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沪江大学看近代上海高等商业教育的办学路向——兼论教会大学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教会论文,沪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8)04-0108-05
上海是中国近代化的领头羊和近代商人活跃的舞台，近代商业教育也因之在这里表现得最为充分。沪江大学(1906-1952)作为中国近代13所著名新教教会大学之一，以上海的地缘优势为依托，在近代教会大学中通过成功的商业教育，树立了教会大学中国化的典范。
一、沪江大学商学院：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正规化办学路向
（一）教会教育观念的转变与沪江大学商科的创办。教会当局在中国开办大学，本是为了按照基督教的意图，在中国塑造一个有别于传统士大夫的精英阶层，借以支配社会的感情和意见，实现“中华归主”的宗教目的。为此，早期的教会大学把西方传统的以培养贵族绅士为目标的“自由教育”移植过来，实施所谓的“完整教育”，即“所有课程，皆系必修，更无所谓文理科之区别焉”，“学生的毕业程度须有一种普通常识，对于各科应受同等门径，不偏不倚，无轻无重”[1]。对于除了医学和神学以外的专业和职业课程，传教士大多是不感兴趣的，世俗性的职业教育“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并不会有什么用处，教会学校用差会的钱来培养工程师、农业家、律师等等是毫无理由的”[2](P166)。
20世纪20年代后，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教会教育受到了来自中国民族力量的挑战。“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使教会教育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教会大学面临“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动”、“新起的理性主义”和“一些传教士一味追求安逸生活”的难关[2]，要想在中国继续生存，必须改变观念，作出调整，已成为内外一致的呼声。胡适批评教会教育人士“同时伏侍教育又伏侍宗教”，要求传教士抛弃传教而专办教育，“集中一切财力、人力来办极少数真正超等出色的学校”。[2]1922年，美国巴顿教育考察团调查报告也要求教会学校“更有效率”和“更中国化”。与此同时，国人自办高等教育在专业和职业培养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教会大学在初期的领先地位受到了挑战。教会学校在培养目标上作出调整，以适应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潮流，已经势在必行。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已经不像早年那样多数从事教会工作，“当差会不再能够聘用所有毕业生时，毕业生常常发现自己没有从事其他工作的能力，差会感到自己有责任为教徒提供谋生的手段”[3](P166)。
沪江大学在基督教现代派传教士、校长魏馥兰的领导下，较早地抛弃西式自由教育模式，向适合中国尤其是上海发展需要的以职业为导向的专业教育方向转变。在魏氏看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基督教学校应否更进一步的中国化。因为基督教学校必须为中国的学校，以便适应需要。这不是‘应否如此’或‘为何必须如此’的问题。今日所必须解决的就是‘何时’与‘怎样’问题”[4]。据此，沪江在教会大学中从1916年率先实行选科制，“目的是让学生顺着适合他专长的方向学习，更为明确地培养他从事某种特定的终身职业”[5](P15)。选科制的实行，以学生的未来职业为导向，使沪江的学科设置与社会的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既然选科要符合社会的需要，上海这座城市在远东又是获得各种商务实验的无与伦比的地方，那么在上海这个远东的商业中心办商科便很自然了。1917年，沪江理事会通过了设立商科的决议。1921年，继圣约翰大学设立“商业与经济部”后，沪江从社会科中分离出商科，商科正式宣告成立。
