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纳尔逊#183;曼德拉的政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曼德拉论文,政治思想论文,纳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纳尔逊·曼德拉（1918～）是南非民族解放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以往研究曼德拉多着眼于他的具体政治活动，这是因为曼德拉首先是一位革命实践家。但任何人的行动都是受思想支配的，曼德拉也不例外。而且，他的政治思想对南非反种族主义斗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只有深入分析曼德拉的政治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政治活动和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
本文分为曼德拉政治思想的来源和构成、斗争目标、斗争策略思想、组织思想以及对曼德拉的政治思想的评价五个部分。我认为曼德拉的政治思想在出狱之时业已成熟，故而为说明他的政治思想而叙及他的活动与言论也以此为限。当然，许多政治思想并非曼德拉一人独有，但一则他是最突出的代表，二则为了简便，所以文中不再一一列举他的战友的贡献和姓名。
一、曼德拉政治思想的来源和构成
曼德拉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民族主义。正如他后来一直强调的：“我始终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非国大爱国主义者。”〔1〕
曼德拉出生于特兰斯凯的首府乌姆塔塔，其父是操科萨语的滕布人部落的一位酋长。他的家族是滕布人王族的一支。他在童年时受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育成为他日后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追求的出发点和强大精神动力。而对非洲传统社会的认同感，也对他的政治信仰产生了重大影响。少年时曼德拉上了教会学校，颠倒黑白的历史教育使他困惑，但通过学习他开始了解黑人受压迫的真实历史，并在心中激起了最初的反抗意识。青年时曼德拉进入了当时南非唯一一所招收黑人的大学——黑尔堡大学学习，他越发强烈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南非黑人民族主义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滕布人。所以，当因组织抗议活动而被校方停学之后，他毅然开始独自闯荡约翰内斯堡。在那里，黑人区的悲惨生活、白人律师事务所的切身经历都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也给了他永久的教益。特别在1952年与坦博共同开办律师事务所之后，他得以切身感受到白人种族主义的罪恶。他终于得出了如下结论：“我们是作为人民的整体，作为一个民族而受到压迫的。”〔2〕从此以后， 民族主义（相伴随的必然是反对种族主义，成为他一生活动中坚定不移的出发点和思想中最根本的基石。
如果说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源于他的个人成长背景以及对南非白人社会和黑人社会的接触、体验和观察，那么，他的西方宗教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则源于他所受的教育。
他的宗教思想来自卫理公会教会学校的启蒙教育。1985年，一个美国记者在对曼德拉的狱中采访手记中写到：他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曾在卫理公会学校受过教育的卫理公会教徒。他不经常阅读《圣经》，但每月牧师来时他都要做祈祷。他还借用基督教的“有权使用暴力来反对魔鬼”的说法来论证使用暴力反对种族压迫是符合基督教精神的。〔3 〕曼德拉的宗教思想还表现在从事武装斗争之后一再坚决反对杀伤平民等方面。宗教思想成为他的政治思想中若隐若现的一股潜流。
相比之下，他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在黑尔堡大学的学业中断以后，1943年，他在西苏鲁的帮助下完成了文学学士学位。这以后，他又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在威斯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法律，取得了律师资格，并与坦博一起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教育的律师，他从思想感情上是亲近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但当他用同样的眼光和标准来审视南非社会时，他就成了西方殖民者建立的种族主义社会的叛逆者。
他笃信《人权宣言》所说的“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4〕，因而向执行种族主义政策的政府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他还提出全体公民应当拥有普选权，并指出“这正是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宪章主义者要求平等选举权时提出过的要求”〔5〕。曼德拉表示， 既然“一个完全由白人控制的司法系统，执行的是没有非欧洲人任何代表权的白人议会制定的法律”，因而他本人“既没有法律上的，也没有道义上的义务去遵守一个不代表我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6〕。 曼德拉还借助《人权宣言》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不受任何歧视地、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有关规定，尖锐地批评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司法制度与“整个文明世界所接受的法律规范”相抵触。〔7 〕他还根据《人权宣言》所阐明的人人受教育的原则以及教育的宗旨来反对《班图教育法》。