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价值尺度的确立与当代人文精神的重建_人文精神论文

新价值尺度的确立与当代人文精神的重建_人文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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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八世纪开始,西方科学理性与文明理想的冲突便引发了人们的价值思考。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今天,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所带来的价值世界的失落使人们重提人文精神。价值问题始终是关涉人类发展的中心问题。尤其就当代中国的社会情况而言,伴随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的利益原则一跃进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传统价值观开始受到严峻挑战。现实文化层面涌现的一系列矛盾冲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传统与现代化、历史进步与道德完善,都表明当我们面对生产力的落后而孜孜以求科技进步时,又亲自体验了近现代西方已经经历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二元冲突。价值问题在此以更为尖锐的方式从社会生活中凸现出来:如何衡量人的价值?面向社会的全面发展来确立价值尺度是否可能?因此,如何赋予社会文化进步以强有力的人文导向,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课题。

当代哲学的发展启示人们,价值的属人特性使价值尺度的确立必须以确立人文精神的观照态度为前提。现代人文精神的内涵规定应基于对人的本质的全面把握。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和把握只有基于对人的实践本性的分析才能完成。人类文化实践的双重性决定了人文精神是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藉此才可能全面理解人的价值。在此意义上,人文精神重建与新价值尺度的确立作为时下的两种呼声,具有内在的统一意义。

一、实践反映出人的双重本质

价值,是一个属人概念,价值评判因而需要具有人文精神的关注态度。现代人文精神的内涵来自对人的本质的全面认识和把握。

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从本质上决定了人与其他生物的区别。这不仅因为实践活动体现了人作为思维主体的创造特性,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实践活动总是建立在人的有目的选择基础之上,而这种有意识的实践同时也使人获得了最大的开放性,并成为最终意义上的强者。

人类文化的历程表明,人时时刻刻都在运用一定的尺度对自身的实践行为进行衡量。人在不断创造,改变或介入外部世界的同时,总是在问一个问题: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价值何在?对实践行为的价值追问构成人生存发展问题的核心。哲学视野中所指称的价值正是对人和世界的人化,对于属人世界特定关系本质的抽象。既然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实践活动,人的价值因而也必须从实践中去理解和把握,正确理解“实践”概念是正确理解人的价值的前提。

实践作为主体人的生存方式,体现和贯穿了人类自身的二重性矛盾,即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和人对自然的超越性。实践活动既要服从客观的自然历史尺度,同时又始终体现着主体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因而实践不仅是客观化的行为,更是主体自我塑造的过程。在这一主体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人通过对自然的超越,获得自我存在的意义,完成自我的生成。其中不仅包括客体对象世界的生成,也包括精神文化存在的生成,二者的统一在现实上便表现为体现于一定历史存在形式中的价值与意义世界,即文化。所以文化实质是人与世界的对话形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建构。只有不脱离“文化——实践”这一动态背景,才能理解人本质的丰富全面性,而人的文化价值所体现的这种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正是人文精神所指涉的应有内涵。

人文精神,首先意味着一种为了人,关注人、理解人的思想情怀。其全部思想的内涵就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深入理解基础上的。实践作为人的历史性活动,其目的、手段和内容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所以人文精神不是一种抽象界定永恒人性的精神,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主题,是热切关注社会历史情势和现实人生过程、反映时代文化生活、体现时代文化主体品格,表达该时代文化生活价值理想的精神。从这一角度讲,人文精神正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价值世界的内在精神。

二、现代人文精神: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双重规定

在当代中国,面对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去培育主体的人文精神,是一个亟待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主体的人文意识将直接影响市场经济的操作与运行。市场经济的本质不仅要求正视和彰显人的需要本性以适应市场利益原则,而且要求发挥主体超越性以塑造现代主体精神品格。正视人,全面回归人自身,成为市场经济合理运作的前提。另一方面,也正是市场经济才为对人的全面性审视提供了可能。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对象世界,是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的确证。人只有在自己创造的对象世界中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发达的物质文明及由此提供的发展精神文化所需的物质手段,第一次使中国人有可能追求真实的生活,开始怀着对人生新的理解,以新的人文态度重新审视自我价值。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理想信念迷失,加之文化虚无主义价值观的漫延,中国人在告别以往“重义轻利”传统价值观的同时,又步入了另一极端:沉迷于从物质利益层面表面化,感性化地认识市场经济,而忽略了对市场经济固有内涵的全面把握。这种人生体认的感性化和平面化,淡化了人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危及人的主体精神世界的价值追求,而且将以损毁市场行为主体素质品格的方式危及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初衷背道而驰。人文精神重建因而成为伴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文化生成的跨世纪历史课题。

