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安全特殊性的思考*
刘雪莲 欧阳皓玥
【内容提要】 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 安全；边境安全；共存安全；共生安全；国际安全理论
安全问题是国际关系永恒的话题。长期以来，安全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生存和稳定成为安全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但是，冷战结束后，“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使安全问题越来越与发展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安全与发展并举，发展与安全的交织与融合成为新时期安全问题的重要特色。在边境研究方面，随着开放的扩大，发展中的安全问题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本文立足于边境的微观领域进行考察，分析边境安全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力图使安全内涵进一步提升，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
一 问题的提出
关于“安全”一词的内涵，“其概念和形式都是模糊的，即它在目标、区域问题、概念、研究计划、学科”之间徘徊不明。① Helga Haftendorn, “The Security Puzzle: Theory-Building and Discipline-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 35, No. 1, 1991, p. 3.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安全是指没有威胁的状态。学者们往往将其分为主客观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安全主体所处的一种不受到威胁的客观状态；另一方面，安全主体在主观上不存在恐惧，也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安全指的是行为主体（不论是个人或国家或其他集团）在自己生活、工作和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能够得到或保持一种不受侵害、免于恐惧有保障感的状态。”② 王逸舟：《论综合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第5页。 此外，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安全的概念还应该包括维持这种客观不受威胁、主观没有恐惧的能力以及实现这种状态的行动。孙晋平认为，“所谓安全，就是一种相对稳定、完整，没有威胁、恐惧的状态，以及维持这种状态的能力。”③ 孙晋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安全理论》，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4页。 杨毅则认为，“安全还是一种行动，即实现不受威胁或没有危险的过程。”④ 杨毅：《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不管从哪个角度去定义，安全所表明的都是国家或个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强调“安全往往关乎生存”。⑤ [英] 巴里·布赞、[丹] 奥利·维夫：《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一）安全研究的进展
在理论层面，学界将安全理论大致划分为传统安全理论和非传统安全理论，其中非传统安全理论是目前发展十分迅猛的一支。安全研究初期是以传统安全理论为主，其研究内容以核问题为重心，而后扩展至大战略、传统战争以及国际冲突中的本国资源等领域。①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2, 1991, pp. 211-239. 其中，保障安全的手段局限于传统均势、结盟、集体安全等固有手段。同时，由于约翰·赫兹（John H. Herz）提出的“安全困境”，放大了权力在维护安全方面的作用，使得各国之间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应对及态度中陷入一种以冲突为特征的负向循环。随着二战的结束，国际关系学者发现当今世界并非始终充斥着战争、冲突和争端，单纯的军事力量的增加也并非是保障安全的唯一有效途径，在安全领域，实际上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安全是一种关系概念，自者的安全是通过与他者的安全关系界定的，他者的不安全也往往是对自者安全的潜在威胁和挑战。”② 潘忠岐：《实力与安全的背离——构建国际安全新秩序的基础、原则和模式》，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0页。 因此，主张以合作取代军事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途径。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相互依存关系的增进，人们发现安全问题已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非传统安全理论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它不仅改变了以往安全研究对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具体安全领域的忽视状况，③ Joseph S. Nye, Jr. and Sean M.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12, No. 4, 1988, p. 5.使安全成为多领域的综合性研究，而且关注安全的“相互依存”特性，诸多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如环境、人口、移民、债务、毒品走私、国际恐怖主义等，④ Ekkart Zimmermann, “Globalization and Terroris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7, No. 4, 2011, pp. 152-161.都成为安全关注中的重要内容，安全的社会化倾向越来越凸显。其中，哥本哈根学派拓展了安全的前沿研究，其最具代表性的“安全化理论”主要集中于世界政治的中观层面，⑤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Macrosecuritisation and Security Constellations: Reconsidering Scale in Securitization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 35, No. 2, 2009, p. 253.学者对“安全化”一词进行概念化并完善其理论框架，⑥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91.然后逐渐运用至移民、医疗、政治分歧等领域，尤其在2001年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之后，表现最为明显。⑦ Donald Matt, “Securit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European Journal o 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Vol. 14, No. 4, 2008, p. 563.总之，目前关于安全的理论研究呈现繁荣景象，已经扩展到横向的多领域，纵向的多层次，使安全内涵得到极大的丰富。这些理论研究成果都成为当前安全研究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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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从理论进展还是实践的需求来看，目前的安全研究还存在着继续扩展和深化的空间。理论研究的空前繁荣同时也带来了研究的困惑：首先，对安全概念更难有明晰的界定。非传统安全出现并被更多认知之后，安全的概念就被泛化了，导致无处不存在着安全；同时，在总体安全观和综合安全观之下，安全概念又存在被空洞化的可能，失去了具体的内涵。其次，安全研究有着各自不同的脉络，但分析框架、角度较为多样和零散。从中国国内安全研究的角度来看，其研究的创新性更多地限于词语创新，在内涵及方式方法上的探究还有待深入。
（二）边境安全研究的着眼点
从国外文献来看，有关边境安全的研究主要以九一一事件为时间节点，九一一事件之前以传统安全为重心，而九一一事件之后是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的边境安全研究。这是因为九一一事件对边境安全具有“事实性影响”，① Jason Ackleson, “Directions in Border Security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Journal , Vol. 40,No. 4, 2003, pp. 573-581; A. M. Agathangelou and L. H. M. Ling, “Power, Borders, Security, Wealth:Lessons of Violence and Desire from September 11,”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 48, No. 3,2004, pp. 517-538.并因此成为学界对边境认知转变的重要契机，即“从旧时以‘柏林墙’为代表的防御性边境转变为向‘文明和自由’发展的途径。反过来，边境管控的收缩也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排斥行为并使其合法化。”② Reece Jones, “Border Security, 9/11 and the Enclosure of Civilization,”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77, No. 3, 2011, pp. 213-217.在边境安全的理论探讨方面，主要集中在以“安全化”理论为基本研究框架，探讨欧盟的安全化、安全风险防范及探讨人的安全等问题。③ Andrew W. Neal, “Securitization and Risk at the EU Border: The Origins of Frontex,” JCM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 Vol. 47, No. 2, 2009, pp. 333-363; Violeta and Moreno-Lax, “The EU Humanitarian Border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Rescue-Through-Interdiction/Rescue-Without-Protection’ Paradigm,”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 Vol. 56, No. 1,2017, p. 119.此外，有学者从法律角度探讨边界线划分的问题，④ Tugba Basaran, “Security, Law, Borders: Spaces of Exclus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 Vol. 2, No. 4, 2008, pp. 339-354.对跨境投资及争议问题进行细致归纳。⑤ Robert W. Hillman, “Cross-Border Investment, Conflict of Laws,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Securities Law,”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 Vol. 55, No. 4, 1992, pp. 331-355. 在研究的层次方面，既有对微观层面及实际层面的考察，如彼得·安德烈亚斯（Peter Andreas）认为要在边境地区实施具体管控，即边境管控与军事防御和经济管制同样重要，⑥ Peter Andreas, “Redrawing the Line - Borders and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8, No. 2, 2003, pp. 78-111.还有学者对美墨边境和美加边境进行对比性研究等；⑦ Emily Gilbert, “Leaky Borders and Solid Citizens: Governing Security, Prosperit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a North American Partnership,” Antipode , Vol. 39, No. 1, 2007, pp. 77-98.也有区域层面的研究，如集中于欧洲跨界问题的研究及跨境次区域的研究等。① Kama Kaerg, “On the Borders of the Market: EU Emissions Trading,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Technopolitics of ‘Carbon Leakage’ ,” Geoforum , Vol. 51, No. 1, 2014, pp. 202-212；Julien Jeandesboz,“Smartening Border Secur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 Associational Inquiry,” Security Dialogue ,Vol. 47, No. 4, 2016, pp. 292-309; Mayurachat Watcharejyothin and Ram M. Shrestha, “Effects of Cross-Border Power Trade between Laos and Thailand: Energ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Energy Policy, Vol. 37, No. 5, 2009, pp. 1782-1792.
