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与背景的现实性_小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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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图形-背景论(Figure-Ground Theory)是以突显原则为基础的一种理论。“图形-背景分离原则”不但是空间组织的一个基本认知原则,也是语言组织概念内容的一个基本认知原则。本文将从图形-背景论的基本思想出发,探讨“图形-背景”这一认知结构在“语言空间”结构和“时间事件”结构中的现实化,以拓宽这一理论的应用领域。

二、图形-背景论的基本思想及其语言学涵义

图形-背景论是约一个世纪前由丹麦心理学家鲁宾(Rubin)首先提出来的[1:157],后由完形心理学家借鉴来研究知觉(主要是视觉和听觉)及描写空间组织的方式。当我们观看周围环境中的某个物体时,通常会把这个物体作为知觉上突显的图形,把环境作为背景,这就是突显原则。完形心理学家对视觉和听觉输入是如何根据突显原则来组织的这一问题很感兴趣。他们认为,知觉场总是被分成图形和背景两部分。图形这部分知觉场具有高度的结构,是人们所注意的那一部分,而背景则是与图形相对的、细节模糊的、未分化的部分。人们观看某一客体时,总是在未分化的背景中看到图形。图形和背景的感知是人类体验的直接结果,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会用一个物体或概念作为认知参照点去说明或解释另一个物体或概念,这里的“背景”就是“图形”的认知参照点[2]。

鲁宾著名的“脸/花瓶幻觉”证明了图画中的确存在着“知觉突显”。人们不可能同时识别脸和花瓶,只能要么把脸作为图形,要么把花瓶作为图形。这一事实启发我们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支配人们对图形的选择呢?当然,这里的“脸/花瓶幻觉”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它允许图形与背景相互转换。但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视觉情景是图形-背景分离现象。例如,当我们看到墙上有幅画这样的情景时,“画”通常会被认为是图形,墙是背景,而不是相反。根据完形心理学家的观点,图形的确定应遵循“普雷格郎茨原则”(Principle of Prgnanz,即通常是具有完形特征的物体(不可分割的整体)、小的物体、容易移动或运动的物体用作图形。例如,当描述桌子上有一本书这样的情景时,我们总是会把书当作图形,把桌子当作参照点即背景,因为相对于桌子来说,书的体积要小些,正因为如此,在英语中只会说The book is on the table或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而不会或很少说The table is under the book。如果我们说The table is under the book,table就成了图形,book却成了背景,这显然违背了“普雷格郎茨原则”。这个例子告诉我们,table与book之间存在一种具体的方位关系,也就是说,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由介词under表达的一种方位关系,或者说,方位介词的意义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图形-背景关系。正是由于像介词这样的语言表达式可以用图形-背景分离原则来解释,因此,这一原则引起了认知语言学家的极大关注。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研究图形-背景的选择及其之间的关系在语言结构中是如何表征的,这是很有价值且非常有趣的事情。自Talmy[3]率先把图形-背景论用于语言研究以来,认知语言学家就把图形-背景分离原则看成是语言组织信息的一个基本认知原则。Langacker[4:120]根据感知突显的程度对图形和背景进行了这样的论述:“从印象上来看,一个情景中的图形是一个次结构,它在感知上比其余部分(背景)要‘显眼’些,并且作为一个中心实体具有特殊的突显,情景围绕它组织起来,并为它提供一个环境”。他还提示了图形与背景区别的一种自然体现:“与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相对密集的区域,具有被选作图形的强烈倾向”[4:120]。Langacker的这番话实际上道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那就是“内包”这一概念:图形必须恰当地包含在背景中,因此它比背景小。

当然,语言中的图形和背景与视觉场中的图形和背景是不太一样的。视觉场中的图形和背景往往是具体的实体,而语言中的图形和背景既可以是空间中运动事件或方位事件中两个彼此相关的实体,也可以是在时间上、因果关系上或其他情况中彼此相关的两个事件。我们在研究语言中的图形和背景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它们。根据“普雷格郎茨原则”,下列句子中的图形和背景是很容易判定的:

(1)The diamond is in the box.