人文精神体现人类文化创造的价值和理想,是指向人的主体生命层面的终极关怀,是主体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现实性根源于主体的存在必须以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及相关的社会秩序为基本条件,而要使活动真正成为人的自由活动,人类还需要进行超越现实存在,超越肉体局限的精神文化活动,为人的现实生活赋予价值和意义,通过文化的理想世界实现其终极人生意义。

然而,在对人文精神的超越性理解基础上,有的学者又简单地将人文精神设想为无功利,超道德精神,试图剥离人本质中的欲望层面。事实上,获利意识是人之生存本性的表达,利益原则植根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不仅贯彻人类历史,而且贯彻于个体价值实现的全部过程中。

无论对于建立以公平和正义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还是对于促进民主和效率相结合社会机制,都是利益原则使人们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了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共同目标;在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的秘密就在于市场体制“看不见的手”是借助于主体公平竞争意识从而形成对经济生活的协调能力,竞争动力则来自“经济人”对利益的自觉追求;当进入道德领域进行考察,由于道德非悬浮于世俗生活之上,我们看到,优秀的市场行为主体一方面是自觉的经济人,而联系其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增进来说,他又是非自觉的道德人。

对利益的正当追求非但不排斥道德,不会消解人文精神的超越性,恰恰相反,人文精神之现实性视野的意义就在于:客观地看待生活世界中的主客满足关系;在尊重并保障人的生物,自然欲求的前提下,放眼人作为“意欲”双重价值追求者的超越意识。这就使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形成,不再只是幻想,而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历史运动被确立下来。只有基于对人的全方位审视,理解并尊重人的完整存在,才能确立起现代人文精神,才能正确全面地评价人的价值。

三、走出传统价值观的偏狭视界

传统价值观片面理解人的本质,因而不能确立合理的价值尺度为社会主体提供健全的价值范导。确立新价值尺度必须走出传统价值观的偏狭视界,尤其要纠正两种极端:实用主义的唯功利论和理想主义的超功利论。

实用主义唯功利论者主张一切从利益出发来衡量人的价值。爱尔维修认为,人出于需要本能而进行的经济活动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和核心,人的价值因而体现于经济生活中;并且由于经济活动诸环节(包括运作环境——市场、运作机制——利益增殖、运作手段——货币等)对利益的共同指向,使人的价值完全可能并且应该用“利益量”进行衡量。这种观点重视了经济生活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肯定了利益原则对社会形成的驱动机制,但正由于其过于强调人的生存本能,从而忽视了人作为文化存在的创造本性和超越本性,也就抹煞了精神生活中体现出的人的价值的追求。精神产品不仅为人们提供判断和审视客体对象世界和人自身世界的内在尺度,使人能够在对象性关系中形成对事物充分的理性判识力,而且增强对美的感悟力和创造力。现实已经表明了对精神价值的漠视所必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正是在资本主义单方面强调物的力量的增殖趋势下,科学这一财富最可靠的形式以及严肃的精神劳动产品都开始热衷于用商业术语和经济概念来表现自己,市场的价值支配成了文化的特性。在我国,道德文明建设由于忽视精神文明培育而长期处于失范状态;经济建设显性数量增长,隐性质量衰退;由于缺乏长远的人类关怀精神和起码的社会责任感,企业只关注当下收益,无视环境污染……技术理性二重化导致的理性与价值背离,使人成为技术的环节之一而不再是传统和文化中的存在,不再是具有超越意识的创造者。拯救人类精神危机,调整文明的分裂与失衡,成为二十世纪最根本的文化课题。正是在此背景下,零增长理论、可持续发展战略、CIS企业形象战略等新型发展理论纷纷出台。新的发展观不再以经济指标为单一尺度,而是贯彻“为了人、保证人、实现人、发展人”的人文精神。

如果说唯功利论将人的价值降低和局限于生物需求层次,从而抹煞了人的创造性和超越性,那么理想主义超功利论则由于完全忽视了人的生物本性,抽取掉人自我发展的现实基础,而将价值抽象化,主观化,在虚无的意义上谈论价值。法国的蒙田和德国的康德是这种思想的早期代表,前者提出“价值是主观给予的”,后者则认为“行为价值取决于行为动机”,都完全否认客观物质原则;而作为伦理学代表的卡莱尔则是精神价值至上论的鼓吹者,认为精神的东西决定外在实际的东西。施蒂纳的自我意识哲学使他在价值观问题上也陷入“自我中心”价值相对主义——否定真善美、正义、自由在构成价值判断尺度中的意义,认为只有自我才是事物的尺度和价值评判的标准;尼采也由于主观唯心论虽提出“重新估计一切价值”,最终还是把衡量精神活动价值的标准归结为权力意志。相对于功利主义价值观先驱爱尔维修来说,他们固然因肯定了精神价值而使价值哲学有所改观,但同样由于未能把握物质和精神关系的辩证实质而导致价值观走入另一极端。今天,国内又有学者认为价值既不是有形的、具体的存在所构成的实体,也不是客体对象与主体需要之间的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而是人类特有的超越指向,是绝对、自足的,现实的物质实践活动是人类在绝对价值范导下对自在之物的相对超越,它只是为终极绝对的价值超越提供对象和前提,本身不构成价值评判的意义。

