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能源的安全合作：形势与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论文,形势论文,能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世界市场油价偏低、石油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论述能源安全似乎显得多余，但全球不久将面临石油短缺和产量下跌的事实不是无根据的忧虑。
能源安全问题曾因1973～1974年的由阿拉伯石油禁运及1979～1980年的由伊朗伊斯兰革命所引发的两次石油危机而一度受到高度重视，但此后又逐渐被忽视。
世界能源供需平衡并不值得乐观。世界石油生产将在2010年前开始下跌，下跌时间比大部分人预测的要早，届时石油价格将真正上涨。
能源安全对亚太特别重要，因为亚太资源不能满足其自身需求。能源安全业已成为亚太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石之一。
一、亚太能源安全与中国因素
全球能源需求近二、三十年来急剧增长，亚太地区则在增长前列。“在1965年至1989年期间，东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长率是4.4 %，这是全球消费增长率（2.1%）的一倍多”。 （注：彼德·德赖斯代尔等：“增长、能源和环境：对亚太经济的新挑战”，《亚太经济文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9卷，第2期，1995年11月，第1—2 页。 ）从1990年到1996年亚太国家石油需求年增长率为5.3%。
亚太地区的能源供需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其石油储量只占世界储量的4.034%，天然气储量仅占世界的6.9%，而其能源需求量将从现在的占世界总量的13%增至2010年的28%。
能源供需上日益增长的矛盾及对石油的渴求将使亚太国家关系紧张，彼此加剧相互斗争。中国在竞争加剧的世界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上已是重要的角色，在世界能源共同体中开始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中国卷入亚洲和世界油气能源体系是个新的发展，对地区和全球碳氢化合物工业的平衡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地理位置把俄罗斯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与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相连。中国在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到东亚的油气管道工程建设和运作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显然，中国在扩大其在亚洲的作用上拥有很大的地缘政治优势。
亚太能源安全与中国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两者不可分离。估计从现在起到2015年，亚洲能源需求的近乎一半将来自中国。“亚洲未来的油气安全将不仅依赖于传统的西方（美国）与俄罗斯的游戏，而且也依赖于中国进入此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注：许晓杰（音）、古里安·古伦和米歇尔·米乔特·福思：“亚洲石油和天然气：大趋势、均势和地缘政治，细观中国”，休斯顿大学能源研究所白皮书，1997年6月， 第3页。）
亚太能源供需上的矛盾要求能源安全合作早日提上政策议事日程。地区能源供应的不足，如不及时加以处理，可影响地区的稳定。能源安全应是集体安全，而不是单个国家的安全；能源安全应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
二、油气供应安全合作
地区能源合作首先集中于石油天然气的供应安全，其中包括油气勘探、分配和运输安全。
1.沿海油气勘探
随着资源民族主义势头的上升，对海洋能源资源的争夺加剧。有关国家都坚持和扩展对海洋权益的要求，使得岛屿争端和海上管辖划界更趋复杂。这些争议如不适当解决，有关海区的油气勘探就无法进行。鉴于解决主权问题难度大、时间长，争议各方应在共同开发上作出努力，在最后解决海上疆界之前即能得利。
2.油气进口分配
亚太地区将严重依赖从中东及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获取这些资源和在供应中断时保障供应就成了争夺的焦点。
消费者和供应者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亚洲进口国家将十分关心中东政治局势的发展。由于西伯利亚和中亚越来越与东亚的能源供应体系相连，这就改变着两地与东亚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建立地区新的油气供应和分配机制十分必要。由于发达国家与供应国之间早已有着供销协议，亚洲发展中国家需要与供应国建立新的供应体系，并在透明情况下联合建立起新的国际和地区分配模式。
3.油气运输安全