（二）刘湛恩的校政改革与沪江商业教育的发展。沪江在1920年代初顺应时势开办商科，但在浸会管理时期，它的发展并不顺利。商科之成为沪江发展特色，是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后第一任华人校长刘湛恩执掌校政时期。刘湛恩（1896-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近代著名基督教爱国教育家，也是黄炎培倡导的职业教育运动的忠诚伙伴。刘湛恩任校长后，以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为目标，以“学术化、人格化、平民化及职业化”[6]为指导思想，积极地贯彻教会高等教育“更中国化”的方针。首先，依据国民政府关于大学必须设立院系两级体制的规定，将原来的商科升为商学院，下设商业管理系；1934年改设商学系，下设商业管理与会计两组。第二，充实师资，使中国教职员承担教学和科研的主要责任，如聘请沪江校友、纽约大学商学硕士、前厦门大学商学院院长、曾任财政部注册会计师的郑世察为商学院院长；程时荟、郑辉、李培恩、王国华、林振彬、李道南、周鼎立、夏屏方、郑惠益、凌宪扬、寿景伟、陈道衡等一批具有商学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海归人员也先后充实到商学院的师资队伍。第三，进行教学改革，突出课程的实用性及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经过改革，沪江商学院虽然只有一个商学系，却成为全校11个系中最大的一个系。[7]沪江大学在基督教大学中初步确立了商业教育的发展特色，其毕业生受到上海商界的欢迎，院长郑世察1936年在报告中不无自豪地说：“过去7年里有100多个毕业生进入商界，他们大多数获得了成功。我从银行和公司首脑那里获得的印象是，我们毕业生工作比其他商科大学的毕业生出色得多。总的说来，上海的企业如果要人，总是先挑选沪江的毕业生。”[8](P220)
（三）沪江商学院的特点。沪江大学商学院体现了近代上海高等商业教育的正规化办学路向。1920年代后，在近代商业革命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上海很多高校都设有这种正规的商学院，如私立大学中的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大学、持志学院、上海法学院、中国公学，国立大学有暨南大学和上海商学院。[9](P71)通过设立商学院实施正规的商业教育是近代上海高等教育的特色之一。在这种路向下，商业教育是一种职业准备教育，教育对象是将来准备进入商界服务的人，而不是正服务于商界的人；在培养上按照一定的要求实行严格的全日制教学。在刘湛恩“学术化、人格化、平民化及职业化”思想之下，沪江商学院商业教育呈现如下特点：
1.课程结构“力谋职业化”。商学院的课程以适应社会需要为鹄的，“所有学课力谋职业化”[10]。整个课程结构采取当时大学所采用的普遍形式，即“公共必修+主辅修+自由选修。”一年级不分系，课程都是公共必修，主普通而含分科性质。侧重普通，主要是为基础差者补充基本学识；分科主要是通过设一定的选修课，提供多样化的课程，让学生了解所分各种内容是否与本人志愿学历相符，以为下年选择专业作准备。对于商学院的学生来说，基本上是选择“选修学程”中的“商业”，以获得普通经济学的知识，如“实业之组织、人类之需要、经济之来源以及现代工业社会之历史的背景”。[11]英语在公共必修学程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因为在上海这样中外贸易会通之地，掌握外语是在商界谋得好差事的必要条件。从二年级起，进入分科学习的专修阶段，除了继续学习一些公共必修课外，在专业课上主要学习“会计原理”、“货币学”、“银行学”等一些商学基础，为必修。同时，这些课程也是以商业管理组或会计组为辅系的学生的辅系课程。沪江的课程采用主辅修制度，规定“学生根据性之所近选择一系为主修系，同时须选与主修系学程有直接关系之二系为辅修系”[12]。主辅修制是美式教育制度，它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科间的渗透，同时也加强了学生毕业后选择职业的适应能力。
2.教学及其管理“重质不重量”。“更有效率”是教会大学面对二三十年代国人自办高等教育的竞争而作出的回应。它要求教会学校提高效率，注重专业精神，“选择几种工作，为社会所需要，同时为国立或公立或其他私立学校所不注意及不能办的，尽量充实，努力进行，以求贯彻重质不重量的精神”[13]。在这种形势下，沪江大学商学院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对于教学效能，力谋推进，把“重质不重量奉为箴言”[10]。如在教学管理上，采取学分制与绩分制、积点制相结合的办法，以学分计学生学业之量，以绩分和积点计学生学业之质。在教学中，努力按照社会的实际需要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如在会计人才培养上，“会计课所用实验题及表册按中国实际情形编制，私自付印，故近年来选读会计学生获益更多”[14]。在科研上，注意培育学生的学术创新能力，因为在校长刘湛恩看来，“大学的目标是提供学术领袖，培养那些为社会服务并使自己和周围的人具有良好生活品质的人”[15](P42)。为了提高学术水准，沪江在1929年春决定实行毕业论文制度。沪江大学的毕业生在毕业前第一次被要求提交一篇论文，该论文既体现了学生独立思考的结果，也代表学生们在各自教师指导下的学习水平。为强化学术空气，积极为师生营造科研氛围，1912年创刊的校刊《天籁》到1935年改版成每期有500多页的大学学报，成为当时著名的大学学报之一，“几与清华学报、燕京学报鼎立而三焉”[16]。
