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道德教育的若干问题（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思想道德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坚持用共产主义先进思想道德武装全体党员教育广大人民群众
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复杂情况，面对多元经济利益主体和多元思想文化思潮存在的现实，思想道德的教育工作确乎需要有适应新的时代特征的新思路和新办法。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思想道德的教育工作要改弦更张，决不意味着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只能站在时代的后面，无原则地迎合一些落后群众的思想道德觉悟。相反，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思想道德的教育工作才愈加需要颂扬真善美，唱响主旋律，用崇高的、远大的理想和信念，鼓舞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全社会高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在全社会认真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进的思想道德，概括起来说，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
（一）用先进思想道德引导教育人民群众、要求约束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人类与动物界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动物只会被动地适应自然，靠本能遗传获得某种独特的生存能力，而人类则是积极主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使世界尽可能地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因此，理想对于人类来说，决不是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而是引导和激励人类去追求更高更美的生活的目标。社会越是进步，人类对未来世界的认识就越加清晰，人类的理想目标也就越能够达到，理想在人类社会中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也就越加重要。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在每一种社会形态中，在每一种社会形态的每一个具体社会（国家）中，都需要在社会的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都需要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涌现出一批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得风气之先并敢作敢为的先进人物，这些先进人物以比常人更加敏锐的眼光、更加刚强的毅力、更加高尚的品德、更加大无畏的勇气，率先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既执著追求理想的人生目标，又感染和带领着其他社会成员向着理想目标迈进。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确实产生了这样的先进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导师，都曾给予历史上的这些先进人物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起到的突出作用很高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本身也就是最优秀的先进人物，他们的思想言行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的推动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因此，由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先进人物率先垂范，并团结和带领社会其他成员去追求更高的理想目标，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今天我们强调用先进的思想道德教育武装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不但不是什么超越历史阶段的凭空想象，而恰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道德建设的客观需要。
总结中国自近代以来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中国只是因为有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有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人们的眼界才得以提高，中国革命的面目才得以改变，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686页）所以，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 就是在建国以后，面对革命成功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同志也始终不忘告诫全党同志要警钟长鸣，强调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不要松懈对于革命的理想和信念的追求，而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真正的优势。邓小平同志还大声疾呼要在人民群众尤其是要在青少年中继承和推广这些优秀革命传统，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使这些精神成为我们国家的主要精神支柱，而“我们首先要自己坚定信心，然后才能教育和团结群众提高信心。”（《邓小平文选》第2卷，369页）
回顾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可以看到，革命的理想和精神，对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靠的是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靠的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形成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靠的是用革命的理想和精神教育和武装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和鼓舞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584页，人民出版社，1997）
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对于先进思想道德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重大作用，看法和结论是完全一致的，这就充分说明了，在过去的条件下，甚至是在民主革命的条件下，先进思想道德都不是什么超越历史阶段的“假、大、空”，那么到了今天，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先进思想道德不但不是不合时宜的东西，而且更应当成为我们进行新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离开了这样的精神动力，就不可能完成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
（二）用先进的思想道德引导教育人民群众、要求约束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是由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所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先进思想道德引导教育人民群众，要求约束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不是超越了历史阶段，更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假、大、空”，最根本的，是要认真反思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的性质。许多思想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争论，实质上都是源自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奋斗目标的不同看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定的阶段，那么其本质特征，就必然带有社会主义的不可磨灭的印记，必然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而不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中的历史阶段。尽管在这一阶段上，执政的共产党对具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会作出某些重大的战略调整，会更多地借鉴资本主义对我有利的经验，然而，由于这一阶段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总体特征，决定了党在所有政策上的调整，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相反。因此，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的前进方向或奋斗目标，只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能是资本主义。这是一条最基本的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分界线。
