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战：改革与发展的时间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久战论文,模式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分析任何问题都不应忽略“时间”因素，无论分析的对象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任何事物的生长、消亡、转化，都需要时间，都有着自己的阶级性。
目前我国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模式已经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的，那么这一过程是持久战呢，还是速决战呢？这就是在目标模式确定后需要研究的时间模式，但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于改革与发展的时间模式可以从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来加以研究。本文主要从定性方面研究这一问题，并认为我国目前所处的特殊的世界背景和我国的特殊的社会矛盾决定了我国改革与发展总体过程的持久性。
一
改革是速胜的还是持久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中国改革所处的世界和时代背景出发。中国改革所处的世界背景是什么？我们认为目前这场改革是在20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并进入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作为生产力还处在半农业半工业落后状态的社会主义中国，争取现代化生存权和发展权而进行的全面的结构性改革。这是我们与通常理解的不同之处，通常认为改革起因于体制僵化。
中国的改革不是起因于生产力发达从而要求生产关系变革，恰恰相反，是生产力非常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按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来划分生产力客观发展阶段的话，现在发达国家已进入信息社会，而我们还处在半农业半工业化的阶段，生产力水平相差一个半阶段，这是任何具体数字都无法描述的，我们的改革与发展面临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和压力。在这种落后的基础上，是不宜建立过高的生产关系形式的，然而俄国及其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生产关系形式体系都忽略了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现状，人为地建立起“超前”、“超高”的生产关系形式。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落后的生产力与超前的生产关系形式的矛盾。
为什么会产生落后的生产力与“超前”、“超高”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呢？这当然是有历史原因的。原因有二：一是理论上对分拘泥于马克思原有的思想，不敢面对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还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时资本主义还没有完成全球化，因而落后的国家几乎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可能。因此，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一切设想都是基于资本主义已创下的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之上提出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改革当然起因于发达生产力要冲破相对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从而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但事实上，社会主义革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虽不断爆发，但从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只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体系全球化第一次完成了，并在落后国家出现了极其脆弱的环节，社会主义革命才在这一体系的脆弱环节——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社会形态被跨越了，但落后的生产力却是无法跨越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有一定的“适应度”。只有在这个度内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适应度太低到达下限，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把生产关系形式的水准设计过高突破上限，就会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脱节”，生产力也不能得到迅速发展。俄国及其随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都没有认识到生产关系适应度的上限的存在，认为生产关系形式水平越高，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都没有从实际的落后生产力水平出发设计生产关系形式体系，而是急于实现马克思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设想的生产关系形式。犯了急躁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这就造成了生产关系形式“超前”、“超高”于生产力的特殊局面，二者脱节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拉力也就“挣断”了。正因如此，我们才说当今的改革是如实地承认生产关系适应度的上限，是把某些生产关系形式“下调”，以有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原因之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诞生，也导致了生产关系内部特有的二重性矛盾；总体性质与其具体形式的矛盾，即在总体性质上，生产关系必须保持社会主义导向，而在具体的生产关系形式上又必须采用一些“准”（非）社会主义的东西，以“迁就”落后的生产力。为什么要保持生产关系在性质上的社会主义导向呢？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些落后国家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因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而采用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形式是这些国家落后生产力的客观必然需求。这是帝国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冲突的后遗症的具体表现。这“两个必然”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无视哪个必然都将受到历史的惩罚。无视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将导致社会历史的大倒退，比如苏联，便是前车之鉴；无视生产力的必然，就会从反面阻碍社会发展，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特殊的历史造成的这两个特殊的必然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制约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事业，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改革阶段就是处理这两个必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解决了，改革便宣告成功了。
根据这一认识，我们认为目前这场改革的必然性也决定了它的持久性，甚至可以说这场改革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不可逾越的阶段。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再进入信息社会相差这样长的差距，即使利用后发优势，其速度也是以十年、几十年为基本单位计量，而不是以年计。