由此可见，曼德拉对南非的政治、法律、教育制度等方面进行挑战和批判时凭借的理论武器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引证的是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文献和事例。如果说民族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基点，那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则是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民族主义思想也正是在吸收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之后才得以升华并在斗争中走向成熟的。前者是旗帜，后者是武器。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曼德拉鲜明地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来反对种族主义，南非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才能在西方（尤其是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民间）受到了广泛的道义上的支持。这同西方世界对绝大多数东方国家民族独立运动所持的反对或中立态度有所不同。1981年，奥地利维也纳市授予曼德拉“布鲁诺·柯海斯基教授奖”，以表彰他在人权领域内所做的贡献。这正反映了西方对他的政治思想的认同。
曼德拉政治思想构成中的最后一个因素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虽然曼德拉否认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与南非共产党党员之间也无疑有着诸多分歧，但他并不否认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与“非洲社会主义”的兴起有着共同的背景和根源。曼德拉长期与南非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他的斗争策略与组织思想中得益于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教益也不少。例如他的游击战思想就受到了毛泽东、格瓦拉的影响。由于曼德拉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对这方面回避甚多，使这方面的联系和影响处于不甚明了的状态，但肯定受到很大影响是无可否认的。
曼德拉总结自己的思想，认为“既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也受到了东方的影响”〔8〕。应当说他的自我分析是正确的。 受双重影响这在东方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中间（如甘地）也是普遍的现象。就曼德拉而言，大体可以把他的政治思想的基本点概括为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之上的民族主义。如上所述，他还受到了西方教会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相对于黑人中间“把白人赶下海去”那种偏激的民族主义，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是温和的。同时，曼德拉的思想是开放的。他说：“我必须自由地借鉴西方和东方的东西。”〔9 〕这使他的政治思想不断丰富、不断提高，进而摆脱了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窠臼，成为一种得到了泛化的民族主义（本文第四部分中将加以论述），从而为投入南非反种族主义斗争做了最基本的思想上的准备。
二、斗争目标
曼德拉的斗争目标可分为直接目标、根本目标和长远目标。
直接目标是反对南非白人政府所制定、实行的各项种族主义立法。南非白人政权，特别自1948年国民党上台之后，全面推行种族主义政策， 为此颁布了多项种族主义法律。 其中主要有《土著居民土地法》（1913年）、《人口登记法》（1950年）、《种族居住法》（1951年）、《通行证法》（1952年）、《班图教育法》（1953年）、《班图自治法》（1959 年）以及为镇压人民反抗而颁行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 1950年）。
曼德拉讥讽地指出：正是这些“法律使我变成了一个罪犯”〔10〕。要反对种族隔离制度，首先就要反对种族主义的法律。对臭名昭著而又蛊惑人心的《班图自治法》，他认为这并不是给非洲人真正的自由和独立，而是把他们分割成一个个部落，阻碍他们的发展和民族觉醒，并使他们永远受白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奴役。对《班图教育法》，他批驳它是为了培养非洲人“永远屈从于白人的大脑和心灵”〔11〕。曼德拉和战友们曾一道力图通过宣传动员工作使广大群众起来反对《班图教育法》，抵制班图教育。1952年“蔑视运动”则对种族隔离法构成了最直接有力的冲击。曼德拉在这场运动中任全国志愿者主席。当时有大批参加者故意违反禁令，进入公共场所中的白人区，结果有8500多人被捕。除此之外，曼德拉等非国大领导人还进行了反《通行证法》等许多反对种族主义法律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矛头虽然常常指向个别种族主义法律，但却关系到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全局。通过这些面对面的斗争，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反种族主义的阵营也壮大了。