从国内的文献查阅来看，关于边境安全的研究并不多见。从1992年中国开始实行沿边开放政策以来，关于边境地区经济和贸易发展以及兴边富民的文章相对较多，而从安全角度对边境地区的研究相对很少，在 2008年国家第二轮沿边开放政策调整之后，随着对边境发展的关注，关于边境安全的研究虽然逐渐多起来，但是都集中于军事院校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机构，仍然没有形成气候，边境安全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至今仍处在一个较为边缘的位置。同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国内学者在边境安全方面的研究集中于如何维护边境安全，注重实践性的治理与管控。在理论层面，多用总体国家安全观来探讨边境安全的认知与路径；② 王亚宁：《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维护中国边境安全的路径》，载《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9期，第1页；徐黎丽：《论十九大报告中的“边境安全”》，载《西部蒙古论坛》2017年第4期，第10页。 在实践层面，则主要关注中国独特的边境形态产生相对应的特殊议题，诸如“边境安全的维护、陆地边境的管控、边民社会的治理、边境空虚的防范与治理、沿边开发开放、边疆地方政府治理责任、陆地边境治理的绩效等。”③ 白利友：《国家治理视域中的边疆与边疆治理》，载《探索》2015年第6期，第30页；邓力方、张保平：《新疆南部边境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应对策略》，载《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第5期，第31-35页；梅英、彭海林：《缅北动荡局势下我国边境安全应对刍议》，载《民族学刊》2018年第4期，第64-70页等。 因此，现有研究更偏重宏观和实践层面的探讨，缺少对边境安全特殊性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在安全理念等方面缺少提升。
采用人工判读数字化的方法获得屋顶的矢量化图形数据.基础数据的获取途径是:利用Google earth卫星影像，参照徐州三维电子地图重构建筑形态；必要时从网站获取建筑项目设计说明等资料，结合实地勘察、现场记载、实景拍摄等方法；按照各项评估因子要求，采集工作区已建成的永久性建筑资源现状信息，在Excel 中建立建筑物屋顶资源属性数据库.
实际上，将安全问题置于边境地区去考察，我们发现安全在边境开放的情况下所体现出来的并非只是“生存”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共生”问题。
我国快递企业可以根据消费者对运送时效的要求不同（4Cs中的顾客需求策略）来设计快递产品，实现产品与消费者的需求相关联（4Rs中的关联策略），实现产品的差异化，进而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例如，有的消费者需要快递企业实现一日内将快递送达指定地点或几小时内送达指定地点，快递企业可根据其资源或与渠道成员合作来实现产品的差异化，从而实现战术4Ps中的产品策略与4Cs中的顾客需求策略、4Rs中的关联策略相融合，以获取竞争优势，为价值战打好基础。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将生物学的“共生”概念逐步运用到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特别是从2010年前后一些上海学者将“共生”研究引入国际关系领域，提出很多颇有见地的思想观点。④ 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12-21页；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4-22页；杨洁勉：《中国走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准备：阶段性使命和建构性重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第4-14页；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4-22页；夏立平：《论共生系统理论视阈下的“一带一路”建设》，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30-40页。 国际关系领域的 “共生”既遵循“共生”理论的基本内涵又有其特性：一是“共生”体现了一种积极的互利性；二是“共生”表明相互依存的两个或多个主体之间形成的共同生存、“协同演化”的关系；① 洪黎民：《共生概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展望》，载《中国微生态学杂志》1998年第4期，第53页。 三是“共生”成为一种动态平衡，使得各主体相互间虽有竞争而不失控，而不能将其视为简单的“和平共处”。② 任晓：《论国际共生的价值基础——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4-28页；杨洁勉：《中国走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准备：阶段性使命和建构性重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第4页。 因此，这种“共生”已经超越了共同规避危险的范畴，而是更着眼于未来的共同发展。边境开放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正适合了“共生”的状况和发展趋势。
从安全方面来看，传统意义的边境与国家政权稳定和领土安全紧密相关。边境作为国家政权安全和领土安全最敏感的地带，其安定与否连接着一个国家的最基本命脉与安危，领土划界争端、边境安全问题等引发的边境不稳定往往给国家安全带来颤动。然而，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发展和各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下，边界的传统功能变得弱化，边境形态和边境安全的内涵也发生了相应转变，边境形态从旧有的屏蔽型边境转向中介型边境，并通过自身的地理优势摆脱封闭的边境思维，发挥其“开放作用”，边境也从过去对安全的单纯强调转为当前对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需要。因此，随着国家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在边境这个独特的空间场域，逐渐形成了一个跨境区域，不同国家的资源、人员、文化、技术等进行着跨境的交流，甚至是重新的整合和社会性的重构，在跨境区域，利用其地缘的优势出现对共同发展和共同进化的追求，使原来为了“防范危险”的“共存”特性逐渐向以发展为导向的“共生”特性转变。
可以说，“共生”的特性相对于国家关系来说，边境地区体现得更加明显和切合实际。将这种“共生”理念引入边境安全的研究之中，不仅可以弥补国内外在边境安全研究中偏重实践而理论不足的缺陷，同时，“共生安全”理念的提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安全理论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 而在现实边境安全的发展变化中也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加强研究。因此，本文试图从边境形态变化和边境安全特殊性入手，提出“共生安全”的新概念，并与以往的共存安全相比较，对安全理念进行深入探讨，为未来安全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 边境的传统形态及共存安全特征
以往，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国际安全，当我们提及安全的时候，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的词汇就是威胁，安全就是免于危险和威胁。在这样的安全观念之下，安全实质上就是“共存安全”（Coexistent Security）。这种“共存安全”是相对于危险来说的，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和平共处”。其核心特征表现在：一是以“国际关系总体上是冲突和对抗的”为安全认知的前提；二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核心，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安全具有竞争性和危险性，国家追求和希望得到绝对的安全，但事实上它最终得到的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国家安全；三是国家间易产生“安全困境”。虽然有集体安全、合作安全等方式来消除安全困境，但是军事力量的增强和国家自身安全的维护仍然是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因此，“共存安全”实际上是以现实主义的冲突和对抗为前提的，强调安全中的主客体的二元对立，重视国家安全的主体性地位。戴维·A. 鲍德温（David A. Baldwin）指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最重视安全研究的是新现实主义，它认为安全是国家首要动机和目标。”① David A. Baldwin,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3, No. 1,1997, pp. 5-26.
