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吕宁和他的“总统内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阁论文,总统论文,吕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魏玛德国；布吕宁；总统内阁
魏玛共和国，这个德国历史上议会民主制的首次尝试，只经历了短短的14个年头便寿终正寝了。这一民主制度过早夭折的原因何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的史学家们就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不约而同地把研究重点集中到布吕宁和他的“总统几阁”这一课题上。人们大多认为布吕宁引发了魏玛共和国的解体，称他为“德国民主解体过程中的第一位总理”①。他们指责布吕宁用“紧急法令”破坏民主议会体制，从而加速了魏玛的崩溃，并最终导致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攫取政权。更有甚者把魏玛共和国的“死亡时刻”提前至1930年，因为在这年的“九月选举”后民主制度已不复存在，残留的只是为希特勒开创先河的兴登堡的独裁专政②。但也有少数人为布吕宁的“总统内阁”辩解，称布吕宁推行的政策是“拯救民主的最后尝试”③。总之，人们对布吕宁的“紧急法令”及其本人看法不一，毁誉并存。本文试图通过对布吕宁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剖析来揭示其“总统内阁”的实质，探讨其对魏玛民主政体的危害。
一、“总统内阁”的产生和它的运作
“总统内阁”能够在三十年代粉墨登场，并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而是与魏玛共和国这一“多党制国家”内部危机四伏的政治氛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经济和政治矛盾空前尖锐的必然产物，也完全符合德国历史政治发展的进程。追本溯源，其产生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以社会民主党人米勒为首的大联合政府在突如其来的世界经济危机面前才穷智竭、束手无策。1929年10月，起自美国的经济危机以势不可挡之势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资本输入的德国以致命性打击。工业萎缩，农业减产，进出口贸易一落千丈。由于工矿企业开工不足，大批工人被逐出厂门，踯躅街头。到1930年2月止，全国失业人数已达350万，并以不可遏制之势继续增长。为消除因支付失业救济金而出现的巨额赤字，平衡国库，米勒政府决意提高税收或者减少社会支出。1930年3月27日，在讨论政府这一提案时，国会各党派发生激烈争执。迫于这一形势，米勒总理只得于3月28日引咎辞职。魏玛共和国最后一届大联合政府在这场由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中拱手让出了政治权力。
第二，国会内各党派都心甘情愿地自动退出政治舞台。长期以来，各政党在国会里唇枪舌剑，沉湎于无休无止的你争我斗，可是谁也无力占据上风，谁也不能驾驭德国这条航船按照自己的意愿驶向前方。相反，政府频繁更迭，国内形势动荡不安，行驶于风雨之中的这条航船随时都有被巨浪吞没的危险。这一切使各党派对议会民主失去了信心，对毫无意义的党派斗争表现出极大的冷漠和厌倦。它们已不再有力量和信心“……超越支持它们的集团的互相矛盾的利益，使一种能作出妥协的非教条式的国家意识发生作用。”④特别是一直作为中流砥柱的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多次组建政府，但是无力左右政局，始终是勉为其难，最终对继续执政彻底丧失信心。尽管他们也意识到大联合政府垮台后他们的党将不能像以往那样对政府的组成施加影响，但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补救行动来挽回这一损失，而是听其自然，自动放弃了再次组成大联合政府的可能，心甘情愿地把执政党的宝座让位他人，从而使议会民主制失去了继续生存的基础，为右派势力执掌政权创造了条件。国会内第一大党尚且如此软弱，其它的资产阶级政党更无回天之力，它们也纷纷退避三舍，拱手交出迄今为止一直行使的政治权利。
第三，左派政治势力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极度软弱为右翼极端分子乘虚而入提供了大好时机。魏玛共和国虽然废除了半专制主义的君主立宪政体，但其民主制度的根基是相当脆弱的。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残暴的君主政体主义者的无耻谎言到处流传，旧的专制主义思想在继续毒害着人民。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和各种矛盾的尖锐，这些反动势力纠合在一起，发起了对民主政体的总攻击。特别是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和极端主义分子，他们利用民主政体的弱点和劳动民众的困苦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用恶毒的语言咒骂议会民主，用欺骗的手法拉拢群众，从根本上动摇了民主政体的基础。在诋毁议会民主制的同时，他们叫嚷要废除民主政体，恢复传统的君主政体，推选一位“铁腕人物”出来“维持秩序”，结束国会内各党派相互争斗的混乱局面⑤。把持报业康采恩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右翼领袖胡根贝格，为主张“保守革命”的理论权威们提供舆论阵地，奏响了一曲攻击自由主义和议会民主的大合唱，为极端主义思潮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⑥。
