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栖格局：消费场域张力与资本流动间的抑制困境及动因解构
刘凯强 范和生
摘 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生产社会过渡至消费社会、居民收入提质增速与消费刺激复合效力等现实背景下，中国消费者产生诸多不同过往的消费惯习。尤其是中产阶级群体出现一种消费场域扩张与资本流动矛盾的两栖格局，集中表现为：长期性与即时性消费的空间挤压、自目的性与嵌入性消费的范式博弈、“台前”与“后台”消费的徘徊取舍以及基础耐用与文化趣味消费的艰难平衡。剖析当前两栖消费属性来源，既要从经济转型与体制转轨带动生活质量改善、中西方理念激荡模糊价值判断等因素着手，又需从网络媒介软性禁锢主体性建构和顶层政策安排敦促消费风险式微等方面综合审视，实现对两栖消费精准的结构化认知。
关键词： 两栖消费 场域张力 资本流动 困境解构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群体表现出一类矛盾的消费现象：一方面，他们在部分领域经济支出较为俭朴，几乎不轻易乱花钱；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某些方面开销十分豪爽，不惜通过对财富的大量耗用来彰显相对高层次生活态度。正如同一掷千金购买高档住宅的居民在日常生活细节处理上依然本着精细盘算地节省观念；而穿着光鲜亮丽的职业女性除了热衷购买品牌服饰外同样会在“双十一”奉行“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原则入手廉价折扣商品。参照自然界中两栖动物在水域和陆地秉持不同法则生存，笔者将此类群体消费行为双重性形容为“两栖格局”。它生动描绘出时下我国民众一种普遍性消费事实，即：对不同层次的消费进行自我认知后，该采取何种消费策略的价值取向抉择。它反映出消费结构转型过程中场域空间扩容营造的外向吸引与人们经济收入和资本获取内在不足间的对立。易言之，群体消费欲望在新时代下正在受到市场化机制、民主化政治和开放性文化刺激而膨胀；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张力却被薪资水平、资源分配等结构性因素制约，只能通过精明的事前预算实现局部消费区间的更新换代。
第一个关键点就是把传统的电视媒体与当下流行的网络媒体两者之间进行有效结合，也就是在网络媒体之中也要根据实际情况为电视直播节目建立起一个合适的平台，这对于从事电视新闻采编相关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说，工作的困难程度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要进一步确保新闻信息是真实准确的，在素材被采集完毕以后正式进行节目制作工作过程中的一些操作也十分烦琐，但是通过网络媒体进行直播进一步保证了新闻信息的实时性，使电视节目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与时俱进，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还能够保证人民群众获得到信息的真实程度。
一、文献梳理：国内外相关概念界定及延伸
从抽象角度剖释，两栖消费局面归根结底是经济快速发展后，消费场域张力不断扩大引起人类行动各种新型关系重构过程中，资本助力缺乏后劲从而束缚消费结构升级。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看来，场域（field）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构型（configuration）。它是由复杂的关系以及附着于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所构成”[1]。布迪厄的场域概念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将其理解为包含各种价值范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二是认为场域干预着社会行动者及其实践的外在力量，人类集体行为无法脱离特定系统的限制。日常生活涌现出的政治、文化、娱乐或教育场域大多以市场为纽带，将生产者与消费者耦合联动。作为不同场域间争夺的焦点，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角度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定义为“个人所拥有、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力量，它们是由时空关系的诸多要素组成，并为同一结构内部个人行动提供便利”[2]。在现代社会中，不同阶层群体社会资本容量存在速率及方向迥异的流动，原始性资本初次分配平衡被打破，人们凭仗各自能力高低二（多）次获取各类资源，相应地消费场域弹性也不尽相同。
从具象角度探析，两栖特性反映部分消费者固有的内心冲突：生活水准改善激发消费欲望进阶，但并不雄厚的整体经济实力无法兼顾每个领域的消费诉求。这种心理源自人们将消费潜移默化地视为社会行动出发点，通过消费能力展示其社会身份、位序和品味。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货币哲学》中从现代性角度对人们消费行为进行考量，他发现人们之所以有多样化的消费选择，不仅是周边生活圈子中形形色色的商品愈发丰富，更是因为人们将手中已掌握的资源在不同领域内进行重新规划与再分配。“在丰盛物品外在刺激下，追求时尚化（Fashion-orientation）和格调化（style-orientation）就理所应然成为人们消费的首要选择。”[3]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提出“夸示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概括人们青睐高级产品的心理活动轨迹，“高级消费欲望源自于本我对炫耀心理的肯定，个体对高档物品的占有与排他彰显在阶层话语谱系中的身份、地位和能力高低，它是宣示对财富‘占有’的办法。”[4]炫耀心理的鼎盛意味着人们重新将拥有的资源和条件进行分配和再组。