首先，保障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将是亚太国家关心的头等大事。在这方面，南中国海鉴于其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位置，在本地区国家的战略和经济考虑中占着特殊的地位。1996年从波斯湾运往亚洲的石油达850万桶／日，到2010年通过这条航线的油轮数将比今日多2～3倍。 届时，马六甲海峡将变得更为拥挤。为确保海上能源交通线的安全，海军军备竞赛的危险性正在增大。日本、韩国和中国等正大力发展海军，运输线附近的国家也在扩充海军。印尼为利用其地缘战略杠杆，试图限制通过印尼群岛水域例行航行的途径和方法，此作法连美国五角大楼也予以抵制。
其次，鉴于俄罗斯和中亚的天然气通过拟议中的管道网络可成为中国、韩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市场的主要能源来源，管道安全就成为该地区考虑的重要事项。由于管道沿线出现的任何紧张和骚乱形势将阻碍运输和分配，就需要采取安全合作措施保障管道的畅通。
天然气的输送要求进行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亚太地区又严重缺乏基础设施，建管道和其他基础设施就更需要地区的国际合作。
考虑到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差异性，在开展管道建设和运输时很需要协调好彼此的国家利益。可喜的是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已同意加强合作，支持美国发展亚太地区天然气基础设施和销售系统的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安排计划。
三、环境安全合作
东亚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特别是煤的扩大使用，造成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恶化。当前对环境的破坏大大影响着粮食安全、水资源和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现在是东亚重点关心的问题，因为它影响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破坏造成的代价巨大。在中国，据估计自然资源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15%。
鉴于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其影响超出一国管辖的范围，因此它已被认为是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增加煤消耗造成的环境影响的担忧可使中国与其邻国关系紧张。
温室效应与能源使用和碳排放密切相关。过去25年内世界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几乎增加一倍。“东亚国家碳排放的年增长率为8.5%， 高于世界的总增长率”。到2010年，世界碳年排放量将达103.36亿吨，高于目前排放量的60%。亚洲与煤有关的碳排放量比例从1980年的28%增加到1995年的45%，2020年预计达到57%。“单是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2000年预计占世界碳排放量的26%”。（注：彼德·德赖斯代尔等：“增长、能源和环境：对亚太经济的新挑战”，《亚太经济文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9卷，第2期，1995年11月，第8页。）
臭氧层的缺损是另一个重要问题。蒙特利尔国际议定书要求所有国家减少使用和最终停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据此要求，中国于1997年夏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厂家从下年开始停止使用含氯氟烃，代之以液化石油气等有利于环境的物质”。（注：《中国日报》，1997年9月17日。）
所有国家现在都在考虑如何解决煤的需求和全球变暖问题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特别是涉及到二氧化碳的产生问题。就中国而言，减少对煤的高度依赖甚为紧迫，增加使用天然气是降低消耗煤所造成的污染的希望。“中国把煤的使用从77%降低到60%，就需要让其他能源总体增加17%，而这个百分比本身的含量又日益扩大”。（注：马修·R ·西蒙斯：“中国难以满足的能源需求”， 西蒙斯国际公司，休斯顿， 1997年8月，第78页。）但是，受其他能源、技术和经济资源的限制， 要使中国在短期内大规模地使用其他能源替代煤是不现实的。因此，有关国家向中国提供清洁煤技术的援助极为重要。煤处理技术在日本和澳大利亚较为发达。日、澳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将大大减少地区内碳的排放。最近积极的发展动向有：“日本政府计划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能源技术，鼓励它们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注：日本《读卖日报》，1997年11月2日。）“日本已同意在8年期间帮助中国与酸雨作斗争”。（注：《中国日报》，1998年5月11日。）
许多环境问题是跨国界的，如日本的酸雨是由中国北方工业化造成的，具有国际扩散后果。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
四、核安全合作