(2)河上有条小船。

显然,diamond和“船”是图形,box和“河”是背景。这里的图形和背景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即一般不能反过来说The box is outside the diamond或“小船下面有条河”。但是,我们有时会遇到下列这样表示方位的句子:

(3)a.自行车在房子附近。

b.房子在自行车附近。

从对称关系来看,这两个句子似乎表达的是相同的命题,但事实上,它们却不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自行车”和“房子”在描写可变点和参照点的语义功能时有所不同,(3a)把房子当作固定的位置(背景),是确定自行车(图形)方位的参照点,而(3b)则正好相反。但是,如果根据“普雷格郎茨原则”,(3b)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相对说来,房子要比自行车大。但是,(3b)在特定的语境中并非不可接受,例如在这样的语境中:那辆自行车是我们学校一个很知名的人骑的,并且经常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我的一位新朋友也知道这一位置,我告诉这位新朋友,说我家所住那幢房子就在那辆自行车附近。在这样的语境中,(3b)是可以接受的。此外,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句子:

(4)a.Peter is near Mary.

B.Mary is near Peter.

显然,这两个句子完全可以接受,但它们表达的意思不一样,因为(4a)是把Mary作为参照点去确定Peter的方位,而(4b)正好相反。如果我们只根据“普雷格郎茨原则”,那是没法解释的。此外,要解释像下列这样表示“时间事件”结构句子中的图形和背景,“普雷格郎茨原则”也无能为力:

(5)a.He dreamt while he slept.

b.*He slept while he dreamt.

由此可见,要解决语言中的图形和背景,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图形和背景的基本特征。有了这些基本特征,我们事实上就找到了支配人们选择图形和背景的因素。

Talmy[5:315-6]给语言中的图形和背景分别列举了定义特征和联想特征。笔者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见下表)。图形没有已知的空间或时间特征可确定;背景具有已知的空间或时间特征,可以作为参照点用来描写、确定图形的未知特征。这就是图形和背景的定义特征。联想特征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描写,如空间大小、时间长短、动态性、可及性、依赖性、突显性、关联性以及预料性等。

定义性特征在确定图形和背景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联想特征只起辅助作用。当用它们来确定图形和背景时,如发生冲突,联想特征应服从于定义特征。正是由于定义特征在确定图形和背景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像(3b)那样的句子即使违背了许多联想特征,它在特定的语境中并不是不可接受。此外,在确定图形和背景时,也许有几个联想特征同时起作用。根据上表中的这些特征,我们就可以解释语言中图形和背景的许多现象。

三、“语言空间”结构中的图形和背景

空间是一个基本的认知域。由于空间位于概念化的中心,而心理概念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语义单位,因此,空间也就位于认知语言学的中心,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空间是一种关系,其理解必须以朴素的概念为背景。如果我们把牛顿的空间概念——空间是一个连续的、固定的三维容器,即是一个立方体——看成是这个关系的理想化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为一个几何图形确定八个空间方位:上、下、前、后、里、外、旁边和附着。在这八个方位中,“里”、“外”和“附着”属于拓扑性质的空间方位,即是说它们不随观察者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其他五个空间方位属投影性质的空间方位,即它们会随观察者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空间的这八个方位是人类对空间感知的结果,必然会反映到语言中来。既然“图形-背景分离原则”是空间组织的一个基本认知原则,那么,空间结构的语言表征(或“语言空间”)必然会打上这一认知原则的烙印。下面我们将分两个部分讨论“语言空间”结构中的图形和背景问题。

1.拓扑空间方位中的图形和背景

拓扑空间方位中的图形与背景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其中一个物体只能用作图形,另一个物体只能用作背景。拓扑空间方位中图形和背景的选择通常是根据定义特征以及空间大小、突显性、复杂性、依赖性和预料性等联想特征决定的。

空间方位“里”可以用汉语的“(在)……里/中/内/间”等来表示,英语可用in或inside等来表示,这是典型的内包关系,形状小的必须作图形,大的必须作背景。例如:

(6)笔在文具盒里。

(7)He is in the car.

在这里,“文具盒”和car是背景,“笔”和he是图形。图形与背景之间的方位关系是不会随背景形状的变化或观察者视角的变化而改变的。如(6),无论文具盒是什么样的形状,无论你从什么角度去看,笔总是在文具盒里。图形与背景的关系也是不对称的,如我们不能反过来说“文具盒在笔外”。