国内学者对两栖消费研究也正走向不断深化的过程，王宁（2005）认为我国中间阶层往往通过在其他领域的节省、抑制或延迟享受来支持某个特定领域消费快感的提早达成，矛盾在于资源相对有限情况下的不均衡分配。吴金海（2013）从“效率性”视角对我国两栖格局进行分析，判定两栖消费是群体遵循某种统一逻辑而实施的行为，消费者在某些领域“节省”也好，在某些领域“慷慨”也好，都是遵循效率原则。张翼（2016）利用2013年CGSS数据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消费倾向进行厘定，他推断中国在进入消费社会后会改变原本单一且初级的需求侧的内部结构，特别是中产阶级会越发崇拜高端服务业的品牌价值，产生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的变革。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关于消费两栖性的相关论断森罗万象，但研究成果略显碎片化，无法摆脱宏观理论与微观实证间断裂的窠臼。因此，笔者试图将“天花板”式的理论结合群体现实行为提炼化，建立起中观解释桥梁。
二、消费行动两栖属性骤显的综合现实背景
两栖色彩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与国家政策和社会经济水平休戚相关。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于成熟，各式各样具备区分度的商品异常活跃，两栖格局正在经受多方现实力量的共同筑造。
“推动司法鉴定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发展”主题笔会加强法庭科学跨行业研讨 促进法庭科学标准化建设王 旭 陈 军（2018年第10期）
（一）工业社会迈步后工业社会的向度转型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后工业社会不是一种单纯的新经济社会形态，而是覆盖五大维度的变迁，即：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职业分布中，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核心地位；中轴原理上，理论知识处于主导位置并且是社会革新与政策制定的源泉；科技导向力推技术发展及其实践鉴定；政策出台鼓励新型智能技术被研发并造福民众。[5]“一五”计划实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开端，途经六十多年发展，我国工业化程度日臻完善，产业结构、专业技术、理论创新和科技制造皆出现如贝尔所叙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契机。目前我国经济跨入新常态发展通道，传统工业对经济和消费刺激乏力，国家寄希望发展服务业来寻找经济突破点。数据表明2012年中国农、工、服务产业占比分别为10.1%、45.3%、44.6%；2013年变更为10.0%、43.9%、46.1%；2014年农、工业比重分别下降至9.2%和42.6%，服务业提升至48.2%；而到了2017年第三产业比重超过其余两大产业之和达到51.6%。① 此处数据为笔者查阅《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归纳得出，可对精确性负责。 服务业正在逐步替代工、农业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核心支柱。
（180）长叶细鳞苔 Lejeunea discreta Lindenb.熊源新等（2006）；杨志平（2006）
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认定是消费出现两栖性的现实基础之一，主要依据在于后工业社会促使群体由传统物质消费转向软性服务消费变迁。服务业自带的舒适、娱乐、高档等标签化（labelling）光环强烈吸引人们将收入投放至该领域，在财富总量不变情况下，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产品花费势必被削减，消费领域的选择也会徘徊不定。通俗地说，花在基本衣食住行上的消费不能为零，否则会挨饿受冻；但高档商品和服务摆在眼前又想体验，彼时如何权衡自己金钱流向变得犹豫不决，在“诱惑”不足的农业和初级工业社会中并不突出，但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后工业社会则会接榫而至，两栖格局应运而生。
（二）生产社会至消费社会的稳固过渡
“生产社会（Production social）”是指通过农业产出和工业运转诞生大量物质产品以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需求被满足的社会形态，各个领域内的制造是社会延续的前提条件。在过去相当长岁月里，受到两大历史原因影响，我国整体处于生产型阶段：其一，新中国建立之初遭受工业基底薄弱和生产力落后的双重桎梏，全社会物质资源奇缺，人民群众最基础的生存性需要尚无法兑现，不得不齐心协力发展社会生产；其二，改革开放之初，在经历十年政治波动后，重回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促使人们渴望尽快通过生产摆脱贫穷，在政府宣导和个体追求的内外牵引下，各行各业大规模生产运动此起彼伏。
