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意大利城市衰落的经济结构因素分析_佛罗伦萨论文

中世纪意大利城市衰落的经济结构因素分析_佛罗伦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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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城市在16世纪的衰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时国际市场体系全局的变化这个外部因素,与城市内在的经济脆弱点相结合,决定了意大利城市的悲剧所在。可以说,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最大优势,是其经济活动的外向性和国际性,而它的过度发展造成了经济结构偏倚状态。

意大利城市首先是以商业贸易见长的。意大利商业活动的核心,是以利凡特贸易为主体的国际长途转运贸易。最初的贸易路线是从地中海东部到意大利北部,再从陆路往北分别到达香槟集市、布鲁日和德国内地。后来又增加了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北上到英国和尼德兰的直航海路。海上运输为其基本手段,但航海贸易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威胁来自两方面:一是海上风暴,二是海盗的袭击和劫掠。为了分担这种风险,威尼斯人的办法是合伙经营。每艘出海的商船都有许多合股人将资金投入其中。在往返半年以上的出海期间,投资者们牵肠挂肚,船只回港时方皆大欢喜。利凡特贸易虽使威尼斯致富,但财富却因风险大而极不稳定。由于风险大,谁也不愿意进行长期固定投资,所以威尼斯并无特大的商人家族出现。〔1〕为对付海盗的进攻, 威尼斯和热那亚还分别建立了巨大的舰队来护航,或者建造兼具战船性能的长形商船(galley)。〔2〕这也增加了航海贸易付出的代价。

即使商旅平安,长途转运贸易也要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干扰。如货物输出地或到达地的政治经济气候,转运过程中的各种条件包括商路变更,自然气候、运输工具的适应力等。无论是哪个环节出问题,都能给这种贸易以致命打击。意大利商人早在15世纪前就吃够了这样的苦头。1343年,当黑海北岸的塔纳遭鞑靼人破坏、卡发被围困、君士坦丁堡发生饥荒时,运往意大利的丝绸和香料价格便上涨了一倍。〔3〕为了有稳定的商品来源和可靠的销售市场,意大利人不惜代价给当地统治者以好处,结果常常蒙受损失。曾以向意大利人提供羊毛为保证的英王爱德华三世举债不还,使得佛罗伦萨两家银行倒闭破产。〔4〕15 世纪末以后,上述各方面条件全面恶化。先是黑海在15世纪末被土耳其人封锁,紧跟着在16世纪初,地中海东岸和埃及到印度的商路又被葡萄牙及土耳其人截断,同时西欧布鲁日的传统香料市场又因多种原因转移到安特卫普。〔5〕16世纪后期, 气候的寒冷使德国通向地中海的陆上商道不走意大利,改走拉哥萨,〔6〕商船的小型化又便利了荷兰英国等北方商人渗入地中海贸易。〔7〕接踵而至的一个个打击, 终于将意大利人的东方贸易置于了霜雪交加的境地。

当然,最严重的威胁还是来自其他商人的竞争。既然利凡特贸易是为整个西欧服务的,那么谁都可以染指其间。于是在意大利内部便有了威尼斯取代阿马尔菲,热那亚取代比萨的过程。〔8〕而威尼斯和热那亚后来则遇到了国外强劲对手。16世纪初葡萄牙从好望角航路运回胡椒,以其成本少、价格低廉的优势, 夺走了威尼斯香料的传统消费者。 16世纪后期荷兰、英国和法国人在地中海的角逐,最终使意大利东方贸易落入他人之手。同理,可以有东方贸易来为整个西欧服务,也可以开辟新的贸易来满足西欧之所需,于是本不兴旺的波罗的海贸易在15、16世纪有了较大发展,16世纪以后非洲贸易和新大陆贸易继之涌现。东方贸易退居次要地位,意大利的贸易位置也就随之丧失。总之,由于条件的变易,执国际贸易之牛耳者不可能永固其地位。不唯意大利人如此,稍后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亦未必不是这样。