3.强调“大家庭下”的基督化人格教育。巴顿报告在强调教会学校“更有效率”和“更中国化”的同时，也强调“更基督化”。代表中国基督徒教育家声音的权威刊物《教育季刊》1925年在其发刊词中揭明其宗旨是“贯彻基督教教育之中国化，发挥基督化教育之真精神”。魏馥兰在谈到中国化和宗教教育关系时明确表示：“学校若不是基督化，则虽中国学校，亦无价值。”[4]他的继任者刘湛恩作为一个虔诚的浸会信徒，更是强调学生“博爱、牺牲、服务”人格之培养[17]。他反复强调“沪江是个大家庭”，希望通过“大家庭下”宗教氛围，来塑造学生的基督化人格世界，并通过“信义勤爱”的校训，每周一次的“朝会”，各种团契组织，引导课外活动的“课外绩点制”等等举措来实现这一目标。应该看到，刘湛恩倡导的基督化人格教育是有其时代特点的，“博爱、牺牲、服务”的基督精神同1930年代爱国民族主义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同时也反映商业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正如刘湛恩对沪江毕业学生所寄语的那样：“无论就何职业，应了然作业之艰辛，成功之匪易，勿轻小事而不为，毋效浅尝之中辍，服膺‘信义勤爱’之校训，秉承牺牲服务之精神，努力在公，积极处事，以求工作之满美，效能之增进。”[18]
二、城中区商学院：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社会化办学路向
（一）全日制高等商业教育发展的难关与城中区商学院的创办。沪江大学在教会教育中国化的时代趋势下，办起了正规化的高等商业教育，由于适应了“以港兴商、以商兴市”的近代上海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因其兼具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双重身份，加之存在经费困难、师资匮乏、实习不便和政策制约等诸多的难关，它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在30年代的上海，职员队伍不断扩大，形成城市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阶层。正规化的全日制办学只能满足极少数准备进入商界的人的需要，对于众多的在职青年的职业发展却鲜有助益。实际情况是，大多数青年在未完成普通教育之时，在寻求生计的压力下，便弃学经商；经商后，为职业及前途计，又颇感学识之不足。因此读书与职业两不误，在职求学以取得职业能力之提高，成为沪上职业青年的普遍需求。正如时人所分析的那样，“在这五方杂处的上海，谁都会因智识恐慌而感到事业上应付的不足。但是受生活逼迫的人们，又不能饿着肚子去求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循序渐进的学问”[19]。在这种形势下，刘湛恩以“平民化”为思想基础，联合商界，建立了“供一般人补习应用学识，而同时又不致妨碍职业”[19]的城中区商学院（以下简称“城商”），开辟了近代上海高等商业教育的社会化办学路向。
城商被时人称为“夜大学”，其学生以银行、洋行、公司和机关的职员为最多。大学科乙组和专修科在城商占主导地位，就读于二者的学生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表明城商主要是本科和大专程度的业余高等商业教育机关。甲组学生的入学条件比较高，须修完大学一、二年级所有公共必修课，且有名额限制，因而人数较少。乙组与专修科，只需高中毕业或有同等程度者即可，加之大多在夜间授课，最符合青年们的需要，因而人数最多。
（二）“城商”的特点。在“城商”的带动下，1930年代的上海高校兴起了举办非全日制的社会化的高等商业教育的热潮。除沪江大学外，东吴大学、国立上海商学院、持志学院、上海法政学院亦相继办起了类似的夜大学。以沪江城商为例，它作为高等商业教育的社会化办学，呈现出商学密切合作的发展特点。
1.商学联手，共建“城商”。城商在1930年春就开始筹建，积极“通函各机关征询办法及意见”[20]。在最初的10万元开办费中，就有5万元是从上海工商各界募集来的。由于筹资顺利，圆明园路上的真光大楼得以如期竣工。“城商”积极发挥企业和行业的作用，为当今职业教育办学留下了宝贵启示。
2.聘请商界名流，组织顾问委员会。在行政上，城商组成了以金融家、沪江校友朱博泉为院长、毕义思为事务主任、慎微之为秘书长的领导班子，直接对校长负责。更重要的是，它聘请商界领袖和专家组成顾问委员会，作为城商办学的建议和咨询机构。这个委员会以财政部长孔祥熙为首，包括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林康候、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新华银行经理王志莘、上海市钱业同业公会主席秦润卿、三北公司总经理虞洽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等等。[21]它荟萃了当时上海商界的精英，城商就是以这个委员会为媒介，通过与之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讨论会等形式，使自己的办学切合商界的需要。