邓小平同志对此作过十分明确的指示，他着重强调的恰恰是：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采取的各方面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制定和展开的。对我国正在建设的现代化的性质问题邓小平同志的态度也十分明朗和坚决，认为我们的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他严肃批评很多人只讲现代化，脑子里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他在规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时，为什么始终坚守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江泽民同志也经常地、始终如一地提醒全党同志不要忘记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在谈到初级阶段时，江泽民同志强调，必须把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这八个字统一起来认识和把握，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中国各族人民的正确选择。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根本行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绝不是搞资本主义。在谈到改革开放时，江泽民同志强调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在谈到市场经济体制时，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共产党员要用党性来保证和促进这个新体制的建立，同时要用党性来抵制市场活动中的消极因素，使这一新的经济体制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为将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我们最崇高的人生追求。没有这样的理想、信念，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的思想，十分明确，一以贯之，强调有加。这就有力地说明，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所有这些先进的思想道德，决不是超越阶段的“假、大、空”，而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强大思想武器。不用先进的思想道德造就千千万万的先进分子，就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谈不上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这正是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必须大力倡导先进思想道德的核心所在。
（三）用先进的思想道德引导教育人民群众、要求约束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可靠的现实基础和迫切的必要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先进的思想道德引导教育人民群众，要求约束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究竟是不是超越阶段的“假、大、空”，从现实基础方面进行审视，得到的也只能是否定的答案。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进思想道德的现实基础是不言而喻的。最根本的现实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包括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我国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公有制仍然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我国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共产党仍然是唯一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富民强国梦想的执政党，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仍然保障着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我国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导我们思想文化的理论基础，形形色色的多元思想文化，并没有真正形成与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而变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局面。
这些社会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制度，正是先进的思想道德赖以生长、发育和传播的最现实可靠的基础，当然也是先进的思想道德引导教育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最现实可靠的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曾经有过像张思德、董存瑞那样的一大批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五六十年代，我们曾经有过像雷锋、焦裕禄那样一大批为新中国的建设而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特别是自确认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来，各行各业具有高尚思想品德的英模人物并不是销声匿迹了，而是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孔繁森、李国安、徐虎、李素丽等等，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这些先进模范人物的大量涌现，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造就的结果，是用先进的思想道德引导教育党员和人民群众而收获到的美丽的果实。
民主革命时期，五六十年代，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所产生的无数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先进模范人物，都证明着这样一个道理：学习和培养高尚的思想道德觉悟和情操，需要有必要的客观条件，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条件，但又不能把这些客观条件绝对化，不能忽视了先进思想所具有的超前特性和导向功能。不顾客观条件、一味拔高的思想道德教育，是脱离实际的盲目的思想道德教育，是行不通的；迁就现实状况、一味降低要求的思想道德教育，是站在时代后面、作群众的尾巴的思想道德教育，同样也是行不通的。在看待先进思想道德的问题上，确实需要有辩证法的眼光。邓小平同志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他既强调物质文明、经济基础是精神文明、思想政治工作的物质保障条件，也强调“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367页）。邓小平同志还严肃地指出：“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同上）因此，需不需要用先进的思想道德教育武装党员和人民群众，当前的实质问题并不在于这样的工作具不具备客观条件，而在于人们的主观态度，在于人们是否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了这样的工作的重大意义。只要思想认识问题解决了，并在行动上努力去落实党中央的政策精神，落实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的指示精神，那么，用先进的思想道德教育武装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工作，就一定会开创出大好的局面，就一定会收获到丰硕的成果。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道德教育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进的思想道德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价值导向，对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具有无可置疑的引导和教育作用。然而作为一种现实的行为规范，先进的思想道德主要是用以约束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而不是针对一般人民群众的广泛性要求，人民群众实际的思想道德准则，有着更加宽泛的层次。这就对思想道德教育提出了要求，即必须从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的实际出发，去进行有的放矢的思想道德教育。
（一）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也必须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指出：“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文选》第2卷，278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制订一切工作方针的出发点，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也是制订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方针的出发点，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思想基础。从本质上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论原则，既是最根本的思想方法，也是最根本的工作方法。这是总结建国以来思想道德教育的经验应得出的一条重大结论。
建国50年来，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有一些教训，其中一个主要失误，就是往往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对象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没有注重区分人们的觉悟层次，没有注重选择适当的教育方式，结果常常是事倍功半、甚至是事与愿违。今天我们总结以往思想道德的经验教训，就是要认真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方法论的高度，转变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从思想道德教育成功与否的立场上，认真审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道德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在当前主要是把握好思想道德教育的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度。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既包括先进性的要求，也包括广泛性的要求；该进行先进性要求的教育，就进行这样的教育和要求；该进行广泛性要求的教育，也同样要进行这样的教育和要求；这两种情况处置适宜、各得其位，就叫着思想道德教育的实事求是。因此，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不只是针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广泛性要求而言的，也是针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先进性要求而言的。