(8)湖中有个小岛。

这是一个存现结构,其中“湖”是背景,“小岛”是图形。我们之所以把“小岛”作为图形,其原因主要有二:小岛相对于湖来说,空间范围要小些;小岛依赖湖而存在。我们可不可以说“小岛周围是湖”呢?从句法上来看,这个句子显然没有问题,但从语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句子实际上是羡余的,因为“小岛”就预设了其周围肯定是水:湖、海或洋,也就是说在这里“小岛”是依赖湖而存在的,但湖却不依赖小岛而存在。因此,说“湖中有小岛”比说“小岛周围是湖”就更自然,这正是图形-背景这一认知结构在语言中的现实化。

空间方位“外”可用汉语“(在)……外”表示,英语用outside等表示。介词短语中的名词通常为背景,而另一个名词则为图形。图形与背景的关系也是不对称关系。例如:

(9)村外有一个尼姑庵,最后的一个尼姑死于前年。(余秋雨:《牌坊》)

(10)A car was standing outside the house.

这里的“村”和house为背景,“尼姑庵”和car为图形。图形和背景的选择主要是根据定义特征来确定的,这在(10)中表现得最为明显,house前用的是定冠词,而car前用的是不定冠词。

有时,一些特殊结构也暗含着“外”这样的空间方位:

(11)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

这个句子虽然没有用“(在)……外”这样的结构来表示,但其涵义却能使我们领悟到“红杏”在墙之外。这个句子突出的是“一枝红杏”。它在句中被用作图形,主要有几个原因:体积或面积小、几何图形较简单(像个点)、不易预料以及突显程度高。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所以在唐人吴融《途中见杏花》中有“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陆游的《马上作》中也有“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这里的“红杏”都是图形,“墙”是背景。

“附着”这一拓扑空间方位在汉语中通常用“(在)……上”表示,而英语则用on等表示。在这种方位关系中,图形始终是附着在背景上的,不随观察者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图形和背景的选择主要是根据复杂性、依赖性、动态性以及预料性等因素来确定的。例如:

(12)瞧,她脸上长了颗美人痣。

(13)A fly is walking on the ceiling.

这里,无论你从什么角度看,“美人痣”都附着在她的脸上,苍蝇总是附着在天花板上。就复杂性而言,“美人痣”和fly的几何图形更像是一个点,而“脸”和“天花板”相当于一个面;就依赖性而言,前者都依赖后者;就动态性而言,前者较后者更易移动,从预料性的角度看,美人痣并非人人都有,天花板上也并非时时都有苍蝇,因此它们是不易预料的。所有这些因素都确定“美人痣”和“苍蝇”必须用作图形,而“脸”和“天花板”须用作背景。

有时,汉语的“名+前”和“名+后”结构,英语的介词behind和in也可以表示“附着”这一拓扑空间方位,例如:

(14)她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

(15)There is a peg behind the door.

(16)There was a nail in the wall.

无论你从什么角度看,大红花都附着在她的胸前,peg(衣帽钉)都附着在门的背面。在这三个例子中,小的东西作图形,大的东西作背景。

2.投影空间方位中的图形和背景

投影空间方位有五个:上、下、前、后和旁边。其中“旁边”包括“左”、“右”和“间”三个方位。投影空间会随观察者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具有相对性,参照点不同,空间方位就会变化。投影空间方位中图形和背景的选择往往是根据定义特征以及空间大小、熟悉程度、动态性等联想特征决定的。

“上”和“下”这对投影空间方位可以分别用汉语的“(在)……上(面/方/边)”和“(在)……下(面/方/边)”等表示,英语则分别用above/over和under/below等表示。例如:

(17)桌下有一支笔。

(18)a.The TV antenna was above the house.

b.?The house was below the TV antenna.

笔的体积一般比桌子小,因此“笔”作图形,“桌子”为背景,这是最自然的。如果把图形与背景交换,即说“桌子在笔上”,就很不自然,因此也就难以接受。(18b)之所以有问题,显然是因为电视天线要比房子小得多,较容易移动,因此相对于房子来说,电视天线应作为图形,不宜作为背景。

“前”和“后”这对拓扑空间方位在汉语中分别用“(在)……前(方/面/边/头)”和“(在)……后(方/面/边/头)”等表示,英语则用before/in(the) front of和after/behind等表示。例如:

(19)小王坐在小李的后边,你怎么没有看见。

(20)A dog was lying asleep in front of the fire.