问题在于,凭借地理优势得以垄断利凡特贸易的意大利商人和意大利城市,却比其后起的对手更具保守性,更缺乏竞争意识。这样说,主要是因为意大利城市统治者中保守成分特别的多。自11至16世纪,意大利城市大都处在城市贵族的把持之下。这里的城市贵族有三方面的来源:一是经营远程贸易的转运商人;二是移往城市并投身贸易的封建土地贵族;三是移居城市投身工商业的小贵族及自由大农。总起来看,封建主在意大利城市贵族中占有实质性地位,与阿尔卑斯山北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大不相同。〔9〕封建主常把自己的前程同东方贸易连结在一起。 早先,他们看到国际贸易复兴使城市繁荣起来,所以不但鼓励而且自己也象工商业者一样移居城市,并不断地将收入投入贸易经营中。譬如热那亚,在11和12世纪贸易增长时代的主要头面人物,都是一些有很高社会地位和影响的人。他们将地租收入、关税和市场税收入、封建官职收入,以及从东方掠得的财富大量投入商业,形成一个个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政治和社会势力的显赫家庭。〔10〕其他城市亦多如此,因经商致富而成为城市上层的封建贵族大有人在。

因而,意大利城市统治者实际上具有了双重的保守性。一是封建主成分多,个人行为和城市政策的封建色彩自然就更浓。而封建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保守性的别称。二是作为商人特别是转运商人的保守性。马克思反复强调:“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11〕马克思特别说到,这一规律“在例如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荷兰人等经营的转运贸易的历史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种贸易上,主要利润的获取不是靠输出本国产品,而是靠对商业和一般经济都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靠对两个生产国家进行剥削”。〔12〕诚然,马克思指出的商人资本之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与社会经济全局的影响上。同样,商人资本对所在国家经济的促进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它的独立发展易于营造一种不利的内部经济环境。另一方面,它的经济政策终将妨碍自身的发展。

正如马克思指出,转运贸易商人之所以能取得较大利润,靠的是他们在两个生产国家之间的中介地位。商人们自然也能意识这一点,因此其经济政策之核心就是对这一中介地位的维持和保护,故而常趋于僵硬,损害别人,最终导致自身角色的失去。威尼斯是最典型的,它对待贸易同伴德国商人的态度就是一例。它规定来威尼斯的德国商人必须住在指定街区,在指定地点存放货物,在威尼斯人监督下出售,再从威尼斯人手中购买东方商品带回德国。德国商人不能插手东方贸易,否则要没收货物。威尼斯当局对他们的多次抗议充耳不闻,而且还禁止自己的商人去德国进行直接交易,让德国人非来威尼斯不同。同样,它也强迫辖内城镇都依附于它。凡是进出口贸易,甚至是从东方运抵西西里或者英格兰的商品,也得先绕道经过威尼斯港口,辖内其他城镇皆不得自行参与东方贸易。〔13〕这种作法,最终将贸易伙伴推给了对手而损害自身利益。正是这样,伦巴底商人离开了威尼斯转移到安科纳,德意志商人则跑到了拉哥萨。〔14〕在葡萄牙人将东方商品送到安特卫普后,德国人立刻涌向那里,舍弃了意大利商路。〔15〕

由于远程贸易风险性强,商人资本又是很脆弱的,在两种情况下商人资本极易产生将财富转移的倾向。一是事业成功之时,他们常将资本转移到土地上,演化成食租者。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做法类似中国古代商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心态,创立土地基础,既能调理商业风险带来的收入不稳定,又可惠及后代。从社会角度看,拥有土地可加入贵族阶层,从而提高自身的社会等级。〔16〕如佛罗伦萨美迪奇家族由从事商业、呢绒业及金融业而发迹,但后几代人却把精力主要放在政治上。〔17〕佛罗伦萨阿尔贝提商人家族,在14世纪占有了一块200 英亩的自领地,周围大约还有100块条地租给了农民。〔18〕那些封建主出身的商人更甚。在托斯坎尼一带,乡村土地的主人几乎都是城市居民。除那些买地或租地的城市人外,大多是原移居城市经商的封建贵族。〔19〕第二种情况是在面临激烈竞争、贸易处在不利状态时,商人资本极易消沉,而将资本转移到其他领域。如米兰,从1590年左右起,商人们的兴趣急剧地转向金融银行业,财富和权力也从商人、企业家手中转给了官员、贵族及新崛起的金融家。在威尼斯,1570年至1630年间,城市贵族纷纷退出商业活动而投资于土地。此期间的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城市,也有大量投资土地获取地租的普遍倾向。〔20〕不论哪种情况,资本从商业活动中被大量抽出,要么影响了商业贸易的持续发展,要么加速了已出现的商业衰落过程。

