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经”到“二十一经”——十九世纪经学的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二十一论文,典范论文,知识论文,六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研究工程。欲探讨这个东西方学术交会冲击与裂变的议题，至少得从两个大方向进行，一是西方近代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包括体制与观念；一是传统中国学术在近代如何转变。本人一向致力研究后一议题，一方面想了解传统中国学术是否有一知识体系？一方面则探讨传统学术在近代早期亦即明清以降的变化，并试着梳理出传统学术的分化与开放的可能性。
欲探讨传统学术的变化，“经学”——这个担当传统学术中心并和政治极度结合的学术载体毫无疑问是一焦点。本文即以经学为主题，观察它在明清尤其是清代乾嘉以降的变化情形，并解释这种变化的学术意义。欲研究经学，议题与角度极之繁多。本文则把主线放在经数与经目的变化上，从历代经数与经目的变化来观察经学的学术转变意义，尤其把重点放在十八、九世纪——也就是清代中期考据学最兴盛的乾隆嘉庆道光时段，事实上经数与经目的变化也以这个时期最为剧烈。这个研究主题的意义，不仅欲指出传统经典中的正统与流派，同时也想证明在知识扩张的晚清，“经学并已不能构成单独的学术权威”，以期彰显正统之外的知识界是如何展现其活泼更新的学术论述空间。换言之，传统中国学术的变化，经典未必只在内部以诠释的方式作变迁，它很可能遭受其他邻近学科的挑战，而产生性质上的大变化。
本文分四大段：首论历代经数与经目的变化，及其学术史意义的；次论清代学者尤其段玉裁（雍正13年—嘉庆20年，1735－1815）提出的二十一经，其弟子沈涛（乾隆57年—咸丰11年，1792－1861）的十经说；再次讨论龚自珍（乾隆57年—道光21年，1792－1841）因应提出的六经正名说；最后分析段、龚两种论述的学术史意义及其影响。以阐明晚清学界重新排列经数经目，造成“经”——在十九世纪所面对的多面裂变。
历代“经数”与“经目”的变化及其学术史意义
今日学界言“六经”，经的数字为六，已是共识。殊不知这是刘师培（光绪10年－民国8年，1884－1919）在1905年《经学教科书》中提出的重要定义。
其实，经的数字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增减，同时经目在历代也每有变迁。秦、汉时有六经、五经、七经之说，唐宋以后有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到了清代更有十七经、二十一经云云。“经数”与“经目”的变易，是经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从这当中不仅可以发现所谓正统其实乃一不断变迁之概念，更可以观察出历代经学其性质亦屡屡变迁，所谓经学其一统性亦频频改写。
“六经”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天运》，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礼记·经解》所列六经，其经目也与《庄子》同。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可见汉兴之时，乐经已经失传。所以汉武帝（前156－前87）所置五经博士，没有乐经。到东汉章帝（58－88）时《白虎通》所述五经的经目是：《易》、《尚书》、《诗》、《礼》、《春秋》，也不含乐经。至于“七经”之说，大约起于东汉。盖汉代崇尚“孝治”，又推尊孔子（前551－前479），故将《孝经》、《论语》与五经并列共习，称为七经。① 在此我们看出，因为政教需要，经的内容渐次扩大，无论经数与经目都在变化。
南北朝时，经数与经目的变化更形剧烈。刘宋时，设国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经”。所谓十经是把五经中的《礼》分为三（《礼记》、《周礼》、《仪礼》），《春秋》也分为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再把《论语》、《孝经》合为一经，称为十经（其实是十一经）。
唐初陆德明（南朝梁简文帝初—唐太宗贞观元年后，约550－约627）撰《经典释文》，把经数减为九，去除了《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但值得留意的是他在《序录》里叙述经学源流时，把《老子》和《庄子》都列入经典，位置还在《尔雅》之前。显然，其背后的文化原因是唐初“上承六朝盛谈玄学之后，而唐初又昌言道教，故老、庄二子，亦与于经典之列。”② 再次反应了时代与学术思想变迁之间的紧密关系。唐太宗（599－649）贞观时令孔颖达（周武帝建德3年—唐太宗贞观22年，574－648）、贾公彦（生卒年不详，活动期公元7世纪中叶）依汉魏旧注撰定《五经正义》，颁布全国作为科举考试依据，其后又增撰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部经疏，皆成为明经考试的教科书。宋朝建立后经学复兴，太宗（939－997）、真宗（968－1022）相继诏令邢昺（后唐明宗3年—宋真宗大中祥符3年，932－1010）等校定刊刻唐代九经正义，又复位《孝经》、《论语》、《尔雅》的义疏，科举考试一律以官方正义为准。顾炎武（明万历41年—清康熙21年，1613－1682）言唐宋取士皆用九经，所谓九经是指三《礼》、三《传》、毛《诗》、《尚书》、《周易》，就是指这九种义疏。五经扩张成九经，含括的学术议题及之丰富，经学界也略有议论。此处无法详说，可参看多种经学史。唯今日吾人所见唐文宗（809－840）开成二年（837）所刻“开成石经”十二种：《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孝经》、《论语》、《尔雅》，后三者列入经则十分值得探究。盖顾炎武所言九经是指科举考试的经目，《孝经》、《论语》则自汉以来就是小学的初级读本，治经之初步阶梯。③ 因此开成石经最令人重视的应是《尔雅》正式被纳入经，立于长安国子监内。《尔雅》堪称是中国最早的字典，包含丰富的训诂知识、鸟兽虫鱼草木之名、六亲九族礼制；是汉魏以来一直被视为解经的重要工具书。唐代刻入石经成为十二经之一，虽然雅学在唐代并不发达，但纳入经并成为宋代科举考试科目，确实为宋代以后科技文化、动植物知识史的蓬勃发展开启了典范的重要基础。④ 更值得重视的是，这十二经实际上已经粗具了今日所谓十三经的规模。
宋代所谓九经是指除了陆德明（梁太平元年—唐贞观元年，556－627）去除的二传之外，再去掉《仪礼》、《尔雅》，然后加上《孟子》，遂为宋代九经。这当然也是因为理学家“孙奭及二程子表彰孟子之学也。”⑤ 到宋光宗（1147－1200）时，经数与经目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一则结合开成石经的十二经和宋儒推重的《孟子》，并为十三经，二则因为当其时刻版术已经盛行，遂有“合刻本”之十三经注疏，流传于世。从此，十三经之名遂一定不可复易，至今仍为学界共识。经数与经目在宋代的变化，其要义不仅是十三经之名的建立，更令人注目的是《孟子》被纳入经。《孟子》入经是经学史上的大事件，它转变了汉唐经解的注疏型态，开启了孔孟道统与理学型态的儒学传统，尤其和《四书》相结合之后，自宋至清延续八百年不断。
《孟子》入经，学术界以“升格”称之。⑥《孟子》入经乃一新学术的开展，始于唐代成立于北宋晚期。北宋时有两股力量上承唐代韩愈（唐大历3年－长庆4年，768－824）“原道”之说推动孟学：一是学术界程颐（宋明道2年－大观元年，1033－1107）、程灏（宋明道元年－元丰8年，1032－1085）领导的儒学复兴运动，一是王安石（宋天禧5年－元佑元年，1021－1086）熙宁变法。后者藉由官方的力量把《孟子》定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和《论语》并称“兼经”。《宋史·选举》载：
（熙宁）四年（1071），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榖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榖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次论策，如诗赋科。并以四场通定高下，而取解额中分之，各占其半。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自复诗赋，士多乡习，而专经者十无二三，诸路奏以分额各取非均，其后遂通定去留，经义毋过通额三分之一。⑦