3.从商界聘请兼职教师。正规的商学院实行全日制办学，经常面临着专业师资匮乏的窘境。由于在经费上过分依赖外国差会，有时虽然社会上有合格师资，但由于囊中羞涩而与之失之交臂。城商满足了在职青年的特殊需要，考虑到其“求学时间大半以工作余暇夜间读书为便”，所以“特别注重夜班”。[21]学生的夜间读书有利于聘请兼职教师；加之地处市中心，商业人才资源密集。因此，“城商”在师资聘用上一改正规的办法，不再设专职教师，而是放手大量聘请兼职教师。同时，它与商界合作办学，商界也乐于在师资上给以支持。这些兼职教师大多拥有较高学历，具有很高的专业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务经验，并且很多受到国外高等专业教育，取得了学士以上的学位，其中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不乏其人。据城商校友回忆，在城商的办学的各个不同时期，充任各门课程的教授有经济学家孙怀仁、章乃器、唐庆永、杨荫溥、施伯珩、何仪朝，统计专家何旭潮，国际汇兑专家王心康，著名会计师潘序伦、杨端六、顾准、杨汝梅、沈立人，法学家李中道，银行家孙瑞璜、崔毓珍、朱彬元、金伯铭、程联，保险专家关可贵、杨培之，广告专家陆梅僧，国际贸易专家黄金树等。[22]
“城商”的师资自始至终倚赖于商界，名家荟萃，“专家担任教学”，为“城商”赢得了知名度；同时，聘用兼职教授，使其办学费用大大减少，基本上实现了自养。沪江积极利用社会资源，从企事业单位招聘专家、技术人员，组建了一支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从学理的角度看，职业教育师资有其自身独特性。它要求既懂理论，又熟悉实务；既能胜任理论教学，又能胜任实践教学。“双师型”师资是职教师资的特征。因此，从社会上聘请兼职教师，不仅可以实现与社会共享人才资源，也反映了“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特色鲜明”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内在要求。
4.与商界沟通，确定课程与教学方法。城商经常与商界举行商业教育讨论会，就商业教育中的各种问题展开磋商与讨论。在一次由刘湛恩主持的沪大商业教育讨论会上，60余位人士应邀参加，包括王晓籁、严谔声、何清儒、杨荫溥、张素民等商学两界名流。会议结果是：(1)注重对学生实行全面的训练，“目标为公民训练、品格修养及基本智能之促进”。(2)课程设置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宜采用本国教材，以外国教材为参考”。(3)教学方法上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务使理论与实习兼筹并顾”。(4)注意协调好外部关系，即“请中华职业教育社、市商会合作”，并“拟请本市教育当局指导改进”[23]。在刘湛恩的主持下，城商在1933年实行了教学改革，其要求是：尽量充实教材内容并求适合应用；发展学生特殊兴趣与能力；使学生思想科学化；养成学生由教员辅导到自动研究之途径。[24]体现在教学方法上，就是注重“实际与理论并重”[25]，突出实践性教学，提倡学术研究，培养创业能力，“利用小资本，集合同志共组小厂店经营之，从小做起，渐谋发展，则其创始虽艰而所成必大”[26]。
三、城中区商学院的办学意义
（一）开拓了高等商业教育的新模式。30年代初，沪江在全日制的高等商业教育外创办起夜大学性质的城商，在当时并不是孤立的，它也并非是该体制的创始者。早在1915年，华东地区的另一所教会大学——东吴大学就在上海创办了一所类似的比较法学院。但它主要是比较法学性质，而且在办学模式上未对上海其他高校产生示范性影响。衍其流，扬其波，成模式，为示范，当归功于沪江城商的成功举办。城商等一批夜大学的出现，意味着近代上海高等商业教育新模式的形成。从教育性质上看，它是“五四”后中国大学“扩充教育”的继续发展，“扩充教育是以大学为出发点而设施的一种社会教育事业。它是从原有的正式学校教育的观点出发而特别着重于将学校内的教育扩充到校外去”[27](P263)。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等部分高校师生开始通过举办“平民教育演讲团”，为校役开办夜校等形式，服务于社会。高校师生参加社会教育，推动社会教育发展，是五四后我国社会教育呈现出的新的发展形态。在30年代的上海，沪江大学面对“因智识恐慌而感到事业上应付不足”[19]的矛盾，为社会职业青年举办了读书与求学两不误的夜商学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大学的“教育扩充”——高等教育的社会化。由于城商的示范效应，社会化办学在上海高等商业教育领域很快形成模式而得到发展。
