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重北轻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北轻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存在一个“重北轻南”的认识误区。不仅芸芸众生人云亦云，连“近十年来”“学术界”的“主流”也还没有跳出这个误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研究历史文化，是为鉴往知来，如果在“鉴往”之时陷入认识误区，那又如何能够正确地“知来”？本文谨对这个问题提出愚者一得之见，也就教于各位专家与广大读者。
是自然形成还是人为的
中华大地被分为南北两部分，是由自然环境所决定。被称为南方的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地；被称为北方的为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各地。通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与海内外对上古历史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上古时代的南方并不落后于北方。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蚕丝、茶叶、瓷器、干栏式建筑等等发明创造大都出于南方各族。正如皮明庥先生在《应当重溯中华文明之源》一文中所说①：
“长江上、中、下游大量出土之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先民遗物，证实长江流域文明之悠久。再佐以史书、传说，说明长江流域文明之年轮，为黄河流域文明所不及。”
“南方出土之古文字资料，其年代远早于北方，对于中华文明之源，应不囿于陈说，而以古代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等实证为依归，重新立论。”
我们再从上古时代南北各族的生产方式来比较，也可以大致看出，南方各族并不落后。蒙文通先生在《古史甄微》一书自序中说②：“古代部族分江汉民族或称炎族、河格民族或称黄族、海岱民族或称泰族等三集团。”其中南方民族以炎族（三苗、九黎）为代表，传说人物有共工、神农、炎帝、蚩尤等，是一种农耕民族。北方民族以黄族（华夏）为代表，传说人物有黄帝、颛顼、尧、舜等，是一种游牧民族。东方民族以泰族（东夷）为代表，传说人物有伏羲、女娲、燧人等，为最早的土著居民。
蒙先生直指南方的炎族为农耕民族，北方的黄族为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为谋生而不断迁徙，相对稳定的农耕民族才能利用农闲季节发明创造，发展生产，推动社会的进步。除了考古工作之外，传说与古书也能大致证实蒙先生的论断。南方的炎帝神农氏（在传说中，炎帝与神农氏先为两人，后来合而为一）主要的功业是遍尝百草之实，教民食五谷，并且发明医药，这显然是农耕民族的首领。北方的黄帝轩辕氏主要的功业是东征西讨，一胜炎帝，再胜蚩尤，开疆拓土，成为北方各族联盟的大首领。且其“都城”不断迁移，“迁徙往来无常处”③。这种经常作战与经常迁移，正好反映出游牧民族的特色。
上古时代南方各族相对先进，这不仅可以从许多发明创造上反映出来，还可以从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扩大这一方面反映出来。黄帝战胜炎帝、蚩尤的地方是在阪泉与涿鹿，两地都在今北京附近。这就足以说明，当时的南方各族的活动空间已经深入北方。如果不被打败，中华大地早已成为先进的南方各族的天下。后来南方的炎族被北方的黄族打败，不得不从黄河流域退回长江流域。游牧民族以武力征服比自己先进的农耕民族，这在上古与中世纪是常有的事。值得庆幸的是：中华大地辽阔广大，为各民族的互相角逐提供了足够的迴旋余地。游牧民族黄族并没有完全征服农耕民族炎族，而是不打不成相识，由联合而融合，最后形成了农牧互补、相辅相成既富庶而又强大的华夏族，我们也就成了炎、黄子孙。
古人治史，只知道夏、商、周三代直至秦、汉，均建都于北方的黄河流域，河洛地带更是人文荟萃之区。从当时的全局来看，的确北重南轻。由此而产生重北轻南的观念，并不足怪。
从三国鼎立、晋室南迁，到南北朝的南、北对峙，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北方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南方相对稳定，繁荣昌盛。唐朝统一全国，定都长安，但是南方优势有增无减，所以韩愈说“赋出天下，江南居什九。”④到了元朝，甚至出现了天下财货“无不仰给于江南”⑤的局面。1600余年来，南方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人们头脑中的重北轻南的观念依然如故。这就说明：重北轻南的观念自然形成的因素越来越少，人为的因素越来越多。在人为的因素之中，既包括了一种观念形成以后的惯性作用，也包括了某些统治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有意宣传、维护这种早已过时的旧观念。