在理论上,主体的超越性作为体现人从自然需要中提升出来,不断趋向于生成自我本质的属性,是一个动态概念。持上述论点学者在承认价值超越是在阶段性实践过程中次第展开的同时,却又力图将实践从价值评判中抽取出来。但人们要问:脱离了实践作为认识过程本身提供并通过反省实践获得的价值内涵,超越的指向从哪里来?实践和价值不能割裂,它作为价值实现过程中的相对暂时性阶段性环节,“倒是一种暂时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及其过程的这种形式”[①]。价值不是想象中的纯粹观念的关系,它是主客体实践关系的特定方面,由实践创造出来,又构成实践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规定和制约实践方向的要素。主体正是依据不断从实践中获得的自我认证而不断调整价值追求的向度,从而达到最终价值实现。

具体来说,对价值的衡量也不能脱离现实利益的参照。一方面,人通过物质创造活动向社会和自身证明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即使一些精神产品,其价值也会结晶于一定的劳动体现之中。人的品格风貌也要以有形的人的活动作为载体。由于精神产品的价值(包括审美、思想、学术和历史价值等)是由文明要素所构成的社会必要劳动同历史效益的关系,所以其向社会实践效益的转化,就是人的自由价值的实现。社会实践效益一部分可以量化,因而对精神产品——自由价值的衡量不应完全排除利益原则。

四、人文精神为新价值尺度的确立提供可能

现代人文精神将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价值评判系统,使人的价值在主体全面性意义上得到贯彻;同时由于人文精神所具有的超越性文化追求,内蕴了顺应社会发展时代品格的前瞻视野,从而有可能从普适性意义上确立价值尺度。

(一)全面性意义上的价值规定——怎样理解人的价值?

人文精神所以能全面评价人的价值,在于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确立考察价值的合理学科视野;第二,客观地看待人的多层次需要。

古典政治经济学把价值作为经济学概念使用,但价值问题的提出却是基于对人的生存本质和存在方式的关注。不同的价值观实质上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历史观。价值的研究虽借用经济学的概念表述方法,却不应局限于经济学研究视野。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②]。由此有人得出仅从效用层面理解价值的结论:“无论价值还是使用价值都是哲学的‘价值’一般概念的具体化原型和特殊前提。在经济学中直接与普通的价值概念相近的,是使用价值概念”[③]。甚至有人提出:“价值是对‘使用价值’的概括”[④]。这实际上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在此还未对价值下全面定义,只是在发生学意义上表明价值一词的原始规定来自对使用价值的体验和直观感受。只有当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进入到形而上层面的哲学思考,把经验层面的需要及其满足的关系作为价值的实证表征。并藉此进入到对价值的超越性理解时,才完成了对哲学价值概念的全面揭示。把哲学价值概念等同于使用价值是将其降低于人的肉体需要及其满足关系的层次,无法体现人之超越于动物的独特存在方式,也就消解了价值的人类学本体论规定的意义。

哲学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反映世界属人化和人的自我超越性指向的哲学范畴。价值关系表现为人与世界的需要和满足的关系,实质是与对象世界的以“人化”为尺度的“为我关系”,但这种为我关系决不仅仅停留于利益——需要层面。实践活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具有第一位价值意义。而实践活动的目的中,既有人的功利需要的满足,更有在深层次上蕴含着的作为文化主体超越性需要的满足,是包括自然需要、社会属性和精神生活在内的多层次的满足。