在这两个例子中,确定图形和背景的因素主要是定义特征。在(19)中,对于说话人和听话人来说,小李的位置都是已知的,但小王的位置只有说话人知道,因此说话人以小李的位置为参照点即背景来确定小王的位置,即把小王作为图形,这就显得非常自然。如果把(19)改成“小李坐在小王的后边,你怎么没有看见”,其话语意义就相差甚大,因为句中的图形和背景发生了变化。(20)的分析可如法炮制,fire 显然是已知的,dog是未知的,因为fire前是一个定冠词,而dog前是不定冠词,把已知的当作背景,未知的当作图形,这符合图形和背景的定义特征。

现在我们来分析“旁边”这一投影空间方位。在汉语中可以用“(在)……旁(边)/附近”等表示,英语中可以用besides,nearby,by等表示。例如:

(21)a.我家在峨眉山附近。

b.峨眉山在我家附近。

(21)中图形和背景的选择是以定义特征和熟悉程度来定的。就(21a)来说,说话人和听话人都熟知峨眉山,因此说话人“我”以峨眉山为背景来说明我家的方位,这既符合图形背景的定义特征,也符合图形背景的联想特征之一“熟悉程度”。但在(21b)中,图形与背景正好交换了位置,说话人以“我家”为背景,这说明听话人熟知我家,但对峨眉山还不熟悉,因此,说话人以“我家”为背景来说明峨眉山的位置,这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21a)和(21b)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因为突显的成分不同。

(22)a.坐在你的旁边深感荣幸。

b.你坐在我的旁边应该感到荣幸。

(22a)是以“你”为背景的,图形是说话人“我”(句中没有表达出来)。图形和背景的确定是以依赖性为根据的。图形依赖背景,所以深感荣幸的是说话人“我”,这个句子移情于听话人“你”,故有抬高对方的意思。(22b)则是以说话人“我”为背景的,听话人“你”是图形,图形依赖背景,所以应该感到荣幸的是图形“你”,这个句子显然是以自我为中心,故有抬高自己的意思。

四、语言“时间事件”结构中的图形和背景

虽然图形-背景论最初是用来研究人类对二维和三维意象的感知,但它也可用来解释一维时间轴上的事件。前面我们曾提到“内包”这一概念,它实际上是把事件中的图形与背景区别开来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内包”实质上蕴涵着“有界”(boundedness):图形倾向于构成一个有界的封闭物,它越封闭,其作为图形的突出程度就越高。例如,在一个二维的意象中,图形就可能是一个维度有限的区域,其可感知的轮廓是一个封闭的曲线。对于一维的时间轴来说,“有界”这一特征可能是由一个点或一个有起点和终点的时段来实现的。缺乏有界的东西倾向于作为背景,因此,在时间轴上,无限度的时间最有可能作为背景。了解了图形的“有界”这一特征后,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图形与背景的联想特征之一“时间长短”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图形和背景的这一特征,我们就可以讨论概念范畴中图形与背景的区别是如何反映在语言的“时间事件”结构中的。这种内包关系很清楚地体现在复句的对比中,如前面的例(5),这里用(23)表示:

(23)a.He dreamt while he slept.

b.*He slept while he dreamt.

做梦是在睡觉期间,因此在时间上应该包含在睡觉里,并且是后者的图形。此外,在while分句组成的复句里,只有当有界的、像图形一样的表达式出现在主句的位置时,这个复句才是可以接受的,因此(24a)是可以接受的句子,而(24b)不可接受。因此可以说,从句具有背景的功能,主句具有图形的功能。也就是说,图形与背景区别的重要性也反映在复句表达的事件结构层次上。图形与背景的区别与语言中“时间事件”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抽象出一个基本的认知原则:

(24)“时间事件”结构中图形与背景的认知原则

A.较大的、在时间上可包容的事件作为背景(通常出现在从句中);

B.较小的、在时间上被包容的事件作为图形(通常出现在主句中)。

根据这一认知原则,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下列这样的句子的可接受性问题:

(25)a.我正在专心看书时,突然听到门外一声巨响。

b.?我突然听到门外一声巨响时,正在专心看书。

这里,“看书”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因此把它用作背景放在从句中,而“一声巨响”是一个短暂的行为,故放在主句里作图形。(25b)正好违背(24)这一认知原则,因此其可接受性值得怀疑。

除了主从复句外,英语中的伴随动词(converbs)也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例如:

(26)a.Walking along the street,I came across a strange group of musicians.

b.#Coming across a strange group of musicians,I walked along the street.

(#表示在缺乏具体语境条件下,句子不可接受,下同)

(27)a.Attending the lecture on logic,he fell asleep.

B.#Falling asleep,he attended the lecture on logic.

