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燕[1]2015年在《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文中认为政府与市场关系是长期以来的世界性话题,随着时代发展,理论界众说纷纭,派系层出。环视当代中国,自1978年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叁十多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依靠政府强制之手与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日益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焦点问题。如何实现强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之转变,是中国经济改革之重任,任重而道远。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以1927-1937年民国建设为例,阐述民国十年黄金期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政府适时的正确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对民国十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与总结,为当代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价值。围绕核心观点,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选题价值、文献回顾、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文献综述部分,通过对民国十年经济发展与发展原因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指出已有研究对1927-1937年民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认识不足,未能准确解读这一时期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推动历史发展的事实,亦未能准确解读好政府与国家资本、民营经济等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已有研究或仅肯定市场作用,无视政府当年以强制性制度供给在诱致性市场创新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土地改革中回避租佃制度优化实为农业发展的较优选择,故本文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诱致性市场创新相结合的视角,全面阐述与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在战乱年代推动的农村改革。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部分,概述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史,并指出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其张力的施展必须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与历史传统;基于政府与市场理论之研究视角,归纳本文核心观点,同时明确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最后提出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中国现代化的内外危机及其发展模式转型。国内危机方面,体现在国内新旧军阀分裂混战导致的政治动荡,20世纪30年代市场危机的出现与自然灾害频繁打击;国外方面,体现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世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大规模世界性战争在所难免,而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的长期存在,都加速了中国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性;理论挑战方面,为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凯恩斯主义形成与成功实践,美国与西方多数国家走出危机,并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世界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亦趋向日益成熟,对古老而落后的中国而言,是危机亦是挑战;发展模式新选择与威权政府建立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开始迈向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导向的转型,南京国民政府威权统治逐步确立,并创建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制度。第叁章为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环境创新,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供给的各项制度改新。土地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法律确认,主要资源及矿产所有权的明晰,财产登记的法律保障制度完善,都推动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关税制度的革新促进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盐税制度市场化改革,废除厘金制度,促使现代税收制度的确立;废弃银两制度改用银元制度,法币政策确立现代币制,四行二局的国有银行制度之形成,推动南京国民政府迈向金融国家资本道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项法律措施,鼓励工业科技发明创新,支持农业科技与技术改良,完善人才引进与培养制度,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广泛引进留学归国人才参与国家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等,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发展对外贸易,以协调工商业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发展,支持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制度改组,创建农会制度,支持民间建设力量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推动民间组织服务经济发展功能之发挥;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农业复兴运动,租佃制度优化改新,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资源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制度的改进,促进农村秩序的恢复与城乡协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全方位制度创新,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制度的有效性有限,但总体上适应了时代需要,为经济恢复发展奠定基础。第四章为政府主导下市场的互动与多元创新。土地与主要资源的确权实现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多元流动,主要资源国有化经营,企业资本集中化加速;税制金融制度创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税制现代化改善了市场交易环境,现代货币促进了市场流通,金融国家资本市场化运作;人才引进与科技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工业科技改新推动了生产进步,农事技术的市场运转与推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专家与专业人才投身工农业建设;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主要工业领域全面确立,壮大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力量,提高工业化水平;民营经济朝资本集中化方向发展,民营经济多元化发展活跃市场空间,并带动工业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对外贸易拓深国内外市场;民间组织发挥联接政府与市场的中介作用,商会维护商人利益,同业公会维持市场秩序,民间乡村建设力量投入农业教育与经济建设推动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开启对中国"叁农"问题的探索;农村改革中的诱致性市场创新,现代银行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农业合作社联接城市金融救济农村,缓解农业资金短缺,推动农业技术改良与进步,对城乡经济发展起到联动效应;小农户经济发展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上述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互动与创新,体现了 1927-1937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发展,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发展的有限性,但总体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二次经济黄金期的出现。