当时科举取士分成经义、诗赋两科，两科皆须试经。诗赋科除于《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等六经传中选试一科之外还得兼考《论语》、《孟子》，之后再考赋、律诗、论、子、史、时务策。而经义科则需试两经，经又分“大经”“中经”，可兼考一大经与一中经，或两大经，但不许选考两中经。同时在初试时兼考《论语》，次试时兼考《孟子》，之后则试论、策。因此无论应试经义科或诗赋科，都得兼考《论语》、《孟子》。《孟子》已脱离了原本的“子学”之列，转而成为经试的一部分，尽管尚未有经之名，但已是入经的开端。熙宁八年（1075），科举试法有了较大的变化。为了令士子专意经术，罢诗赋、帖经、墨义，《宋史·选举》记载此一变革：
（熙宁）八年，中书请御试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策三题。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如古。”既而中书门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并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义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之三，增进士额，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之创试进士者，及府、监、他路之舍诸科而为进士者，乃得所增知额以试。皆别为一号考取，改欲优其业，使不至外侵，则常慕向改业也。⑧
至此，官方明确将《论语》、《孟子》与其他诸经并列，称为“兼经”。到了南宋陈振孙（约宋淳熙末年－景定三年，1183－1262）作《直斋书录解题》，遂将《论语》、《孟子》列入经部⑨。虽然是私家目录，但却清楚的交代了《孟子》的入经过程。并言：
前志，孟子本列于儒家，然赵歧固尝以为则象《论语》矣。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盂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杨以降所可同日语也。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为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今合为一类。⑩
显然，《孟子》入经表示道统思维下的孔孟学说逐渐建立。与六朝以来儒释道思想交融、唐代以来的排佛思想、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甚至政治文化上的华夷之辨都有密切关系。
然则，宋元以后理学大盛，影响经目变易甚重，不可不言。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四书的出现和纳入科举。南宋光宗淳熙年间，朱熹（宋建炎4年－庆元6年，1130－1200）取程颐之意编纂《四书》，取《论语》、《孟子》，加入《礼记》中的两篇《大学》、《中庸》，编成《四书章句集注》，且欲将其与五经并列。光宗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尝私论科举，提出大幅度的改法建议，《文献通考》记载此事，并言：
朱熹尝欲罢诗赋而分诸经、史、子、时务之年，其私议曰：“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返为大成。今《乐经》亡而礼经阙，二戴之礼已非正经，而又废一经之为教，已不能备。而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皆不可阙者。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使之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凡《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记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试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二道。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达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通之史，而皆可用于世矣。”虽熹议未上闻，而天下诵之。(11)
无论应试哪科朱子都认为必考《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此一举措实则是大大提升了《四书》的地位，尽管并未列入正式选举制度之中，但已为天下人所传颂。(12)《四库总目》“四书类”亦尝论及此事，并言：
《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佑复科举，古来无是名也。(13)
据此，“孟子入经”与“四书五经”列入科举考试实为两件事。早在北宋中期，《孟子》已逐步列入经的行列。《四书》成于南宋，虽是理学家最重视的文本，但真正与五经并列为考科，则要到元代了。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立德行明经科取士，并于延佑二年（1315）会试京师，(14) 正式将《四书》纳入科举第一场明经经问的出题文本，且规定采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明史·选举》载：
考试程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15)
宋代还以《论语》、《孟子》为兼经，但到了元代，《四书》反客为主，成为试经之首。《四书》的地位大大提升，优于五经之前。此后，四书与五经，敌体并立。自此，以四书五经为取士的制度沿用至清末。
至于《孟子》入经后，何时始有十三经之名？据顾炎武言：
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并《孝经》、《论语》、《尔雅》。宋时程、朱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16)
根据顾炎武的说法，十三经当于明代始立。但盛百二（柚堂，生卒年不详，清乾隆三十五［1770］年在世）《日知录续补正》则谓：
盛柚堂云：亭林谓“十三经”之名至明始立，殊未然。盖唐所谓“九经”者，《礼记》、《左氏传》为大经。文多故也，《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榖》为小经（《选举志》），《论语》、《尔雅》、《孝经》附于中经（《百官志》），名为“九经”，实“十二经”也。太和九经亦然，故晁氏《石经考异叙》即云十二经。及蜀相毌音贯昭裔（生卒年不详，后蜀谋臣）取唐九经本刻于成都，未究而国灭，但有《易》、《诗》、《书》、《左氏传》、《周礼》、《仪礼》、《礼记》、《孝经》、《论语》、《尔雅》十经。遇孙案：赵清献《成都记》“毌昭裔刻《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仪礼》、《礼记》、《左传》”，盖因竣工之次地而叙，故列《孝经》、《论语》、《尔雅》于先。晁公武《石经考异序》可证。当依本文为叙次，不当从今所定也。宋皇佑中，田况、元均补刻《公》、《谷》二传。宣和中，席益叔献又刻《孟子》参焉。《孟子》于汉文时已立博士，唐皮日休有《请孟子为学科书》，至宋时又为之疏，随升九经之列。王伯厚《玉海》云：“国朝以三传合为一，去《仪礼》而以《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又以《孟子》升经，并《论语》、《孝经》为三小经，今所谓九经也。”故晁氏《读书志》直云“石室十三经”，则其名目立于宋时也。唯以三传合为一，分《大学》、《中庸》并列为十三经，自明代使有此说。遇孙案：宋思陵御书石经，曾宏父《石刻补叙》云：“《易》、《诗》、《书》、《春秋》、《礼记》、《论语》、《孟子》凡七经。”而《元史·申屠致远传》言：“高宗所言九经石刻，是已分《学》、《庸》为二经，故曰九经。”《学》、《庸》并列为经不自明始也。柚堂先生，名百二，着有《柚堂笔谈》。(17)