“爱面子”几乎是深深镌刻在每个中国人血液里的特质，俗语说“不蒸馒头争口气”“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皆印证中国人对“面子”的独有情愫。翟学伟教授总结“面子是个体为充分维护自己或相关者所积累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圈内公认的形象，是个体为了迎合某种形象，经过整饰后表现出的具有认同性的心理和行为”[15]。在社会生活很多领域人们都是为了一张“脸面”谋生，是典型的台前表现性消费。合肥市某上市企业梅科长（35岁）谈及：
随着多年的物质积累和成果共享，特别是21世纪以来近二十年全面发展，“消费”一词高频曝光在公众视野范围。一方面，国家将其上升至宏观战略层面，既定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另一方面，生活环境好转与消费品的丰盛激起国民消费心理波动而趋向多元化。在内驱与外引合力下，我国一系列消费社会的征兆涌现。正如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我们目前所处的后现代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充斥着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的‘消费社会’，每个参与其中的成员都在不停购买，购物车内堆积的商品带给人们安全感和满足感，消费成为日复一日的仪式，与人们的品味和差别特征联系在一起”[6]。笔者认为“消费型社会”以物品消耗为目的导向、消费理念在制度安排中处于领先地位且集体消费行动逐步成为社会运行的核心动力和主流逻辑。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用拟剧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阐释人际互动间规律，认为人们各类相互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表演”，每个人就像演员一样，在既定场景中按照自己对角色的理解进行呈现。[14]进而将人们演出区分为前台（Front stage）和后台（Back stage），前者是特定时空内为观众展现情景的场所，是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表达性装备；后者则是不让观众看到并严禁局外人进入的舞台部分。在前台中所表现出来的都是社会化和掩饰化的自我，出现刻意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而在后台表现的才是本我中最真实和自发的部分。
（三）居民收入提质增速与消费欲望刺激的复合效力
上述两点都是从宏观视阀探讨两栖格局形成的现实基础，从微观角度出发，个人收入的增加及消费欲望的叠加效应（Superimposed effect）则是直接导火索。两栖消费实质上是社会心理图式的外显，它是人们内心“节俭主义（frugalism）”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两种伦理斗争的结果。印证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之论，“所有殷实而节俭的中产阶级所具有的道德激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用来处理奢侈问题,得出从道德上解释自我说服的观点”[7]。长久以来传统社会奉行儒家文化，在克勤克俭的观念下，过度的消费欲望不仅被视为非理性更是被判定为“异端”；而新中国较长一段时间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掣肘造成的资源匮乏，居民被迫接纳节约的生活方式。文化与经济的双向压力导致中国居民消费欲望高度抑制化。
风影独个儿来到了红琴家背后的小山坡上，吹起了笛子，吹的是她从小就喜欢听的曲子。他想用笛声将她引出来，可是落空了，他灰溜溜地走了。他没有回家，漫无边际地在山道上徜徉，走着走着，又不由自主地来到了那片挂有红腰带的树林子里。他想起了师父常说的那句话，人只不过是一个影子。如果人只是一个影子，那佛陀会不会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境呢？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要都是影子，这菩提树下，要真的只是一个梦境，那倒也简单了。可世事并没有那么简单，这让风影一脸的茫然。再说，要真的是影子，那什么是光明呢？没有光明又何来影子呢？阳光、空气与水又在哪里呢？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曾将工业社会发展与人们消费欲望相联系，他指出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消费欲望革命，工业革命与消费革命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轨道，二者相互依托且各自促进。工业革命不但源于收入的增长和产品的丰富，更源于人们消费欲望提升的反作用。[8]在坎贝尔眼中社会综合发展为人们消费欲望的产生奠定基础；而被营建出的消费欲望又反向促进社会全面进步。随着市场化进程加深，生产力解放拓展经济空间，人们在前所未有的物质资源丰盛场面前，压抑多时的消费场域开始扩张。加之全球化后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登录中国，更多的消费行为被认可化和合法化。纵观改革开放元年至今阶段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从1978年最初的1558.6亿元发展到2017年的366262亿元，翻番230倍有余。概言之，我国各项经济数值的连续走高和西方社会相映衬的消费延伸脉络分别从量化指标和质性理论两方面证实，正是群众收入与消费的复合效力才促使消费结构由“数量少、质量低”革新为“数量多、质量高”。
（2）拟定安全的拖航方案及途中遇险抢救的应急措施，逐级进行技术交底及安全交底；拖航计划应上报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并召开航前会议，严密部署任务，将责任落实到各个参与拖航任务的人员。
