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演变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历程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是在中西方政治文化撞击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思想界有识之士继承、弘扬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并吸取了西方先进的政治学说，逐步完成了在民主观念上的转变。本文拟粗略地探讨这一历程。
一
我国封建统治达二千余年，与其相适应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它包括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封建专制政治思想以及封建专制的社会心理，并长期牢固地控制着中国社会。所谓“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认为“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①这似乎成为维系我国封建社会的自然法规。我国古代就有君主授命于天的说法，即所谓“有夏复天命”，②并赋予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③所有臣民都依附于君主，听命于君主。后来董仲舒创立天人感应说和性三品说，认为君主是圣人这性，是贤者，至尊至贵，是治者；平民百姓是斗筲之性，是愚者，卑劣低贱，是被治者，把颠倒了的君民关系蒙上一层人性的神秘色彩。朱熹进一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④认为君主与黎民百姓上下尊卑的关系是不可违抗的天理。
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是“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⑤君权至上，民服从君是绝对的，永恒的，万世不变的，视为是中华礼仪之邦立国之根本，“非此不能知天下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⑥成为支撑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
应该看到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中也具有浓郁的民本观念。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提出了“顺乎天，应乎人”⑦的主张。关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帝兴王成，未有不得民而能立邦家之基也”，⑧成为历代贤明君主的一种统治术。孟子针对夏桀、商纣之失天下，认为“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传统的民本观念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它从未超脱君主专制的藩篱，但这种“民实脊矣。君安得肥”的道理，无疑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
在封建专制统治下，触及君主尊严和歌颂普通群众的宣传，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步展开的。我国近代思想界的认识程度受着时代条件和社会心理的制约，他们自身也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但应该承认，我国近代思想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之所以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挣脱封建政治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羁绊，探求社会进步的途径和研究国家治理的良方，正是他们发掘并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民性，同时逐步吸收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从而孕育出中国近代的民主主义灿烂之花，成为我国人民觉醒和奋起进行民主革命的先导。
二
在中国近代，最早向传统君权至上、君权神授观念提出挑战的是龚自珍。他破天荒地提出：“帝若皇，其初尽农也”，⑩认为君主开始也同普通人一样从事生产劳动，与众人没有什么区别。并主张主宰天地万物的是众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至于君主是后来宗族制度的需要而产生的，“后政不道，使一人绝天不通民，使一人绝民不通天……比其久也，乃有大圣人出，天敬降之”。(11)这种看法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这种讴歌普通人在大自然中的创造能力，敢于对传统的君主万能说提出非议，堪称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萌芽之先声。
龚自珍是19世纪中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明智者，他目光犀利，敏锐地觉察到封建社会的弊端之一在于森严的君臣、君民关系，这种关系对于臣民来说，就好比“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12)这种关系对有用的人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13)造成一个国家“俄焉寂然，灯烛无光……夜之漫漫，鹖旦不鸣”。(14)他深刻地揭露了君权至上的罪孽在于“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15)这里，龚自珍所谓被捆被杀的人，还是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或官府幕僚，而不是广大黎民百姓，但他痛斥君主的淫威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危害是史无先例的。龚自珍的功绩在于勇敢地揭开了君权神授的面纱，从思想上触及了二千多年来的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引起了思想界极大的震动。
龚自珍以今文经学作为治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发展、社会的沿革和政治的变迁，主张通经致用，探求克服朝迁弊端的方案。提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认为只有革除因循守旧的思想枷锁才能使社会焕发生机。他关于“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17)的见解，对人们敢于怀疑传统的纲纪，伦理，要求变动革新，起着启蒙的作用。后来梁启超评价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18)但是，龚自珍的进步思想有其局限性，他认为社会的沿革、世道的变化，是由君主决定的，臣民只是听命于君主的奴仆。由于他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不可能完全超越君主至尊的思想束缚。
三
19世纪中、下叶，由于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而产生的西方文明，使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我国思想著名人士为之震憾，他们目睹西方社会的进步和清王朝的衰败，“梦寐不安，行愁坐叹”，同时也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曙光中受到鼓舞。列宁曾说过：“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19)早期改良派承认这种进步，，但他们只是从传统的民本思想的视角，极为审慎地对待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大多与洋务派关系密切，有的还直接参与兴办洋务，与西方世界接触较多。薛福成曾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大使，他们比洋务派代表人物更加明智地看到了学西方不在于“制造之精，兵纪之严”，而在于“以得民心为要”，(20)明确指出：“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21)他们十分赞赏西方的议会制度，认为可以广开言路，沟通上下，活跃政治气氛，清明社会风气，从而避免君位太尊。君门万里，上下隔阂，黎民百姓受尽敲诈盘剥，“虽痛心疾首，钳口侧目而无如何也”。(22)