意大利城市最有优势最具特色的手工业,大多是借助远程贸易建立的市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方面,产品以国外为主要销售市场,也要受到国际政治经济气候的许多制约。以米兰纺织业为例,发生在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战争就对其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有些地方因关隘封锁而被切断了商路,有些地方则因战争破坏而无力购买米兰纺织品。由于战争,货物运输费用大幅度增加,“以前只需100 先令的运费现在得花掉300先令”。还由于米兰同西班牙有政治联系, 它的商品便被西班牙的敌对者法国所抵制。〔21〕诸此种种,使米兰在西欧地区的传统市场丧失殆尽,纺织业迅速衰落。

另一方面,工业所需的原材料也主要从国外运来。这一点产生的消极影响极为深刻。

意大利毛纺业基本上是依靠进口原材料的。佛罗伦萨13世纪最有名的呢绒生产部门,是卡利马拉行会从事的毛呢最后修整业,其加工原料是来自佛兰德尔城市的素色呢绒。该行会有20个库房,每年大约进口一万匹呢绒进行精加工。〔22〕迟至1330年,一个叫波那科西的佛罗伦萨呢绒商,一人就负责加工了1100匹进口呢布。〔23〕14和15世纪,除仍加工进口粗呢外,意大利毛纺业还使用来自英国的优质羊毛。1400年,佛罗伦萨商人达蒂尼的代办从伦敦寄信给他,告诉他已有3 艘热那亚商船离开南安普顿,载有1200袋羊毛和271捆英国粗呢, 这些都是他的货物。他在布鲁日的代办也来信,已从附近城市发运了32件粗呢,将通过巴黎、比萨转运到佛罗伦萨。〔24〕一本1451年的商人帐本,记载了英国羊毛船运到佛罗伦萨的经过。这是一艘热那亚商船,4月3日从南安普顿起航,装载来自英国的优质羊毛和普遍羊毛,共计466袋,6月24日到达比萨诺港,最后于9月28日将羊毛运抵佛罗伦萨, 卖给了佛罗伦萨的44个毛纺企业。〔25〕16世纪意大利毛纺业所需羊毛,主要取自西班牙。整个世纪里,西班牙的美利奴优质羊毛大约有一半运到了热那亚、莱戈恩和威尼斯等地,〔26〕但并未满足这些城市之所需,它们还购入北非、巴尔干甚至利凡特的劣质羊毛予以补充。毛纺业所需的染料主要来自东方,明矾在15世纪前主要取自小亚。

毛纺业之外,其他如丝织业,生丝一部分靠东方供应,一部分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27〕皮革业,以佛罗伦萨、热那亚及威尼斯等城市最为有名,其原料生皮主要取自人少牲畜多的北非等地,16世纪后期又有荷兰商人将波兰和俄罗斯的皮张运过来。〔28〕

由于原料进口,手工业生产便比在正常情况下多了两个不利因素。一是原料成本扩大。既然是进口,当然就要缴付许多进出口关税。既然是长途运输,当然也需要较大的运费开支。上述1451年的那船羊毛,所付实际费用就名目繁多,包括:从英国出口羊毛时须交的附加税(此船羊毛因其经营商人早先曾给一大笔贷款予英王而免交附加税),从南安普顿到比萨诺港的长程海运费用,从比萨诺港到莱戈恩港的短途海运费用,在莱戈恩卸货的费用,从莱戈恩到比萨的运费(经营者是比萨商人),在比萨付的关税,付给比萨海事会的费用,从比萨到佛罗伦萨的运费,在佛罗伦萨付的关税,至少有9项。 单是从莱戈恩卸货之后的各种开销,总数就达到了3165佛罗林5先令8便士。〔29〕涉及这一贸易的有英国商人坎特洛,及其代理人巴尔罗,有比萨的萨尔维亚提父子。经营商人较多,也就是利润的分割者多,最后扩大了羊毛原料的成本。二是资金周转速度慢、时间长。这次羊毛从南安普顿起程最后到佛罗伦萨,历时接近半年(4月3日至9月28日), 还不包括呢布制作和出卖的过程。若从西班牙运羊毛,从付出羊毛款的那天到最后在威尼斯售出呢布,中间需要9个月时间。有的时候羊毛紧张,需要更早点预订, 如购买巴利阿利羊毛一般要在三年前就定好,〔30〕可能还要付出一笔预订费。