第五章为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本文指出对于经济落后大国而言,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保持与政治稳定非常重要;南京国民政府大量采用留学归国专家与精英治国,专家精英在制度设计与决策实施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广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有利于减少制度试错成本;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动态与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政府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是必须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应依据本国国情与历史传统;农村改革方面,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是核心问题,发展农户经济与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同时注重传统文化建设。当然,民国十年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亦值得后世加以总结与借鉴。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通过对民国十年建设中,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分析,得出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正确而适时的政府调控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龙立[2]2013年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文中提出在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一直注重经济现代化。但是,政治与经济是天生的孪生姐妹,经济问题不可能通过经济手段就可能解决,所有的民族社会问题最终都需要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在世界上所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政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政治不改革,经济发展也很难实现,制度创新是现代化的巨大推动力。在全球化时代,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政治与经济相交融,全球化带来一体化,也带来了民族间的分化和碎片化,导致民族主义的复兴和张扬,而这一切问题都需要政治来进行解决,诚如亨廷顿所说:"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少数民族政治体系是国家政治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它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具有普遍性,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与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实现政治体系的现代性,少数民族政治体系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是:民族政治民主化,少数民族政治体系的结构合理化,少数民族政治体系治理能力的提升,少数民族政治体系权威的理性化,少数民族政治运行的制度化等。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漫长和充满风险的过程,在实施之前我们必须有一个宏观长远的战略规划。战略是一种选择,选择是一种智慧,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都必须要有宏观长远的规划,只有长远的宏观规划才有明确的目标,才有坚强的战斗意志,才能最终实现目标。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一个系统,都需要与外界进行交流并受环境的制约。战略规划充满风险,战略选择的制定受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对内外部环境进行精心分析,有一个宏观长远的规划,在实施的过程中才有明确的导向和目标,才能避开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应用全球化正面效应推动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所以,在全球化和少数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下,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应坚持的战略选择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一元多线"渐进变革模式、树立开放与改革的全球意识、稳定与变革之间的平衡、民族历史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点面结合的全方位现代化协调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政治现代化、吸纳及发挥新兴民族政治精英的作用等。利用全球化的外因与少数民族内因共同作用形成的合力推进政治现代化,获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政府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最终实现少数民族教育、医疗、文化、政治、生存保障等实质自由,塑造和巩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进一步巩固、发展、完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本文从全球化的角度,应用发展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交叉研究,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的理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尽量探索和洞见隐藏于现象深处的转型期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变量和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调,把隐藏在表象之下的问题"连根拔起",使它彻底暴露出来。只有先透彻地分析问题,然后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本文从国外到国内、历史到现实、东部到西部、理论与实践结合,跨学科、多角度系统分析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普遍性、民族性、复杂性、紧迫性,以期找到一条适合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和战略选择,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等叁部分组成。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的缘起、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评述,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文章的主要结构和内容,创新点和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研究的地方。正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主要介绍和论述全球化涵义、影响、历史作用,政治现代化的涵义、类型、动力机制以及全球化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梳理19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和评价。第二章,主要论述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特征,论证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和政治现代化中可能带来的陷阱。第叁章,主要论述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治理的政策和经验,与国外少数民族治理模式的对比,总结我国少数民族治理的经验和汲取教训,探索值得借鉴和传承的少数民族治理的手段和方法。第四章,论述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化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心理认同的影响。第五章,论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根据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状况的制约,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和需要着手实行的战略选择、任务,以及战略选择实现的制度保障。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现代化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的特殊性和多样化,在遵循民族——国家普遍性的基础上,必然走一条不同于东部地区的"一元多线"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并通过政治现代化最终实现全方位的现代化,实现少数民族实质自由和全方位的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少数民族从民族的社会人认同角色向民族国家认同和忠诚的政治人转变,提高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完善和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何爱国[3]2005年在《东亚发展观研究》文中认为现代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题。