在边境发展的传统形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存安全”的特性。边境（Border）的概念是与边界紧密联系的。边界（Boundary）是划分不同政治实体及其管辖地域的政治地理界限，是一条具有主权显示度的“没有宽度的线”。《现代地理政治学》认为：“边界是有主权的国家行使其主权的界限。国际法规定：国家的边界是指分割一个国家的领土和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一个国家的领土和未被占取的土地、一个国家的领土和公海以及国家领空和外层空间的想象的界限”。② 王正毅：《现代政治地理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边界仅作为分隔主权国家或者不同群体之间的分界线，它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而边境（Border）或边境地区（Border Area）在政治地理学上指邻近边界、国界的区域范围。边境地区通常是指边界线两侧区域，边境地区直接依赖于边界线的存在，并以边界线的变更为转移。因此，无论是边界，还是边境，都与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紧密相联，都是传统国家安全竭力维护的范畴。
发展中蕴涵着安全，安全保障着发展，有时安全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推动了安全内涵的扩展并为安全注入新的问题。安全仍是边境治理的主要内容，但发展为边境地区提供了方向，安全与发展密不可分。边界从屏蔽效应走向中介效应，使边境地区将主要的关注点从安全转移到发展，跨境次区域合作成为边境地区各国主要的政策选择。跨境次区域合作不仅带动了边境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也吸纳和利用多方面的资源，成为“去边缘化”的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的内涵被注入了发展的内容，安全不是“隔绝”“竖篱笆”，而是“交朋友”“做买卖”，边境就是贸易和人员交流的便捷通道，通道安全以及通道中人员和物品的安全成为边境安全的核心。
传统意义上的边界与边境“屏障”功能特性致使边境安全的内涵及其维护方式比较单一，仅限于维护边境的领土主权安全和军事安全；而保障和维护边境安全的手段是利用军事力量。③ 王亚宁：《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维护中国边境安全的路径》，载《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9期，第1页。 显然，保障国家安全是边境地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功能，“强化国家安全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根本要求，也是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根基”。④ 胡洪彬：《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历程、演变与趋势》，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148页。
（一）边境传统的屏蔽功能
人的安全感取决于所处社会的和谐。在非传统安全盛行的时代，“人的安全”成为安全追求的终极目的。安全的社会性是指“人的安全”有赖于地区的安全，个体的安全蕴涵在集体的安全之中。由于经济的交流与发展，边境地区逐渐形成一个整体，并且在地区整合过程中，形成明显的社会化倾向。有些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与宗教、跨境民族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也带来边境安全的社会性特征。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我国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周边邻国在民族属性、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价值观等方面有着相互亲近感，这种现象增加了边境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① 孟立君：《论影响我国边境安全的非传统因素》，载《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年第2期，第61页。 但是，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如何认同及定位，往往与其相邻国家的发展直接相关，在这里，先进文化的作用会被凸显出来，先进文化对地区的整合起到促进作用，从而安全的地域性和方向性在社会化建构中被体现出来。
边境的功能主要由边界来决定。从上面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边界是对一个国家领土的划域，它伴随着主权国家而产生，代表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及领土的完整性。边境围绕边界而产生，没有边界，边境便无从谈起。边境与边界的不同在于，边界代表着地理性与事实性的分界线，而边境意味着具有空间性、地理性、跨界性的场域。国家对边境的巩固、管制，也正是基于与国家领土直接相关的主权和权利的属地化逻辑。② Jennifer K. Lobasz, “Beyond Border Security: Feminist Approaches to Human Trafficking,”Security Studies , Vol. 18, No. 2, 2009, p. 319.