由于原料成本高,资本周转慢,毛纺业所获利润并不多。14世纪末叶,佛罗伦萨呢绒制造业的利润只有8.9%。15世纪初期, 利润率有高于10%的,但更多的是低于这一水平。15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迪奇家族的两家毛纺工场,利润只有6%左右。〔31〕1417年, 福尔梯尼家庭曾投资6000佛罗林建毛纺工场,而此后10年间共得利润2467佛罗林,每年利润率仅4%。〔32〕由于获利少, 一般企业都不愿扩大毛纺业生产规模,即使美迪奇家族亦是如此。无怪乎一家年生产200 匹呢绒的工场,居然被视为佛罗伦萨最大工场之一。〔33〕由此也不难理解,虽然佛罗伦萨早在14世纪初就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毛纺工场,但历经二三个世纪的发展仍未见一家有较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企业。

其实,原料依赖进口也直接影响和限制着工场生产规模的扩大。大规模的生产必须有原料供应的可靠保证,而依靠进口显然很难做到这一点。进口过程中人为的及自然的干扰因素太多,轻者可能还只是预订的原料不能按时到达而已,严重者则会出现整船原料或因风暴或遭劫掠而全部丧失的情况。因此,不会有谁愿意冒停工待料之风险去盲目地发展生产,或盲目地开办集中的生产工场。也不能将资金停留在原料的贮存上,要获得好利润,必须使资金始终处于运动之中。因此,本担心正常生产不能连续维持的商人们,不会去也难以去扩大生产规模。

原料的进口,还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手工业部门的生产方向,这就是必须努力发展高档商品的生产。由于原料来之不易,所以必须对有限的原料进行最大程度的利用;由于原料成本高,不生产高档产品就更无利润可得;同时,加工和制造高档产品,更需要熟练的劳动技术,这也提高了产品中的劳动工资成本。在14至16世纪里,意大利城市手工业中劳动力的工资一直都是比较高的。〔34〕这就是意大利城市多生产优质昂价产品的基本原因。高档商品主要面向社会中上层,消费市场面狭窄,生产数量和生产规模必然要受到限制。当15、16世纪欧洲社会大众对中档商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的时候,意大利手工业难以适时转向,其中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生产原料依赖进口。理由很明显,一是用进口原料来生产廉价的中低档产品不合算,二是大批量生产大众化产品,不可能用大批量地进口工业原料来予以保证。这是意大利工业一个无法避免但又无法克服的矛盾。故而,意大利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荷等国的中档轻质“新呢布”产品涌入地中海和利凡特等地,挤占意大利人的传统市场。

无论怎么说,高档商品总还能拥有一定的市场和消费者。若原料供应出了问题,赖以生存的手工业便会被置于死地。而这种原料供应的减少或停止随时都可因国际政治经济气候的变化而发生。对佛兰德尔毛呢进行最后加工的佛罗伦萨卡利马拉行会精制呢绒业,就是随着佛兰德尔毛纺业的兴衰而变化的,13世纪里发展到高峰,14世纪中走向衰落。〔35〕来自英国的羊毛,也因其国内毛纺业的兴起使羊毛输出过渡为呢绒输出而逐步减少。13世纪末,佛罗伦萨所进口的美国羊毛,占英国羊毛出口总量的12%。〔36〕15世纪时,运到佛罗伦萨的英国羊毛数量显然要比一个多世纪前少得多,〔37〕而同期的毛呢产量也比前一个时期大幅度下降。后来西班牙羊毛的供应也是如此。16世纪中期,西班牙羊毛约有一半送到意大利,一半送到尼德兰。这个世纪末,西班牙羊毛大多送到了尼德兰,只有少量送到意大利。到17世纪,西班牙羊毛全部送到了尼德兰。〔38〕与此相应,佛罗伦萨毛纺业也经历了这么一个三步曲,16世纪中期产量达3万匹,该世纪末为1.4万匹,17 世纪30 年代时不到6000匹。以西班牙二等羊毛为原料的威尼斯毛纺业,产量也从16世纪末的2.5万匹下降到17世纪中叶的1万匹左右。〔39〕

而丝织业恰恰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例子。丝织业原料本来靠进口,但从16世纪起,意大利北部平原上特别是米兰周围,桑树种植和桑蚕喂养越来越普遍,因此,所产生丝就为本国城市丝织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加上意大利又有传统的丝织业技术优势,故而即使面临激烈的外部竞争,也不受大的影响。意大利丝绸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虽在17、18世纪受到过一些波折,但直到19世纪还维持有很高的市场声誉。〔40〕遗憾的是,这样的工业部门在意大利城市太少了,扭转不了工业走向衰落的总体趋势。