发达国家在反思现代化,既而改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在启动现代化,既而推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尤其引人关注,不论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本身都在寻找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最佳路径。现代化研究和现代性研究是当代学术界的研究重心所在。现代化理论是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学科理论。历史学科也不例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很成功,而东亚经济确实从70年代以来(日本从50年代中期)有了持续的高速度增长,因而对东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成为现代化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所有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都没有忽视东亚,无论是主张东亚必须走西方道路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是不认为东亚会走西方道路的各种新现代化理论、反现代化理论等,或者是反思、批判,既而主张改进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化理论,甚至是强烈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认为这个体系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以拉丁美洲为研究中心、强烈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的依附理论,也没有回避东亚的挑战。“东亚研究”在现代化研究中要么是比较研究的对象或参照,要么是直接研究的目标。这就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东亚现代化理论”,我们可以称为“东亚发展观”。对东亚发展观的研究既可以透视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侧面,也可以探索种种发展观对东亚、中国或其他正在进行或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提供理论反思和战略决策的参考。“东亚发展观”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视点。 历史地看,战后的东亚发展观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毕竟东亚发展观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经验性的依托。大体来看,可以分为叁期,20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期,“经典”现代化理论主导了东亚发展观,这一时期的西方发展问题专家几乎都认为东亚的发展道路是“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实际上是“美国化”。美国现代化模式是全球道路,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守,争论的仅仅是如何实施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西方发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性、重要性和普适性,但也要看到其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作为标准模式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现代化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推崇西方现代化模式,尤其是美国现代化模式为普世模式呢?一则,因为只有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只有美国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是经济最为发达和实力最为雄厚的现代化国家,西方现代化经验是惟一成功的现代化经验,而美国现代化经验则是现代化最为“成功”的“范例”;二则,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百废具兴,渴望实现西方国家的那种物质上的丰裕,认为只有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才能够达到;还有第叁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陈炳[4]2014年在《现代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本身就蕴含着一个“现代性”、“现代化”的基础性、互构性命题。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总体转型的时代，各领域的现代转型都要求人的现代化，即培养具有现代性的国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关于人的学科、人的实践，其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才能促进解决人的现代性建构问题，才能对“两个百年”和“中国梦”目标的实现、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更大的推动力。基于上述认识，该论文通过文献研究、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在对现代性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进程和现代性逻辑，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进程，最后基于当今后工业化、全球化的时间维度和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空间维度，论述了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现代性意蕴及其发展向度。首先，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现代性”界定问题，文章认为：从最高层面上看，现代性指的是现代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特质和属性，或者说是它的本质规定性。就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而言，在时间范畴上，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一是取决于其本身所处的历史节点，二是看不同学科对“现代”的界定。尽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确立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但作为一项特殊的实践活动，自人类社会中的阶级和国家产生之日起就有了其客观的存在形态；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都包含着一定的现代性元素，可供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从质态范畴上看，我们所坚持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建构中寻找理论根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本性使然。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根本指向于“人”的现代性，而人的“现代性”又根本体现为人的“主体性”，即人的全面发展。其次，在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历程、现代性逻辑的梳理及其批判上，文章认为：在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逻辑表现为实施主体从城邦发展为国家，教育目标从好人转变为好公民，教育方式则由日常参与蜕变为课堂教学，从古典到现代的一系列转变也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古今之争”。从其内在一致性看，“教育”与“公民”有着天然的相互关联：公民的塑造往往通过教育实施，而教育的目标则是培养合格的公民，而这都是在共同体的主导下完成的。另一方面，西方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内在的张力：服从国家的公民职责受到现代自由主义个性发展的挑战；经济社会中的职业能力比公民素养更有吸引力，从而大大弱化了公民的社会意识；在现代社会广泛发展的条件下，国家主导教育似乎也越来越缺少合法性。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至少存在叁大弊端：一是“人的主体性”的变异。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只是“消极的清道夫”而非“积极的引领者”，“好公民”与“好人”被强行剥离，自由和权利所构成的狂躁的现代性话语逻辑，导致道德贬值、信念消逝、价值危机、世风颓败。二是哲学与政治的融合倾向使西方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泛政治化的教条主义危机、纯知识化的形式主义危机、趋世俗化的经验主义危机。叁是理智与实践的层次断裂。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的是追求私欲满足和形式平等的“普通公民”以及掌握政治技能的“高级公民”。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已然堕落为“伪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技术教育和毫无高贵可言的平庸教育，最终势必变成一种助力于新型极权政治的操纵工具。面对危机，应尝试以一种“现代吸纳古典”的态度重释和重构思想政治教育。