三、群体消费场域扩容与资本分配抑制的两栖表征
两栖格局作为消费空间张力拉伸和个（群）体资源流动匹配失衡的代表性困境，在消费社会转型的今天呈现出若干具体特征：
2) 2017年8月21日15时，系统中W136号仪表连续出现传感器/变送器通信失败，变送器初始化，驱动超出量程，驱动增益低等4个关键报警信息。经排查为核心处理器故障，成功避免交接双方出现计量纠纷。
（一）长期性消费与即时性消费间的空间挤压
在我们的周围时常出现一种消费“怪像”：人们有时候“小心翼翼”将自己的收入留存起来备长期打算；有时候又会毫不犹豫将钱拿出来迅速购买某些商品。前者是典型的长期性消费，后者则是即时性消费的反映。合肥市某三甲医院放射科李医生（32岁）说道：
我们这样的年轻医生平时消费很是尴尬，这个年纪博士刚毕业来医院没两年，由于求学时间较长，一工作就成为“大龄青年”，结婚生子是眼前头等大事，每个月大部分工资都得攒起来。但跟同事、朋友聚会时，看到他们又是穿名牌、开好车，不免心动，虽然也知道自己应该务实，但还是忍不住也想追求一点高档产品，毕竟自己收入也还可以。（时间：2018/10/21）
（2）通过试验成功研发了制动器压盘锥窝的高频感应淬火工艺：①电参数：槽路电压8.6kV，栅极电流1.6A，阳极电流3.8A，阳极电压9.9kV，灯丝电压33.3V。②工艺参数：两次加热，间隔0.5s，每次加热时间5.5s，加热到淬火温后喷水冷却5s。
长期性消费是指基于个人及家庭在未来收入能力、需要迫切程度等因素下进行预期评估和判断而将财产储备以作长久支出考虑，通俗地说就是将钱存起来给未来花。它体现较强的规划性，消费者会根据自身经济情况、未来奋斗目标和社会变化趋势综合衡量，以保证最为重要的需求得以满足，如购房、结婚、医疗和子女教育等；而即时性消费是指为了尽快或者临时获得特定需要满足，行使消费能力对商品进行立刻性买卖，也就是常说的当下就把钱用了。它具有相当不确定性，深受个人收入高低及去除基础消费后的财产余额影响。
（3）施工车辆可能对路面的结构造成一定磨损，因此在施工时，必须铺设临时通道，临时通道应设置在垫层和底基层，同时应该铺设一层石屑，厚度应超过4cm。在下一层的铺设之前，需要对其清扫，如果局部污染过重，应使用高压水枪对其进行冲洗。
消费作为公开意义上的行动无法否定其社会属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强调社会行动是一群人形成具有共同主观意图、目的、价值的群体性行为，它与个体私人行为最大不同在于所赋予行动的意义不仅要考虑自身性价值还必须顾及到他人和整体社会。[11]消费作为公共举止，只有合适地嵌入政治、文化、生态等客观条件才能成为大众追求的对象。嵌入性（embeddedness）最早现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大变革》一书，“人类一切经济类别行为必须嵌入纽系于理性或非理性的社会制度，不单是为实现金钱收益最大化，更是要体现互惠或公平”[12]；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创造性将此概念引入新经济社会学“行动者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相互依存，具有不可切断的整体性。经济情境中人的活动受社会结构因素制约，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脱嵌（Disembedding）”[13]。如果说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仍停留在抽象层面，笔者则具象解读为个体消费时受到外部环境的综合约束并拆分为“制度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认知嵌入性”（表1）。首先，制度嵌入是指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对个（群）体消费作出原则性界定，奠定消费活动基本属性，如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消费行为性质差异。其次，文化嵌入是指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对个（群）体消费行为取向的干预与影响，如开放式消费主义和封闭式节俭主义价值观。最后，认知嵌入是指长期在共性外在环境熏陶下形成的理念结构对个（群）体消费类型的引导或限制，如符号消费与实物消费。上述三种类别并不孤立存在，而是对消费产生合力指导。自目的性与嵌入性消费间博弈作为两栖格局表现形式之一，往往是个（群）体过量满足自身需求的消费而忽略现实约束或者说是消费片面考虑某一领域而造成资本流动单向化。
（二）自目的性消费与嵌入性消费的范式博弈
自目的（autotelicity）概念发源自古希腊，由“自身”和“目的”两词合并构成，意为“自身即目的”。米哈伊·奇克岑特（Mihalyi Csikszent）将其解释为行动目标就是行动本身，“个体并不是为了某种实质性利益来做出决定，而是由于做这件事对自己来说价值斐然”[10]。自目的行为广泛存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人们追求内在回报（Intrinsic rewards）而获取心流（Mental flow）的方式。当下人们为满足自目的性而进行的消费俯拾皆是，最突出地表现在服务端消费：演唱会、电影、汗蒸、旅游等各类娱乐消遣近年来一跃成为群体消费的主力军，其中关键就在此项消费本身带来的是身心放松和享受。换言之，人们主观上并不指望这些消费行为可以携夹其它工具性利益，仅仅是为达成自我某种目的（获取工作、学习之余的一种排压和休闲渠道）。是以，自目的性更多的是卷入进私人行为。