其实，早在大联合政府垮台和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重大突破以前，垄断资本和容克地主利益的一小撮代表人物就已蠢蠢欲动，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策划反议会和反民主的阴谋。具体地说，从1930年年初开始，总统兴登堡和他的亲信，以施莱歇尔为首的国防军领导，资产阶级右翼势力以及垄断寡头和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就勾结在一起，有步骤地剥夺国会的权力和排挤社会民主党。尤其是擅长玩弄权术的施莱歇尔，早在1929年复活节前后就与兴登堡的秘书迈斯纳沆瀣一气，密谋组建一个反议会民主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兴登堡内阁”⑦。他们秘密召见当时担任中央党国会党团主席的布吕宁，告诉他共和国总统已无意容忍批准了“扬格计划”的米勒政府继续存在，并将以一个彻底右转的新内阁取而代之。如果布吕宁愿意领衔组阁，那么可不必考虑国会中席位的多寡，因为总统将授予新内阁宪法第48条，即“紧急法令”颁布权，并视需要解散国会。在布吕宁作出彻底右转并把社会民主党挤出国会的诺言以后，施莱歇尔便建议兴登堡任命布吕宁为新政府的总理。
由于施莱歇尔已铺排在先，米勒辞职两天之后新内阁就已组成亮相。这是一个由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和德意志民主党组成的少数派政府。在政府声明中布吕宁强调了新内阁的特殊性质：“新内阁按照总统先生授予我的委托，不受任何职合的约束……成立本内阁的目的是在最短的期限内解决大家认为所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这将是由本国会实现这种解决的最后一次尝试……政府愿意并且能够为此而采取一切符合宪法的手段”⑧。在这里，他对扭转急转直下的经济形势充满信心，同时毫不掩饰地表明他将“给总统以更多权力”，在各党派意见相左时，启用宪法第48条这把尚方宝剑，来强行实施政府的各项法令和政策，并在他认为需要的情况下，采取解散国会这个“符合宪法的手段”。
新内阁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解决平衡国家财政预算这一棘手问题。以财经问题专家著称的布吕宁于7月提出关于削减国家支出和提高税收，削减官员薪俸并对有固定收入者征高税的提案。不谙党派纷争的布吕宁天真地以为这一提案会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而没有寻求此时已准备对他的政府采取容忍态度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结果是提案惨遭否决。随后，布吕宁动用“紧急法令”强行通过提案，不料社会民主党率先抵制这一作法，要求取消“紧急法令”。这一要求得到共产党、纳粹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多数议员的支持并以236票对221票获得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布吕宁建议兴登堡解散国会并定于9月14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
9月选举使布吕宁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多数派内阁的愿望彻底成为泡影。在这次选举中，资产阶级各政党全线崩溃，希特勒的纳粹党却出人意料地获得巨大胜利。该党共获640.96万张选票，议席由12席猛增到107席，由最小的党一跃成为国会中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共产党也力量大增，获选票457.2万张，议席从54席增加到77席。面对这一支离破碎的局面，布吕宁只得寻求左翼和右翼势力的支持，可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拒绝合作，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无意支持他的政府，纳粹党对他的“在票数允许的情况下，在各州议会中由纳粹党和中央党共同组成政府”的许诺不屑一顾⑨。在处处碰壁下，布吕宁希望成灰，他的内阁空前孤立，魏玛政体也因此而元气大损。总而言之，9月选举给魏玛民主制度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它“不仅是魏玛共和国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也是纳粹党势力膨胀、通向攫取政权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⑩。