据此说法，唐的九经分成大、中、小经三类，而将《论语》、《尔雅》、《孝经》附于中经，故实际为十二经。而后，后蜀相毌昭裔（生卒年不详，后蜀谋臣）取唐的九经石刻于成都，但未完成而后国灭，但留有《易》、《诗》、《书》、《左氏传》、《周礼》、《仪礼》、《礼记》、《孝经》、《论语》、《尔雅》等，共十经。宋仁宗皇佑年间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田况（宋咸平6年—嘉祐6年，1003－1061）补刻《公羊》、《谷梁》，成为十二经。到了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席益（生卒年不详，活动期公元12世纪中叶，南宋官吏）又刻了《孟子》，于是“石室十三经”完成。故十三经之名，当起于北宋年间。
据此我们不难看出，“经”和“经学”在传统学术的发展中，并非铁板一块不曾改变。其实它是随着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的价值需求，而不断改写。历代经数与经目的变化，正反映着学术内部的张力与革新，一代扩及一代。
到了清代，变化更加剧烈。康熙朝御纂的七经是：《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显然，礼学在清代极度受到重视。乾隆初专门汉学渐兴，四世传经志在存古学的惠栋（康熙36年－乾隆23年，1697－1758），他所提出的《九经古义》是：《易》、《书》、《诗》、《春秋》、《礼记》、《仪礼》、《周礼》、《公羊传》、《论语》。相较于康熙皇帝，惠栋更推崇春秋学，尤其瞩意公羊大义；把春秋和礼结合起来阐释，不能不说是惠栋经学的另一特点。(18) 纳兰性德（顺治11年－康熙24年，1654－1685）编纂《通志堂经解》亦取九经之数，但经目不同于惠栋，乃：《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四书》；基本规模还是承袭宋明旧制。至于戴震（雍正元年－乾隆42年，1723－1777）的《七经小记》，则是取《诗》、《书》、《易》、《礼》、《春秋》，外加《论语》、《孟子》；相较于惠栋的析礼为三、特举公羊、不取孟子，显然戴震的经学视域仍具有浓厚的徽学气息，异于吴学、常州二脉，当然吾人也可据此证见戴震学术理念的关怀范畴与独特进路。到嘉庆年间，沈涛提出“十经”说，他上取南朝周续之所言“五经、五纬”，号曰十经。沈涛把经数缩回为五，但却信取秦汉以来的纬书，并称其为经，不仅企图改变经的观念，也企图扩大解经的资源，令学术界对经有了较新的意图。乾嘉间，因为《夏小正》、《曾子》等的研究逐受到重视，阮元等甚至推崇曾子为孔学真传，所以《大戴礼记》地位升高。王昶（雍正2年—嘉庆11年，1725－1806）(19) 有拟纳之入十三经而为十四经者。(20) 同其时，又因为《说文》、天文、历算研究已有相当成就，遂有提议纳《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经》而成为十七经者。其中最特别的是段玉裁，这位戴震的大弟子、龚自珍的外祖父、沈涛的老师，竟然在他七十八岁的高龄提出了“二十一经”的主张。段氏主张除了十三经之外再加上《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经》等八种，共为二十一经。(21)
虽然，近代经学家多认为这些经目增演都只是“私人拟议，未成定论”，故不予讨论。事实上，这里面的含意是非常丰富的。以下就针对清儒经数与经目的增减变化，从学术史角度进行讨论。
沈涛“十经”与段玉裁“二十一经”
清代学者对经数与经目的历代变化十分敏感，知识界对此一学术现象的辩论是历代最剧烈也最多元的。主要的学者有：戴震、章学诚（乾隆3年－嘉庆6年，1738－1801）、沈涛、段玉裁、龚自珍、刘恭冕（道光4年－光绪9年，1824－1883）、和晚清的廖平（咸丰2年－民国21年，1852－1932）、康有为（咸丰8年－民国16年，1858－1927）、刘师培等。
目前看到最早且较全面整理出历代经数经目变化的是戴震。戴震在《经考附录》写了一系列经数经目变化与历代石经的文章：《汉立五经》、《唐大经中经小经》、《六经》，《汉一字石经》等；并引用南宋王应麟（宋嘉定16年－元元贞2年，1223－1296）、明顾起元（明嘉靖44年－崇祯元年，1565－1628）之言，罗列出历代所谓的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最后还自加案语指出宋代已有纳《大戴礼记》而称十四经者。(22)《经考》共五卷，是戴震早年读经时所写的扎记，不见于年谱所列著作，具体成书时间很难考定，大约在乾隆18年（1753）到乾隆22年（1757），即戴震年31到35之间，入京前后的作品。(23) 戴震这篇文字属数据性质，无多论述，但依序罗列历代经数经目的变化，还特别指出宋时已有十四经之称，经数并非止于十三，可见他已经注意到经数变化的问题，应可视为戴震早年读经的一项重要心得。
其次，特别关注到经书数字变化并提出极具批判性反思的是章学诚。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一书中特别针对“六经”之名提出澄清，他说六经一名虽出于后世，不过《庄子》书中也如此用，可见确有所本，并非捏造。但后世把《论语》《孝经》都称为经，则是一大错误，至于或称七经、或称九经、或称十三经，更是纷纷扰扰无复规矩绳墨，完全背离了《汉书艺文志》目录编辑的部次原则。(24)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完成于乾隆44年（1779），时年38。这本书的著作目的是批评当时目录学只重视目录编排完全忘了学术辨彰的任务，所以他著书声明校雠学的原则应该是——部次甲乙先须辨彰学术考镜源流，唯有学术流脉梳理清晰，之后的目录编辑才有本有源。因此他讥诋经数的历代变化绝非为了展示经学史的流变，但这种从《汉书艺文志》大脉络爬网经、史、子、文学术流辨的眼光，确实开启了日后（尤其是龚自珍）的经学流辨观念。
清儒对经数与经目提出大胆且具开创性主张的，首推段玉裁和他的学生沈涛。(25)嘉庆17年（1812）8月，沈涛致函段玉裁请为其“十经斋”作记，11月段玉裁写成《十经斋记》，同时要沈涛为他的“二十一经堂”作记，以为回馈，并言：“唯沈君知我，不敢以老自懈，其勤犹沈君也。”同月沈涛写成《二十一经室记》，称美其师：“吐教陈机，钩河摘洛，五经之学，人谓无双康成，沉沉覃思，老而靡笃。”这相互欣赏的师徒二人不仅改变了经数改变了经目，甚至改变了经的定义，其间原由值得细说。
前面提过，从经数增衍与经目变化的角度来看，段玉裁在经学史上最特别的，就是他提出了二十一经的说法，把经书的数字增加到了最高。段玉裁为何要提出二十一经呢？他说：
余自幼时读四子书，注中语信之惟恐不笃也。既壮乃疑焉，既而熟读《六经》孔、孟之言，以核之四子书注中之言，乃知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言之愈精而愈难持，循致使人执意见以为理，碍于政事，此东原先生《原善》一书及《孟子字义疏证》不得已于作也。
余谓言学但求诸经而足矣。六经，汉谓之六艺，乐经
散在五经中。《礼》经，周礼之辅，小戴《记》也。《春秋》之辅，左、公羊、谷三《传》也。《孝经》、《论语》、《孟子》，五经之木铎也。《尔雅》，五经之鼓吹也。昔人并左氏于经，合集为十三经。其意善矣。
愚谓当广之为二十一经。礼益以《大戴礼》，《春秋》益以《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周礼》六艺之书、数，《尔雅》未足当之也，取《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以益之。庶学者诵习佩服既久，于训诂名物制度之昭显，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愫然，无道学之名而有其实。余持此论久矣，未敢以问于人。(26)
显然，段玉裁的关怀在“政事”。他并不反对宋明理学的心性修为，但他认为这只是个人内在的道德意识，并不能解决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问题，要解决人生活面对的具体难题则需要具体的相关知识，唯有掌握具体知识才可避免“以意见为理”造成的个人主观判断。他特别指出这就是他的老师戴震写《孟子字义疏证》破除宋学“以理杀人”的最要目的。段玉裁把十三经扩张为二十一经，所增加者：《礼》益以《大戴礼记》；《春秋》益以《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周礼》益以《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这二十一经包含的治世知识是循名物、制度上达民情、物理，所谓：“于训诂、名物、制度之召显，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憭然，无道学之名而有其实。”不仅包含经世实学也上达天道人情。