由于经济的过度外向性,意大利城市在发展中实际上营造了一种不利于自身成长的内部环境,表现在城市与国家、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意大利是一个政治上严重分裂的国家,这一状况直到15、16世纪仍无改变,给民族利益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在呼吁意大利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然而,这种分裂局面恰恰又是由意大利城市经济的外向性特点所决定的。由于经济活动的重点是国际市场,所以城市对国际市场的关心甚于国内市场,注重海外利益甚于国内利益,在国际市场的投入甚于对国内生产的投入。即使有某些投入,也只是将其作为国际转运贸易的附属物。它们既然无兴趣于国内的经济活动,也就不会产生建立国内统一市场的要求,也就使意大利不具备实现政治统一的经济前提。当西北欧商人在国家政策的保护和鼓励下,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时,仍秉守单个行动旧传统、缺乏国内强有力政治凭靠的意大利商人们,只可能节节败退了。

而在国外市场上,意大利各主要工商业城市之间在经济上的排斥甚于交往,政治上的冲突多于合作。海外的意大利商人们相互竞争、自我残杀,有时甚至达到白热化程度。在16世纪上半期的安特卫普,一般是来自一个国家的商人被称为一个“民族集团”(Nation),而意大利商人则是一个城市为一集团。〔41〕集团之间也是分歧多于合作。结果,虽然意大利商人的贸易总量在安特卫普占有很大比例,〔42〕但由于力量分散,每个商人集团都只是安特卫普贸易中的小伙伴而已,未能享受足够的应有权益。在英国羊毛进口贸易中,意大利商人也是相互挤兑。如1451年前后,伦敦的意大利商人来自十余个城市。为了自己得到更多的羊毛,都不惜代价向英国人争相提供优惠条件,〔43〕颇似今天的“羊毛大战”。这样做的实际恶果自然是损害了意大利人的整体利益。比萨是佛罗伦萨的宿敌,为了打击佛罗伦萨,它与大多数城市背道而驰,竟敢支持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进行统治。另一对更大的贸易敌手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它们在海外的斗争人所共知。威尼斯在东地中海打击热那亚商船,热那亚则在西地中海排挤威尼斯人。两个城市甚至还不断开战,直到基贾纳战争达到高峰。

由于工商业活动的外向性特点,城市又无意于将这种活动扩展到周围农村,未能积极地调动乡村因素来为城市服务。因此,一方面是主要工商业中心极度繁荣发达,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却很少有能作为本地区工商业中心的中小城镇。这样,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缺少一个中介点来传送城市的影响,未能刺激农村产生相应的变化。所以,尽管意大利城市经济比别的国家发达,但农村的庄园经济之解体却反比英法等国慢。直至15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庄园仍很有活力。热那亚周围普遍存在“领主自用地”,十分流行劳役服务。托斯坎纳的塞斯特恩寺院庄园里,征收固定地租仍是不可改变的传统。帕维亚主教的领地上,佃农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44〕农村的生产结构也没有大的变动。农村主要只是城市所需粮食等基本消费品的供应地,仍然以农业为主,只不过耕作方式略为集约化了些。〔45〕所以,当西北欧洲的城市劳动者转移到农村发展乡村工业时,意大利被驱赶到农村的城市工人们,只是“给那里按照园艺形式经营的小规模耕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46〕16世纪中叶后工业虽从城市向外转移,但在乡村和小城镇发展的只是低水平的地方性工业,无助于经济的振兴。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于外向经济的意大利城市之发展,并不是本地区社会经济运动的自然结果,而是作为整个西欧对外经济交往窗口出现的。所以,工商业过度繁荣和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大大超出了周围农村所能提供的服务能力。意大利的大城市便主要靠进口来解决这一困难。换言之,意大利城市人口基本生活的维持也须依赖外部因素。进口的生活品有粮食、红酒等大宗商品,也有其他食物。15世纪一个热那亚律师的信提到,某天之内有两艘热那亚战舰护送40只小货船到港,满载红酒、粮食、干酪、干鱼、葡萄、盐巴等商品。〔47〕由于谷物从陆上长距离运输需要很大的费用,因此意大利的海外粮食供应基地一般都局限于那些靠近海岸和通航河流的地方。到16世纪,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传统的粮食供应地日渐缩小。从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到非洲北部和巴尔干半岛,粮食输出都成为困难。这样,保证食物供应便成了意大利诸城市头等的也是头疼的政治问题,各城市都加强了粮食管理。在威尼斯,小麦进口及在城内出售均由政府严格控制。热那亚则设立了专门的“粮食办公室”。帕维亚城市小,粮食供应更不稳定,市政当局对粮食贸易的管理也更为有力:所有进城的谷物均由市政机构登记编号;建立谷仓囤积余粮以防急需;强制性地规定粮食价格。由于缺粮,那不勒斯甚至在1591年解散了城里的大学。〔48〕在这一形势下,荷兰和英国的船只便载着波罗的海谷物和桶装鲱鱼,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地中海,以渗透意大利城市生活品供应为突破点,全面取代了意大利在地中海商业中的地位,意大利城市从16世纪末开始走向最后衰落的历史过程。

