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基本方针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顺利发展的保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社会论文,顺利论文,基本方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基本方针是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丰富和发展，从而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一个多层次的有机联系的科学体系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党在科学总结建国3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艰难而又卓有成效的探索，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理论成果。
首先，由党的十四大概括和提出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它以党的路线的形式确认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任务，并把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内容之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定了正确的方向和取得胜利的正确途径。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针，科学地总结了过去17年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确定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它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科学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的具体化和深化。为我们把握大局，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围绕着党的基本方针又形成了进行改革，发展经济，保持稳定的九条重大方针。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由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20字”大局的基本方针，以及一系列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方针等多要素、多层次组成的更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党的基本方针的确立对于丰富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党的基本方针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特定角度，揭示了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运动规律，对于完成今后15年乃至更长期的战略任务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第二，党的基本方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使得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从抽象的一般原理和原则演绎为具体化、可操作化的方针政策，使得我们在执行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时，能够把握其理论根据，提高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第三，党的基本方针在构筑多要素多层次的理论结构时，起着极为重要的中介作用，在坚持高度的原则性的同时，也使得这个理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和自我调节能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是“硬核”，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和核心部分，是不能任意改变和动摇的。而党的基本方针和一些具体的指导方针政策，则是“保护带”。保护带的任务就是保护硬核。当社会发展的条件发生变化时，可以通过调整具体的方针政策来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这就避免了一些人把我们对一些具体的方针政策的调整，误认为是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改变或动摇，从而保护硬核的正确性和原则性。
二、基本方针科学地揭示了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并把它上升到国家战略方针的高度，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认识的深化
党的基本方针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1994年初，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全党工作的大局。全党同志都要认清这个大局，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确认“20字”方针是全党工作的大局的基础上，把它上升到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的战略高度，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党就比较重视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但没有自觉地把它上升到一种治国的长期的战略性方针。一些同志把发展仅仅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忽视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不从实际出发，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有些同志简单地认为，只要进行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就可以达到既定的发展目标，而改革的手段、方式、时机则是可以不计较的。至于稳定，有些同志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滞后的权宜性补救措施，而不是治国的战略性方针。总之，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时，有时容易抓住了一个方面，忽视了其他方面，使全局工作受挫。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式讲话中指出的：“实践表明，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这是对我国17年改革开放实践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多项突破、全面铺开的阶段。我们成功地运用了渐进式改革战略模式，在“先易后难”的改革战略思想的指导下，首先从传统体制的薄弱环节着手，即从改革成本低、利益关系比较容易调整、改革措施比较容易操作的环节开始，一步一步地推进改革。形成了所谓“帕累托改进”式的改革，即指改革中新的体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机会、新可能，使得人们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而没有人在此过程中受到损失。或者，虽然在一个方面受到了损失，但在另一方面，得到了相应的补偿。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人民群众是普遍受益的，在总体上是满意的。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正式开始，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好形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一些潜在的问题逐步地暴露出来了。如“双轨制”的某些弊端，国民经济宏观失控等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加剧，致使人心浮动，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十分脆弱的地步，形成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但是，在1988年，我们却提出了物价改革闯关的目标。虽然也提出要采取有力措施整治通货膨胀，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但是，没有对在当时的环境下进行物价改革可能引起的后果进行冷静的科学分析。实践证明，改革不可能在经济环境紧张、供求总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进行，也不可能在群众心理承受力脆弱的情况下进行。而当时的新闻媒介连篇累牍地宣传物价改革闯关，强调物价改革是“长痛不如短痛”，加剧了人们担心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紧张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挤兑抢购风”，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物价改革闯关的失败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从反面提出了改革的成本问题，从而消除了以往对改革的浪漫主义的情绪，转而采取现实、渐进、理性与求实的改革心态。人们认识到，改革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而改革的成本主要来自于改革中利益格局变动所引起的冲突。不同的改革方式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从而决定了不同的改革成本和改革的难易与成败。因此要降低改革成本，就要寻求减少改革中利益冲突的方式。也就是说，要正确认识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成员的利益冲突，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表明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改革，进入了一个理性的、务实的、稳健的改革时代。1991、1992年，在我国农业连续三年取得丰收和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基础上，我们两次大幅度地提高了城市粮油销价，28年来一直不敢动的城市粮油价格改革一举成功。
1994年，我国改革的战略由小步推进、单项实施转为整体推进、综合配套的深层次攻坚阶段，相继推出了财税、金融、投资、外贸、流通体制等方面涉及宏观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举措，其深度、广度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由于精心设计改革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并注意配套措施的同步推进，及时研究和解决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从而保证了各项改革的顺利出台和平衡过渡。尽管1994年是建国以来通货膨胀率最高的一年，但是，多项改革措施出台顺利，运转基本正常，成功地避免了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震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和有关科研机构调查，近65%的人对1994年社会形势持肯定态度，认为“很稳定”、“基本稳定”。而且几乎50%以上的人认为，“改革顺利进行”和“社会稳定”是1994年最重要的成就。
以上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只要我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既能够推进包括涉及宏观经济体制在内的重大改革，又能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局势。
江泽民同志指出：“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可能会比较突出，保持稳定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多么好的规划、方案都将难以实现。”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揭示了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容易产生不稳定的根源，强调指出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对完成今后15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性。因此，必须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经济，而通过改革和发展，又在更高的层次上维系和巩固政治和社会稳定。
三、党的基本方针为我们建立现代发展观，科学地确立中国现代化目标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内在的逻辑依据
江泽民同志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是人类社会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明成果，它揭示了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经济、政治、社会相互协调发展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的发展过程。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表明了我们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充分汲取了现代文明成果，在现代化战略目标，经济增长方式等一系列现代化战略决策上都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是坚持党的基本方针，正确理解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必然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一个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大多数国家把发展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在理论上形成了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其主要特点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数量增长为主要目标。但是，战后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真正消除贫困，而且发展的畸形还造成贫富悬殊、利润外流、债台高筑、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等社会问题。
从这种所谓“无发展的增长”中人们认识到，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性范畴，它应涵盖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社会秩序、人的发展等各个方面的进步，而经济发展是发展的核心内容和最基本的动力。在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发展途径，一个能持续人类进步的途径。我们寻求的不仅仅是几个地方、在几年内的发展，而是为整个地球遥远将来的持续发展。”联合国确认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要求世界各国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正如《里约宣言》指出的，当今“人类处于普遍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心。”
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现了以下思想：第一，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第二，可持续发展否定了把经济发展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把自然环境作为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摄取对象的传统发展战略思想，强调发展是经济、社会和生态持续发展的多元化发展。第三，可持续发展强调当代人和后代人在享用和开发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上的平等权利。第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的实质，是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生态供给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作出重新选择，是基于我们过去在发展道路上得到的经验教训所作出的。在中国现代化目标模式选择上，我们经历了从以“四个现代化为主体”的传统目标到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转变过程；与之相应的，在发展战略上，也从传统“赶超”战略转向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就逻辑地提出，在实行经济体制转换的同时，必然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与历次五年计划相比，最鲜明的标志是强调了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以保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树立新的发展观，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与国际现代发展战略的合流，也是正确处理我国社会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必然要求。
树立新的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科学求实的精神，进行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