需要本身的不同层次构成人作为文化存在的价值的丰富全面性:与自然需要,部分社会需要相联系,对应于生存本能产生的物的有用性,实践的有用性加上经济、政治生活中其他有用性变化形式——利弊、盈亏、得失、功过等,构成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即生存价值;与精神需要,部分社会需要相联系产生的道德、审美、认知、情感等对象性关系意识构成自由价值。生存价值通过人的客观对象化活动实现,人通过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的满足,不仅实践了自然本性,也实践了作为群体成员的社会属性。也正是在实践中,主体通过有目的选择,从现实中进行以真善美为目标的人性提升,不断体认自身的超越本性,实践自由价值。应指出的是,需要的全面性和丰富性的发展,就已经包含着超越:一方面超越过去,不断更新,同时超越需要本身而审视、检查主体用以调整需要的标准,因此实践中包含着自我审视和自我意识的内容,人因而成为选择的存在、自由的存在、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存在。人文精神全面尊重人的本质,可以说对生存价值的追求和满足规定了实践的目的和方向,贯穿于价值实现的过程中,为自由价值的实现提供基础条件,对此人文精神没有理由回避和漠视。

人的价值的文化意义表明唯利益尺度对于衡量人的价值的表面性和片面性,但是对价值尺度的寻找仍是必要而且可能的。“要使人们的意识达到理性认识规律的高度,首先要发现任何思维的评价和意义所依赖的那个标准。”文德尔班这一思想为人们拓宽了价值与客体、评价与事实的哲学思考领域。对价值尺度的思考不仅是哲学形而上的,而且包含着文化理解的现实态度。人文精神重建的呼声无疑是人类对主体价值取向迷失的痛苦反思的结果,表达了人类找寻主体价值意义世界的渴望。

(二)普适性意义上的价值规定——历史尺度与个人尺度的统一。

人文精神把人理解为唯一以发展求生存的生物。生存是不可漠视的前提,发展是核心的价值取向;把价值看作现实世界对当作目的本身的人的发展的关系。作为以自我意识为媒介的客观关系,促使主体不断追求新价值的动机就在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建立在一定觉悟之上的超越意图。价值因而具有了时间的矢量性和方向性,成为趋向于未来的动态关系。个人生活的现实历史境遇决定了只有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实现的价值理想能进入价值评判的视野。所以价值评价必然在主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中展开。在历史发展的意义上,终极价值尺度只能是一元的,不存在每个人的尺度及由此出现价值尺度多元化的问题。一定的社会需要有一个相对一致的价值范导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以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由于社会所具有的整合功能,也为这种价值尺度的确立提供了可能。

人文精神是指向和反映社会发展,人全面发展的概念,扬弃了商品价值概念的局限性,对人的价值评价从量提升到质,注重人的个性完善,以真善美的统一为评价尺度。真善美的统一即是现实性、全面性和超越性的统一,作为对文化主体的全部本质及全面追求的概括,此正是人文精神全部内涵的终极指涉。只有确立人文精神的观照态度才能避免价值多元论,确立起价值尺度所应有的普适性。

五、当代人文精神重建核心及基本内涵

人文精神是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对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对人类痛苦与解脱的思索。不同历史境遇下的人文精神不必须符合某种独尊的取向,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所遭遇的共同现实却使他们有可能并应当具有共同价值关注。当代人文精神内蕴的主体品格很多,但总体来说都植根于主体两种意识,即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这也是由人作为时空存在物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具备时间意识意味着主体主动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的连续运动中发展地理解自身。它是主体历史感与责任感的源泉。作为高文化经济的市场经济要求主体:从历史中承传文化传统,在现实中丰富精神生活;对未来投射终极关怀,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使市场行为主体在面对多元文化挑战时保持相对稳定的心理素质,具备足够的心理定力,避免“边缘状态”下的心理焦虑,自信进取,沉着应变;对精神生活的关注使主体获得文化存在物的全面性肯定,防止物化、异化,使市场行为从“经济人”对物的片面追求转入“文化人”的全面理性操作,注重人文素质教育,丰富精神世界,形成平等、独立和竞争的意识以及勇于开拓的品格,形成“文化——经济——教育”良性循环机制;出于对未来的终极关怀使主体树立新型效益观念,以发展眼光引导现实行为,从而建立起诚实、守信、正义和契约等观念。

空间意识则使主体从横向空间联系中理解自身,是主体确立合理角色意识的前提。这意味着主体自觉地将自身纳入与世界、国家、民族、社会和集体的关系中来规范自我。而全球观念、国民自尊、民族自豪感、伦理意识和团队精神都是进入世界历史的当代主体健全人格的表现。

总之,我们认为,当代人文精神重建应从培育主体的两种意识入手,以人文教化为手段,以全面开掘人文精神当代内涵为宗旨,塑造具有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素质的市场主体。主体现代人文精神的确立必将为确立新价值尺度提供全面视野,从而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树立新时期道德规范,为使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具备合理的价值范导提供可能。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1页;第19卷,第406页。

③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④孙显元:《论价值的本原》,《江海学刊》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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