引自台湾版《中国战史大词典》“黄帝”词条
引自《辞海》中册“汉武帝”词条
重北轻南观念渊源
周代以五行配五方，奠定了关中的正统地位，为重北轻南的心态开其端。成为日后“四个中心”之中“中原中心”的源头。周王虽为天下共主，也只能按礼行事，不像后代专制帝王那样为所欲为。秦并天下，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成为“帝王中心”的源头。汉代董仲舒提出得到汉武帝认可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实行以后，确立了儒术为政治服务的原则，于是史书记事出现了“儒家中心”。古籍言夷夏之防，仅称“夏”或“华夏”，汉代开始有“汉人”之称，于是史书记事出现了“汉族（当时为汉人）中心”。史书记事的“四个中心”建立之日，也就是重北轻南的观念形成之时。
司马迁在撰写上古历史之时，选择黄帝作为人文始祖，这既有排除神话纠缠的积极意义，也有迁就汉武帝的不得已的苦衷。在说明我的设想之前，请先比较一下古书中的黄帝和汉武帝这两幅画像：
引自台湾版《中国战史大词典》“黄帝”词条
引自《辞海》中册“汉武帝”词条
这两个人生存的年代相距2000余年，但是衣冠十分近似，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古书上虽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⑥，但是孔颖达疏云：“黄帝制其初，尧舜成其末。”黄帝时代哪里会有那么漂亮的衣冠。退一步说，即使黄帝时代已有衣冠，也不可能历2000余年不变，哪里有穿衣戴帽2000余年一贯制的道理！
当然，上面两幅画绝不会出于汉代人之手，说不定是今人画的。但是今人画古人必有所本。而且，今人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却先树古人，制造舆论，这样的事也屡见不鲜。可谓：以今况之，想当然耳！
为了塑造黄帝，司马迁是下了大气力的。因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⑦。他写黄帝本纪之时，只好“择其言尤雅者”，也就是大大地作了加工。司马迁把最后乘龙上天的神话人物请回人世，让草莽初辟时期的一位大酋长穿上龙袍，成为中华各族的人文始祖，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让神话还原为历史，使历史向前延伸；使中华各族有了一位众望所归的共祖，增强了凝聚力等等。但是也产生了副作用，委屈了南方各族先民的领袖，从古史的开端就定下了重北轻南的调子。
炎帝是早于黄帝的先民领袖，是对发展农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传说人物（黄帝也同样是传说人物而非历史人物），蚩尤也很有名，“三苗与九黎同族，其酋之最著者曰蚩尤。”⑧他在黄帝“以玉为兵”（用石头制作兵器）之时，能够“以金为兵”（制造金属兵器），说明已是一位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先民首领。只因他们都是南方人，所以受到贬抑，炎帝只算一方诸侯，蚩尤则被斥为“作乱”⑨。这实在有失公平。
汉代江山一统，国势强盛，综观全局，确也北重南轻。重北轻南的观念一时尚无大碍。但是三、四百年之后，北方由于五胡混战，迅速衰落，国家的重心转移到江南，重北轻南的不良影响就逐渐显露出来。因受重北轻南观念的束缚，大家常常认为占有中原（北方）的政权就是正统，那些建立在南方的汉族政权虽然比较先进，因为不在中原（北方），也就感到理屈情虚。大家为了争夺中原（北方）不惜付出极大的代价。虽然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已经转移到江南，但是许多帝王为了争夺中原，取得“正统”地位，宁肯把首都建立在残破的北方，使国家的重心二元化——政治、军事的中心在北方，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南方。
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许多帝王既没有办法把经济、文化中心搬回北方去，又不愿意把建立在中原（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迁到南方来。于是1600多年以来，始终保持二元格局。这种格局，常常造成南北不平衡，南北不协调，甚至南北相对立，有时候会以兵戎相见。即使不以兵戎相见，由于二元格局不易协调，对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也是不利的。
重北轻南逐步升格