个（群）体消费能力在某个时期内大体恒定，长期性和即时性消费会出现相互侵占资源的状态，实际上是理性与激情交织并存的结果。如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所谈，“理性人（Rational human）”的行动具有四大特征：“自身最大利益追求；在特定情景中设计不同的行为策略；行动者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结果；行动者在主观上对不同事件有特殊偏好排列”[9]。理性消费者会根据自身情况，在不破坏长期规划下，可控地进行适度激情消费；而对未来风险认知不足或考虑随意的人会过分放大即时消费空间，追求短暂欢愉造成资源错配。消费模式固化为任何一种都无益于社会长远发展，过犹不及的长期消费会使阶段性支出锐减，对于刺激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下降；而即期消费偏多易于孕育攀比、盲从等消费惯习，负面影响社会风气。
表1 嵌入性消费的结构解析
（三）“台前”消费与“后台”消费的徘徊取舍
生产型向消费型社会过渡是朝向更高阶段的历史趋势，它既是由生产与消费间的矛盾运动规律决定，也是满足人们提高消费等级、努力向上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目前初步萌发消费社会的部分端倪，仍未完全跨进消费社会，但也悄然改变着群体消费价值，人们在扩宽的消费张力面前，资源流向犹豫不定衍生出两栖消费的抑制困境。
以前逢年过节回老家看到亲戚朋友穿名牌、挎豪包、开汽车，心理特不是滋味，总感觉比别人矮一级，和别人聊天也觉得好没面子。所以这两年回家前几个月，我都尽可能减少一些个人私下的开支，在回去时候多买两件好衣服，钱包里多装现金，好在乡邻间挣个脸。（2018/10/10）
(1)随车辆的前移，曲线以波动形式变化且挠度值逐渐增大，当车辆行驶到试验梁跨中附近时跨中挠度值最大，当车辆驶过跨中后，挠度值随之减小并逐渐趋于0；货车质量为62 kg、100 kg和150 kg时，FCB梁跨中最大动挠度分别为0.076 8 mm、0.108 mm和0.165 mm，PCB梁跨中最大动挠度分别为0.076 2 mm、0.115 1 mm和0.176 8 mm，均呈增大趋势。
费孝通先生早在著作《乡土中国》中就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概括为“熟人社会”，我国社会中人际交往是建立在以群体性认同基础上的风俗传统，并非是强制性的法律及行政条令。久而久之，人们会形成两种天渊之别的行动模式：公开场合出于对正式规范遵从，采纳与大部分人相同的言行举止；而个人私蔽空间内释放原始本性，按照自己认定的标准自由发挥。在消费领域这一两面性表现为“面子情节”，即“台前”的人情消费和“后台”的隐私消费取舍。
然而消费面子性也是建立在个人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在“食不饱”“穿不暖”的困顿下，首先考虑的仍是怎么生存下去，也就是后台“里子”问题必须能被解决。面子消费是人们渴望受到他人尊重的心理映射，代表公共空间的显性身份，资源有限的群体在消费空间张力刺激下只得压缩后台消费来达成与台前大多数人消费的同质化。
（四）基础耐用消费与文化趣味消费的艰难平衡
两栖模式是消费场域张力扩充与资本向各领域流动受限的客观产物，它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浮现的消费领域内惯习的嬗变，究其根本得益于我国多年来市场经济的持续转型及其各项衍生体制转轨带来的生活水平升级。特别是以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公务员、白领经理人和部分特殊工种高级蓝领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通过特有的技术、知识和人脉等优势获得相对理想的收入后更渴望提高个人和家庭生活品质，呈现与其社会地位相匹配的消费层级。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的收入能够享受到某些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出于社会向上流动的本能，他们想与水平有限的消费群体区分开来从而和富裕（雇主）阶层打成一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快速发展无论对国家宏观经济建设还是微观民众切实生活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引以为豪的“中国速度”近年来在国内外严峻形势下步调放缓，国民收入增长后劲不足与消费压力扩充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文化产业的繁荣取决于所提供消费市场的活跃度，当前中国各阶层由于经济资本空间容量不同，消费方向也存在区隔，特别是中产阶层受益改革开放成果后，消费场域张力有所释放，更加希望成为积极的品味文化代表者。合肥市某大学辅导员尤女士（31岁）聊至：
朋友圈里那些家庭条件优越的亲朋好友总是隔三差五晒自己出去旅游、去现场看XXX演唱会和比赛、买了XXX高档文艺品，自己很是羡慕，好像不跟他们一样，就没了共同语言，见面也聊不到一起去。要说我和我爱人一年收入加一起也还可以，但我们要想出去旅游一趟或者享受一些高档服务，还是得适当减少家庭日常基本开支才行。（2018/10/3）
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事实上是实用主义外衣下的“伪趣味性”。这是因为他们经济基础的“外强中干”还不足以完全摆脱基础消费品的“负累”，形成与富裕阶层同样的“优雅惯习”。他们是在尽可能裁减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或者说是将这部分花销维系在一个稳定较低的阀限）而谋求所谓的高级文化服务，暴露出品味上的“虚饰性”。
四、形塑两栖消费困境的多维内因剖析
两栖格局的复杂性不是某种单纯成因所能塑造，而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等多方面进行立体式探索。
（一）根本动能：经济转型与体制转轨促进生活质量局部更新