这篇《十经斋记》是段玉裁为他的得意弟子沈涛《十经斋室初考》所写的记。沈涛把经数增加为十，在五经之外纳入五种纬书。他认为“纬”实始于太古，和“谶”同出而异名，谶杂占验，为后世所弃，纬则辅俪经书，不可弃置不论。他甚至认为七纬之名，乃源自孔子因七经而定，所以纬书含有丰富的大义微言。他自述十经斋立名之因与纬书的重要性说：
因依周续之五经、五纬之名曰“十经斋”，又欲刺取载籍中纬候之文都为一编以为阴嬉撰考，实洙泗之微言，握河括地即束序之秘宝；春秋属商感精运斗之符，与四始而共序；孝经属参援神钩命之理；偕一贯而并授，所以中垒校之于前，高密注之于后。(27)
“纬书”学界一般认为乃假托儒家经义宣扬符篆瑞应之书，相对于经书故称为纬书。易、书、诗、礼、乐、春秋、及孝经都有纬书，称为七纬。内容相当复杂，大多是附会人事吉凶预言治乱兴废，颇多怪诞之论。纬书兴于西汉末年，盛行于东汉，南朝时官方开始禁止，隋代禁之最切，隋炀帝搜天下谶纬之书尽烧之，谶纬几亡。(28) 明儒开始辑轶。因其中多记录和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字天文历法地理神话等历史知识，清儒致力尤勤，最著名的是嘉庆时刊刻的赵在翰《七纬》，同治时刊刻的马国翰（乾隆5年—咸丰8年，1794－1857）《玉函山房辑佚书》；前者恪守四库之说，严格区分谶纬，在各纬书的叙目下解说命名之旨，贡献很大。
“以纬注经”是沈涛十经说的重要理念，但他认为的注经不只是经义，还包括文字、声韵、天文、历算等古代知识。他说纬书八十一篇传自上古，有裨于声音训诂文字之学。沈涛早年曾有志收辑载籍中的纬候编成一书，虽未成就，但文集中每每引用纬书作为考定文字的重要引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考证“卯”、“柳”同字，进而引纬书证明古“刘”字作“卯”，汉代纬书的卯字就是刘字。(29) 沈涛研治《说文》，对古文字有深刻造诣。他曾详细考证《古文尚书》所谓古文究竟为何，他认为《隋书·经籍志》所载马融（汉建初4年－延熹9年，79－166）尚书注十一卷、郑玄（汉永建2年－建安5年，127－200）尚书注九卷和王肃（汉兴平2年－魏甘露元年，195－256）尚书注十一卷皆非孔壁真古文，唯独许慎（约汉建武31年－约建和3年，约55－约149）曾亲见壁中书又从贾逵（汉建武6年－永元13年，30－101）受古学，所以《说文》一书所言古文虽与当时师说各异，但他深信许书所存实乃孔壁尚书之正文。同时，他也指出《尚书纬》中《考灵耀》、《璇机钤》等篇都是孔门解释百二篇之书，多孔子微言七十子大义。因此欲恢复古文经学，必须兼采纬书并和许慎书互证，钩沈古学才有可能。(30) 他甚至标举他的尚书学是“十经斋真古文尚书学”。(31) 他引刘熙（东汉经学家，生卒年不详，约生于160年左右）释名：“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虽然《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中无谶纬，后人遂视之为伪书。实际上汉志所录图书秘记多为谶纬之书，连《史记》中也有很多载录。他更近一层指出汉志天文家载图书秘记十七篇就是纬候。纬书记录许多古代天文知识，沈涛不仅指出这个事实，还根据纬书中的资料考证汉代岁法，撰写《太初元年岁名辨》，纠正钱大昕（雍正6年－嘉庆9年，1728－1804）、孙星衍（乾隆18年－嘉庆23年，1753－1818）的错误。(32) 沈涛把纬书重新纳入经，他的目的是“永宏秘经，考信六艺”，(33) 不仅发金匮之遗书，同时也开启了研究经学的新源头，使经之考古文献与经义阐释不限于六种（或十三种）文本。这是清儒“开发学术新资源”的大工程。(34)
段玉裁与沈涛两人对经数与经目的增减方法并不相同，但两人却同时反思到何谓经？何谓经学？经数变化与经学的关系？也因此段玉裁并不反对沈涛的见解不同于己，反而赞美说：
嘉兴沈君涛久从余游，今年八月书来，请作《十经斋记》，“十经”者，有取于《南史》周赓之《五经》、《五纬》号曰“十经”也。纬亦经之辅，此亦五经广为十三、二十一之意欤？汉之大儒若郑康成、何毌邵公时以纬注经，名流尟不甄综，故纬不可废。其文沈博渊奥，苟罗之也富，择之也精，则有裨于经，夫岂浅鲜！
沈君天资卓荦，十二、三时已倍诵《十三经》如瓶泻水，长益泛滥，辞章苕发颖竖，离众绝致，而犹自恐华而不实也，乃沈潜于《五经》，以《五纬》博其趣，筑室闭户，著述其中，不为声华驰逐，其于训诂名物制度民情物理之际，揅之深矣，此其志之远大何如哉，岂守兔园帖括，或剿说宋儒一二，以拾青紫、夸学问者所可辈哉！(35)
至于沈涛为段玉裁写的“二十一经堂记”，则颇似一篇简短的经学史。他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经的意思是“常”、是常道，具有存治乱施诸四海的政教功能，因此经是可以随时代需求而变迁的。首先，他说孔子以前并无经名，纵使三代官府载录图书用以教授士子，但并无称经者。他认为六经之名起于孔子，把五经定为五常之道也始于孔子。(36) 接着他就概略说明历代所谓经之内容的变化：汉时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唐宋以后因经术隆升，取士遂有九经（前五经中，礼分为三，春秋分为三）；宋熙宁朝罢了三礼；明代又归返旧制并加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成为十三经。沈涛的这个定义很影响了他的经学观点，也因此，他才会提出如此具个人特色的十经说，以增加经数的方式，来开拓学术资源。也因为这个定义，他才能对段玉裁的经数扩增抱持肯定态度。同时他还为段玉裁的经数扩张提出解释，说：
大小二戴共事曲台；孔子三朝莫传庆氏，政穆昭穆虽篇目之难稽，迁庙衅庙实逸礼之可考；琅邪师说传述罕闻，冲远义疏毁灭滋甚，仅有范阳之注略而不详，遂致信都之业坠而中绝，则礼宜益以《大戴礼》。又如左邱大义远胜严颜外传，异闻亦高邹夹。马迁蚕室因成太史之书，班氏兰台复续前朝之史，皆古训所具存治乱之条贯。至于天水一朝，人尚清虚、家传道学，温公独能博综载籍、驰骋古今，继百二十国之宝书，编三千余年之实录，信非紫阳纲目所可庶几，亦岂陇西长编为能钻仰，则春秋宜益以《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若乃一画孳乳创自史皇，六峜阴阳造于风后，保氏以之教胄，学者于焉游艺。盖自八体无传、六觚鲜识；重差句股，谬增夕桀之名；持十屈中，远昧形声之义；苟非臣冲书上，终止句而为苟；商高矩积，孰旁要以究祘；则《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尤为小学之至精，足补雅训所未备。是用顺考古道、卟合同异，撰集为廿一经，筑堂以授生徒扶微学也。(37)
大小戴记共事曲台，所以《礼》宜益以《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都是续前朝之史、存古训治乱，功能等同于《春秋》，得以增益；至于《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更是周代小学之至要，足以补《尔雅》训诂之未备。因此二十一经的增衍完全是“应天人之法，尊性道之闻”，有其必要。(38)
段玉裁写《十经斋记》时已经七十八岁，应该是他学术生命最成熟时的定论，也是他晚年筑堂授生徒扶微学的最终心愿。他之所以在十四经外，纳入了四种史书、一种小学书、二种算学书，显然是因为他观察到随着学术的发展，被称为经典的知识范畴必须扩大。尤其是他发现《周礼》六艺之学中的“书、数”之学，并非《尔雅》一书所能承载，因此主张不仅应增《说文》以辅小学，更应增加《周髀算经》、《九章算经》两种算学书，以丰富“数”之学的知识内容。至于纳入的四种史书，则显然是有鉴于当时史学界所建立的史学经典。仔细考察段玉裁的意思乃是指：知识不断扩充，原初的十三经早已不敷“学”之需求，也不足以担当所谓“经典”地位，因此必须增补，建立新的经典范式。
龚自珍：六经正名
经数增衍，看似时代风潮，其实不然。当时学术界正有另一股力量从学术史的角度探本溯源，从源头上分析何谓经？何谓六经？辨经史之异？反省历代经数变化的意义？有本有末的梳理出一套经学发展史。龚自珍就是最重要的代表，他的《六经正名》，就是要证明经的数字是六，不得增减，六经经目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不可变易（不含乐则是五）。龚自珍的辨源有重要意义，述论于下。
龚自珍是段玉裁的外孙，受段氏文字训诂之学，但他对六经经数与经目的看法与段玉裁完全相反。换言之，龚自珍面对的时代是经数经目剧烈变化的时代，他反对段玉裁等的主张，然则他的主张又是如何。