直观上看,这些对比来自于动词的时、体特征:一个是进行体,一个是过去时。与walk,attend相比,come across和fall asleep所描写的是有界限的事件。正如我们前面提到,“有界性”是图形的一个特征,图形倾向于适当地被包含在背景中,因此有界限的事件最容易用作图形。因此,(26)至(27)中come across之类的谓语动词最可能与图形相联系,而walk之类的动词则与背景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有界的、像图形一样的表达式出现在主句中时,这样的句子才可接受。这与上面(24)中的认知原则是一致的。

上面这些例子说明(24)这一认知原则是可以用来解释英语中的伴随动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用这一原则去解释任何一对分句,其中一个分句必然注定要用作主句,另一个分句只能是用作-ing形式伴随动词。例如(28)和(29)中的a和b都是可以接受的:

(28)a.Thinking about Jane,he offered a prayer.

b.Offering a prayer,he thought about Jane.

(29)a.Singing an aria,her costume ripped open.

b.Her costume ripping open,she sang an aria.

句子(28a)的可接受性说明,thinking这一伴随动词所描写的事件是背景,它在时间上一定内包主句所描写的事件。但(28a)中的图形和背景在(29b)中正好相反,offering这一伴随动词在时间上内包主句所描写的事件。如果thinking事件和offering事件在两种情况中都是相同的话,那么,(28a)与(28b)就产生了矛盾,因为内包关系是不对称的。因此,根据认知原则(24)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28a)和(28b)都可接受,因此在它们之间一定存在意义上的差别。经分析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的意义的确有一些差别:(28a)中的thinking分句描写的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活动,而(28b)中的主句描写的却是think过程的开始。例(29)也可进行同样的分析,(29a)中的ripped事件表示一种或多或少的突然性,而(29b)所描写的ripping事件却是一种渐进性。

这些例子说明,决定图形和背景组合的因素并不是动词本身,而是Langacker所说的事件的识解(construal)方式,如认知域、视角和显著度的变化等。图形-背景分离原则会导致一种Croft[6]所说的“强制手段”(coercion)。强制手段是一种解释策略,来源于概念化的内在灵活性:一个语言表达式,如其“缺省意义”(default meaning)不相容时,就会被迫采纳另外一种解释去满足当前情景的迫切需要。Croft认为,强制手段是一种语义操作,它会改变语义。例如:

(30)a.Max is dying.(对比Max died.)

b.And then I suddenly knew!(对比I knew the answer.)

c.The light is flashing.(对比The light flashed.)

在这里,(30a)和(30c)中的现在进行体以及(30b)中的suddenly一词“强制”动词die,know和flash要采取另外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表达式在识解方面经历了三种转移。在(30a)中,die用一般过去时形式,通常是指一个短暂的事件(像一个点),但用进行体时,则是指“由于身体的自然功能逐渐衰退,生命终止了”[7:589-590]。这种释解方式的变化称为“视角转移”(perspective shift)。视角转移可以用一个视觉隐喻来说明:如果一个人的视角离物体非常遥远,那一物体就可能像是一个点,而一个视角离同一物体非常近,该物体就可能具有很大的、甚至不确定的范围。在(30a)中,进行体强迫视角必须特写放大。(30b)描写的是一种“侧面转移”(profile shift),因为动词的体侧面发生了改变。状态动词know与副词suddenly是不相容的,所以该动词表示一种开始的行为,即进入“知道”的心理状态。在(30c)中,动词flash的意义经历了“复杂转移”(plexity shift),所以动词具有一种“重复”的解释。这种强制手段自然会影响图形和背景的识别。可见,图形-背景分离原则与建立在以语义转移为基础的识解方式可以用来解释伴随动词结构之间的意义差异。由于强制手段在这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决定图形背景分离的因素不是动词本身,而是事件描写的识解方式。很显然,这与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是一致的,即意义并不是客观编码的东西,而是等同于概念化,也就是概念化的产物。

五、结语

本文从图形-背景论的基本思想出发,论述了图形和背景的一些基本特征,探讨了“图形-背景”这一认知结构在“语言空间”结构和“时间事件”结构中的现实化。“图形-背景分离原则”不但是空间组织的一个基本认知原则,也是语言组织概念内容的一个基本认知原则。从本文所分析的实例来看,“语言空间”结构和“时间事件”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根据这一认知原则来组织的。当然,我们的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收稿日期:2002-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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