根本目标则集中于政治方面，即要求与白人一样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并最终以“一人一票”的政治口号表达出来。种族主义的压迫是全面的、成体系的。曼德拉深知必须在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商业等各个方面反对种族主义。但他坚定地认为“最关键的斗争是在政治领域”〔12〕。“首先，我们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没有它们，我们将永远处于无能力的状态。”〔13〕当有人批评1961年5 月的罢工没有涉及黄油和面包时，曼德拉对此表示了异议。他认为这场运动不是局限于眼前利益，而是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这正体现了反种族主义运动在政治上的成熟。对于南非政府80年代的一些改革，狱中的曼德拉反驳说，它们“只涉及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而“中心的问题是政治平等”〔14〕。这突出表现在实行“一人一票”。而作为南非总统的博塔虽然答应可以实施象征性的改革，但在根本问题上却不肯让步。他说，实行“一人一票这个国家就完了，永远完了”〔15〕。可见曼德拉抓住了斗争问题的要害。他为反种族主义斗争规划了根本的斗争目标，几十年的斗争始终围绕这一中心展开，从而提高了斗争水平。
斗争的长远目标，实际上是曼德拉对未来南非社会的政治构想。他经过分析，认为南非的情况与非洲其他国家不同，各种族都已在南非扎下了根（其中包括黑人、混血人、印度人和白人）。因此，他追求建立的新南非的国家权力将归全体南非人，既是不分阶级的，也是不分种族的。1955年“南非人民大会”制定的《自由宪章》系统地反映了他的观点（曼德拉虽不是制定者，却是坚定、热烈的拥护者）。《自由宪章》关于未来南非种族和解、平等、团结及共同掌权的设想，成为联合南非各种族、各集团组成统一战线的思想纽带。同时对于打消白人顾虑、推动白人和平交权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它鲜明反对种族主义、部族主义、分裂主义的倾向也为建设新南非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
三、斗争策略思想
曼德拉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实践家，在斗争策略思想方面最充分展现了他的政治才能。以下分三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述。
（一）曼德拉在斗争中采用的是压力战略。这一战略贯穿于他进行的斗争的全过程。压力战略的实施源于南非的国情。在南非，白人居民已在当地居住多年， 并同其他种族一样也已经扎下了根。 “欧洲人占18%，是个相当大的少数。”〔16〕而且白人拥有南非大部分的财富，掌握着强大的武装，控制着政权。因此考虑到实际力量的对比，彻底推翻白人政权是不现实的，而与白人的全面直接对抗只意味着两败俱伤的内战。在这种背景下，曼德拉选择了压力战略可以说是现实的明智之举。
1949年在“青年联盟”的推动下，非国大通过了《行动纲领》，决定改变以前单纯通过和平请愿等合法的消极抗议活动，转而采取“积极的行动”。这一斗争方式转变的根本之处在于“不再依靠白人良心的发现，而是通过施加压力迫使当局承认我们的要求”〔17〕。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非国大先后发动了1950年5月全国性的抗议示威游行、 1952年6月的“蔑视运动”以及1961年5月的“呆在家里”运动等一系列斗争。曼德拉企图利用黑人在经济上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非欧洲人在人数上的压倒优势，通过和平的方式，造成巨大的声势和压力，迫使白人作出让步，促使种族主义政权改变自己的政策。
但在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惨案之后， 在非国大和泛非大被宣布为非法并被取缔之后，和平斗争的机会和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等人毅然决定突破非暴力的传统限制，成立了“民族之矛”组织，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当时可供选择的有四种斗争方式：破坏活动、游击战、恐怖活动和公开革命。曼德拉最后决定采取破坏活动的方式，这固然是出于避免杀伤生命、把种族仇恨限制在最低限度的考虑，同时更主要的是基于压力战略的性质。曼德拉强调争取不采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政府，而只是促其改变政策。他希望通过有计划的破坏吓跑外资、造成南非白人政府的经济困难，同时鼓舞人民的士气，推动群众实施更大的政治压力。由于未取得预期效果，后来武装斗争又有向游击战转化的倾向。但非国大领导人自始至终强调武装斗争只是全部政治斗争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属于后者的，即武装斗争在总体上是为压力战略服务的。这种战略与中国、阿尔及利亚等国争取民族解放进程中的武装斗争显然有很大的区别。
在开展暴力斗争的同时，曼德拉还一直向政府呼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非国大曾先后向历任南非总理马兰、斯揣敦、维沃尔德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在进行武装斗争之后，曼德拉仍表示：“我们都还存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暴力的传统，把谈判作为解决争端的一种手段。 ”〔18 〕1985年他在狱中接见英国贝塞尔勋爵时仍表示，如果政府给非国大以合法地位，按它的方针举行谈判，它将宣布停战。由此可见，非国大在正面施加压力的同时总不忘呼吁谈判，这种两手策略，正是压力战略的关键所在——“压”是为了谈判。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后来历史证明：正是国内外压力使南非白人政权陷入无路可走的绝境，使之被迫与非国大谈判并达成了最终的妥协。这一胜利可以说是压力战略的胜利。
（二）曼德拉实行的压力战略采取的是渐进的形态。这同样是取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曼德拉曾公开表示：“非国大当然并不期望通过简单一击就可以迫使政府改变政策，从而取得胜利。”〔19〕在他看来，斗争是长期的（无论是采取非暴力的形式，还是在引入暴力之后，他都着眼于长期斗争），也是渐进的。对于议会选举，他认为如果选举能使新上台的政府稍稍开明就是有益的。他还曾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允许黑人参加议会，哪怕逐步增加议席，他也会接受。
采取渐进的形式除了由于敌人的强大以外，还由于群众的觉醒、组织和联合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所以曼德拉力求从解放斗争的全过程上去把握某一运动或事件的意义。1952年的“蔑视运动”和1961年5 月的“呆在家里”运动都由于政府的高压手段而遭受挫折，但曼德拉看到前者使非洲人受到了政治锻炼，非国大成员猛增，威望提高，后者则体现了良好的组织、宣传工作和斗争走向政治成熟。他为这一切而感到欢欣鼓舞。