我国民众收入的两极分化产生两种传统意义上消费的极端倾向：精英消费阶层和大众生产阶层。前者崇尚体现品味和生活风尚的文化资本消费，后者则奉行实用价值范式下耐用消费品的积累。但随着人们经济资本储备能力提升和消费社会程度不断开放深化，越来越多的人们渴望通过对各种商品的消费侧面表露品味偏好和文化修养，进而同时标识出自我经济和文化双重地位。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此类现象给予社会学式定义，即文化资本消费中的“趣味”追求，“一个确定的阶级占有的被分类的和能分类客体和实践的（物质的/象征的）倾向和配置，因为趣味是一个人的全部所有，即人和物的原则，是一个人借以给自己分类并被分类的原则”[16]。现实中具有不同习性的行为人对文化资本认识和消费具有分级作用，当醉心于某种文化活动并炫示他们品位时，身份和地位的区分不再通过财产和基础物质消费能力体现，而是借助象征消费能力的“品味”来展现，它构成不同阶级消费的理念旨趣和生活方式核心。不同民族、地域、代际和职业等群体也通过消费风格来表现社会认同，进行社会区分（Social distinction）。
以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图1），1985年至2010年期间整体上基本保持在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5%）。但自2011年开始，改革开放初期部分红利刺激乏力以及我国经济体制的二次转型，我国逐步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未来一段时间内很难再现高速“辉煌”。无独有偶，在国民收入扎紧情况下，2013至2017五年间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每年又以2.6%、2.0%、1.4%、2.0%、1.8%正向递增，消费价格的上涨不仅造成人们基本生活用品消费成本接连增添，还为个（群）体追求更高质量美好生活需要平添阻力。不惮地说，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质量的改善源于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带来的福利，但与日俱增的两栖矛盾也正是经济因素活力衰退引发的收入减少与消费攀升间失衡。
图1 1980年-2017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二）价值冲击：中西方理念激荡模糊意识判断
价值判断是某一时期内人们各种实践所遵循的情感认知，任何新型价值观念的诞生既是相当范围内群体的文化总结，又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反身影响。现代社会中群体消费两栖性看似是人们消费心理的外显状态，实质上它是代表中西双方“节俭主义（frugalism）”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两种对立价值取向的摩擦碰撞。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至两次工业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和文化双重解放的背景下，以发现、肯定、张扬人的欲望、感觉、情感等表现特征的消费观甚嚣尘上，在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在商品制造及其文化再生产能力方面得到大幅提升，而且绝大多数文化活动和表意都将消费定为中介，消费文化不仅是一种效用功能和使用价值的简单体现，更是符号和象征层面的再现。[17]特别是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爆发的经济危机和二战，为迅速摆脱经济萧条、完成战后重建，欧美各国推崇“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式的积极开放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和倡导消费，一时间消费主义不仅成为社会主流文化更被官方承认。截然相反，在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大多推行小农经济，严重束缚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以儒道墨法为显学的传统文化长期坚持“节用”“少私寡欲”“去奢、去泰”等思想，人们的消费惯习更加偏重商品使用价值满足的生理需求而非软性服务带来的精神需求，甚至将娱乐享受视为“丧德”。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体生产力的羸弱，计划经济体制下“重视生产、抑制消费”的宏观导向，消费指数再次遭受压制，过去一段时间我国整体上消费文化开放程度极低甚至出现“存天理、灭人欲”的畸形构造。
综上可见，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专业成长，除去“理论的实践性解读”，也应高度重视“教学实践的理论性反思”．
近年来全球化浪潮涌动，各国文化不再是“封闭体”，消费作为一种全球性理念尽管在中西方体系中存在广泛差异，但逐渐成为共通共融的价值范式。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解释的西方消费主义“物体系（System of Objects）”征兆在国内趋势加剧：“当我们生活存在着一种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财富所构成的惊人消费和丰盛现象时，物品中就不再有任何人与人关系的痕迹，所有的东西都是记号，纯粹的物/符号体系，此时消费只是人们行动的‘价值指涉’。”[18]“物体系”掩盖下的消费主义“入侵”，给予国内消费者克制已久的欲望释放依据，群体受到消费“示范压力”和天性解放的作用，进一步挤压必要生活品空间来满足自己的享乐消费。