从近代大学职能演变的角度看，沪江等上海夜商学院的出现也标志着近代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进一步发展。五四以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业人才、指导社会事业”[28](P35)作为大学基本职能得到普遍确认，许多大学通过举办暑期学校和各类学习班、建立研究所和试验基地等方式开展社会服务。沪江大学早在20年代初就与其他基督教大学合办过华东暑期大学，尽量为中等学校毕业程度者提供业余高等教育。虽然“历届咸有相当成绩”，但在职业青年群集的上海，这种暑期学校的社会服务形式，杯水车薪，远不能满足更多青年的需要。然而，沪江城商等夜大学的出现，对于“白天十九都有职业”[29]的学子来说，是一种最适合他们的社会服务。“夜大学在中国是创见，然而很需要”[29]，时人如是说。
（二）树立了教会教育中国化的典范。“消极应对”和“主动调适”是近代教会大学在基督教教育中国化运动中采取的两种不同方针。同处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由于顽固坚持“宣教性”，同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日益疏离，结果在1920年代后不断走向衰落。沪江大学在现代派传教士魏馥兰和他的继任者刘湛恩的领导下，本着“基督教学校必须为中国的学校，以便适应需要”的理路[4]，大力推进学校的中国化进程。据此，刘湛恩把沪江的教育方针定为“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博爱、牺牲、服务之精神，培养高尚人格，造就专门人才，研究高深学问，期能适应社会需要”[17]。于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和根据它自己的情况，按照教会和中国信徒的需要来筹划它的未来”[30]，成为沪江办学的既定政策。城商的举办，满足了群集于上海的在职青年的职业发展需要，使其朝着中国化的方向与上海的发展融为一体，难怪当时有外国参观者不禁发出感叹：“她成为一所了不起的都市大学，除了强调上海之外不强调别的。”[31]沪江通过成功的商业教育为教会大学中国化树立了典范。
（三）进一步强化了商学合作的商业教育传统。近世以来，商人与教育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科举时代，商人关心教育，在经商成功积累了钱财后，往往把资本的一部分投入教育。以明清徽商为代表，徽商关心子女的教育，饮水思源，乡情脉脉，在徽州建立了紫阳书院。但前近代商人对教育的关怀，还没有超越封建的藩篱。其孜孜于子女教育，是为了在子女身上实现自己未遂的科举之梦；其为家乡教育供财献力，既是宗法社会地缘情结的一种体现，也是儒家“修己安人”“修齐治平”思想的外化。
近代以降，尤其是科举废除后，商人与教育的关系逐渐摆脱了封建底色而具有了近代特色。首先，他们从关心家乡的封建科举教育转而关注家乡的近代新式普通教育，如清末浙籍上海巨商叶澄衷（1840-1899年）和上海浦东富商杨斯盛斥资兴学，先后在上海建立了澄衷学堂和浦东中学堂。其次，近代商人在“商务极博，商理极深，商情极幻，商心极密”（郑观应语）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外侮交逼、国势危殆的民族危机中，意识到商业人才对于“商战”胜利和民族自强的意义，转而关心自身的教育，成为近代商业教育发展的积极力量。复次，近代商人较其前辈（封建商贾）更有组织性，能够以近代新式社团的形式发挥其在教育尤其是商业教育中的作用。这可以在清末上海商务总会的组织和功能中露出端倪，也可以在民初商会向教育当局发出商学合作的呼吁和稍后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机构的努力中得到反映，还可以在30年代沪江城商与上海各商人社团合办高等商业教育中得到事实说明。1920年代后，随着上海商业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商界需要更多的高质量的专门人才，因而需要在商业教育方面更有作为。通过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商人开始在高等商业教育领域中分担责任，近代商学合作的商业教育传统由此得到进一步强化。城商等上海夜大学的成功举办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收稿日期：2008-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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