发展核能在东亚方兴未艾。由于本地区缺乏足够的矿物燃料，东亚不少国家，包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正决心发展核动力，使之成为满足长期电力需求的替代能源之一。东亚地区大力发展核电的计划引起了对安全措施不健全和扩散危险的深切忧虑。
东亚目前是世界上唯一计划在下世纪把核电发展成为一个主要能源的地区。
日本现有51个核电站，发电能力4300万千瓦，占全国电力生产的33%。日本计划到2010年时使核电站数翻一番，发电7500万千瓦，占电力需求的42%。韩国现有12个核电站，发电能力1000万千瓦，1997年提供总电力的36%。预计到2010年其核电站将增至27个，发电能力2630万千瓦，占全国电力的46%。中国现有3个核电站， 秦山核电站是用自己的技术改造的（30万千瓦），广东两个核电站（各90万千瓦）是从法国和英国进口的，三者共发电210万千瓦，约占全国发电量的1%。中国计划到2025年时把核电站扩建到16—18座，到2010年发电1500—1700万千瓦，2020年达3000～4000万千瓦。“北朝鲜的核动力工业计划是于90年代中期开始的，届时泰川核电站（20万千瓦）和Yongbyon核电站（5 万千瓦）将竣工。在新浦比较早的一个5千瓦的核反应堆是研究用的， 其发电能力有限。90年代初还有一个小型后处理厂。由于担心3 个核电站会用来制造武器用的核材料，因而就此举行了谈判，1994年结束”。（注：罗纳德·E·哈根：“亚太地区核电工业展望”，电力课题， 东西方中心，1997年1月7日，第5页。）谈判结果是成立KEDO （朝鲜能源开发组织），目的是在新浦建立2座100万千瓦的标准核电厂，技术援助来自韩国，资金主要来自韩国、 日本和美国。 作为交换， 朝鲜同意不将泰川和Yongbyon核电站投产，也不对新浦核反应堆燃料作后处理。但是鉴于朝鲜半岛政治的不稳定性及韩国和日本最近的金融危机，KEDO计划可能会推迟。1998年8月31日朝鲜的“导弹试验”又使问题复杂化。
东南亚国家业已开始计划建造核电厂。印度尼西亚计划于2004年在中爪哇穆里雅投产第一座核电站（60万千瓦），但金融危机可能使计划延迟。泰国计划于下个世纪头十年内建核电站。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正考虑把核电纳入未来电力发展计划。
南亚核电能力大部分在印度，其余在巴基斯坦。印度现有10个核电站，分处五地。印度核电能力将达400万千瓦，巴基斯坦达43.9 万千瓦。印、巴两国的核电计划部分目的是要生产核武器。两国的核试验已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和反对。
考虑到亚太地区计划发展核电的规模和安全措施的不足，操作安全、核废料的储存安全和扩散危险三大问题应予以认真对待。国际和地区间很需要在这三方面展开合作。
操作安全是首要问题。新近又有两起事故：一起是1995 年12 月在Monju原型快速增殖反应堆的钠泄漏事故，另一起是1997年3 月在Tokai后处理厂的失火爆炸事故。两起事故严重损害了公众对核能源的信心。
核废料的处理和储存问题可能日益成为地区安全的重要问题。鉴于地区核能消费的增加和现有存放地的缩小，此问题将变得越来越紧迫。
核安全的形势就使得开展国际合作显得非常必要。中国在核能的军事用途上有着一定的经验，但是要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民用计划无疑需要国外的技术和财政援助。在东南亚，核安全上的国际技术援助非常必要。建立地区合作框架将有利于维护核安全。目前，“潜在的合作领域是拟议中的ANSCO（亚洲核安全咨询组织）， 该组织为参加者提供一个论坛，磋商核安全，开展地区合作计划和支持地区对核紧急情况作出反应。”（注：《新闻通讯》，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第 14卷，第1期，1998年春，第10页。）从长远来说，值得考虑的建议是建立类似欧洲的EUROTOM的ASIATOM（亚洲原子能组织），参加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兴趣和利害关系。ASIATOM“将通过技术援助、 信息和人员交换等有效手段促进从事和平利用核能的地区国家间的核合作，以使所有利用核能活动和平安全地进行”，并“帮助地区国家解决放射性废料和用过的核燃料管理问题（包括处理、储存和后处理等），以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注：熊生金子：“21世纪的核安全和亚洲安全：ASIATOM建议”， 《政策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第37期，1998年5月，第20—21页。）虽然ASIATOM非短期内能实现，但第一步可先解决用过燃料的储存和管理问题。在储存问题上的一个初期计划是，“地区国家可在用过燃料中间处理地点上合作，直到技术和政治突破导致更永久的解决办法为止”。（注：《新闻通讯》，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第14卷，第1期，1998年春，第10页。）
五、结束语
亚太能源安全正提上地区政策首要议事日程，需要认真加以对待。亚太国家对本地区能源紧张的程度和复杂性尚未充分认识，也未作充分准备，现在是重新审视的时候了。
亚太能源安全合作不仅将缓解地区能源紧张，而且将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及中国与国际社会进一步融合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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