第一，共生安全超越了共存安全在主客体关系上的二元对立。“传统的安全观中，国家既是安全保护的主体，也是安全保护的客体。”④ 刘鸣：《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前沿探索与发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页。 它在安全问题上强调国家的主体性，同时，从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中去认知安全问题。传统安全观在安全的认知中会有“自我”和“他者”的区分，并往往将“自我”与“他者”相对立。而在共生安全中，共生性本身就强调“在价值多元的形式下各主体如何自处、共处和共进，实现差异中的相生相长”，⑤ 任晓：《论国际共生的价值基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5页。 因此，共生安全中的主客体没有明显的划分，彼此之间在互动和往来中互为行为体，即不是二元对立的思维，可能既是施动者又是受动者，即二者关系是合二为一的一种状态。① 任晓：《论国际共生的价值基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21页。 也就是说，在安全问题中“谁来保护谁，谁会威胁谁”的问题在共生安全中的解释就是共生的互动单元彼此联系，彼此依赖，进而彼此保护，虽然可能存在威胁，但是能够达到安全与威胁的平衡。这种模糊的主客体区分为共生安全的单元构成提供一种新的形式，即将对立思维转成彼此相关且保持一种平衡，将关系程度引入其中。
就生产过程而言，上海新星陆续投资了1000多万元进行设备改造，包括对于甲苯回收装置的革新，将以烧煤提供能源的方式全部改为烧天然气，以及对于污水排放的把关，等等。而去年年底，公司以压延工艺代替涂布工艺，使橡皮布的生产过程中甲苯零排放，最终生产的橡皮布甲苯零含量。可以说，压延技术的推出是橡皮布生产领域的一次新的革命。中国科技院对于该项技术的评价是“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此外，公司在江苏泰州设立新厂区也不啻为一种手段，新厂区的安全、环保性能完全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建设和验收，且生产的产品以环保的压延技术为主。
全区一级耕地总数较少，共18195.82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21.91%，全区一级耕地以三十铺镇最多，其面积为4147.01公顷，占一级地22.94%，其次为东桥镇、马头镇和先生店乡。其中，三十铺镇由于其作为合肥市进入金安区的关卡，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便利，人口聚集较多，基础建设较好，耕作条件与其他乡镇相比较为优越，所以一级地在这个镇分布最多。一级地的分布特点主要为：同时具备自然地力优良，农田基础建设丰富，地势平坦，交通发达，靠近城镇这样的主要人口聚集区，区位条件优秀，便于农产品与生产资料的交易。反之，不具备上述特点的区域基本无一级地分布。
（二）边境安全与国家主权直接相关
国家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是国家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对外独立权的有机统一。在一般意义上，主权是不可分割、不可让与的。由于主权的存在和完整，决定了国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根据本国的情况，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内外事务，其他国家无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近代以来，随着主权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相邻国家间逐渐形成了明确的边界划分与区分，因此，具有特定主权属性的国家边境也随即出现，标志着国家主权的存在以及国家主权管辖的陆地疆域范围及其边际。”① 夏文贵：《边境安全问题及其治理》，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64页。 边境最主要和基本的意义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领土界线范围，也象征着一个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安全，保证国家疆域的完整性。这就意味着当我们从主权的视角来看边境安全时，它所指向的一定是国家安全。在这种意义上，边境的屏蔽功能是对国家最根本利益的维护，当两国或多国存在领土争端问题或海上领海划界问题时，其实就是对国家核心利益的触犯。因此，当边境地区发生争端时，其缓和方式和处理手段需要更加谨慎。
（三）边境安全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
边境是易发生冲突的地带。这归因于历史上国家对领土扩张的原始意愿和边境所处的地理特征，它是国家间冲突和对抗的前沿。首先，历史上国家对内实行统治，对外进行领土扩张。这种对领土的追求成为国家追求权力的原始意愿的外在表现，直接影响边界线的扩张或回缩，进而引发了边境地域的变动，这也是造成边境地区的不稳定与冲突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各国间共同商议划定边界线之前，一国领土的扩张会带来另一国领土的减少或被侵占，边境也就会随着边界的移动而发生地理与事实上的位移，成为国家疆域改变的最直观地区。在边界线基本确定之后，边境地区也往往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其次，边境具有天然地理特征——邻国性。它是一个国家与其接壤国地理位置最临近的区域，也是两个国家最先接触的地区。边境地区的相邻国家间，可能在民族、宗教、语言、文化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和融通性，但也可以截然相反。但无论异同与否，“国家的疆域安全问题不易发生于核心区或内地，而往往出现在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② 周平：《国家发展中的疆域安全问题》，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第8页。 边界的事实分隔赋予了边境地区人民的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当两国之间在接触时会因各种问题产生冲突或矛盾。因此，人为造就的地理事实及边境天然区位导致了边境的安全容易遭受威胁，敏感性和脆弱性比较强。
（四）军事力量是保障边境安全的基本手段
由于边境地区是敏感而脆弱的，维护边境的安全即是对国家领土的保护，国家维护边境安全的手段以军事力量的投入为首选，这也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边界作为一国领土的分界线，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领土安全及主权不受侵犯，“有军队集结在边境的相应地区”。① Ravina Aggarwal and Mona Bhan, “‘Disarming Violence’: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Security on the Borders of Ind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 68, No. 2, 2009, p. 519.因此，在维护国家最基本安全的情形时，边境地区便成为一个军事力量集结、权力争夺暗涌的区域，两国也易发生摩擦。与此同时，由于这种对军事性的强调，边界两侧地区虽然渴望发展，但由于外界环境的负面影响，自然将安全置于首位，自身地区内部的发展无法得到足够关注，形成了经济发展或社会发展的真空地带，而非人民生活及生产的宜居区域。
此外，边境也容易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通道。天然的地理区位特征凸显，使“边境既面临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威胁、战争等问题和压力”，② 夏文贵：《边境安全问题及其治理》，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65页。 同时也成为国与国之间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流通要道，非法跨境问题、贩毒走私、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屡见不鲜，③ Jason Ackleson, “Constructing Security on the US-Mexico Border,” Political Geography , Vol. 24,No. 2, 2005, p. 165.以往的边境对这些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也往往采取军事手段来进行打击或遏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往的边境地区更多是维护传统安全的主要屏障，更多地表现出军事和政治的特性，而经济发展特别是跨境经济发展的功能并不显著，甚至根本就没有。边境的屏障效应表明的是国家间关系的相互割裂和孤立，是危险状态下的共存。
三 全球化背景下边境形态的转变
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边境形态发生了很大转变，其中突出表现在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实体边界的弱化和国内政策引导下软边界的扩散。