（三）工具刺激：网络媒介的软性操纵禁锢主体性建构
两栖格局产生与我国大众传媒日新月异的发展联系密切。各类媒介凭借灵敏的信息捕捉性和群体关注焦点的迎合性，试图改变社会互动性质和经验模式，以达成商业属性的最大化。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将介质化的现代工具与人类社会行动间关系概括为“技术载体的互动影响”，并具象在四个方面：其一是媒介便利化的跨时空互动；其二是媒介影响个人用来代理他人的方式；其三是媒介影响个人对他人行为作出反馈的方式；最后是媒介影响个人在互动过程中主体性机制缺失。[19]在消费社会中，网络传媒成为各种“拟真机器”，但它并不是对现实生活中各种经济行为的真实描述，而是借助诸如微信、微博、QQ、“今日头条”等社交、新闻类APP的兴起，将大量一手信息迅速推送至人们眼前，培育人们的工具依赖。不可否认，新媒体在传递知识、人际沟通等方面具备便捷优势，但当人们获取资讯的习惯由主动筛选更替为被动接受后，个体对信息真实性的独立判断和应对方式的主体思考能力式微。
在市场经济逻辑推动下，多数活跃的网络媒体力求实现自我盈利会与商品厂家合谋雕刻各种消费潮流，它们通过两种途径将产品包装出“时尚”“高端”“大气”等气质：第一种是以消费欲望的精神植入为强力手段，表现为以“消费仿象”为核心的排他性主体建构，具体来说就是典型的信息“疲劳轰炸”——商家聘用专门团队量身打造广告文案并在电视、电影、娱乐节目等平台上进行周而复始的播放，利用广告重复叙事能力不间歇地勾勒出“美好”的虚幻消费情景，诱引消费者效仿；第二种是以某种预设的“他人”之主体建构的位置高度为吸引，表现为受众个（群）体对他人品味的追逐，通俗地说就是名人的“示范效应”。商家通过与明星或有影响力者达成合作，通过代言或者借助其个人社交媒体（微博、微信公众号）向粉丝柔性推广，当消费者看到自己迷恋或追捧的公众人物使用某款商品时，爱屋及乌式地前往购买。大众传媒不仅会把消费意识潜移默化地渗透给规模群体，更激发人们实践的非逻辑性，成为一种操纵主体性的新工具。普通民众大多难以抵挡营造出的“消费场景”，行动主体性被变相禁锢，坠入媒介所预埋的消费陷阱。此时，人们很难冷静思考该不该去消费？而是觉得不得不去消费！
南海海洋环境日益恶化，生物资源迅速衰退的现实已摆在南海各国面前。包括南海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大海域都已清醒认识到，海洋是人类的公有地和共同财富，海洋环境保护是沿岸国家的共同责任。南海周边国家也早已认识到，只有共同合作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早在2002年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南海各国就明确了海洋环保合作的意愿和决心，但是16年过去了，海洋环保合作的机制化建设仍未正式开启。
（四）制度演进：顶层政策安排敦促消费风险式微
人类社会走到今天，在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逐渐面临各种不确定事件与风险，一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言道“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终结，而是现代性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风险社会，身处其中的人常常会感受到现代化生活方式变革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20]。消费作为人们切身攸关的社会行为，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免受到各类潜在风险（经济波动、商品供给、质量圈套）的侵袭，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辅助制度的渐趋成熟，很大程度上弱化消费风险。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将所谓制度定义为“一个社会中人们所要遵循的游戏规则，或更精确地说是人类创造出来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约束条件的集合。它是由正式及非正式规则，以及两者的共同执行特征所组成”[21]。现今我国居民在整体收入并不十分宽泛情况下还敢于消费很关键的外部原因就在于各类福利政策安排日臻完善，架构起一张牢固的保护网络：即便将手头资源暂时收拢倾斜至某个消费领域，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也会为最基本生活需要提供帮助。
围绕个体消费心理和行为制定的政策制度既是对各项事业健康有序建设的强力支撑，又反向实时干预群体消费模式、廓清消费结构失范：首先，为消费活动提供客观规范依据。制度设定和政策出台最重要价值在于对光怪陆离的消费现象进行约束，以一种常态化和标准化方式将消费典范固定下来并以强制力作为执行参照，调节个人、商家和单位的消费行为，明昭消费者和企业哪些能做、哪些不宜做；其次，规训并厘清消费刺激。社会中的欲望幻象纷繁复杂，既源于大众媒体鼓吹宣传，又有来自文化理念熏陶。有的对于促进社会转型、消费更新具有积极意义，但部分糟粕言行反向污染社会风气。政策制度作为一种硬性机制，具有极强的不可抗拒力，一旦制定下来绝大部分人必须为之遵从。从宏观视角甄别性质后，利用消费制度对正向消费刺激进行鼓励，对负面消费刺激则禁止与矫正；最后，缓冲与化解社会冲突。消费不能片面的理解为一种经济行为，从而简单地采用经济思维来治理，其背后往往是与特定的政治、文化及生态因素对应。各项政策制度从规划到落地都要经过多次论证，内部各种要素的耦合联动涉及多方考虑，其对消费冲突的平抚效果相对显著。
五、余论与憧憬
