排斥有色人种移民，已经同化了的移民排斥还没有被同化的移民，即使是所谓的自由移民时期也从未停止过，其中受害最烈、待遇最低的是华人移民。”（注：邓蜀生：《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世界史，1989年第8期。）在排华出现之前，美国历史上激烈的排外运动是对爱尔兰人等天主教徒的排斥。这场运动在19世纪50年代发展为盛行一时的“无所知”运动。排外的“无所知”分子在1854年组成“美国人党”，提出“美国是美国人的”，要求只选举在美国出生的人担任公职，反对罗马天主教会，限制移民，延长移民归化时间。加利福尼亚的州长职位和立法议会都被无所知派所控制。
早期的加利福尼亚移民主要来自美国的东部和东南部，绝大部分是种族主义者，（注：方纳：《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华工问题》，《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他们不能容忍所有的印第安人和一切外国血统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用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些行动从偏执的言辞到实际的暴力，无奇不有。美国土著受害最深，而华人、墨西哥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注：陈依范：《美国华侨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64页。）由于种族歧视，在早期的加州，外国人和有色人种都遭到迫害。中国人更由于人数集中、民族特征鲜明而成为种族迫害的主要对象。随着排华运动的发展，反华的积极分子主要是欧洲移民。在1870年的加州，欧洲出生的美国人占当地劳动力的1/3强。他们自己正处于文化上的过渡时期，因而受到当地人的猜疑。这些人把华人当作垫脚石，通过攻击华人来表白自己，提高其自身地位。（注：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0页。）
3、经济因素与劳工排华。美国早期排斥外来移民的活动就包含有深刻的经济因素。美国人害怕贫穷的移民增加社会救济的负担、抢走本地人的饭碗，对来自欧洲的贫困移民也是排斥的。一位国会议员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大不列颠试图把维持它的穷人的沉重负担扔到我们身上，它这样做是合乎道德的吗？能够听任合法地让他们离开不列颠王国，利用我们的税收来维持他们，而我们却不采取对策吗？让这些毫无理由、也提不出正当理由的人分享我们善良的穷人们的面包，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吗？更有甚者，先生们，难道我们就交叉双臂听任这种道德瘟疫到我们中间来毒害我们的公众思想，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吗？”（注：密尔顿·戈登：《美国生活中的同化问题—种族、宗教信仰和原族裔的作用》，第92-93页。转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2期。）
劳工之所以排华，除文化偏见与种族因素影响外，最直接的原因也是经济因素。每逢经济衰退，加州的白人都认为是华人造成了自己的经济困难，把排华作为发泄不满情绪的手段，甚至将对华人的敌视转化为排华暴力行动。1877年旧金山约有3万人失业，占整个城市人口数的15%，在三个月中有4000余人申请救济，于是，旧金山爆发了严重的反华骚乱。（注：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1页。）劳工的排华情绪与19世纪后半期迅速发展的劳工运动结合后，推动排华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19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迅猛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迅速壮大。工人们团结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争取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但是，美国工人阶级在组织性、内部的团结程度、阶级觉悟等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由于工人的民族成分复杂及工人贵族的影响，在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教条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等。工人运动以经济斗争为主要目标，带有自发性。尽管劳工把华人和资本家都视为敌人，但是，劳工组织为了吸引独立的矿工、小商人、部分农民和政客，主要集中于反华。自人民保障同盟成立到加利福尼亚工人党提出“中国佬必须滚蛋”以及劳动骑士团直接参与排华暴行，劳工及劳工组织在排华劳动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4、政治需要。美国政客的排华言论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初，随着劳工阶级在加州政治中的作用日显重要，政客利用华人问题来捞取选票。1852年4月白人矿工的反华情绪较为强烈，为了争取矿工选票，加州州长毕格勒向立法机关建议阻止亚洲移民的到来。于是加州恢复了采矿执照税，毕格勒也得以再次当选。内战后，民主党为了洗刷它在内战中拥护奴隶制的恶名，利用华人问题在西部重建其力量。它鼓吹联邦政府应通过立法阻止华人入境，以赢得心怀不满的工人和握有选票的城市流氓的支持。1867年以后，加州共和党和民主党力量相当，两党都想争取工人的选票，遂把华人问题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1869年，加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把排华主张写进竞选纲领，共和党也不甘落后，同样以党章的形式赞同排华。在资产阶级政党推波助澜的作用下，排华扩展为全国性政治问题。在1876年的全国大选中，两党为赢得加州的支持，竞相排华。民主党由于其激烈的排华主张赢得了西部的选票。以后，两党为争取西部的选票，都竞相满足西部的排华要求，始自于民间的排华终于发展为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