国际环境变化带来了实体边界的弱化。目前存在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即边界是由人为划界，分割的是领土范围，它切断的是人为构建的联系，但是却没有割裂这个空间内本身的事实性和地理性联系。正因为如此，外力更容易突破边界的人为管制和约束。首先，这种外力表现为全球化浪潮的推力作用。可以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全球任何角落的国家边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开放’与‘模糊’”。① Xiangming Chen, As Border Bend Transnational Spaces on the Pacific Rim , 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p. 4.在全球化的顺向推势下，跨国资本流动以及跨界交易的类型大幅度增加，各国的国民经济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中，边境地区迎来更加多样和多种类型的发展机遇。② Nicholas J. Faleris, “Cross-Border Securitized Transactions: The Missing Link in Establishing a Viable Chinese Securitization Market,” International Law , Vol. 26, No. 1, 2005, p. 201.在边境地区不存在划界争议的前提下，天然的地理优势以及它所具备的跨界性和邻国性，或是观念、民族、文化的相通性时，边境这个空间场域更容易承接跨境或跨界行为，邻国之间更多倾向于合作而非军事对抗。而且两国的边境城市之间也逐渐往来密切，合作多以通过签订合作备忘录、或者民间开展的文化交流等形式逐渐展开。同时，全球化进程打破国界的地理限制及边境的屏障作用，不仅促进了边境间两国的交往更加密切，合作更加深入，而且全球化促使传统政治地理空间的外缘成为了前沿，有时会直接面临矛盾和冲突。③ 白利友：《国家治理视域中的边疆与边疆治理》，载《探索》2015年第6期，第30页。 其次，我们所说的外力作用还表现在各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周边政策的调整。全球化带动了地区化的发展，使一些国家处于边境地区的次国家政府为了地区发展而积极地加入到国际交往中来，在美国及欧洲国家，“平行外交理论”“多层外交理论”，甚至以市场为中心的“地区国家论”都盛行起来。在中国，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也不断发生改变，边境的开放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去边界化”现象明显。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以及边境地区独有的动态特征和空间，有助于中国开展并大力推进跨国跨境的次区域合作机制等周边合作机制。④ 石源华、肖阳：《中国周边形势新特点与周边外交新思考》，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8期，第13-17页。
国家对外政策的引导使“软边界”发生扩散。关于“软边界”的概念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主要指边境管理模式的变化，意指边境地区邻国之间在政治信任、经济交流、非军事化基础上的友好合作，目的是减少冲突，促进共同发展。以色列外长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曾在《新中东》一书中写道：“我们需要的是软边界，而不是水泄不通的硬边界。边界不是围墙，我们不需要围墙将自己封闭起来，这样无论如何都不会巩固边界两侧的国家主权。”⑤ 张保平、牛继承：《软边界理念的提出及其实践》，载《武警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5页。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的窗口。从中国角度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构建，中国边境地区将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① 宋涛：《地缘经济视角下的边境地理学研究框架》，载《科技导报》2018年第3期，第49-54页。 也就是说，在国家的沿边开发开放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下，使得观念上的边界不再是单一维护国家安全的界线，而是在边界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多种要素互动往来的空间，并且这种空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远离国家核心区的边缘地带，同时，边境在国家政策与地区自身发展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来说，它在“推动中国沿边发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同时，② 赵卫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新概念、新举措”研讨会综述》，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第137页。 边境通过自身的发展，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起到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③ 姚璐、欧阳皓玥：《边境对“一带一路”战略支点作用探析》，载《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2期，第79页。
在国际环境及国家政策的内外环境的变化中，使得世界彼此联系不再拘泥于单一的国家层面，超国家、跨区域、区域、次区域、国家和地方政府等开始参与世界的发展与竞争。与此同时，国家边境关注自身发展的意识开始苏醒，过去对边境“界限感”的强调及对安全的单一性探讨已经无法满足边境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边界的突破使得次区域、区域更好地进入全球的分工与合作；同时，国家互联互通、开放政策的引导，旧有垂直层级的打破，使得边境地区凭借其地理区位接触国际前沿并展开合作，促进跨境合作。以此，边境形态逐渐由避免“冲突对抗”的安全特征，转向安全与发展的协调并进。
从功能来看，边境由过去以屏障功能为主交替为以中介功能为主。边境的屏障功能和中介功能，根据不同的边界情况，二者在发挥作用的程度和展现特征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边境的最基本功能是屏障功能，传统的边境以军事和政治的硬性政策为主，再加上面临着安全的威胁，这种情况造成了边境成为经济运行、社会发展、物资流通、交通往来、人文交流的真空虚无地带。当边境地区处于和平稳定的环境时，边界“篱笆”打开，固有界线冲破，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频繁碰撞、摩擦与互动，跨国关系的逐渐交织且依赖，传统领土概念所具有的排他性也随之降低，④ Friedrich Kratochwil, “Of Systems，Boundaries，and Territoriality: An Inquiry into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System,” World Politics , Vol. 39, No. 1, 1986, pp. 27-28.因此，使得边境的屏蔽功能减弱，而中介功能凸显，“竖篱笆”变成了“交朋友”，跨界发展与合作成为常态。在边境这个区域内，多种行为体形成自下而上以资源交换为目的的互动，包括资源交换、人员往来、信息沟通、文化融合等。“虽然国家依然垄断关于谁和什么能够合法过境的边境管制权力，但其形式和做法有着明显的时空差异，在许多地区，各国都在重新调整和重组边境监管机构以优先执行警务，使更加严格的边境执法伴随着边境的非军事化和经济自由化。”① Peter Andreas, “Redrawing the Line - Borders and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28, No. 2, 2003, pp. 78-111.
从内容来看，边境地区从以安全为主导变为安全与发展并举。这主要基于边境从屏蔽效应转为中介效应后，边境地区迎来新的发展方向。传统的屏蔽效应使边境始终以安全问题和政治问题为重心，但随着边境形态的转变，边境地区开始将重心转移到经济领域。从中国角度来看，1992年，国家开始实施沿边开放战略，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并陆续批准了十几个沿边开放城市；2008年，又在财政和税收等方面进行了政策调整；2015年，国家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将沿边开发和深化与周边国家合作以及推动“一带一路”紧密结合起来，力图使边境地区成为“一带一路”的“先手棋和排头兵”。安全与发展并举，实际上带来了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的进步，没有安全，就不能有发展，而在开放的环境下，没有发展，就必然会带来不安全，发展成为安全的根基。
我国古代《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早就提到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朴素的未病先防和疾病预防的概念；而“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体现的是疾病风险评估与防治的概念，与当今的健康管理观念是统一的。现代健康管理是基于遗传的角度，从生活方式、心理、环境各方面进行综合指导和干预，实现精准的疾病预测及预防手段，改善人群的亚健康状态，提高人群的生活质量，减少医疗费用，随着疾病从诊疗转向预防的重心转变，健康管理迫在眉睫。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发展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从区域来看，边境地区从过去的分裂状态到整合性发展。首先，这种整合性发展意味着打破传统的以对内开放发展为主，而转向对内和对外双向发展格局。在安全方面，就是关注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将二者在边境层面上统一起来。其次，随着边境地区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边境的发展逐渐从“点”的发展扩展到“面”的发展，发挥边境的独特地理优势，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的带动下，次区域、区域、跨境次区域等合作机制可以实现交叉融合性发展，边境地区朝着边贸互市、产业合作、跨境商务等多元的开放模式转化。比如云南省将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与其边境经济合作相结合，“促进本地区商品贸易的突破，开展资本和技术领域合作，促进经济合作内容的多元化”。② 渠立权、胡志丁、洪菊花、骆华松：《次区域合作背景下的云南边境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载《资源开发与市场》2017年第2期，第174页。