毫无疑问，在君、民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上，他们并没有改变民众对君主的依附和君主至上的观念，认为民众的生命财产都是要靠君主的恩典，“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办之者也……民有性命恐不能保，则赖君以保之，民有物业恐不能护，则借君以护之”。(23)但他们大声疾呼民为邦本，声称“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伊古以来，盛衰治乱之机总此也”。(24)而要求君主察民情，知民隐，厚民生等，正是早期改良派能够接受并宣传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
早期改良派从西方的民主政治中，初步认识到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组党结社、咨询弹劾等方式对专制集权的制约集权的制约作用，企图借此以达到“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之民无所积其怨”(25)的目的。开始意识到清明政治，可以谋求依靠外在的压力，而不只是单纯寄希望于贤明君主对民众的体恤。可惜的是，他们未能超越传统思想的约束，只是幻想“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德诚良，意诚美矣”。(26)正是这种局限性，使他们不可能把民众推上社稷主体的地位。
早期改良派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并迫切希望参与政治。他们对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嗅觉灵敏。在赞扬和宣传西方议会制度的同时，鼓吹“君民共主”，并解释说：“民主即君主也，君主亦民主也”，(27)共主则可避免“权偏于上”，而使“权得其平”。(28)显然，这里的“民”主要是指新兴的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也不完全是西方的民主观念，而是反映了我国早期资产阶级试图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反抗时的一种妥协。
由于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力量极其单薄，早期改良派与封建势力的关系甚为密切，在思想上又深受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因而他们的斗争软弱无力，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没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口号，甚至害怕真正的民为主，认为“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29)他们还担心，过分开放言路，会形成种种邪端异说，失控的组党结社会导致朋党角立，各挟已见，任情弹劾，开攻讦之风，乱社会风尚，而大伤国家之元气。这正反映了早期改良派在中西方政治文化碰撞过程中极其矛盾、复杂的心态。
四
19世纪90年代，清王朝的统治日趋衰败，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屡遭失败，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知识界强烈的反响，掀起了广泛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此时西方的政治学说开始在思想界流传，并逐渐成为他们用来与传统政治文化、伦理观念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其时，舆论方面出现了“唯天生民，各具赋畀”(30)的口号，提倡民为贵、民为主、君主是民众之公仆。所谓“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31)“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32)从而把两千多年来被颠倒的君民关系颠倒过来，反映了此时思想界接受西方政治学说之后在认识上的一个根本变化。维新派以崭新的价值观论证君民之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是主体，是人民推选君主，君主不得主宰民众。他们明确提出：“国者，国民合众为之，非群所得私有也”，(33)谭嗣同说得更为明白：“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民对君可以共举之，也可以共废之。(34)这一观念超越了早期改良派的认识，即不再把民本作为巩固君主专制的一种手段，而是要求把民从专制主义的牢笼中解脱出来作为社稷的主体，并赋予其民主权利，表明了这时思想界在认识上已经接近于近代民主思想的核心。
维新派认为我国生民的聪明才智被压抑，民族心理的自卑自贱，民族素质的苟且低劣，皆由于君主操纵着平民百姓的苦乐生死，把他们视为犬马土芥，使人们失去了平等和自由。封建专制制度涂锢天下之人心，尽窒生民之灵思，扼杀民族之生机。由此，他们在宣传天赋人权思想时，又提出了“民主之自由，天之所畀”的口号，认为民主是自由的表现形式，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保障人的自由权利的一种形式。他们大声疾呼：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主张“世法平等，则人人不失自主之权”。(35)把民主、平等与自由结合在一起，表现了维新派的民主意识已经越出了传统民本思想的雷池。
为根本破除君主专制主义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石，康有为向支配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经书提出质疑，宣称“六经皆伪”，从而触动了儒家经典的独尊地位。他们：“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36)康有为试图破除人们对经书的盲从，解除传统的理道德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这对西方民主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无疑起了扫除障碍的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说：“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两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人思想自由之涂经而已”。(37)当然，康有为的考证方法并不科学，结论也有失偏颇。他指责刘歆、郑玄作伪是“夺孔子之经，……抑孔子为传，……扫孔子改制之圣法”，因而认为“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著”。(38)其根本目的在于恢复公羊之学，改制之义，三世之说，以享太平之治，大同之乐，试图按照历史循环论把人们引向一个虚幻的大同世界。但他也于疑经违义，公然向传统观念挑战的精神，对后来思想界以举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思想解放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维新派在倡导去君统、张民权的同时，强调中国民力低下、民智未开、民德未兴，并认为尚无条件实行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39)反映了维新派在宣传上比较激进而实际上又软弱无力的矛盾。
甲午战争后，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和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对现实政治不满，但由于与封建官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自身就是由官僚地主转化过来，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软弱性这一特征。康有为在宣传讲学中言论激昂，而在上书和奏折中则十分委婉温和。他虽然宣传君轻民贵、君仆民主，但却不敢真正彻底地推倒君权，而认为“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未有贵贱无差，能全其位者也”，(40)致使维新派“主权在民”的主张只是流于纸上谈兵而已。梁启超对此作了较为公允的评论：“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指康有为—一引者）为首，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41)