注释:

〔1〕布劳代尔:《文明与资本主义》(F.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第3卷,伦敦1985年版,第132页。

〔2〕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177页。

〔3〕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第31页。

〔4〕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三联书店1985 年版,第66页。

〔5〕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L.Voet,Antwerp:theGold Age),安特卫普1973年版,第134页。

〔6〕里奇和威尔逊:《剑桥欧洲经济史》(E.Rich & C.Wilson,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第4卷,1980年版, 第186页。

〔7〕史密斯:《1800年以前的欧洲历史地理》(C.T.Smith,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Western Europe before 1800),剑桥1983年版,第419页。

〔8〕庞兹:《中古欧洲经济史》(N.J. G.Pounds,An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朗文公司1978年版,第6、8章。

〔9〕《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第30页。

〔10〕希伯特:《中世纪城市贵族的起源》(A.B.Hibbert,TheOrigins of the Medieval Town Patriciate),载《过去与现在》, 第18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第367—368页。

〔13〕布劳代尔:《文明与资本主义》第3卷,第125页。

〔14〕史密斯:《1800年以前的欧洲历史地理》,第421页。

〔15〕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147、256页。

〔16〕霍尔顿:《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R.J.Holton,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伦敦1985年版, 第160—161页。

〔17〕马兰德:《十六世纪的欧洲》(D.Maland,Europ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麦克米伦公司1982年版,第11页。

〔18〕德比:《中世纪西方的乡村经济和农村生活》(G.Duby, 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

〔19〕德比:《中世纪西方的乡村经济和农村生活》,第314页。

〔20〕《新编剑桥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第4卷,剑桥1979年版,第53—54页。

〔21〕奇波拉:《意大利的衰落》(C.Cipolla,The Decline of Italy,the Case of a Fully Natural Economy),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5卷(1952年)。

〔22〕奇波拉:《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C.Cipolla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Economy 1000—1700),纽约1976年版,第194页。

〔23〕庞兹:《中古欧洲经济史》,第308页。

〔24〕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89页。

〔25〕霍姆斯:《1451年的英国与佛罗伦萨之贸易》(G.Holmes,Aglo-Florentine Trade in 1451),载《英国历史评论》第107卷,第427期,1993年4月。

〔26〕《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1980年版,第160页。

〔27〕《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第161页。

〔28〕马兰德:《十六世纪的欧洲》,第170页。

〔29〕霍姆斯:《1451年英国与佛罗伦萨之贸易》。

〔30〕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1卷(中世纪时代), 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09页。

〔31〕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1卷(中世纪时代),第209页。

〔32〕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111页。

〔33〕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75页。

〔34〕布劳代尔:《文明与资本主义》第3卷,第136页。

〔35〕庞兹:《中古欧洲经济史》,第308页。

〔36〕萨马尔金:《中世纪西欧历史地理》(B.B.Самаркив,Истприц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западнои Европы 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莫斯科1976年版,第150页。

〔37〕霍姆斯:《1451年的英国与佛罗伦萨之贸易》。

〔38〕《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第160页。

〔39〕奇波拉:《意大利的衰落》,第179—180页。

〔40〕史密斯:《1800年以前的欧洲历史地理》,第423页。

〔41〕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254页。

〔42〕在安特卫普年进口总额大约2400万佛罗林中,意大利商人经营额达450万佛罗林。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第311 —312页。

〔43〕霍姆斯:《1451年的英国与佛罗伦萨之贸易》。

〔44〕〔45〕德比:《中世纪西方的乡村经济和农村生活》, 第313、314页。

〔4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下,第784页。

〔47〕布劳代尔:《文明与资本主义》第3卷,第161—162页。

〔48〕史密斯:《1800年以前的欧洲历史地理》,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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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意大利城市衰落的经济结构因素分析_佛罗伦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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