西方古典思想政治教育中包含的“德性”、“善生”、“自然正当”等观点以及“哲学教化人性”、“哲学导引政治”等观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再者，在分析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历程及其逻辑时，文章指出：近代以前，在家国一体和君权至上的体制下，作为现代性主要表征的“人的主体性”在我国一度长期缺失。在清末至新中国建立这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近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蕴含的“民权、民主、民治”的呐喊和社会治理的实践，首先建基于对民权和民主的基本承诺，在发展过程中与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相互融合，又与公民积极参与的共和主义互为联盟，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具有浓重本土特色的现代性逻辑。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余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面临着历史新阶段的挑战、自身体系建构中的挑战、现代化使命的挑战、国内外环境的挑战等等，这就要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基础上锐意创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超越发展。最后，文章基于当今后工业化、全球化的时间维度和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社会转型的空间维度，论述了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现代性意蕴及其发展向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现代性内涵及其路径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本质多层性。从个体维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政治维度上看，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任何采取所谓“中立”立场、企图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的做法都是危险的，但也要认识到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共同性、非意识形态性的一面；从伦理维度上看，教育者不能居高临下的霸权式态度对待受教育者，并在实践中积极合作，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法性之所在；从社会维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的一种软权力。二是主体多元性。在坚持国家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主体的同时，应该认识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公民和社会本身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以公民和社会的接受、内化为要旨，同时要注意发挥公民自身、社会团体、家庭、学校和工作单位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功能。叁是叙事多样性。新现代性认为，既需要关于普遍规律、科学真理、自由解放、社会正义这样的宏大叙事，也需要有关普通人日常生活特别是公共生活中的平凡叙事。思想政治教育绝不能离开社会生活特别是公共生活的实践内容，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促进个体社会人格、公共人格的最终成型。四是发展多向性。新现代性认同人类社会在普遍规律作用下发展进步的观点，但反对现代性理论对人类社会按照一个既定方向运动演化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社会发展不是单线的、单向的，而是多线的、多向的。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必须立足国情，不能以西方的的价值理念为指导，而是要坚持以完整、科学、准确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五是动态平衡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现代性构建是在批判性吸纳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性理论、中国传统的前现代性理论以及近代以来的现代性理论中某些符合当今时代发展要求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的结果。从发展向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转型具有叁个维度：价值维度上，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向；目标维度上，从“社会本位”向“以人为本”转变；方式维度上，从“封闭单向”向“开放互动”转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扎根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坚持面向世界与立足民族发展的辩证统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加强理想信念和“中国梦”教育；坚持主体性与社会化的辩证统一，加强道德法制和廉政文化教育；坚持现实性与虚拟性的辩证统一，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按照“新现代性”的基本内涵，继承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汲取民族文化精髓，批判性地借鉴和吸纳其他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元素，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超越，为现代性国民的培养、为“两个百年”和“中国梦”目标的实现做出更大贡献。
武小龙[5]2015年在《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是城市发展中的"伪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城市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掩盖在城乡经济增长光环下的城乡居民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失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二是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这一异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包括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家庭空巢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等多种形态表现。这一现象对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均有较大影响。透过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可得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城乡关系失衡。故而,本文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着力提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试图以实证为辅助的规范研究法,尝试性地建构起"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中国城乡关系应然形态的理论架构,从而为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并建构"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从叁方面展开:第一,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共生发展"的总体概貌,即"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发展指向;第二,在价值层面上,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论证了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第叁,在实践路径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地方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村社共同体重塑的乡村建设路径"叁个操作性措施。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导论。这是本文的开篇。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对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脉络展开梳理,从而提出本文研究方向。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语汇展开系统诠释,厘清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生发展之间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界定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四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共生理论:观察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共生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二元性秩序"问题,并且这种"二元性秩序"正逐步萌生出"共同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二是,阐述了 "共生理论"的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与城乡关系的契合性,共生理论构成了"共同发展"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种病态到常态的发展过程;目前"共生理论"主要集中于物种共生、生态景观建设、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应用较为薄弱;而在研究要素、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上,共生理论均与城乡关系紧密契合。