边境形态的变化，必然带来边境安全的变化，过去那种在“硬边界”下的冲突对抗或者封闭的状态已经被开放交流、友好合作的状态所取代，在相互割裂和孤立状态下的“共存安全”已然不能适应边境地区的新变化，边境安全呈现出新的特征，向“共生安全”转变。
四 边境安全的新变化及共生安全认知
面对边境形态发生的新变化，对边境安全的认知也必然随之变化。边境安全问题不仅是国家政权安全和领土安全等引发的安全问题，也包含了在追求自身发展时产生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同时，边境存在着特殊议题，边境安全内涵远超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划分范畴，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安全形态，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共生安全”（Symbiotic Security），它有别于我们以往对共存安全的认知，并在边境地区的跨境交往中体现出来。因此，理论上需要以一种新的视角对边境安全的内涵进行重新解释，即边境安全正发生着从共存安全向共生安全的内涵转变。
（一）安全的泛化与边境安全的特殊性
安全泛化问题的最主要根源出自对存在性威胁的界定问题，判定标准的不确定性导致对存在性威胁的界定空间挤压，其相对应的解决方式是进行科学准确有效的威胁识别。① 叶晓红：《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述评》，载《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第170页。 在边境地区，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存。近些年来，传统安全不再是边境安全的唯一关注内容，非传统安全成为主要方面。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安全问题不再以军事、政治内容为“永恒主题”，而更多地延伸至经济运行、社会发展、文化交流、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随着边境对自身发展的重视，实体边界的弱化和软边界的扩散，外加边境地区自身存在比较灵活的空间，致使多元主体自由跨境行为增加，资源的流动性也大大增强。因此，威胁边境安全的问题逐渐转移到跨境犯罪行为、走私、地区性恐怖主义② Fiona B. Adamson, “Crossing Borders-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31, No. 1, 2006, pp. 165-199.等利用边境自身特殊性的安全问题。这些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难清楚地分割出是属于哪一国的问题，需要跨境国家、区域的共同安全治理。同时，在缺少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跨国安全威胁的负面影响很难预估。③ Hartmut Behr, “Political Territoriality and Deterritorialization,” Area, Vol. 39, No. 1, 2007,p. 114. 在这种情形下，安全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威胁或风险因素问题，安全问题会对一个系统的正常运转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谁的安全、安全问题的根源、如何保障安全”等涉及施动者、受动者、方式、过程、结果等一系列的关系。而安全并非处于静止状态，安全的维护要对动态的关系有敏感度。当出现安全威胁时，不仅有应急措施和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且要关注当下的安全问题以及未来的安全隐患。也正是基于边境安全的这种变化，英国提出了新的“边境安全主义”，“对边界的设想不再局限于当代政治生活中边界是什么和在哪里的传统理解，而是通过使用先进的身份管理技术，在海外和整个英国领土范围进行规划”。① Nick Vaughan-Williams, “The UK Border Security Continuum: Virtual Biopolitics and the Simulation of the Sovereign Ba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 Space , Vol. 28, No. 6, 2010,pp. 1071-1083.
微网站基于移动互联而生，简单来说，微网站即为植入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微型网站，其具备网站的一般功能和结构，能够兼容多种系统，能方便地与各应用实现链接跳转，具有移动端特有的灵活性及富交互性。
（二）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逐渐密切。② 参见胡守钧：《社会共生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5页。 随着安全领域的扩大，安全建立在联系之中，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彼此之间紧密相连，“国家安全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层面的具体安全虽各有侧重点，但彼此又紧密相关、相互影响，任何时候都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国家安全的问题。”③ 叶自成：《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意蕴》，人民网，2014年6月6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606/c1002-25114044.html。 因此，随着安全问题的联动而产生的边境溢出问题成为一种常态。④ 吴克明：《论习近平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征》，载《观察与思考》2018年第6期，第18页。 边境的中介效应，让边境地区成为国际安全问题和国内安全问题、周边安全问题与跨境安全问题的融汇点。在这个地区，边境安全的相互渗透性也随着国际与国内的联系而扩大，使得边境安全问题不可能局限于某一个特定区域，而是会呈现“内传和外溢”，进而出现跨境或跨国流动趋势。比如边境地区的森林火灾或者疾病流行、⑤ 夏文贵：《边境安全问题及其治理》，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65页。 跨境能源安全问题、⑥ Mayurachat Watcharejyothin and Ram M. Shrestha, “Effects of Cross-Border Power Trade between Laos and Thailand: Energ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Energy Policy , Vol. 37,No. 5, 2009, p. 1782.跨境旅游或者非法越境等人口流动问题等。⑦ Susan L Bradbury, “The Impact of Security on Travelers Across the Canada-US Border,”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Vol. 26，No. 1, 2013, pp. 139-146；Beste Isleyen, “Turkey’s Governance of Irregular Migration at European Union Borders: Emerging Geographies of Care and Control,”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 Space , Vol. 36, No. 5, 2018, pp. 849-866.
两组患者在护理前，焦虑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护理后，两组患者的焦虑评分均有所好转，但实验组的改善情况更好，两组数据t值检验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 0）（如表1所示）。
（三）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共同交织
目前，高职院校的大部分教师还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走上讲台，很多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缺乏企业实践工作的经历。而对于计算机专业的教师来说，缺乏企业实践工作经验，对于培养适应企业岗位需求的学生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到企业挂职锻炼，可以让教师参与到企业的项目开发和管理，还可以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开拓眼界，提升专业技能。同时还可以将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企业导师沟通交流，让教学知识与实际项目开发过程紧密结合，丰富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与企业岗位需求相结合。
Waking activity: the total amount of detected activity, excluding all one-minute periods of rest.