重北轻南的观念正式形成于汉代，2000年来的发展趋势不是逐渐淡薄而是逐渐加深，也就是逐渐升格。概略言之，其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从汉代到南宋，共约1300年，重北轻南只从社会风气上表现出来，如重视北方，重用北人；忽视南方，歧视南人等等。二是元、明、清三代，共约700年，重北轻南已经从社会风气升格为国家制定政策的原则，在制度上、法律上公开规定南北的不平等，毫不隐讳地表现为北方统治南方，北人压迫南人。这不仅大大地激化了南北矛盾，而且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重北轻南的观念是与史书记事的“四个中心”——帝王中心、中原中心、汉族中心、儒家中心——同时形成的。当时四个中心合而为一，即由汉人帝王建立王朝定都于中原，并且信奉儒家学说，一时还看不出重北轻南的观念有何消极作用，以后形势变化，四个中心不能重合在一起，麻烦就产生了。
永嘉之乱，中原衣冠南渡，司马睿到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四个中心带走了三个，只丢掉了一个中原中心。由于北方五胡混战，民不聊生，大家缅怀故主，人心思汉（汉族政权），所以淝水之战，晋军能够以少胜多，前秦百万大军一败涂地。东晋政权并不因为离开了中原而丢掉自己的正统地位。
等到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开始汉化，努力在“四个中心”上与南朝较量，南朝就很被动。他们说自己是黄帝后裔，封于北土，说得有根有据，这就一举解决了“汉族中心”与“帝王中心”的问题，再接受儒家学说，又解决了“儒家中心”的问题。他们已经立足中原，“中原中心”的问题更是不在话下。四个中心之中，只有中原中心是硬件，其他三个都是软件（可以编造）。他们拿硬件向南朝摊牌，充分利用重北轻南的传统观念贬低南朝，南朝无可奈何。所以北魏王朝敢于自称中国（立足中原），斥南朝君臣为“岛夷”。
当时南渡的“衣冠”——世家大族、知识分子——已经逃离中原，寄居江南州郡，为了安身立命，本不应再歧视南人。但因他们来自人文荟萃之区，到南方后又由士族百家垄断了仕途，总认为北人高南人一等，看不起本地人，这又助长了重北轻南的偏见。为了垄断仕途，他们扬言北人稳重，堪当重任；南人轻浮，难干大事。这种偏见，影响深远。北宋王安石变法遭受挫折，也与此有关。有些反对者不从新法本身来考虑利害得失，却首先认为南人为相（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就会天下大乱。不仅可笑，而且可悲。
由唐入宋，重北轻南的偏见略有好转。因为两宋时期的南方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超过唐代、南人从政虽然仍有一定的阻力，但在学术上却能展其所长。从“唐宋八大家”的籍贯上就可以看出，南人已经逐渐抬头。唐代的韩、柳都是北人（韩为河南，柳为河东），宋代的三苏（四川）、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人皆江西籍）六人都是南人。如果不是蒙古铁骑横扫欧亚两洲，暂时打乱了中华文化发展的进程，则随着南方经济、文化的崛起，重北轻南的观念也可能逐渐趋于淡薄。
元灭南宋之初，无意接受中华文化，曾有杀尽汉人，以农田为牧场的打算。他们公开以统治者自居，分全国人为四等，一等蒙古人（统治民族）、二等色目人（随蒙古人前来的西方人）、三等汉人（实为辽、金遗民）、四等南人（南宋遗民）。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牧民最为高贵，经济、文化上最先进的南宋遗民反而最下贱，这真是和历史发展规律唱对台戏，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损失也就不问可知。当时的重北轻南就不仅仅是歧视，而是公开地迫害。
如果过去的重北轻南造成了南北不平衡、南北不协调，元代的重北轻南则造成了严重的南北相对立。高踞北方大都的元廷是入侵者、征服者、统治者，当然也就是剥削者。全国臣民，特别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南方的臣民则是被统治者、生产者、奉献者。最下贱的“南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生产劳动，把大量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奉献给最高贵的“北人”，通过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源源北运，让“北人”坐享富贵。元代后来虽也开科取士，照样重北轻南，至元八年会试，王伯恂被主考官赏识，认为是天下奇才，准备取为榜首。只因他是南人，许多考官一致反对，结果落第。这样极端重北轻南的政权，最后只能是被“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起义军彻底推翻。
时代是“驱逐鞑虏”以后建立起的汉人政权，而且从南方起家，朱元璋身边的谋士如刘基、宋濂等等都是南人。照理说，他们虽不需要重南轻北，至少也不应该继续重北轻南。遗憾的是：朱元璋迫于形势，竟为重北轻南而大杀无辜，制造了一起大冤案。洪武30年，主考官刘三吾取进士52人，全是南人。北方考生不服，控告主考官扶持南人压抑北人，经过复查，并未发现舞弊。但是朱元璋唯恐北人有故元之思，欲以功名笼络北人，恨主考官等不懂这种策略，惹出麻烦，一怒之下，处死考官、复查官及所取的状元等人，主考官刘三吾已85岁，年老免死。朱元璋自己主持再考，取62人为进士，又全是北人，无一名南人。这种诛杀无辜的“南北榜”之争，不免令南人寒心，也说明元廷重北轻南余威之可怕。