关于思想道德的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的具体内容及相互关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有一段阐述，可以作为一个总体上的标准来加以遵循：“我们现在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团结和引导亿万人民积极向上，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这一段话之所以极为重要，就在于它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道德的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作了系统的概括，对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道德领域的复杂情况以及人民群众思想道德觉悟的差异性，决定着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实事求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道德教育之所以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理论的层面看，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从实践的层面看，则是注重思想道德领域的复杂性和人民群众觉悟的差异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道德的复杂性，是由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状况所决定的。特别是经济成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必然形成代表不同利益的利益主体。而不同的利益主体，当然会有不同的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要求。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与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并存和相互激荡的根本原因所在。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的存在，这种势力的存在并不只是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存在方式，而是同时也包括着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上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会从不同途径渗透到我们的社会中来，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如果我们在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认识不到思想道德的这种复杂性，在实际的结果上，往往只能是劳而无功。当各种各样的思想道德都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时，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就不能甚至都很难只选择“取缔”的办法。积极有效的办法，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既弘扬主旋律，又因势利导，逐步使全社会都朝着共同的价值目标前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道德的复杂性，反映到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上，就形成了人民群众不同的思想道德觉悟的境界差异。
让我们以道德觉悟的境界为例来稍作分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重点，是要使人们正确认识各种利益关系，特别是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从而在社会转折的历史关头，在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作出重大调整的时刻，使人们能够正确把握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相互关系的觉悟和行为而言，即使是在人民内部，至少也存在着四种不同的道德境界：①处于最高层次境界的道德觉悟，其主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大公无私”；②处于次高层次境界的道德觉悟，其主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先公后私”；③处于第三层次境界的道德觉悟，其主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即所谓的合理利己主义；④处于最低层次境界的道德觉悟，其主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自私自利”。
达到大公无私境界的人，已完全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真正做到了随时随地、自觉自愿地以个人利益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公而舍私，公而忘私。显而易见，这种觉悟境界是极高的，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已涌现出来，但也确实不宜估量太高。应当肯定的是，这样的人虽然人数较少，但社会影响巨大，对全社会必将起到导向和激励作用，因此应当认真提倡和培育。
处于“先公后私”境界的人，总体上可以做到以个人利益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将社会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后满足个人的正当利益，在必要的时候，还能够牺牲个人利益。具有这种道德觉悟的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属于跨入先进道德觉悟行列里的先进分子，是值得大力褒奖的。在这个觉悟境界中，已聚集起一批数量可观的先进分子，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进道德的中坚力量，对弘扬全社会的正气，主导全社会的道德风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坚定不移地把培养千千万万的具有这种道德觉悟境界的人，作为道德建设的重点工程来抓紧抓好。
处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境界的人，本质上信奉的是利己主义哲学，凡事均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但是这种合理利己主义有一个特点，就是其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也信奉一种“利己不损人”的信条，认为能够把利己同损害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截然分离开来，而且还可以通过主观上利己的行为，达到客观上利他的社会效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这种思想认识和行为的人，其数量决不可低估，其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影响力，也决不可低估。特别需要高度重视的是，具有这种道德觉悟的群体，是一个极易分化的群体，而其分化的流向，或是上升一个境界，或是下降一个境界，其结果，由于人数较大的原因，会直接影响全社会的道德风尚状况。鉴于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必须将这个群体，作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重点对象。
处于“自私自利”境界的人，较之合理利己主义在强调个人利益优先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甚至不像合理利己主义者那样还顾及“利己不损人”的信条，而是信奉“损人利己”的信条，靠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损公肥私、化公为私来追逐一己私利。他们的行为一般尚未触犯法律，处在“合法”的限度之内，但却处在道德的“底线”，道德觉悟境界已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了。这样的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只是少数，但由于他们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因此也必须加强对他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除了要考虑到人们思想道德境界层次的差异，还要考虑到人们许多客观条件的不同，比如，文化程度的不同，家庭环境的不同，工作职业的不同，个人阅历的不同，等等，所有这些不同，都会对人们的思想道德的境界层次造成直接间接的影响。
因此，总起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必须同时注重先进性和广泛性的要求，必须兼顾鼓励先进分子和照顾大多数，必须循序渐进，必须注重阶段性，而决不可急于求成，更不能搞强迫命令，一刀切。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525～526页）只有这样，先进分子才不会与多数群众对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使不同境界层次的人，都能不断向更高的境界攀登，脚踏实地地向理想的目标前进。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 106页）
因人施教，因材施教，这是一个普遍的教育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道德教育的一个原则。
五、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最根本的是要教育好共产党员，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
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367页）这就告诉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党必须在思想上首先武装起来，只有党自身建设好了，只有党风端正了，才能够端正社会风气，才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去实现宏伟的理想目标。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工作的关键都在党，思想道德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也在党
坚持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领导地位，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重要条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近现代史所充分证明了的一条真理；而只有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所证明了的一条真理。
中国共产党具有这样的特殊历史地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是经受了长期斗争考验，能够担负重大历史责任，不负人民厚望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事业，继续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78年的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