（四）安全的社会性蔓延
针对边境的空间范畴有两种界定方法：一种是以边民互市贸易区的方式界定边境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规定：边民互市贸易区“系指边境地区边民在边境线20千米以内、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① 郑佳：《国务院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1996年1月3日，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bf/200207/20020700031328.html。 即边境地区以边界线为起点向两侧延伸20千米，总共40千米的范畴。这种划分方法清晰，但是互市贸易区分布较少，难以涵盖所有的边境。另一种划分方法为边境城市划分法，以边界线附近的边境城镇为核心，对称两侧的城镇到边界线的区域为边境地区。但是，无论哪种划分方法，边境都是围绕着边界产生。
祠堂对徽州居民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祠堂是祭祖祭碑的地方，是宗族的宗教信仰和洗涤灵魂的地方，地位崇高，无与伦比。因此，祠堂的建设不仅要显得庄严肃穆，更重要的是，要使人在祭拜祖先时营造出一种庄重和敬畏的感觉。汉朝的中原家族南迁徽州之后，不但保留了原有的宗族制度，而且还有氏族栖息地，宗族有序，井井有条［4］。
从边境的变化和边境安全的特殊性，我们可以看到，边境安全已经呈现出不同于原有的“共存安全”的特征，而体现出“共生安全”的性质，这就是互利共生，普惠共生，同时又蕴涵着进步性的共生关系。
具体来说，所谓的“共生安全”有如下特征：一是安全的紧密联系性。共生安全强调成员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在这个联系的基础上，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以共同生存为底线，保证彼此的安全不受到威胁，并通过协同合作使彼此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安全观念。边境地区的整体性发展以及安全的复杂化和不可分割性加深了跨境区域的相互依存关系，它逐渐达到一种状态：若相互分离，各构成单元都很难生存。二是安全的理智进化性。在边境地区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种生存状态的最优化倾向，这就使边境安全变成一种理智型进化的安全，安全不仅仅是维护主体间的共存关系，更多的是着眼于安全的未来。三是安全的以人为本性。共生安全将人的安全放在首位，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障共生安全的方式是依靠资源交换进行协同合作。这是因为人不仅要生存，而且要发展。在人、社会、自然的共生网络中，资源是基础和条件，其中包括物质性资源、公共文化资源、制度性资源等。人们以资源的交换和合理利用的方式建立最基础的共生联系，在频繁的互动与往来中形成协同合作，带动自身发展。共生安全是以人为本位，与当前提倡“合作与共赢，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① 谢卓芝、谢撼澜：《“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综述》，载《理论视野》2016年第5期，第66页。 和“人民是国家安全的支撑力量”② 吴克明：《论习近平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征》，载《观察与思考》2018年第6期，第18页。 的思想不谋而合。
五 边境安全发展的未来：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
“共生安全”一词源于生态学中对“共生”的阐释，之后经历了在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探讨，共生理论与框架逐渐完善。③ Mert Bilgin, “Energy Security and Russia’s Gas Strategy: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Firm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 Vol. 44, No. 2, 2011,pp. 119-120；Jeannette M. Wing,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al Methods and Security,”Proc. NSF Workshop on Computer Security， Fault Tolerance， and Software Assurance: From Needs to Solution , December 1998, p. 26；Sheng Xin, Pan Wenchao and Zhong Zuchang, “A Study on Model Building of Chain Finance Ecosystem Based on Symbiosis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 Vol. 2, No. 2, 2017, p. 26；张智光：《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共生空间的演化理论》，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第1-2页。但是，国际政治领域中对共生的研究更多的是宏观层面的探讨，而缺乏比较接地气的研究。实际上，随着安全内涵的逐渐拓展，边境安全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独特性，比如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可以说，共生安全是一种新型安全理念，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它都代表对安全内涵本身的一次创新研究与尝试。
（一）共生安全是对共存安全的深化
在边界对国家主权和领土的鲜明划分下，传统的边境主要是“屏蔽”功能。在边境地区，国家主要是“竖起篱笆”，形成对国家领土和主权的一种保护，为了达到保护的有效性，国家在边境地区一般都建有军事设施，有军队驻防，这种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和政治性的关注成为边境的传统色调。“篱笆”效应也使得边境地区发展停滞原地，将自身发展的基本诉求搁置一旁，转而追寻单一的边境安全及国土安全，这也是边境的最基本安全底线和要求。即使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一些有冲突的邻国边境也是军事化武装起来的边境，一些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的的边境墙正处于建设中。因此，在传统安全观念之下，在边境特殊环境之下，边境的屏蔽功能仍然发挥着作用，“再边界化”现象仍然存在。
第二，共生安全以互惠而非权力的方式维护安全关系。共存安全往往是以对抗和冲突为前提的，在维护安全的方式上更重视实力的重要性。共存安全以自身安全为本位，为了维持国家间最基本的共存安全，和平共处被视作国家安全维护的基本目标和原则，而保障这种安全的基本手段主要是以权力均势、结盟、集体安全为主，反映在国家关系方面就是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零和博弈。而共生安全是以和谐与合作为前提的，共生安全具有利他性的特性，首先自身的排他性行为减少，将自身的安全放在本地区安全的框架之中，强调区域性的整体安全观念，以互惠为主导。共生安全注重安全的渗透性和联系性，它突破了共生理论中的“点共生”的低级阶段，而追求“一体化共生”的新阶段，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已经七十五岁且已还俗成家再次改变身份的明代末朝三太子——永王朱慈炯在山东被捕，全家处斩。
第三，共生安全的目标是走向追求动态的进化。共存安全是传统安全认知的底线，是国家间彼此维持着一种领土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状况，并尽量使双方不受来自彼此的侵犯或军事威胁。这也就意味着，在共存安全中，国家安全是其关注的焦点，对外的“主权安全”和对内的“政权安全”是国家安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而传统的边境安全主要着眼于国家安全，因此，共存安全是对边境安全的最基本认知。而共生安全强调一种动态的进化特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进化的理念是共生的本质特征，强调共生系统内的共生单元之间、共生单元与共生系统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激发的作用，这种作用可加速共生单元及共生系统的进化创新，并产生新的物质结构。”② 袁年兴：《共生哲学的基本理念》，载《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100-102页。 在国际关系意义上的边境安全被注入了“发展”的内涵，强调的是协调发展，是一种改善的过程，最终以“发展”去维护安全，从而带动了安全观念、安全主体和安全方式的系统性改变。
第四，共生安全的动力在于彼此间的相生相长。共存安全的差异性表现在彼此的竞争，往往带来国家间的安全困境；而共生安全将彼此差异性的存在视为共生的前提，“认为这种差异是共生的源头活水，诸种文化和价值之间又有可能通过交往而达到‘认同’…… 共生是不同事物在共存中相生相成、共同生长的良性状态，其要义不仅是互不覆盖，互不否定，共存共处，而且超越之，同生共长相互促进。它是生命力的来源，是事物生长发展之本”，① 任晓：《论国际共生的价值基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26页。 因此，它允许矛盾和合作的共同存在，此消彼长，促使安全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配合光线进行拍摄是为照片注入生命力的关键。你要考虑光线的方向和强度，以及光线颜色对叙事的影响。无论是暖色的金光、冷蓝色的晨光，还是正午醒目的阴影，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叙事的氛围，那么就利用它们来叙事吧。
总体来讲，共存安全与共生安全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内涵上，共生安全超越了共存安全；在形式上，共存安全是共生安全的基本存在形式和前提，共生安全是共存安全的升级版；在层次上，共存安全是共生安全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共生关系的未来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边境地区的发展走向催生“共生安全”观念的建立