在议会民主制处于岌岌可危的崩溃边缘时，作为国会内第一大党的社会民主党却无动于衷，反而对布吕宁独断专行的作法采取容忍态度。他们采取在表决时弃权的方法让布吕宁的“紧急法令”获得通过，使得布吕宁能有恃无恐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布“紧急法令”。社会民主党无视这种作法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相反认为这种宽容大度会带来益处。为了保护自己的最后堡垒－－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德意志民主党组成并由社会党人奥托、布劳恩为总理的普鲁士政府－－免遭摧毁，他们无意与属于中央党的布吕宁反目为仇。
由于布吕宁政府得不到国会大多数的支持，只得祭起宪法第48条这一法宝，频频颁布具有法律性质的“紧急法令”，而议会民主制的职能则在短短的两年内荡然无存。国会会议由1930年的94次，1931年的42次，降为1932年的13次，同一时间内国会颁布的法令分别为92项，24项和5项，而“紧急法令”的颁布自1930年7月起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当年的5次增至1931年的44次和1932年的66次。国会形同虚设，魏玛共和国只是一个挂着议会民主的空架子。布吕宁政府忠实执行兴登堡的意志，成了名符其实的“总统内阁”。
二、“总统内阁”的经济和外交政策
布吕宁上台后，采取扩大出口、提高税收、压缩公共开支、削减工资和救济金等措施来克服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但是这些措施未能扭转江河日下的经济颓势，相反却导致了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首先，布吕宁的紧缩政策没有能起到刺激生产的作用，却加剧了德国产品的销售危机和劳动人民的大量失业。为了扩大出口，布吕宁大幅度地压低出口商品价格，使其在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可是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都为经济危机所困扰，也在采用同样的方法向海外倾销产品。另外，为克服危机，各国采用增加关税的方法阻止他国商品的流入。因此，跌了价的德国产品仍旧滞留在本国，无法插足他国市场。产品的滞销导致德国工业生产的全面下降，工厂严重开工不足，企业主纷纷解雇工人，1932年布吕宁下台前夕，全国失业人数已高达600多万，占就业总人数的43.8%。
其次，布吕宁的税收政策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剧烈恶化。米勒执政时新增的税收已达12.54亿马克，布吕宁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新税林立。单新增的啤酒税和零售税就增加群众税额达7.5亿马克，1930年6月新设的人头税和同年12月实行的烟草税，又给人民群众增加了8亿马克的税款。此外，还有危机税、独身税、就业税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再次，在捐税增加的同时，布吕宁大幅度地削减工资和救济金，更使人民群众陷入困苦的深渊。在危机期间，德国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工资下降了50%。1932年，一个职员或公务员的平均月薪仅为150马克，还不及1929年产业工人的170马克的工资。同年，失业者及其家属平均每月仅有15马克维持生计。“有的家庭仅仅以土豆维持生活，人们脸上几乎是绝望的情绪”(11)。
布吕宁的反危机措施不仅没有减轻人民群众的物质困难，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使千百万德国人陷入痛苦绝望的境地。国内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布吕宁成了名符其实的“饥饿总理”。
布吕宁对经济危机产生的严重后果置若罔闻，因为这时的他决意利用这一经济颓势来取得外交上的胜利。布吕宁认为，德国经济的糟糕状态是“强盗和掠夺者的凡尔赛和约”造成的，只有把共和国从“战争赔款的重负”中解救出来，才能从根本上振兴德国的经济(12)。受这一思想的支配，他专注于外交事务，而逐渐将国内的经济政策置于从属地位。德国虽然准时交纳战争赔款，但仍想方设法让战胜国相信其无力继续信守偿付赔款的义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布吕宁需要一个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德国。他虽然没有故意扩大危机，但他利用危机状态，置工人大批失业和人民群众的困苦而不顾，来换取战胜国对德国处境的体谅，以期引起他们的恻隐之心，一劳永逸地解决战争赔款问题。