两栖格局的兴起本质上是人们消费模式的继替与转型，它散发出典型的“矛盾性”和“中间性”。之所以说矛盾，是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下各种带动消费活力的因素竞相迸发，传统狭窄的消费场域在张力刺激下弹性增加，但人们用于满足其空间扩容的各项资本分配不足，“顾得了这边又管不住那边”；再说其具有“中间性”是因为，两栖消费往往是产生在介于温饱与富裕阶层之间的一类现象。笔者在访谈交流过程中，明显感觉到两栖属性普遍存在于被大家公认的中产阶级（私企白领、教师、医生、基层公务员、小型个体经营户）内，他们既有升级消费品质的想法，但又迫于收入局限，不得不压缩甚至是放弃某些基本生活需求的空间转而尽可能满足所处工作、生活环境中若干高级商品或服务。
应强调的是，对待两栖消费属性的判断应做到“价值无涉（Value Neutrality）”和“情感中立（Affective Neutrality）”，它是消费社会变迁过程中大多数中产阶级必经的阶段，应该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并允许其一定程度的存在：一方面，它是社会流动的必然结果。中产阶层通过努力或者其他因素进阶为富裕阶层，其内部两栖属性将逐渐减少。同样，温饱阶层晋升至中产阶层，原本不明显的两栖特性会显现开来，它是一种代际流动循环往复的“脱层”过程；另一方面，两栖消费又是同类群体自主价值选择的结果，有的人天生乐观，愿意尝试冒险消费，有的人对形势判断悲观，即使相对富足也未雨绸缪将财产积累起来，不愿追求娱乐享受，这些都无可指摘。只要高品质消费的阀限保持在经济收入可承受范围之内并且未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都可以宽容以待。
参考文献：
[1]布迪厄.实践与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33-134.
[2]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44-345.
[3]齐美尔.货币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6-51.
[4]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72-73.
[5]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14.
[6]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上海:三联书店,2002:115-124.
[7]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53.
[8]CAMPBELL C. Romanticism and the consumer ethic:intimations of a Weber—style Thesis[J].Sociological Analysis,1983(4):279-295.
[9]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425-426.
[10]CSIKSZENT M. Singing and the self:choral music as“active leisure”[J].The Choral Journal,1995(7):16.
[11]王宁.消费行为的制度嵌入性——消费社会学的一个研究纲领[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40-145.
[12]波兰尼.大变革——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8.
[13]贝克尔特.经济社会学与嵌入性:对“经济行动”的理论抽象[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6):85-95.
[14]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
[15]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J].社会学研究,2004(5):48-57.
[16]刘晖.从趣味分析到阶级构建:布尔迪厄的“区分”理论[J].外国文学评论,2017(4):48-67.
[17]蒋建国.开放、多元与主体重塑: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的路向[J].贵州社会科学,2012(3):4-9.
[18]张敦福.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文化[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165-170.
[19]陈可纯,朱立立.“迷文化”的主体建构与当代媒介素养教育[J].东南学术,2018(4):173-179.
[20]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3.
[2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5.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19)01-0107-10
作者简介： 刘凯强，男，安徽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范和生，男，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采煤沦陷区‘生态—经济—社会’多维关系演化规律及调控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ZDB145）阶段性研究成果。
标签：两栖消费论文; 场域张力论文; 资本流动论文; 困境解构论文; 安徽大学法学院论文; 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论文;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