叁是,简要阐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病态共生"与"常态共生",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城市偏向政策的依然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显着等方面,"常态共生"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向,这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层面的"对称互惠共生"系统。第叁章: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病态共生。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奠定本研究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一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总结出中国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叁大演变形态。二是,从实证层面对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城乡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区域整体性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失衡与严重差距;同时,对当下城乡差距程度以及波动趋势进行实证评价,指出中国城乡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阶梯性递增的趋势,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呈现波动性扩大趋势。叁是,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逻辑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遵循"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内在发展规律,而"病态共生"则是城乡关系发展至今的总括性表达,体现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以及公平效率的丧失,本质上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第四章: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内在机理"的理论解释。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为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利用"中央—地方—民众"叁层分析框架来解释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原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引入"城市偏向理论"对中央城乡关系发展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指出中央"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是城乡"病态共生"关系形成的本质原因,这种"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1978年之前的价格偏向和1978年之后的非价格偏向。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机器特性)的角度,引入"策略主义"的分析维度,指出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在城乡关系建设中的"策略行政"是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达为叁大基本策略:对"硬指标"的变通、经济短期行为、"争资跑项"的策略行为。叁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在乡村结构转型下"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建设动力不足和民众基础缺失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共生"的又一潜在原因,这主要包括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化"、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化"、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化"。"中央的政策偏向、地方的策略行政、乡村的基础缺失"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常态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应是什么"这一问题,系统阐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首先,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阐释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其次,分别从"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维度建构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五位一体"的共生体系:一是城乡"政治共享"发展机制,包括:政治实体性资源的共享、经济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共享、规范性政治资源的共享,也即是政治权力组织的合理安排、国家财政的合理性分配、政策制度的合理性设计;二是城乡"经济共荣"发展机制,包括:城乡土地收益共荣机制与工农业发展共荣机制,也即是"土地发展权同等、权属利益均等、国民经济合理分配",以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叁是城乡"文化共融"发展机制,这主要从"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记忆"叁大层面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以促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真正共存与融合,从而带来城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发性秩序;四是城乡"社会共建"发展机制,包括:官民合作共建、民众集体行动共建,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居民的合作参与来推进城乡社会民生事业的共生发展;五是城乡"生态共治"发展机制,这一机制以生态型政府为建构基础、以合作式治理为建构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参与来达成城乡生态合作善治关系与永续性发展。第六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践路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怎么做"这一问题,旨在阐明具体的发展策略。一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以及践行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城市市场(共生界面)的引导、以及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支持。叁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中央、地方、乡村的衔接来共同推进,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包括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打造"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方略、寻求"合作化"的城乡融合新模式;地方层面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包括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转变、以及建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乡村层面的村社共同体重塑路径,包括强化村社权力以应对"权威空心化"、吸引人才回流以应对"人才空心化"、塑造村社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应对"合作空心化",当然,还有必要在"城市包容乡村发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城乡共同体",以此来促成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学讨论,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强国家的治理、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李培文[6]2003年在《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问题应该说是一个老而常新的问题。