龚自珍的理念可以从二方面来谈。首先是“六经正名”；其次是批判历代经数增加的不合法性。龚自珍首先确立经数为六，经目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不可增减。他论六经的来源，说：“孔子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六经是三代以来用以治教的典制，蔚为一地之人文风范，所以孔子才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有《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教。”因此，龚自珍认为六经作为学术文化传统之大本，是不可以增删的。至于周末官失其守、私人讲学兴起之后所出现的簿录书册，当如何定位，和六经有何差异？龚自珍则引用《汉书·艺文志》班固（汉建武8年－和帝永元4年，32－92）“序六艺为九种”的目录理论，很清楚的把经、传、记、群书一一划分开来。他说：
善夫，汉刘向之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传则附于经，记则附于经，群书颇关经，则附于经。何谓传？《书》之有大、小夏侯、欧阳传也。《诗》之有齐、鲁、韩、毛传也。《春秋》之有公羊、谷梁、左氏、邹、夹氏，亦传也。何谓记？大、小戴氏所录，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谓群书？《易》之有《淮南道训》、《古五子》十八篇，群书之关《易》者也。《书》之有《周书》七十一篇，群书有关《书》者也。《春秋》之有《楚汉春秋》、《太史公书》，群书之关《春秋》者也。然则《礼》之有《周官》、《司马法》，群书之颇关礼经者也。汉二百祀，自六艺而传、记、而群书、而诸子毕出，既大备。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何居乎，世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39)
六经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至于私人讲学兴起后，弟子记录师传之言，或经师解经而为一家之言者，则都只是“记”或“传”，绝非经。如：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公羊传、谷粱传等。因为传、记都是受学者的纪录，是经师讲学言论，不可以列名为经。龚自珍的这个立论和章学诚六经源出于史的看法相近，都认为古代典籍掌于史官，受学者学于官，并无私人讲学之事，亦无非官守之学。春秋以降周天子失势，官师其守，于是有私人讲学的兴起，孔子为其始，当时学术传授是由老师口授弟子各录所得。但这些记录都只能称为记或传，并不是经。
龚自珍把经数还原为六，遂进一步斥责后世所谓九经、十三经、十四经云云全是错误。他指出错误的源由有三：其一，把“传”视为经。他举《春秋》为例，指出唐代十三经经目中的《春秋》就是把《左氏传》、《公羊传》、《谷粱传》都当作经，因此春秋三传讹成了春秋三经。龚自珍说若据此逻辑，则《诗》也可以分成鲁诗、韩诗、齐诗、毛诗，岂不是该有四种诗经？若然，则十三经之数，只怕还得增加呢！其二，把“记”视为经。刘宋以降至唐代，经数增衍不断，其中礼经的经目一直包括《礼记》。事实上，大、小戴礼记乃西汉人选辑而成，这些文本在古时原本是单篇行世的；后世把选辑成的礼记纳入经目，根本就是把记当作经。若回考史实，当初单篇行世的礼《古文记》约有百三十余篇，难不成礼经也得有百三十余经乎？其三，把“群书”视为经，如《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史记》等等。龚自珍认为这些“书”的作用是“辅经”，载录当时的历史、文字、文化等数据，但其本身属于独立的载籍，并不专为解经而作，因此不能纳入经。据此，从学术本原观察，经数为六，其他数字，全系臆言。
龚自珍的六经正名，除了严明经数为六之外，还有更深刻的学术探原意义。他分辨经与子的差别，主张六经乃周史之大宗，故经解的目的在辅佐王室，本身并无独立意义。但子书的地位却不同，他说诸子是周史之小宗，可以自君其国自子其民，不必然为王室服务，因此子书和子学有其独立的思想价值。所以他对《论语》和《孟子》被纳入经，感到十分不平，认为完全是降低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独立价值。他批评纳《孟子》于十三经，说：
然且以为未快意，于是乎又以子为经。汉有传记博士，无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术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传记。传记也者，弟子传其师记其师之言也，诸子也者，一师之自言也。传记犹天子畿内卿大夫也，诸子犹公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不专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于诸子，而夷之于二戴所记之间，名为尊之，反卑之矣。子舆氏之灵，其弗享是矣。(40)
龚自珍的六经正名直接影响到晚清刘师培。1905年刘氏刊刻非常著名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国人写的《经学教科书》，(41) 开宗明义首章“经学总述”就引述龚自珍的“六经正名”，完全肯定经数应该是六，只有六经才是经之正名，历代学者无论以经数为九、十三、十七，全属荒谬无稽。至于把礼记中的两个单篇文本《大学》、《中庸》拿来当作经，更是宋儒的偏好，在刘师培看来全属流俗之论，积非成是。他说：
及程朱表彰《学》、《庸》，亦若十三经之外，复益二经，流俗相沿，习焉不察。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此则不知正名之故也。(42)
清儒以专门经学的研究著称于中国学术史，正名若此，实可为学界之鉴。若仍将十三经打成一气，不分经、传、记、群书之异，势必将丧失梳理经典正统与流派变迁之诸多可能议题，亦有碍于建立经学学术史观念与经学学术史之研发。
刘恭冕的“广经说”
龚自珍的六经正名直接批判了段玉裁的二十一经说。但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晚清以降学术界继续出现伸张段玉裁经数增衍论，最明显的应属扬州刘氏家学。清代扬州有两脉的刘氏家学最为显赫，一是仪征刘氏，指刘文淇（乾隆54年－咸丰4年，1789－1854）、刘毓崧（嘉庆23年－同治6年，1818－1867）、刘师培一脉；一是宝应刘氏，指刘台拱（乾隆16年－嘉庆10年，1751－1805）、刘宝楠（乾隆56年－咸丰5年，1791－1855）、刘恭冕一脉。
刘台拱和段玉裁是挚友，不仅是学问之交也是生活之交，在段玉裁遗书里有大量与刘台拱的书信谈的都是很琐碎的家务事，可见两家交情紧密。同时刘宝楠也与段玉裁的弟子沈涛为学问交。道光24年（1844）刘宝楠为沈涛《十经斋文集》撰写序文发扬沈涛十经说，尤其赞美沈涛对纬书的重视。言：
嘉兴沈匏庐先生少以神童受知仪征阮相国，入诂经精舍，贯通经术，旁及金石，皆有箸书。其文章典册华贵，诚巨手也。……自汉末禁纬书，其学寖微。唐人疏经，或疑或信。故纬书多逸而不传。《汉书·哀帝纪》云：“建平二年，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学者据此遂谓纬起哀、平。(43)
接着刘宝楠引《史记》等书证明纬书不仅早于秦汉，甚至孔子之前已有纬书。可见纬书并非全系伪书，内含古代典籍之遗，不可尽废。所以说：“先生之文，发明纬书以求合六书之旨，古书仅存，学者当择善而从，不必尽斥其非也。”刘宝楠的意思显然是对当时经学界拘泥于十三经的狭隘感到不满，也对古书辨伪提出新的看法。
咸丰4年（1854）刘宝楠子刘恭冕写了一篇《广经室记》。广经室是刘宝楠教子恭笏、恭冕、恭絇兄弟读书的地方，(44) 取名“广经”，可以想见刘宝楠的用心。清人学术传承和家族内部父子相承兄弟互为师友的教育型态关系十分密切，最著名有江苏嘉定钱大昕家族的钱门九子、安徽当涂夏銮（乾隆25年－道光9年，1760－1829）父子一门五杰；宝应刘氏传经九代，更是美谈。这篇《广经室记》就是刘恭冕说明乃父与其共同的“广经理念”。文章先赞扬段玉裁二十一经说和沈涛十经说，接着刘恭冕则提出了自己的二十一经：
广经室者，家君授恭冕兄弟读书之所，既以所闻，思述前业而旁及百氏，帆周秦汉人所述遗文逸礼，皆尝深究其旨趣，略涉其章句。欲譔为一编，以附学官、群经之后，而因请于家君为书以膀之，复私为之记，曰：今世治经者，言十三经尚矣。金坛段若膺先生谓宜益以《国语》、《大戴礼》、《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为廿一经。嘉兴沈匏庐先生又以五经合诸纬书，取周续之之言为十经。若膺先生为之记。