清廷入关，也公开地宣布满族为统治民族，并定全国各民族为四等：一为满族，二为蒙族（蒙族可以封王、汉人不能封王），三为汉族，四为南方各少数民族，照样重北轻南。
跳出这个认识误区
早在300年前，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就从理论上批驳了重北轻南之不当。例如黄宗羲说：
“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⑩
王夫之说：
“吴、楚、浙、闽、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隋唐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騃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11)
他大胆地预言“地气南徙”，中国的重心将逐渐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在历史上被称为蛮荒之地的南方即将成为人文荟萃之区。他认为：夷夏之分，文野之别，在人而不在地。一个地区可以从“夏”（先进）“文”（文明）逐渐退化为“夷”（落后）“野”（野蛮）之地；也可以从“夷”（落后）“野”（野蛮）逐渐发展为“夏”（先进）“文”（文明）之区。并且直言中国的南方已经从“夷”变“夏”，北方已经由“夏”变“夷”。夷与夏、文与野，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文现象，而非变化非常缓慢的地理现象。重北轻南那种僵化了的一成不变的看法是可笑的。
300年前的古人不可能预知身后之事，但他根据2000年来历史发展的规律，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科学预见：重北轻南观念中最重视的地区——西北——逐渐贫穷落后，最轻视的地区——东南——逐渐富庶繁华。尽管他对近百年来的风云变幻，东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一无所知，但是放眼中华大地，我们不能不承认许多事实已经证实了他的预言。
重北轻南当然不是什么理论，只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既然是误区，自然应该跳出来。要跳出这个误区，一要重视上古史的研究与宣传，二要重视移民史的研究与宣传。
我以为：“重北轻南”是一个总的误区。在这个总误区之中，还可以大致分为三部分，即：“黄”字误区、“汉”字误区、“静”字误区。
先说“黄”字误区。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一谈到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总离不开“黄”字。曰：黄种人、黄皮肤、来自黄土高坡，为黄河母亲所孕育，始祖是黄帝，历史约为5000年，我们的文明是黄色文明——意味着封闭、保守、安土重迁，不思进取。
其实以上所说，有的并非史实，有的纯属附会。中华文明之源，绝非“黄河母亲”的“一元论”，至少是“江河并流”的“二元论”，最好是“满天星斗”的“多元论”。要说历史悠久，若以黄帝为始祖，则还不到5000年。其实东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距今5000年以上；南有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已7000年，西有大地湾文化遗址，距今为5000-7000年之间。中华文明的历史岂能说是始于黄帝！黄河古代也只称河而不称黄河，黄土高坡也是后来由于水土流失所造成，那里在古代是一片郁郁葱葱，何来“黄”字？黄帝亦作“皇帝”，秦汉以后“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专称，才规定只能写成黄帝。因此许多黄字的出现，实出于穿凿附会。
如果我们跳出重北轻南的“黄”字误区，放眼中华大地，就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之源并不限于中原（北方）一地，最早的源头其实是在南方。东南沿海的古越人，在7000年以前已经敢于驾舟出海，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海洋文明——这当然不是封闭保守的黄色文明。浙江青年学者陈剩勇大胆提出夏王朝的建立者是古越人，论证精密，言之有据，令人耳目一新。夏、商、周三代的古文化显然有传承关系，如果夏文化的来源是南方的古越人，则是对重北轻南的观念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在“黄”字误区中，我们总认为自己又“黄”又“土”，是大陆民族、大陆文明，与海洋无缘，忘记了我们先民中的古越人，他们分布的地区是长达数千里的东南沿海，从舟山群岛到台湾、海南岛。