在人类二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总是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经历了“守夜人”、“看得见的手”、“市场失灵弥补者”、“市场的伙伴”、“企业家政府”等多次变革。每一次政府角色的转换，既适应了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同时也反过来推动了现代化的巨大发展。适时转换政府行为已成为现代化正常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世界不同现代化模式的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政府行为是影响现代化进展的关键变量。 把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放在世界现代化进程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可以辨别出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特殊意义和政府行为的合理取向。 西部农村是目前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西部农民是中国最贫穷的社会群体。西部农村现代化滞后已严重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国际局势和中国加入WTO、市场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国内形势，如何才能加快西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这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全局和我国能否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大问题，也是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但这一方面系统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欠缺。 选择《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这一论文题目，就是探求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加快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有效途径。无论是从选题本身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来讲，还是从其研究所涵盖的理论探索和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而言，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迄今为止，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制度约束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加入WTO的背景下，对中国落后地区现代化中政府的作用及其限度问题的系统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欠缺，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守夜人”理论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弥补“市场失灵”等理论，都不完全适宜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的现实，不能很好地解释和指导今日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的作用和行为，需要作一些新的理论探索。本文的研究就是一种尝试。这种研究可以丰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府行为理论和区域发展理论。就实践意义而言，当前西部农村现代化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挑战与机遇并存。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及西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部地方政府进行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并使政府行为能在一个科学、制衡的制度框架内受到约束。这是加速西部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所以研究西部农村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就政策意义而言，对西部农村地区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定位，提出提高政府行为有效性的途径和措施，可以为各级政府的西部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本文明确提出了在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要以“有效性”为基准进行政府行为的定位，实施“有限高效”的政府行为模式，并对此作了比较系统地论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是以市场合理性为基准，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弥补市场失灵。但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原则的运用，是以市场的自然演进和成熟市场经济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用西方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范围与职能界定西部农村现代化中的政府范围与职能，必须的基本前提和假设前提不能成立，无疑是将一个有待发展、有待完善、还很脆弱的市场经济等同于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新型工业化国家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是以计划合理性为基准，注重国家整体目标的实现，政府不仅弥补“市场失灵”，而且替代市场。这种政府行为模式是以强政府能力为基础的，往往会造成旨在补充、增进市场作用的干预最终变成了对市场的替代，使市场机制无法形成的情况，出现严重的“政府失灵”。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形势下，在西部各级地方政府能力普遍缺失的约束条件下，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只能以“有效性”为基准进行政府行为定位，实施“有限高效”的选择性政府行为模式，即政府根据自身能力，遵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有选择、高效率地履行其职能，实现以较少的成本投入，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避免有限资源的浪费和发展进程的反复，达到提高发展水平和缩短发展时间的目的，从而加快现代化的进程。这既可以弥补市场缺陷，又能够纠补政府失灵。 本文认为:实施“有限高效”的选择性政府行为模式，提高政府行为有效性是应对新形势的挑战，发挥后发优势，加速西部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提高政府行为有效性要求政府行为必须与其能力相适应，必须充分反映时代发展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并以政府成本—收益分析为政府行为选择的依据。政府只有将它所具有的能力集中于它能够而且应该完成的任务上，同时不断提高政府行为的 “投入—产出”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能在培育市场和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政府失灵”，从而使西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实现跨越式发展。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思路?
马超[7]2017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继承改革开放39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借鉴西方治理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与国家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现代化、求解现代化的最新成果,堪称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与优良传统,始终是我国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与“中心环节”;作为培养人和塑造人的一项教育活动,始终是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方式与前沿阵地,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发挥独特的功能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与推进,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语境与服务主题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已经很难全面系统地适应和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命题由此而生。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是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自身现代发展的理论尝试与实践探索,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紧迫性、前沿性研究课题。