冕谓纬书虽出于附会，不足拟经，而《史》、《汉》、《通鉴》又别自为史，不比《国语》之与《左氏传》相俌以行也。冕则取《国语》、《大戴礼》、《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说文解字》而益以《逸周书》、《荀子》入焉。《汉书·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此明是百篇之遗与张霸、枚赜书不同。(45)
刘恭冕虽然赞成段玉裁的广经态度，但对段玉裁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纳入经则不表同意，所以他主张应该去掉前三部史书而加上《逸周书》和《荀子》。唯稍早刘恭冕在另一封《致刘伯山书》曾清楚的揭示过自己的二十一经说：
窃思段懋堂先生拟以《史记》、《汉书》、《说文》诸书与五经并列学宫，惜当时之读书者，咸囿于所习，未克行先生之意。冕尝推其意而论之，以为今之列学宫者，当有二十一经，不当仅列十三经。
《大戴礼》中多记孔子、曾子之语，其精言粹义多与《表记》、《大学》相出入，故《汉志》、《隋志》咸以《大戴记》与《小戴记》并列。今人只知习《小戴记》，而读《大戴记》者千不得一。此当补列为经者一也。
荀子亦传孔门之学，徧治群经。西汉之学，皆荀子一脉之传，其功不在孟子下。后儒徒以其反悖孟子，遂并弃其书，不使与孟子并列。此当补列为经者二也。
太史公作《史记》，备列古今兴废之迹，以论其得失，而《八书》尤足与《礼经》相辅。盖史公本治《易》、《书》之学，俨然西汉之经生，班氏以先黄老而后六经斥之，非通论也。此当补列为经者三也。
孟坚《汉书》，乃断代作史者之祖。后世史家，咸禀其法。故后世皆以马班并称。此当补列为经者四也。
温公《通鉴》，备列古今之政事，乃古代论治之书也。其所论断，悉取法于《春秋》，足以善善恶恶，儆戒百世。此当补列为经者五也。
《楚辞》为词章之祖，然讽一劝百，怨而不怒。史公称《离骚》一篇，兼有《小雅》、《国风》之旨，可谓知言。此当补列为经者六也。
《说文解字》集小学之大成，古今以来，欲通经学，悉从小学入手，而此书实经学之津梁，故近代治经之儒，咸先从事于此书。此当补列为经者七也。
《九章算法》亦为西周旧籍，乃商高甲以授周公者也。古人书数二端，列于六艺，而此书实为算法之祖。此当补列为经者八也。
以此八书与十三经相合，共成二十一经。倘能家弦户诵，则人人皆可为通儒矣。(46)
这是刘恭冕写给刘毓崧的信。若与之后的《广经室记》相较，先前赞成史书入经，写成《广经室记》时则改变观点，反对史书入经，《广经室文钞》不录此信，大概也是他的广经说立场改变之故。刘恭冕新二十一经说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加入了《荀子》和《楚辞》。前者改写了儒学的性质——从孔孟转向孔荀，后者则建立起新的文学典范，在诗经之外。
荀学在清代兴起，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大事件。清儒最早研治荀子并有具体创说的是汪中（乾隆9年－乾隆59年，1744－1794）。汪中提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47) 他通过考证古籍证明《毛诗》、《韩诗》、《左传》、《谷粱传》都是荀子所传，礼经更是荀学的支与流裔，因此他认为六艺流传不绝都是荀子的贡献。汪中一生主要的学术活动地区在江南，他的许多学术主张都广泛的影响了扬州地区的学者。他的好友凌廷堪（乾隆20年－嘉庆14年，1755－1809）撰写《荀卿颂》，赞美荀子传经之功，也为荀子的性恶说辩驳，极力为荀子正名。稍后，严可均（乾隆27年－道光23年，1762－1843）甚至主张荀子当从祀孔庙。(48) 刘台拱正是汪中的少数好友之一，两人论学观点最相近，刘台拱，精研《论语》和三礼，开启以礼研究《论语》的先河，在诸子学上也有重要贡献，撰《荀子补注》、《淮南子补校》，梁启超称其书极有“发明”。虽然清代很多学者都致力提高荀学的地位，但刘恭冕是第一位把《荀子》纳入经的学者，说明荀子对儒学的贡献不在孟子之下，是很突破性的主张。
其次，《楚辞》入经。刘恭冕称《楚辞》是“词章之祖”，认为楚辞的文学功能和诗经不相上下，楚辞并不兼具庙堂礼颂的目的，完全是诗人风谏情怨的表述，开启后世诗人之词。刘恭冕这个主张的特点是他和段玉裁一样改写了经的定义，令史书有其经，文学有其经。
再次，刘恭冕广经说的目的是要建立新的通儒形像。
结论：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看到清儒对经有两种相反的态度，一方主张增加经数，一方坚持经数归回本原不可增减。表面看来似乎是经数扩张与否的争论，其实它牵涉到经学正统与流派的分辨，以及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对经之观念的变化。在结论处将试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他们的差异，以说明经与经学在晚清遭遇的巨变。
段玉裁的二十一经和龚自珍的六艺论看似相似，其实不然。他俩的不同绝非所举以配经的选项不同，而是两人对“经”的观念完全两途。
段玉裁虽然沿袭六经、十三经云云的传统叙述，似乎视经为一特定概念，但当他把所欲“增益”的八种文本也冠以经名时，他的经观念则已产生质变。段玉裁把四种史书、一种字书、两种算学书都视为经，显然，他把“经”当作一种冠冕，作为肯定某种学问之经典地位的冠冕。毋庸讳言，段玉裁和赞成他的主张的刘宝楠、刘恭冕父子都已经考虑到在知识扩张新学术开展的时代变局下，必须增加新的学问类型与学术典范，并且把这些典范纳入经，赋予其最高的地位。这是一种清儒面对新知识的开放态度，较诸固守六经乃唯一正统地位（较诸只治经学不观史书）的保守者而言，已经打开了史学、子学和历算之学的新局面。但值得留意的是，因为他们认为一切学问的典范著作必须被称为经，所以对历代的经数增加经目变更欣然接受，因此他们不只赞美十三经的出现，他们自身也同样以增加经数和改变经目的方时来接纳新知识。他们并未深刻的反省过经之源起，与经之本义。若与历代说法相较，或许可以说，他们所谓经已不是之前的六经之学的经，反倒较类似今人所说“典范”的意义，既是典范，个个学科皆可以有典范，多个典范，当然不必拘限于任何数字了。
沈涛和刘恭冕的提法还有另一层的意义，也得略微说明。沈涛并未把当时的学问新典范如史记、算学等加入经，他纳入的是自隋唐以来被视为妄言的纬书。据清儒的考证纬书传自上古载录不少孔门弟子传经之言。因此当纬书得以成为解经的参考数据时，显然，经之文本与经之诠释，开启了十三经之外的更大空间。至于沈涛把经释为常、常道，若和章学诚的《经解》并观，显然又钩出一条经之概念变革的线索。刘恭冕把《荀子》纳入经，他的重要性不只是揭示荀子的传经之功，上复两汉经学，前面说过，他还恢复了一条儒学的孔荀学脉，揭示儒学的另一传统，在道学之外。我称之为“学统”，清儒致力恢复儒学学统，是一个很大的学术工程。我在另一篇文章讨论过清儒如何努力于郑玄复祀孔庙、许慎从祀孔庙，企图从官方取得经学的合法地位；在屡遭顿挫后，于嘉庆五年（1800）在诂经精舍诸生诚请及孙星衍、阮元议定下，遂在诂经精舍仿照孔庙制度设立了“许慎郑玄祠”，到清同治五年（1866）时在俞樾的主持下更完成规模宏大的从祀制度；同时也说明清儒如何藉由编书与讲学授徒来重新建立《周官》中的六艺之学。(49) 荀子——终清之世，都未从祀孔庙。(50) 道统与学统之辨，在今日已有不同意义，但在清代却是重整三代学制理念的重要目标。《楚辞》的冠以经名，更是文学领域知识重省得重要课题。
段玉裁、沈涛、刘恭冕的广经说，一方面看来是扩大了学术典范的概念与内涵，必须被视为一种进步，尤其纳入史学、字学、算学、文献、文学的新典范。但从另一角度观察，他们的最大错误，则是淆乱了六经作为传统学术之本体的这个基石。