可以说从本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下个世纪中叶都是改革的阶段，包括对旧体制的改革，也包括对改革的再改革。中央的设想是到2021年“在各个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十四大报告》）。我们的看法是这段时间可能要比预计的长些。从目前的改革看，其运行的条件并不特别理想，反复、波动也是有的，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认为应做好更加持久地进行改革的心理准备。即使按中央的设想，从1978年到2021年，改革也要经过42年才能基本完成。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微观改革也需要这样长的时间，一般来讲微观改革应以速决战为主，而改革的总体战略是持久战。美、英、德、法等欧美国家，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200美元起步，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指1965年美元价格）左右，基本实现现代化（指工业化），大都用了200年左右的时间，日本后来居上，发展最快也用了10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即使在完全理想的条件下运行，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包括工业化和信息化双重优势），也需100年实现工业化。之后大约还需要50年左右才能与那时的发达国家并驾齐驱。
由于中国工业化时间晚，大约比发达国家晚100-150年时间，发展起点低，工业化基础薄弱，历史负担重，此外再加上人口过多、人均资源稀缺、环境脆弱、科学文化水平低、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等等多种限制因素，又加上主观认识不足，使我们没有很好利用多方面的后发优势，更决定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持“速胜论”的观点是不现实的，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渐变的积累，而后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在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内创造奇迹，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水平而言，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什么奇迹。“就利用后发优势而言，中国可以开快车，但从众多的限制因素考虑，又不能开特别快车，这是用40多年来经济发展和失误换来的教训。”《中国工业化问题初探》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大约需要100年（1949-2050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更明确地将这100年的后半部分（即改革阶段）分为三大阶段，即①从本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末，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解决温饱问题，达到小康水平；②再经过2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个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③在这样的基础上，到下个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就能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二
90年代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改革的攻坚战在哪一个阶段呢？我们认为就在目前的90年代。从改革的阶段看，90年代是新旧体制冲突、利益冲突剧烈的时期。从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的第一阶段，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旧的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在旧体制的外围进行，新体制也是在外围生长，新旧体制互不干涉。可以说中国人在这一阶段在基本上没有失去什么东西的前提下，得到了实惠，全国人民解决了温饱，工、农、个体户等阶层的生活都得到了明显的是高。而从90年代起，开始进入全面改革时期，中央决定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原来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新旧两种体制开始正面交锋，而目前的新体制可以说是很幼稚的，旧体制很顽强。第二阶段的利益调整也是根本性的，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受到强烈的冲击，政府官员、教师、文化人士、工人、农民甚至于学生都产生了严重的失落感，并对得利甚多的“商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对自身的社会价值却生出了许多否定性评价。利益不平衡，心理不平衡，社会就不稳定。这时的旧体制和既得利益产生了强大的阻力，因此这一阶段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将比第一阶段的困难多，第一阶段的困难主要是观念上的，而第二阶段的困难则是体制和利益上的。在第一阶段，新观念的生成传播，新体制在外围的生长，用了14年(1979-1992)。第二阶段的预计时间是20年。恐怕实际时间要稍长一些，应有更充分的准备。
从社会发展阶段看，目前我国已从工业化初期进入中期，从低收入、低物价进入中等收入、中等物价时期。从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进入工业化中期，既是多种经济发展变量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也是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和重新组合的时期。事实表明，最容易发生政治动乱的国家，不是那些最穷的国家，也不是那些已经比较富裕的国家，恰恰是一些由穷变富的国家，一些变革速度过快，超出了社会应变力的国有。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发展，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摆脱贫穷落后的同时，都曾陷入政局不稳、军事政变、政权更等政治与社会危机。而人口、粮食危机、能源短缺等深层矛盾也会加剧社会不稳定、加剧政治危机，总之各种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中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一书中详细列举了12类可以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为我们发出了预警信号。今后几十年是新旧矛盾冲突，新旧体制转换，风险与机会并存的年代。
因此，在积极拓进改革的同时必须积极超前采取措施，保证政治、社会环境的稳定，以利于改革从“相持阶段”向“反攻阶段”转化。
三
对于事物发展时间段的进展进行冷静的分析，可以增强信心，克服盲目乐观、急躁情绪和悲观失望情绪，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今天对改革的时间段进行分析尤为重要。在目前开放的国际环境前提下，我国落后的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的差距显得格外醒目。因此，浮躁的急性病极易发作，为了及早赶上超发达国家，较易产生过高的期望值：“①过高地估计经济发展的形势，②过高地提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要求，③过高地估计处理困境和危机的能力。”这种急性病行为的直接后果是经济虚热、畸形发展，并在高峰期跌入低谷，低谷期又会使急躁症转为消极低沉的情绪，看不到前途。今后的改革必须稳步推进，避免人为的大起大落。急躁断送了苏联的命运，说明欲速则不达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中国人必须克服这种急躁的情绪，冷静有序地进行改革。
说改革是持久战丝毫无意拖延改革的进程。愿望不能代替现实，承认改革的持久性是客观唯物地正视现实。没有量的积累的加速超常，只能是欲速不达，说这样的话不是泼冷水，是要人们稳下心来，耐心地做好量的工作，创造各种条件，以此迎接改革成功的到来。贪小便宜只能使改革走弯路，贻误改革的时机。
我们完全赞同《国情与决策》报告的观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力之最深厚的源泉在于人民群众的理解和实践之中。面对未来多重发展难题，应在决策者、工农群众和知识界之间形成对改革与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共识与认同，产生持久强大的凝聚力，做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才能摆脱危机走出困境，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的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