另外，布吕宁利用经济形势恶化导致法西斯势力和共产党力量迅速壮大这一因素力图使外国相信，“现在最好向德国作出让步，而不是等待民社党人或共产党人夺取国家政权”(13)。为了彻底摆脱“凡尔塞几约”的一切负担和限制，布吕宁听任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而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来阻止经济的持续滑坡。1930年度，他完全可以利用国外贷款来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但他担心经济状况的改善会使德国丧失在谈判中的优势而放弃了这一稍纵即逝的大好时机。国内的财政和经济危机成了布吕宁与战胜国商讨赔款问题的一张王牌。
而恰恰是1931年夏天，两桩接踵而来的事件帮了布吕宁大忙。一是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紧急法令”并宣告将马上停止偿付战争赔款而导致外国和本国资本大规模地流出德国，二是与奥地利信贷银行的谈判失败引起了一场严重的银行危机。债主和存户蜂涌而至，自经济衰退以来仅拥有微弱自备资本的德国银行，面对潮水般的提款人流一筹莫展。7月13日，达姆施塔特银行率先停止支付业务，其他的银行、储蓄所和交易所停业两天。国内黄金储备减少4／5，整个信贷系统处于总崩溃的边缘，预算赤字达6千亿马克的德国政府只得拔出10亿马克来恢复银行的支付能力。资本外流和银行危机对德国的经济困绕不啻是雪上加霜，但对布吕宁来说却增加了与战胜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布吕宁这种听任经济局势恶化的作法使各战胜国政府深为不安。鉴于德国危如累卵的经济形势和可能造成的严重政治后果，美国总统胡佛决定重新评估德国的赔款支付能力。在仔细地分析了德国的经济形势后，胡佛相信德国确实已经山穷水尽，无力继续偿付赔款，同时他认为，德国的财政和经济崩溃不仅会对美国私人债主和工业部门，而且将对美国的整个经济形势产生长期的灾难性后果。基于这一判断，胡佛于6月20日建议延缓一年偿付战争赔款和政府间债务，并不顾法国的反对签发了“延期偿付令”。
胡佛的“延期偿付令”吹响了中止偿付战争赔款的前奏曲。同年8月，一个专家小组在对德国的经济进行了全面考察后，认为德国在一年后仍不具备继续偿还赔款的能力。布吕宁抓住这一时机，恳求制定“杨格计划”的专家委员会再次赴德重新研究德国的赔款问题。该委员会证实了专家小组的结论，于12月底建议采取“极端解决法”，即完全取消德国的战争赔款和战胜国之间的各种债务，并将这一方案提交战胜国政府首脑讨论”(14)。
布吕宁望眼欲穿，渴望能给德国经济带来巨大转折的赔款会议尽早召开。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会议姗姗来迟，直到1932年6月16日才在洛桑举行。由于德国代表的四处游说和威胁恫吓，赔款问题专家委员会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决定让德国缴付最后一笔30亿马克的赔款，其它赔款则一笔勾消。但是由于纷至沓来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这笔象征性的赔款最后也不了了之，没有予以偿付。
布吕宁梦寐已求的外交目标－－取消战争赔款－－终于成为现实，可是出席洛桑会议的德国代表不是布吕宁，而是接替他的巴本总理。布吕宁在5月29日就已失去了兴登堡总统的信任，在“距离目标100公尺处”被解职下台了(15)。他本想在彻底解决战争赔款问题后，在国内的经济领域一展宏图，可是未等抱负施展已被削职为民。此时的他，纵有回天之力也是报国无门了。
布吕宁的经济政策给德国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但他以这空前的民族牺牲为代价换来了战争赔款的取消，取得了外交上的巨大胜利。如果说取消战争赔款符合德意志民族的根本利益，那么布吕宁对此是作出了自己重大贡献的。不过，和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是绝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紧缩政策所造成的众多社会问题使千百万劳苦民众失去了对魏玛民主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并最终投入了纳粹党的怀抱。
本文1993年2月22日收到发
注释：
①卡·迪·布拉赫尔：《布吕宁的不明智政策和魏玛共和国的解体》，当代史季刊第19期，第122页。
②阿·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史》，科隆1978年版，第211页。
③维·康策：《处于巨大危机压力下的布吕宁》，历史季刊，第529页。
④⑤⑧(11)(13)迪·拉夫：《德意志史》，中文版，第263、263、263、266、265页。
⑥卡·迪·布拉赫尔：《魏玛共和国的解体》，杜塞尔多夫1984年版，第276-277页。
⑦⑨(12)(14)(15)埃·科尔布：《魏玛共和国》，慕尼黑1988年版，第125、127、128、130、133页。
⑩《德国现代史》，朱忠武等编写，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