曼德拉对斗争演进的清醒估计进一步铸造了他顽强的斗争决心和坚韧毅力，他坚定地领导人民，历经千难万险，积小胜为大胜，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最后的燎原之势。
（三）在具体的斗争手段上，曼德拉采取灵活的态度，主张形式的多样化，强调随机应变、因人而异。南非社会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多阶层的社会，传统文化多样，群众组织相对分散，从而使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在背景、水平和形式上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特点。曼德拉强调斗争方式的多样化正是建立在对这种特点的分析和把握之上的。
曼德拉早在1952年就指出：“我们所从事的民族斗争的特点决定了希求绝对一致的斗争方式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20〕为了纠正斗争中的教条主义倾向，1958年4 月他还特地撰写了《我们的斗争需要多种策略》的文章。前面曾提到曼德拉并不一般地反对参加选举，相反，他表示：“我们一定要利用议会的讲台来推进南非走向民主和进步的进程。”〔21〕但他并没有陷于非暴力主义的泥沼，当和平斗争走不通时，曼德拉就毅然抛开了非国大长期严格遵循的非暴力的传统，转向了武装斗争。在此之后，他仍表示尊重卢图利酋长、马修斯等致力于非暴力斗争。他认为南非斗争的目标很多，而每一个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可以在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内进行斗争。〔22〕在强调开展坚决的武装斗争的同时，他也强调群众运动，他认为只有在前者形成的“铁锤”和后者构成的“铁砧”的夹击下才能粉碎种族主义政权。正是通过倡导斗争方式的多样性，他把不同种族、民族、阶层的人们的分散斗争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方向一致的压力，从而使压力战略屡获成功。
四、组织思想
本文拟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论述曼德拉的组织思想，狭义上的组织思想是指与非国大这一政治组织有关的他的独特组织模式和组织计划；广义上的则指他在发动民众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
（一）狭义上的组织思想
曼德拉无疑非常重视依靠政治组织来推进斗争。但南非反种族主义的政治组织有自己的特点：它们不像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而采取了一种“大会”或“运动”的形式，组织上相对是庞杂的和分散的。非国大也有这种传统。曼德拉创造出一种建立“子体”以推动“母体”的独特组织模式。第一次表现在“青年联盟”对非国大的推动上。1944年曼德拉等人参与创建了非国大的“青年联盟”，决心改变非国大的消极沉闷状况，把“青年联盟”变成“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智力库和发电站”〔23〕。经过他们的努力，结果成功地更换了非国大的全国主席，并使非国大在1949年接受了“青年联盟”提出的《行动纲领》，使非国大从纲领、组织到行动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青年联盟”为非国大，从而也为南非反种族压迫的斗争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另一次表现在“民族之矛”对非国大的推动上。1961年由于白人反动政府的取缔和镇压，和平斗争变得越来越困难，曼德拉决定引入武装斗争，为此创建了“民族之矛”。它执行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非国大的传统。“民族之矛”的成立是在一时无法改变非国大的非暴力传统、它的性质（履行政治职能的群众组织）及分散的组织状况之下的一种应急措施。经过一段时间，“民族之矛”的行动方式成为非国大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在推动“母体”完成了这一转变之后，“子体”又开始溶入“母体”之中。
曼德拉的组织计划同他的组织模式一样，也是根据南非的特点而产生的，有很强的针对性。非国大的组织建设薄弱，这种情况使斗争无法展开和深入，并且隐含着在合法斗争受到限制后组织陷于瘫痪、斗争无法进行的巨大危险。曼德拉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在50年代初，他就相应提出了新的组织计划——M计划。这一计划改变了以前各行其是、 难以集中领导的分散状况，也为将来的秘密斗争局面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这一计划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得到很好贯彻，但它仍保证了非国大基层组织在城镇中的存在，而未在非国大遭取缔后被破坏殆尽。这也为非国大日后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还值得一提的是，曼德拉成功地把这一经验用于“民族之矛”的建设上，把它建成了一个精干、严密的组织，从而有力保障了武装斗争的开展。
曼德拉的组织模式和组织计划对于一个缺乏组织传统的反种族主义运动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二）广义上的组织思想——统战思想