龚自珍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的大视角，重新思考经、史、子、集的定位，他企图分辨：古史与经的关系、经的出现与流传、经与子的差别、秦焚书与汉初经学流传、西汉以后的经与家法等，全是古代学术史发展的大议题。龚自珍的这个视域很可能是启发自章学诚，章学诚撰写《校雠通义》、《文史通义》，以班固《汉书艺文志》为据，上探古代学术源流，两汉学术分类，厘清经和史的分别，前文已经谈过章学诚对历代经数变化所提出的不满。龚自珍也以《汉书艺文志》甚至较早的《别录》、《七略》为依据，探源经和经学，分析历代经数的增加，并具体且激烈的批判此一现象的错误。龚自珍有极深厚的经史子学和文学造诣，他分辨六经与六艺，指出后者居汉代学术分类之首——六艺略，代表古代最为大本的六类学问；前者则本源于三代典制又经孔子删修用以教授生徒含微言大义。因此，六经在孔子以前就存在。龚自珍把六经当作一类特定的学问，是一种整合性的学问，有特定的诠释途径，和特殊意义，不可任意增减。当然他也深切了解，六经的文本必须有待更多的古史材料出现，因此经的考证将是无穷尽的古史钩沈。但同时他也历史性的梳理了两汉经学的流传，证实经的流传自秦汉以来就是以“家”为单位的多元途径，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立了七家，到汉光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已有十四家之多：易四家、尚书三家、诗三家、礼两家、春秋两家，共十四家，每一经都是多家分立。龚自珍了解传、记的地位与经不等，他清楚的揭示自己正名六经的原则是：“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所谓：经自经、子自子、传记可以配经，子不可配经。(51) 索骥其源，观察其流，才能掌握学问的大流变。经是大本，传、记都是家法流派。所以龚自珍虽然和段玉裁一样为六经各增益若干种文本，但却不把他们视为经，而是用“六艺其配乎”的方式，展现六艺的知识扩张。(52) 龚自珍批评历代经数增加是误以传为经、误以记为经，就是因为清楚划分源流，学术史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要点即此。也因此，他自始就坚持经的数字只是六，不得增减。所谓：仲尼未生，已有六经，孔子以六艺授徒，述而不作，未曾自作一经。(53) 经本原于三代典制，不同于私人载录。学术下私人之后所出现的各种记录，只能称之为传、记、群书，可辅助经义，却绝不能称经。所以他完全反对经数的增衍，无论十三或二十一。
龚自珍的这个理论为经学作了很重要的宣言，他清理了经的源头，厘清了经数与经目，也梳理出六经之学的流传，在体裁上有传记注疏之别，在家派上经之流传自秦汉以来就是多家并列于世，而非后人所拘执的一家传经云云。建立了经学研究的史观，强调典范发展与学术性质变迁，经从一开始就是多元流传而非一元正统。
清儒从事的古代学术重整工程，以经学为言，从本源上梳理了六经与经学，也建立了经学史的观念，在道学之外；另一方面，面对新知识的成长与扩张，经的典范意义也不得不逐渐被改写。这两股势力：一方坚持六经、一方扩张经数，到晚清仍继续战火硝烟，康有为就坚守六经经数不可增减；(54) 与康有为齐名且同为今文学家的廖平，则不断增减经数变易经目以配合他新学术理念的建构。(55) 回溯清中叶十八、十九世纪以降，经与经学所面对的正是内部重整、知识扩张、典范转移之变局的双向挑战。晚清民初章太炎等在学界引发的释经大论辩，改写了经的定义，溯源探本，正是清代经学学术史的一条伏流。(56)
注释：
① 许道勋、徐洪兴论七经有三种说法，详氏著《中国经学史》，上海人民，2006年，第65－67页；黄寿祺：《群经要略》，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经名与本枝篇第一”，第5页。
② 参程发轫《国学概论》（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27页，其中还说章学诚“《文史通义》以梁武帝崇尚异教，佛老书皆皆于经”。
③ 王国维：《经学概论》，林庆彰编《经学研究论丛》第2辑，（台北）圣环图书公司，1994年，第1－10页。
④ 窦秀艳：《中国雅学史》，齐鲁书社，2004年。该书对雅学的历代发展和知识内容有详细讨论。请参看第二、三、四章。
⑤ 参程发轫《国学概论》（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28页；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⑥ 周予同：《“孟子的作者与升格问题”中国经学史讲义》，第四章。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28－930页。
⑦ 脱脱等：《宋史·选举一》，总卷155，（台北）鼎文书局，1980年，第3620－3621页。
⑧ 脱脱等：《选举一》，《宋史》，总卷155，（台北）鼎文书局，1980年，第3621－3622页。
⑨ 陈振孙将“经部”分成：易、书、诗、礼、春秋、孝经、语孟、经解、谶纬、小学，共十类。见氏著《直斋书录题解》，收入《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第370页。
⑩ 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收入《丛书集成新编》，第388页。
(1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收入《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史部》第22册，（台北）世界书局，1988年，第94－95页。又见于脱脱等《选举四》，《宋史》，总卷157，第3633－3634页。
(12) 吴雁南等人有云：“朱熹甚至将《四书》之订正作为孔孟心传之一大贡献。‘宋兴百年，河洛之间有二程先生出，然后斯道之传有继。其于孔子、孟氏之心，盖异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发明二书（《论语》、《孟子》）之说，言虽进而索之无穷，指虽远而操之有要。……所以兴起斯文，开悟后学，可谓至矣。’在朱熹等人看来，自孟子之后，便斯文失传，天理窒锢，汉唐专以人欲行；只有到二程先生，整理《论》、《孟》，才又接孟子之嫡，使孔门心传继续，而尧舜之旨又光复大。”氏主编：《中国经学史》，第347－348页。内引文参见朱熹〈语孟精义序〉，《朱文公文集》卷75。
(13) 永瑢等撰：《经部·四书类》，《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289页。
(14) 诏云：“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仁宗的皇庆年号仅有两年，而后进入元佑，故会试京师正为元佑二年。参见宋濂等《元史·选举一》总卷81，第2019页。
(15) 宋濂等：《选举一》，《元史》总卷81，（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第2018页。
(16)(17)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立校点：《十三经注疏》，《日知录集释》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27、1027－1028页。
(18) 参惠栋《松崖文钞》卷1《九经古义述首》、《春秋左传补注自序》，漆永祥点校《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06年，第300、305页。
(19) 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注：王昶生于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公历为1725年1月6日。
(20) 王昶：《汪少山大戴礼记解诂序》，《春融堂集》卷3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438册，第48－49页。
(21) 嘉庆17年（1812）八月，沈涛请段玉裁为其“十经斋”作记，段玉裁11月撰《十经斋记》，同时也请沈涛为他“廿一经室”作记，沈涛撰《廿一经堂记》。参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嘉庆17年壬申条。两篇记俱见《段玉裁遗书》（下册），第1324－1325页。
(22) 戴震：《经考附录卷七》，收入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九册，黄山书社，2001年，第601－605页。
(23) 参考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二册，《经考》，第187－189页。亦参考余英时先生：《论戴震与章学诚》，（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外篇《戴震的经考与早期学术路向》，第151－183页。余先生认为是入京前的作品。
(24) 章学诚：《文史通义》，（台北）世界书局，1965年，《校雠通义》卷3，第247－248页。
(25) 沈涛从学段玉裁在嘉庆5年（1800），段玉裁66岁，沈涛只有8岁。天资卓颖，目为神童。亦嗜金石。沈涛传，见《清史稿》卷486。
(26) 段玉裁：《十经斋记》，《经韵楼集》卷9，《段玉裁遗书》（下册），第1046页。