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综合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规范与经验相结合、系统论分析和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内在关联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和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核心要素与关键变量,力求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体系,强化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与功能保障作用。具体而言,论文研究在结构安排上主要分为五大部分七个章节:第一部分:研究的简述介绍,即第一章内容。主要介绍文章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以往研究成果、论文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等,形成对文章的整体性概括。第二部分:研究的理论逻辑,即第二章内容。主要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词源进行考证并准确界定其概念,分析其本质特征与重大意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基本特征与重要功能进行全面解析,并以此为基础,深刻揭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性,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重要性,为后续章节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叁部分:研究的历史逻辑,即第叁章内容。主要梳理和归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古代儒家、法家、道家等主要学派代表人物关于国家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思想观点,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关于国家治理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统领”功能与“思想管理”功能的理论成果。这些思想观点与理论成果直接或间接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提供重要指导、启示和借鉴。第四部分:研究的现实逻辑,即第四章内容。主要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面对复杂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环境,缺乏学科体系系统潜质研发的支撑,受到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消解,已经滞后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必须进行自我调整与转换。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新的现实召领、国家多元治理主体能力培育的现实需求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的政策制度保障等,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提供重要机遇与可行条件。第五部分,研究的体系逻辑,即第五、六、七章内容。主要坚持以创新意识与体系意识为导向,在对上述现实困境与转换机遇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尝试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体系,主要包括其转换机理、内蕴价值、实现路径等内容。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本质在于批判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要素结构的系统性升级与客体性服务的价值实现,旨在使自身富有鲜明的治理特色,建构现代“思想治理”功能,彰显其在整合与净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解读与传播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价值理念、培养与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素质中的重要价值,并从创新发展理念、优化社会环境、夯实学科体系、建构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探索其实现路径,推动其螺旋式升级与渐进式发展。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命题,是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时代主题,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理念、运行规律与战略需求开展功能转换工作。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高度的理论自觉性与实践探索性推进其稳步有序实现。
唐兴军[8]2016年在《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嵌入性治理是强调国家、行业协会与企业(市场)在坚守固有边界的同时又相互嵌入,这种嵌入既有源自国家的自主嵌入,也有因行业协会要求与依赖下的被动嵌入,二者在形式上相对分立,职能上交互嵌入的行业治理新模式。论文认为,嵌入性治理较之于传统管理模式,具有诸多优势,解决了以下几个现实问题：首先,通过政治嵌入行业协会之中,发挥行业协会在产业发展与转型、市场自律与调控中的积极作用,避免了国家直接干预行业企业的弊病,消除了国家“越俎代庖”的职能越位与错位等不和谐的市场治理方式,构建起现代柔性的市场调控手段；其次,国家通过组织、制度与利益嵌入,与行业协会建立起共生关系,消除了社会经济精英主动挑战执政党与国家权威的动力；再次,由于国家嵌入行业协会,并逐步内化到行业协会的组织肌体之中,增强了其汲取市场社会资源的能力,增加了国家社会互动的机会,夯实了执政党与政府的社会基础；最后,嵌入性治理能够更好的整合行业信息,减少信息在权力系统中传递的时间与失误,降低行政成本,有效缓冲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摩擦。国家主要通过叁种路径嵌入行业协会之中：一是制度嵌入,即国家依靠公共权力的强制手段与法律制度规训,实现对行业协会监督管理、引导规制的目标,制度嵌入的最优状态是行业协会治理的法治化；二是组织嵌入,即执政党和政府将组织植入并内化到行业协会之中,通过人员安排,组织架构、价值引领来实现对行业协会的引导与控制；叁是利益嵌入,国家通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政府购买服务等经济利益诱导,促使行业协会朝着有利于国家政策的方向发展。叁种嵌入机制之间互相联结,相互增进,继而为嵌入性治理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制度嵌入一方面为行业协会的存续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增进了行业协会内部的规范化治理,促使行业协会积极有序地参与行业发展规制与自律；组织嵌入有利于行业协会的组织架构与国家—市场体系有机衔接,通过执政党与政府的组织植入,确保行业协会行动方向与国家治理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增强行业协会的利益聚合与表达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嵌入有利于夯实执政党与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增强执政党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利益嵌入则是行业协会拓展公共空间,获取自身发展的经济资源的重要渠道。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利益嵌入行业协会之中,有助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政策的实施与贯彻。从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的个案研究发现,国家嵌入对行业协会的合法性地位、组织结构、社会资源的汲取产生了积极的形塑作用,国家通过制度、组织与利益等路径嵌入行业协会之中,行业协会依据自身及行业企业的利益诉求进行策略性行动。通过互动交汇,行业协会原有的自主性逻辑以反嵌入和妥协的形式纳入到国家治理中。基于资源依赖与合法性追求的动机,行业协会对行业企业和国家产生双向依赖的形态,嵌入性治理体现了权力行使过程的一种转化,即国家在社会之上行使权力转化为通过社会行使权力。但是,国家作为嵌入主体,行业协会作为嵌入客体,双方在深入和持久的互动博弈过程中,国家往往通过调适嵌入方式以试图加深对行业协会的嵌入层次和程度；而行业协会为获得合法性地位和行政性资源,不但乐于接受国家的嵌入,而且借助政府等公共权力资源对政府职能进行反嵌入,进而形成一种相互型塑、联动嵌入、协同治理的网络格局,但是双方没有边界的互嵌将导致嵌入过度,最终导致行业协会的组织趋同僵化、治理绩效低下,因此适度嵌入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国家适度嵌入行业协会的实现有赖于嵌入机制的优化与改善：在制度嵌入方面,建立适度的规制与宽松的制度环境,减少对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的微观干预,为行业协会的发展构建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制度供给要以制度需求为基础,防止制度供给过剩和制度网络过密。在组织嵌入方面,规范执政党与政府等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厘清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与部门设置要以行业发展和会员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政府的指令或政府职能的转移为中心,避免行业协会内化为“二政府”；淡化行业协会党组织的政治职能,强化其利益整合与服务职能。