曼德拉的统战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起初，曼德拉以及“青年联盟”的其他领导人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非洲黑人身上，从思想到行动上都体现出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但在斗争中他认识到“自己单干”反映了政治上的幼稚，统战思想开始萌发。在他及其战友的促动下，互不联系甚至互相抵触的各集团的反种族主义斗争开始走向联合。1955年人民大会制定的《自由宪章》是南非多种族统一战线成长壮大过程中的里程碑。随着多种族联合斗争的发展，曼德拉明确形成了“非洲人”（或“南非人”）概念。他认为：“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皮肤的颜色，只要他们以南非为家，相信民主和人人平等的原则，都可以被认为是非洲人。”〔24〕他强调各种族平等相处，分享政治权力，把南非作为他们共同的家园。这标志着他已经从黑人民族主义走向一种得到了泛化的南非民族主义，表明他的多种族联合的思想已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曼德拉的统一战线思想除了多种族联合这一内容外，还有多阶层联合的内容。曼德拉始终认为“工人是民主运动的首要依靠力量”，但他同时强调“有必要吸收别的阶级和集团加入进来”〔25〕。他把青年学生看成是斗争的新鲜血液，而予以高度重视。对于1976年索维托学生的起义，曼德拉评论说：“没有任何事情像我们青年的起义那样证明了种族隔离政策的破产”〔26〕。他同时还注视着农民、商人的斗争。曼德拉坚信：“号召并推进每一个阶级去开展他们自己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27〕
此外，寻求国际上的支持也是曼德拉统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篇幅所限，对此本文恕不详述。
总之，曼德拉的统战思想是他的长远目标的具体体现，是斗争策略中斗争方式多样性的伴生物，也是压力战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而在曼德拉的政治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五、对曼德拉政治思想的评价
曼德拉作为南非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领袖，首先是革命家、实践家，但同时也是思想家。这表现在他为运动的胜利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他对南非社会作出了深刻洞察和正确分析。曼德拉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对南非的政治、经济情况，对南非种族、民族的实情，对南非社会的传统和特点，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等都有正确的分析和准确的把握。在此基础上，他为南非反种族主义运动确定了目标和方向（是多层次的），提出了取得胜利的途径和方式、方法，并进行了组织上的指导。所有这些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南非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甘地在南非找到了适合印度人民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方式“非暴力主义”——这一方式后来在印度本土的民族独立斗争中得到了广泛、充分的运用，而曼德拉则为南非的主体居民——黑人找到了自身反压迫斗争的方式和民族解放的道路。
相对于曼德拉本人的政治活动，他的政治思想也许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在长达27年的铁窗生涯中，他的政治活动无法继续，但他的思想却成为指引广大南非黑人在困难中继续前进的思想武器。反种族主义斗争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统战思想的胜利，是压力战略的胜利，是曼德拉政治思想的胜利。
然而，曼德拉的政治思想不但对反种族主义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还对新南非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因此可以说：“他也许不仅是反对种族主义压迫的解放运动的独一无二的象征，而且也是南非新生活道路的最重要的象征。”〔28〕
注释：
〔1〕Nelson Mandela:The Straggle is My Life （《纳尔逊·曼德拉：斗争是我的生命》），International Defence and Aid Fund for South Africa,1986,P.175.
〔2〕Iblb,P.27.
〔3〕见Johns Davis (eds),Mandela,Tambo and the AfricanNational Congress （《曼德拉，坦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73.
〔4〕Nelson Mandela:The Struggle is My Life,OP.Cit, P .164.
〔5〕Ibid,P.43.
〔6〕Ibid,P.134.
〔7〕Ibid,P.135.
〔8〕Ibid,P.176.
〔9〕Nelson Mandela:The Struggle is My Life,OP.Cit, P .176.
〔10〕Ibid,P.151.
〔11〕Ibid,P.66.
〔12〕Ibid,P.28.
〔13〕Ibid,P.180.
〔14〕Johns Davis,OP.Cit,P.171.
〔15〕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26页。
〔16〕斯塔夫里亚诺斯：前引书，第822页。
〔17〕Nelson Mandela:The Struggle is My Life,OP.Cit,P.92.
〔18〕Nelson Mendela:The Struggle is My Life,OP.Cit,P.163.
〔19〕Ibid,P.88.
〔20〕Johns Davis,OP.Cit,P.39.
〔21〕Nelson Mendela:The Struggle is My Life,OP.Cit,P.72.
〔22〕玛丽·本森：《纳尔逊·曼德拉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23〕Nelson Mandela:The Struggle is My Life,OP.Cit, P.17.
〔24〕转引自玛丽·本森：前引书，第107页。
〔25〕Nelson Mandela:The Struggle is My Life,OP.Cit, P.57.
〔26〕Ibid,P.191.
〔27〕Ibid,P.57.
〔28〕Ibid,P.1（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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