中国共产党这种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一切工作的成败，都主要取决于党自身的状况，既取决于党的执政和领导水平，也取决于党的以身作则和表率作用的状况。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把党员教育好，把党风建设好，这对全国人民就是最好的思想道德的教育。
所谓把党员教育好，把党风建设好，最关键的，就是要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真正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时处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如果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风就会端正，党就不会脱离群众，群众也就会真心拥护党，坚决跟党走，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而奋斗。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艰巨任务，都使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时刻，党更加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理解，更加需要人民群众作出某些忍耐，甚至作出个人某些利益的牺牲，更加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形成巨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归根到底，更加需要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充满信心和寄予厚望。因此，取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战胜困难和风险、实现理想的关键所在；而要取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党就必须是过硬的，党风就必须是端正的，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就必须是勤政廉政、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获得民心的办法。倘若党的干部奢侈浪费，又怎么能教育和要求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倘若党的干部贪污腐化，又怎么能教育和要求人民群众廉洁自律；倘若党的干部丧失人格国格，又怎么能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热爱自己的祖国；倘若党的干部肆无忌殚地谋取个人私利，又怎么能教育和要求人民群众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优先位置上；倘若党的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丧失信念，又怎么能教育和要求人民群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所以，关键的问题还在于端正党风，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教育干部；“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178页）；“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要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必须搞好党风，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1月24日）
总结起来，还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812页）我们只有认真遵循这样的教导， 才能深刻认识到，为什么必须从民心向背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党风问题，为什么必须从党的生死存亡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党风问题，为什么必须从党的奋斗目标能否实现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党风问题。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教育党员和端正党风就决不是一项短期的工作，而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这项任务要贯穿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这项工作就得干多久；而且一定要加大端正党风的力度，一定要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一定要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清正廉洁的形象。这样，我们的党就能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党内的不正之风，特别是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的出现，使我们必须从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党员、端正党风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同志针对党风不正和腐败现象蔓延的形势向全党敲响警钟：我们这个党该抓了。邓小平同志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并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文选》第2卷，403页）最根本的，是要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273页）。
我们的党员队伍和党的作风建设，从主流上看是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在强调必须加强党风建设时必须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没有这样的正确判断，就会错估形势，就会对教育党员和端正党风失去信心，就会在行动上消极失措，也就不可能把党员教育好，把党风建设好。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党内确有不正之风，但是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决不是所有党员或多数党员都有不正之风。
但是，在充分肯定党员和党风的主流面的同时，也确实要看到党员队伍和党的作风中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只有正确判断和分析这些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教育党员、端正党风的有效办法。
邓小平同志对党的建设问题始终采取从严的态度，从我们党实行新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来，他总是关注着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状况，随时发现苗头，不断提醒全党要为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进行不懈的努力。对党风不正的表现及原因，邓小平同志在不同时期都作过认真的审视和分析：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关注并批评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特殊化”现象，认为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他严肃指出：“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邓小平文选》第2卷，218页）
后来，邓小平同志针对党内的消极现象不断向党内敲响警钟，指出，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他还十分严肃地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邓小平文选》第3卷，154页）
江泽民同志对党风建设问题也异常重视，他首先强调运用两分法去看待当前的党风状况，指出，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党内发生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而看不到党的主流是好的，更不能因为党的主流是好的而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掉以轻心。江泽民同志十分尖锐地指出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腐败现象的蔓延，严重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联系，而且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我们的借口。”（《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1989年8月21 日）江泽民同志还告诫全党：“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端正党风的任务依然繁重，某些消极腐败现象经过整治又有反复，有的仍然在蔓延。”（《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1997年1月29日）
从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内的消极不良现象主要还只是一些不正之风和少数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特殊化”；而现在，由于受各种复杂情况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受剥削阶级的价值观念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毒害，党内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产生了一些影响极为恶劣的腐败分子。从少数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特殊化”，发展到为数不少的干部的腐败堕落，这种变化过程，已经在向我们发出严肃的警示，表明当前党员教育和党风建设面临着多么尖锐复杂的形势，多么严重紧迫的任务，甚至可以说，这实际上是我们党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面临的一场新的生死存亡的考验，这场考验的严峻性，在一定意义上讲，并不亚于我们党在战争年代所经受过的考验。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把教育党员、端正党风的问题，当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道德教育的重中之重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教育好党员，树立好党风，是教育好全体人民，树立好全社会的风气的关键。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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