五
20世纪初期，清王朝在镇压了百日维新运动之后，为维护和加强自身的统治，不得不进行一些革新，于1901年下诏书推行“新政”。清廷的革新措施主要是：1.改革军制，编练新军；2.改革教育制度，废科举、办学校，派遗留学生；3.鼓励发展工商业等。这些变革并没有挽救清王朝走向衰落、必然灭亡的命运，却培养和造成了几股制约清王朝的政治势力。新编的北洋军形成了掌握强大军事实力的北洋集团。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纷纷组织商会，并积极活动试图参与政治。特别是一批留学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头脑清新，志气不凡，又掌握了现代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一时间，聚会结社，切磋研究，创办刊物，鼓动宣传，成为风气。他们奔走呼号，情绪激昂，要求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实现民主自由。主张“挟猛烈之势行破坏之手段”，表示将“杀生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决心“前仆后兴，死亡相继……扫除专制之统治，恢复天赋之权利”。(42)邹容的被害而死，陈天华的投海身亡，不仅激发了人们的民主意识，也成为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和革命先驱。
孙中山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代表，他集中外民主思想之大成，融合了中西政治文化之精华，创立了以民权学说为主要内容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思想家。他在对世界和中国历史进行科学考察的基础上，认为神权和君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类已经进入文明时代，文明的主要标志是去君权，张民权，并认为发展民权是历史文明进步的必然，明确宣称：“民权为人类进化之极则”。(43)
孙中山总结了我国两千多年来贫穷落后、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封建专制统治下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之故。认为人类已进入科学发达、政治进步的新时代，只有张民权，才能结民心、固民力，因而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个能够稳步健全民权制度的民主国家。在他的领导下创建了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纲本的中华民国，并认为这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世界最高尚之国体”。(44)经历了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和复辟帝制的残酷现实，孙中山并没有气馁，却进一步认识到，袁世凯之流野心家之所以能够得逞，正是在于民权未张，人民没有充分享有民主权利。他深刻指出，今后中国之前途，民国之安危，也全视民权之发达程度如何。
孙中山设想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按西方模式的民治、民有、民享，自由、博爱、平等的民主国家，“国内的事情，要人民去管理，国内的幸福也是人民来享受”。(45)他把民权具体化为一国之国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建造民主大厦的工程在于教育广大人民，“必筑地盘于人民之身上”。(46)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大大超越了前人，成为我国近代民主思想之集大成者。
不可否认，孙中山也深受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但作为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有深厚渊源关系的近代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继承的主要是我国民本思想的进步内核，强调人民是立国之本，治理国家要重民，重民心，“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国家之兴衰决定于人心之向背，“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47)因而十分重视社会的心理建设和国民政治素质的提高，主张通过广泛民主思想的宣传教育，普及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训练人民的民主习惯，以适应新型的民主国家的需要。
孙中山对我国人民文化程度低下和对政治的冷漠深为忧虑，但指出造成人民“不知不觉”是“数千年专制之毒”，改变这种状况需要较长的时间和采取有效的方法。认为“共和国家，重在民治，民之自治、基于自觉，欲民之自觉，不可无启导诱掖之方”。(48)孙中山深信广大民众一旦觉悟起来，万众一心，急起直追，赶上世界文明之潮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的国家是完全可能的。
孙中山准备在用武力推翻满清专制统治之后，通过数年的教育，就可颁布宪法，选举总统，实行宪政。由于我国的国情是封建势力太强，资产阶级力量太弱，归根到底是缺乏现代民主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孙中山关于民主政治的理想未能在我国实现，以后又为蒋介石所背叛。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把民主政治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邓小平在谈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49)不仅指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历经坎坷的历史根源，也深刻揭示了我国近代思想界在寻找民主，探求文明进程中步履维艰、不可能成功的社会原因。在今日之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才能使我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注释：
①韩愈《原道》《古文观止》下第322页。
②《尚书·召诰》。
③《诗经》。
④《朱子语类》卷十二。
⑤转引自《张之洞劝学篇评注》第35页。
⑥《朱子全书·序》。
⑦《尚书·泰誓》。
⑧《范成大佚著辑存·论邦本疏》。
⑨《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七第97页。
⑩(11)(12)(13)(14)(15)(16)(17)《龚自珍全集》第49，12-13，34，6，88，20，319页。
(18)(37)(41)梁启超《饮冰室全集》文集第54，99，85页。
(19)《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30页。
(20)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第31页。
(21)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八。
(22)(24)(25)(26)(28)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
(23)(27)何启《新政论议》《新政真诠》第二编。
(29)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3页。
(30)(31)(32)(39)《严复集》第一册第3，36，34-35页。
(33)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徽言考》卷五。
(34)(35)《谭嗣同全集》第339，351页。
(36)(38)《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572页。
(40)《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665页。
(4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第82，567页。
(43)(44)(47)《孙中山选集》第385，116-117，171页。
(45)(46)(48)《孙中山全集》五第174页、三第326页、四第213页。
(49)《邓小平选集》1975-1982，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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