从中国角度来讲，中国的陆路边境线有2.2万千米，相邻国家有14个，边境地区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的安全与稳定影响很大。根据对中国部分边境地区安全状况的考察和分析，虽然千差万别，很多边境仍然以传统安全为主导，呈现“共存安全”的特征，但是开放程度比较高的边境地区，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向“共生安全”的方向发展。本文更关注边境地区发展的未来，探讨边境地区“共生安全”理念的建构。
第一，边境地区作为一个微观社会，已经出现了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和共生性等与共生安全相似的特质。在边境地区，人们在生产实践中不断调整交往方式，因此，共生关系会通过社会历史的进程逐渐自发、演化而来，内生性便由此产生。② 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8页。 行为体在边境地区自觉对自己安全进行维护，③ Karine Côté-Boucher, Federica Infantino and Mark B. Salter, “Border Security as Practice: An Agenda for Research,” Security Dialogue , Vol. 45, No. 3, 2014, pp. 195-208.并且寻求发展方式与途径，不断进行改进，以期取得更好的结果。而由内生性演化而来的交互性和共生性，代表了人类社会中各种要素进行互动联系和作用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第二，边境地区作为一个生长空间，之所以强调安全与发展并举，正是为了迎合自身发展的诉求，希望可以改善诸如远离国家核心区、边境安全敏感脆弱、安全具有联动性等负面特征的影响。边境的理想状态，是边境地区不受到内外安全问题的威胁，各要素高度活跃，彼此共生，实现该区域协调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做到区域内的自我安全和自我实现，才能带来共同发展，共生安全的深刻内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边境地区的资源利用和互联互通，是和谐共生的纽带。首先，在边境地区的共生关系中，资源的利用主要有三种方式，资源交换、资源分享和资源竞争。因此边境对于安全的维系和可持续发展要通过各种资源的交换、分享、竞争才能进行合理的利用。其次，互联互通带来了维系共生安全的基本动力。互联互通，既能激发行为体的内在潜力，又能刺激行为体之间建立紧密联系，并提供推动力。最后，和谐共生有赖于在合理的程度内分享资源。在全球化浪潮和“一带一路”等内外联动作用下，互联互通能为边境地区带来巨大的转型动力。它打开封闭的边境，将政策、设施、贸易、资金、人员等资源注入新的市场，使各要素彼此间有机联系，通过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分配促进边境地区的共同发展。
其二，边境地区的相似文化和跨境民族的存在，使共生安全有其存在的前提条件。由于历史原因，存在同一民族被阻隔在边界两侧的状况，但是由于双方具有民族和文化同宗同源等特征，使得边界两侧居民在彼此交流沟通、事物认知方面不存在较多的障碍，特别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边境省份，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呈现增加态势。① 高永久、刘海兵：《中国民族问题治理能力：内涵、现状与困境》，载《新疆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63-67页。 比如在中国云南畹町的中越边境，这里相似的民族与文化，甚至有宗教信仰的相近，自发性跨境行为较多，中国边境一侧不乏存在“越南新娘”，而在越南边境则有不少“华侨村”。民族和文化的相近性，会带来边境地区居民交流的便利，为实现共生安全提供条件。
其三，边境地区的社会性重构催生了积极的共生安全。全球化的外部共生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的联动性以及国家惠民惠边政策的引导，造成边境地区包括单元、环境和运行模式的重构，以维护边境地区的共生安全。同时良好的共生安全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的发展。首先，边境地区共生单元多样，参与主体从单一国家演变为国家、次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存在。多元主体为了更好地在边境地区存在并自我实现，就会积极构建共生安全环境。其次，共生安全环境受到国际背景与国内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处于连接国际与国内的地理交界的边境地区，更容易受到环境影响。因此，国际与国内的互动是边境发展中的明显体现，共生关系和共生安全必然是内外交织的状态。最后，考虑到各种要素参与其中，边境地区正在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代替过去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集结。因此，边境地区的单元、环境和运行模式的变化引发的社会性重塑推动着共生安全的产生。
其四，边境地区的低级政治领域交流的频繁，有利于形成合作的跨境治理。边境地区以自下而上的低级政治领域交流为主，常见的如以欧盟为代表的高度一体化的自下而上的跨境安全治理方法，以北美为代表的一体化程度较高但并不重视跨境安全治理的方法，以开放地区主义模式下的更为松散的跨境安全治理模式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以及在缺乏地区一体化努力下的国家间自发性安排。② 张春：《复合地缘政治的兴起与跨境安全治理的转型》，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1期，第32-33页。 边境地区的发展模式是以低级政治领域作为起点，经过边境城市的协同合作以点连成线，进而形成类似于跨境次区域合作的以线带面的方式，共同构建边境地区的跨境治理。
六 结论
随着外部环境及边境自身形态的转变，独特的边境安全议题相伴产生，新安全形态随之变化，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创新思维。国内学者曾基于中国视域提出“共享安全”① 余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第4-34页。 的理念，并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作为其理论渊源，② 魏志江：《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共享安全”的理论渊源》，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3期，第52-67页。 为安全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基于“共生”理论而提出的“共生安全”的理念适应了边境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它着眼于边境地区日益频繁的交流、跨境整合、相生相长的现实，同时也关注到边境地区发展进化的未来。在“共生安全”理念下，更强调安全的整体性，即个体脱离群体很难单独生存的状态；更强调安全的公共性，即面对共同威胁的共同合作治理；更强调安全包容性，即“异质性的和谐”。应该说明的是，“共生不是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吸引和合作；不是自身状态和性质的丧失，而是继承与保留；不是一种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依赖。”③ 袁纯清：《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上）》，载《改革》1998年第2期，第105页。 总之，共生的过程就是共生单元的共同进化过程。目前来看，不是所有的边境地区都是“共生”状态的，由于国家间关系和政策取向的不同，边境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也是千差万别的，一些边境仍然停留在以维护传统安全为主导的屏蔽功能方面，也有一些边境由于安全问题很难治理而采取“再边界化”举措。但是，从多数边境地区的状况来看，以发展为主导的共生性安全已经出现或成熟，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这种共生趋势也会愈加显现。在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中，有望使边境地区的共生性安全发生外溢效应，使国家间关系也成为“共生安全”的典范，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创造条件。
【作者简介】 刘雪莲，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欧阳皓玥，吉林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长春 邮编：130012）。
【DOI】 10.14093/j.cnki.cn10-1132/d.2019.02.001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4X（2019）02-0003-21
* 本文系刘雪莲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地缘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6JZD0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十分感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不足和疏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收稿日期： 2018-10-18】
【修回日期： 2019-01-05】
【责任编辑： 苏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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