(27) 沈涛：《与段茂堂先生书》，《十经斋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民国间中国书店影印本，据清道光24年（1844）刊本影印］，卷2，第3－4页。
(28) 沈涛：《十经斋考室文》，分辨谶纬之异，并详述纬书的历代变化，俨然一篇谶纬小史，值得参考。《十经斋文集》卷1，第5－7页。
(29) 这是沈涛引纬书考证古字的重要例证，文集中频频提及。详《与马珊林书》，《十经斋文集》卷3，第4－12页。《答段茂堂先生书》，《十经斋文集》卷1，第12－17页。
(30) 详沈涛《与马珊林书》，《十经斋文集》卷3，第5－6页。文末言：“鄙者《说文考》偁及十经斋真古文尚书学，推演阐述，详着其说，窃谓可上质之圣人，当不仅有功于汉学。尝考纬书八十一篇，其说字多古音古义，实为许氏九千言所本。篇中所偁孔子曰即纬书说，如黍可为酒禾入水也、粟之为言续也，见《说题辞》；乌旰呼也，取其助气，故以为乌呼，见《元命包》。是知举形之字，叩气之训，无非毖纬之精谈，皆属灵篇之奥恉。”第6页。
(31) 沈涛：《与马珊林书》，第6页。
(32) 沈涛：《史记太初元年岁名辨》，《十经斋文集》卷2，第7－21页。该文乃沈涛为诂经精舍生时，阮元命题之作，时年15。
(33) 详沈涛《十经斋考室文》，收入氏着《十经斋文集》卷1，引文出自该文，第5页。并参考，《廿一经堂记》，同书，卷1。《治经廔记》，同书，卷4。
(34) 沈涛以纬书考定经解最有名的例子之一是《尚书》“曰若稽占”一语。他解释这句汉儒解到三万字的词语说：“曰者，语词。若犹言奉若天道。稽古即与天合德也。纬书多仲尼微言，七十子大义。较之汉经师训解尤为近古。桓谭《新论》谓：‘秦延君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纷诤空轸，疑论无归。’得郑君此注，而‘曰若稽古’可以论定矣。”沈涛，《十经斋文集》卷1，《尚书曰若稽古篇》，第22b页。
(35) 段玉裁：《十经斋记》，《经韵楼集》卷9，《段玉裁遗书》（下册），第1046页。
(36) 值得注意的是沈涛在探溯经与孔子的关系时大量引用纬书做为证据。详《廿一经堂记》。
(37) 沈涛：《廿一经堂记》，《十经斋文集》（民国间中国书店影印本，据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刊本影印）卷1，第10b－11a页。
(38) 沈涛：《廿一经堂记》，第9－11页。
(39) 龚自珍：《六经正名》，《龚自珍全集》，（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第37页。
(40) 龚自珍：《六经正名》，前引书，第38页。龚自珍论经子之异，探源于经史之别，三代六艺之教，乃一大视域的学术探源工作。关于经史之别，请参考拙文，〈六经皆史？且听经学家怎么说？章学诚龚自珍论学术流辨之异同〉，收入《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年，第273－310页。关于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请参考拙文，《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学术本源与知识分化的第一步》，《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
(41) 钱玄同：《左盦著述系年》，民前七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民前六年（1906）载刘师培以教科书为名写出五种：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总名为［国学教科书五种］是刘师培为国学保存会所编。详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上册，总目页4。视之流事经学教科书成于1906之前。稍后有皮锡瑞经学历史（1906），经学通论（1907）等，都较刘书为晚。另一以教科书为名者为关文瑛《经学教科书》，出版年在1937。
(42)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一课经学总述，第5－6页。
(43) 刘宝楠，《十经斋文集序》，《念楼集》，（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156册，1975年，卷6，第281－284页。同年梅曾亮亦为该书撰序，美其“文章之道通于治经”，详氏撰，《柏枧山房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7－138页。
(44) 刘恭笏、恭冕、恭絇撰〈《念楼集》书后〉，收入张连生等点校，《宝应刘氏集·刘宝楠集》，广陵书社，2006年，第124页。
(45) 刘恭冕：《广经室记》，《广经室文钞》，上海书店，1994年，丛书集成续编，集部，第140册，第118－119页。
(46) 《刘叔俯致刘伯山书》，登于《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已第三号“撰录”，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1905）。文章后有按语：“案叔俯先生着有广经室文集，而集中有广经室记一篇，与此篇小有同异，盖此书作于作记之前也。记者识”。见《景印国粹学报旧刊全集》第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84－386页。该文开头跟结尾各有两处有关年代问题的纪录，可见大约写在道光27年（1847）。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载录此文，并加注：“此书载《国粹学报》第三期撰录门，而《广经室文钞》无之。”第47－48页。刘毓崧，刘文淇之子，字伯山。
(47) 汪中，《荀卿子通论》，《述学》卷4“补遗”。校正诸子撰有：《墨子序》、《墨子后序》、《老子考异》、《荀卿子通论》、《荀卿子年表》、《吕氏春秋序》、《贾谊年表》、《贾谊新书序》等。
(48) 严可均：《荀子当从祀议》，《铁桥漫稿八卷》（民国十四年苏州文学山房据清光绪中长洲蒋氏刊本重印本，傅斯年图书馆藏），卷3，第1－4页。
(49) 参考拙文《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第52期，第15－52页。
(50) 黄进兴：《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收入刘翠溶主编，《四分溪论学集：庆祝李远哲先生七十寿辰》，（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2006年，第477－502页。
(51) 龚自珍：《六经正名答问五》，第40－41页。
(52) 关于龚自珍的“六艺之配”，参考所撰《六经正名》，《龚自珍全集》，第37页。值得留意的是，龚自珍使用的模式和段玉裁相似：为六经作配。两人所举之书并不全同，但留意到的新学问则相同。唯段用的动词是：辅、益，如“周礼之辅”、“春秋之辅”、“益以国语”；龚自珍则用配。
(53) 详《六经正名》、《古史钩沈论二》，《龚自珍全集》，第36－37、21－25页。
(54) 康有为也坚持六经之数，他认为传、记乃“弟子所作，无敢潜称”，他批评十三经是“冒名”，又说“今日十三经皆伪也，凡六百年”。《孔子改制考卷十》，收入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83－286页。
(55) 廖平早年否认其后又承认六经六纬为十二经，再后又认为六经六艺为十二经。前者参考氏撰，《公羊春秋经传推验补证》（清光绪丙午年（32年）（1906）中秋则柯轩再版本，傅斯年图书馆藏）。后者参考《孔经哲学发微》，收入李耀光主编，《廖平选集》（上册），巴蜀出版社，1998年，第325－331页。
(56) 20世纪清学大师张舜徽提到段玉裁、刘恭冕增加经书数目，“不欲以十三经自囿，意无不同。”但言应读之书甚多不必拘泥是经非经。张氏看出段、刘不欲以十三经自限，但未究开拓经学知识范围的学术史意涵。详氏撰《学林胙录》，华中师大出版社，2005年，卷三，“儒家经传名数多少无关读书宏旨”，第54页。张氏又言：“读之无得，不读何损，以不切于今用，虽早列在经，故犹可废也。昔人恒以经名崇高，不敢增减。徒徇虚号，夫亦奚益哉？若夫应读之书甚广，正不必拘泥于是经非经也。”正代表经学在二十世纪面对的剧烈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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