他们都有极好的水上功夫，驾舟如驭马。由于重北轻南的旧观念，不少海外华人总说自己的祖先来自黄陵所在的黄土高坡，来自号称中原的河洛地区，对于断发文身的古越人，很少提及。我承认自古至今有大量移民从北方南下，但是也要考虑，东南各地大量的古越人到哪里去了？（现在没有越族）他们是融合到别的民族，主要是汉族中去了。来自北方的汉族先民不可能不和越人通婚，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今天的浙江人、福建人、广东人必与古越人有血缘关系。只要不重北轻南，我们不必回避这种事实，还应引以自豪。几千万海外华人不避艰险，到处创业，已经遍布世界。他们这种无畏的进取精神，难道不是继承了古越人敢以小舟航海的勇敢精神吗？我们的先民既有西北的华夏、戎、羌，也有南方的苗蚕、百越。炎黄子孙并不专指华夏与汉人。
次说“汉”字误区。夏代以后，司马迁著《史记》以前，还没有汉人的称呼，那时的重北轻南，是重华夏、重中原（北方），轻四裔、轻南方。春秋战国的文明地区已不限于黄河中下游，也包括长江中下游在内。因此在百家争鸣之时，出现江、河并流，南、北竞胜的可喜局面。正如张正明先生所说，华夏文化出现了二元耦合的格局。如南炎北黄、南凤北龙、南道北儒、南《骚》北《诗》等等，双方既竞争，又互补，造成了学术上的一片繁荣景象。
秦并六国，君临天下，以吏为师，扼杀学术自由，百家不得争鸣。汉承秦制，为了统一思想，制定四个中心，总之是重北轻南，以北压南，于是重黄轻炎、重龙轻凤、重儒轻道、重《诗》轻《骚》。虽然道家在民间的根基比儒家更为深厚，虽然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曾经问礼于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但是因为制定了儒家中心的政策，老子又是属于南蛮的楚国人，所以毫不犹豫地尊儒抑道。我们不要忘记从三代到汉初，许多古书都是汉儒作过加工与加以注解的，在此以前的历史，也是汉代的史官执笔写定的。因此，一切古书，一切古史，无不经过汉儒的检查、鉴定，贴上“汉”字商标，然后才可以上市。我们如果对这些书、史深信不疑，也就逃不出这个“汉”字误区。
再说“静”字误区。我们都知道，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商业民族航海经商，只有农耕民族安土重迁，世守祖宗庐墓，因此而封闭保守，不思进取。现在也还有些山区农民，一世没有到过县城，终生足迹不出百里。我们是农耕民族，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农业文明，因此就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即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只是短期的、小规模的，大部分中国人都世代株守自家的田园，过着“静”态的生活。所以不少陕西人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黄帝子孙，这是对中国的移民历史缺少了解。从古到今，大规模的移民现象不断发生，造成移民的原因不外天灾（水旱灾荒、气候突变）人祸（战争、动乱、掠夺人口），这都不是自愿而是被迫的。有些天灾，主要是旱灾，赤地千里，不饿死的人也都逃荒了，以后只有由大规模移民来补充。有些战争，如元攻南宋的四川，老百姓几乎被杀绝，十不余一。以后虽进行移民，百年不能恢复。
历史上的移民有各种原因，各种方式，向着各个方向移动，但是从古到今移民的主要方向是由北向南。一波又一波，一浪又一浪，既已南移的人就很少再北返。华夏人——汉人原先主要活动的地方是中原，以后几次大举南迁，留下的极少。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认为大河上下皆金、元之裔，也许有所夸大，但是长期移民，造成“江山不改，人事已非”的现象极为普遍。汉语各方言区，越是南方保留的古音越多，说明古代的“北人”已成今天的“南人”。从一时一地来看，我们的祖先确实安土重迁；但是纵观千年，横观万里，移民总是在不断地进行。我们的历史并非“静”态历史，而是“动”态历史。如果认为“地不动，人亦不动”，南人长住南方，北人久居北地，那就陷入了重北轻南观念中的“静”字误区，不能鉴往，遑论知来！星移斗转，大地南倾，古老的中华民族终将从黄土高坡走向蓝天碧海。
注释：
①引自1993年3月广西人民出版社版《中华民族史研究》第1辑139-140页。
②引自1933年初版蒙文通《古史甄微》自序。
③引自《史记·五帝本纪》。
④引自韩愈《送陆歙州诗序》。
⑤引自《元史·食货志·海运》。
⑥引自《易·系辞传》。
⑦引自《史记·五帝本纪》。
⑧引自梁玉绳《三苗九黎蚩尤考》。
⑨引自《史记·五帝本纪》。
⑩引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
(11)引自王夫之《思问录·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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