在利益嵌入方面,以项目制推进行业协会治理,构建开放的利益吸纳与整合机制,同时注重提升行业协会的自主治理与行业服务能力,行业协会在参与行业治理与公共服务提供中应以服务会员企业和整个行业为中心,而不是以契合政府利益,取悦于权力部门为目标。研究还表明：嵌入性治理绩效取决于国家嵌入程度,适度的政治嵌入有助于构建良性互动的合作治理体系,过度嵌入则导致行业协会的内卷化与自主性缺失。从本原来讲,行业协会应从属于市场和社会,而不是从属于国家(或政府)。要防止国家过度的自主性扩展,需要国家行为制度化和国家权力制约化,前者依托于法治建设,后者依托于民主建设。国家的组织嵌入、利益嵌入都需要以制度嵌入为基础,改变国家以自身需求为中心吸纳整合行业利益的单向度传统管理体制,不断拓展国家与社会间的“第叁领域”,构建制度化、法治化的参与机制,将组织嵌入、观念利益嵌入逐步转向制度嵌入。这就要求国家在嵌入行业协会的过程中,坚持适度原则,通过调适制度嵌入、组织嵌入和利益嵌入的方式与程度,增进治理绩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朱昔群[9]2004年在《现代中国执政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全面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现代化。现代化正从各方面改变着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对执政党原有的运作方式和领导方式提出新的挑战。与此同时，现代化也为执政党的发展注入了有利的因素。面对政党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变化，执政党需要抓住时机，及时发现和利用现代化给执政党发展提供的有利条件，把握执政党发展的新契机，主动推动执政党的现代化，增强其执政的科学性与合法性。执政党的发展必须置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开展中国执政党发展研究，必须充分借鉴世界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必须把执政党的发展研究建立在世界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之上。因此，本文把政党比较作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从世界政党比较的角度，引入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分析中国执政党发展。全文包括导言，五章和结束语共六个部分。导言部分包括执政党现代化的命题提出及其研究意义、执政党发展理论综述、执政党现代化研究的方法和思路。第一章是执政党发展的分析框架。介绍执政党的定义、执政党的功能、构成执政系统的基本要素、要素变化与执政党发展的关系。并从政党比较的角度说明执政党发展的评判标准和现代政党的基本特征。第二章分析现代化与执政党发展的关系。说明现代化是如何改变执政党的运作环境，促使执政党谋求自身的现代化。第叁章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执政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系统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的目标和思路。指出中共必须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提高执政系统的适应性。第四章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党内沟通机制、干部录用机制、执政机制和党群联系机制五个方面分析中共执政系统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第五章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分析中共的政党发展模式，提出实现政党发展模式现代化的任务。<WP=4>结束语 对全文的主要结论做一个小结，并对本文的两个核心概念“执政党发展”和“执政党现代化”做最后的说明。
王剑敏[10]2006年在《市民社会视角下苏南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社区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性空间,以“市民社会”的话语体系作为中国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研究的新视角,通过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梳理,在吸收社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社区政治发展的概念和内涵,深入剖析了社区政治发展与市民社会建构的内在关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又以苏南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为实例,着力论证了苏南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的结构性驱动力——社区参与以及苏南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的核心话语——社区自治,并就其对于市民社会建构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本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六章:第一章,政治发展与社区政治发展;第二章,城市社区政治发展:市民社会的新实践;第叁章,苏南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的历史透视;第四章,苏南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的结构性驱动力——社区参与;第五章,苏南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的核心话语——社区自治;第六章,结语。本论文在研究方法上采取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主要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政治学领域的民主化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学领域的社区研究方法,具体采用了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等研究手段。本论文的主要观点如下:在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下,民主政治已经成为全球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全球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政治领域里发生的变化和进步,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政治民主化。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发展,必须形成一个市民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与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我国当前的市民社会与西方成熟的市民社会相比,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权力历史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以新教的禁欲主义伦理精神为先导的世俗化。这种世俗化作为政治文化的发展标准之一并不适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有各自据以维持共同体生存的政治文化传统。二元政治结构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它决定了中国政治运作的轨道、方式、特点和方向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它决定了我国市民社会的形成不能不带有一定的自觉性、建构性和计划性,同时不会出现尖锐的阶层冲突和社会动荡。
参考文献：
[1]. 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D]. 周海燕. 江西财经大学. 2015
[2]. 全球化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现代化的战略选择[D]. 龙立. 南京大学. 2013
[3]. 东亚发展观研究[D]. 何爱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4]. 现代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D]. 陈炳. 苏州大学. 2014
[5]. 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D]. 武小龙.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6]. 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 李培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3
[7].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研究[D]. 马超. 吉林大学. 2017
[8]. 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D]. 唐兴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9]. 现代中国执政党发展研究[D]. 朱昔群.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10]. 市民社会视角下苏南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研究[D]. 王剑敏. 苏州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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